(中曽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 1918.5.27— )
連任第71—73屆(1982.11.27—1987.11.6)內閣首相
中曾根康弘(1918— )是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教父，作為一位“總統型首相”，連續三屆擔任日本首相，20次當選眾議院議員，是日本戰後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之一，繼佐藤榮作、吉田茂和小泉純一郎之後名列第四。
這位自稱“亂世英雄”的人物，宦海生涯五十餘載，以其鮮明的個性和頗具戰略眼光的行動，獲得過“大勳位菊花大勳章”、“政治學名譽博士”的榮譽頭銜，也贏得了諸如 “青年將校”、“鷹派宰相”、“日本的撒切爾”、“風向標”、“遠眺的富士山”、“平成妖怪”等諸多褒貶不一的綽號，在國內外留下了一個毀譽參半的評價。總之，無論其在職時期的政績，還是退位後的影響，在當代日本政壇上，鮮有出其右者。一個電視節目中的笑話說，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位來自邊遠地區的老人看到首相官邸後問道：這裏就是中曾根首相住的地方吧。其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於群馬縣高崎市末廣町一個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38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這期間，英語 、法語的學習，為中曾根出任首相後外交的開展增色不少，而他尤其是喜歡曆史、哲學，醉心於大類伸、黑格爾、西田幾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也愛看小說、做俳句。與日本其他首相相比，中曾根的政治決策更具曆史感和戰略性，這大概與他的這些讀書經曆不無關係。日後他陸續撰寫的《青年的理想》、《新保守理論》、《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等近50部著作便是一個例證，可以說中曾根也是日本首相中著述最多、最有才學的一個。
1941年4月大學畢業後，他通過高等文官考試進入內務省，很快應征成為海軍財會學校學員，任海軍會計中尉；並且隨軍參加了太平洋戰爭，出征侵略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台灣等地。另外，他的弟弟中曾根良介也是一名海軍航空兵，1945年2月，在軍事行動中遭遇暴風雪墜機而亡。
他戰後複員回到內務省，後調任香川縣警務科長、東京警視廳監察官。出於對戰後初期馬克思主義及其亞流思潮等左翼思想在日本傳播的警惕，中曾根不顧父親的反對，辭官返回故鄉群馬縣，創辦“青雲塾”，決心“開展自主的民主運動”，以“防止共產黨和左翼思想赤化家鄉”。在最後寄給父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作為一名複員軍人慰藉戰死者英靈的最佳選擇，就是為日本的重建而站到日本政治的第一線，走上這條前途未卜的艱難道路。”他利用退職金買了一輛自行車，特意把他漆成純白色，掛上“把赤化瘟疫從日本驅逐出去”的標語牌，而且係著黑領帶，舉著太陽旗，四處遊說演說，拉選票，以示“為國戴孝”，表達對美軍占領的不滿和戰敗的“恥辱”。1947年4月，在戰後首次舉行的大選中，中曾根作為民主黨候選人以選區最高票、全國第五的得票數當選眾議院議員，時年28歲，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議員。
從政後的中曾根被稱為“青年將校”，是有名的論客和行動派。他嚴厲批判吉田茂內閣“唯美國司令部之馬首是瞻”的政策，主張修改憲法，重建軍隊。1951年1月23日，他向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遞交了一封長達28頁的英文建議書，言稱如若“占領長期化，必將使占領和被占領雙方都陷入墮落的境地。”於是，在同年10月召開的臨時國會上，他對媾和條約投了讚成票，但對日美安全條約存有異議，故沒有出席表決。1956年，他還撰寫了一首所謂的“修憲之歌”，在東京寶塚劇場舉行了盛大的發布會。同時，主張“首相公選論”，發起在全國範圍內遍插電線杆般的“實現首相由國民投票選舉”的宣傳旗幟，四處巡回發表“首相和戀人由我自己選擇”的演講。少壯派的中曾根，無疑是一個愛標新立異、“嘩眾取寵”式的戰鬥型人物，曾被日本政界元老鬆村謙三稱為“身披紅色盔甲的青年武士”。
中曾根踏入政界後，先是參加了蘆田均的民主黨，後又加入了三木武夫的國民民主黨，其後來演變為改進黨、日本民主黨，到1955年與自由黨合並為自民黨，他一直是反吉田茂、也就是反自由黨的“急先鋒”。因此，在自民黨中自由黨係列的保守主流執掌政權的年代，中曾根所屬的河野一郎派以及其後1965年自立門戶的中曾根派，始終都是保守旁流，一般情況下，連入閣做重要成員的機會也很難得到。
但是，中曾根發揮了“風向標”的能力，在自民黨激烈的派係抗爭中縱橫捭闔，瞄著首相的位置，不斷調整著目標。1959年6月，他在大野伴睦的支持下，首次入閣，出任岸信介內閣的科技廳長官。1967年11月，一直批判佐藤榮作的中曾根，為了維持派閥生存，積極向主流派靠攏，出任了佐藤內閣的運輸相。當有人批判他轉向太快時，他若無其事地說：“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在遠處叫的狗無法改變政治，不走近到夠得著的距離就打不到對手。”此後，他又相繼擔任了防衛廳長官、通產相、自民黨幹事長、總務會長、行政管理廳長官，成為自民黨內公認的實力派人物之一。
1982年10月12日，麵對國內經濟政策受挫和有關官員受賄案件曝光的困局，本已確定可以連選連任的鈴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競選下屆自民黨總裁。在田中、鈴木兩派的支持下，11月24日，中曾根在總裁預選中就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河本敏夫、安倍晉太郎和中川一郎，未經正式選舉就贏得了自民黨的頭把交椅。11月27日，中曾根內閣成立。二十名閣僚中竟然任用了六名田中派的議員，而中曾根派的僅有兩位，再加上親田中的秦野章法務大臣，新內閣大有被田中軍團占據之勢。特別是內閣官房長官作為首相的大管家，曆屆政權都由本派紅人來擔任，可中曾根居然也打破慣例，任用了田中的心腹後藤田正晴。而且，作為黨運營支柱的幹事長也由田中的親信二階堂進擔任。這種前所未有、非比尋常的人士安排，被輿論界稱為“田中傀儡內閣”、“田中曾根內閣”、“角影·直角內閣”，而中曾根認為是任人唯才、工作本位，是“實幹家內閣”、“工作內閣”。關於內閣人事問題，後藤田在回憶錄中推測中曾根和田中進行過密切的磋商。田中角榮之所以壓製派內異議，支持與自己“水火不容”的中曾根這個“沒人抬的破轎子”(金丸信語)，除了回報十年前“第一次角福戰爭”時中曾根放棄參選並支持田中打敗對手福田赳夫的人情外，更重要的是隨著洛克希德案件審判時間的臨近，作為該案的刑事被告人的田中以攻為守，旨在壯大派閥勢力，為案件審判和重歸政界做準備。而中曾根作為自民黨中的小派閥，黨內基礎薄弱，除了看重後藤田在危機管理和行政改革領域的能力之外，無疑他很清楚，要想獲得政權，以及維持政權的穩定運營，需要最大派閥田中派的支持。據說，中曾根本人也認為“與田中維持良好的關係很重要，有人才就要用，但是不會讓國民看到我是處於田中影響之下的。”
矢誌追求、如願以償的中曾根，一改戰後長期以來大多數“協調性首相”的拘謹風格，憑借著高大俊朗的外在形象和卓爾不群的內在氣質，繼續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格，斷然打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提出了“政治大國”的國家發展目標，展開了所謂“沒有禁忌”的內政與外交。中曾根執政階段，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重大轉折時期。
上台不久後的1982年12月21日，中曾根在自民黨選舉對策本部講話時，首先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第98屆通常國會發表了首次施政方針演說，進一步了闡釋了其“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政治哲學。他說：“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處在戰後史的重大轉折點上”，因此，“麵對這種時代劇變，應該毫無禁忌地以新的眼光認真地重新認識過去的製度和結構”。進而，在同年7月30日，在對他的家鄉群馬縣選民發表講話時，第一次提出日本要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即“今後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要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後來為了避免刺激日本在野黨和亞洲各國，事隔28天後的8月27日，將“政治大國”改為“國際國家”的提法。總之，所謂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外建設國際國家，對內建設有活力的福利社會，手段是“改革”，總目標是當政治大國。
行政改革就是搭建“繁榮昌盛的文化福利國家”的國內目標與國際貢獻的對外目標的橋梁。中曾根強調：“我的想法是，日本為了更加積極地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進行對外援助和交流，需要通過行政改革來獲得必要的預算”，“我們在197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了社會保障和文教方麵的預算……但是日本經濟怎麽也難以維持發展；無論如何要推行行政改革，輕裝上陣，與此同時，若不一舉改變以往增加國家開支的想法，別無他途。”具體到行政改革的國內動因，相對於學者們主要著眼於經濟、社會的內因，中曾根本人則更多地強調了政治方麵的原因。他認為，戰後以來為了追趕歐美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行政政治製度，如中央集權、縱式領導、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公社”、“公團”等正在阻礙日本國家的繼續發展，因此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實際用意，顯然是試圖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套與政治大國發展相適應的政治體製。
執政五年期間，中曾根的國內改革包括行政、財政和教育三大改革。這次改革，與美國裏根總統的改革、英國撒切爾首相的改革並稱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前後“新保守主義”的政治改革，在曆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教育改革沒有完成，稅製改革轉移到了下屆竹下登內閣的手中，隻有行政改革取得了較大成績。
行政改革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真正的改革是中曾根內閣時期展開的。中曾根政治的特色之一就是“審議會政治”。由於政府部門的強烈反對，省廳的裁並沒有取得什麽進展。但是，1983年7月，中曾根內閣通過國會批準修改了國家行政組織法，把原來依據法律設置審議會和省廳機構改為由內閣政令來決定，先後設置了各種名目繁多的審議會，其中中曾根個人的審議會有“和平問題審議會”、“文化教育懇談會”等。並且，增設了總務廳等機構，在內閣建立了安全保障室、外政審議室、內政審議室等五室體製，強化了內閣的決策功能，加強了首相的權力和影響。
在財政改革方麵，最初提出“實現不增稅而重建財政的徹底的行政改革”路線，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由控製公共事業費、削減補助金、年金、醫療費的合理化、國鐵分割等財政合理化方案轉變為以自立自主的形式實現經濟社會的結構轉型。在1982年7月第三次答詢和1983年3月的最終答詢中，臨時調查會提出，當前最大的課題是實現“國民的自助、自立，企業的自主努力，企業間的自由競爭，地方自治體的自立，創造出新的社會經濟關係。”1983年取代臨時調查會之後成立的“行政改革審議會”，提出了“民間活力論”和“規製緩和論”，在此基礎上，中曾根成功地進行了日本國鐵、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和日本專賣公社三家國營公司的民營化。
關於教育改革，中曾根積極倡導進行日本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年6月，中曾根設立了首相私人谘詢機構“教育與文化懇談會”。1984年3月22日，懇談會公布了報告書《麵向21世紀的教育改革五原則》，即國際化原則、自由化原則、多樣化原則、信息化原則和尊重人格的原則。同年8月21日直屬內閣的教育審議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正式成立，三年期間共向首相提出四次報告，確立了“個性化原則”、“向終身學習體係過渡”、“適應變化(國際化、信息化)”三項教育改革基本原則，並就教育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
中曾根政治留給世人的“光環”，應該是他最擅長的在國際舞台上的表演。在其執政的五年間，在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下，他一個接一個地向戰後日本政治的禁區“挑戰”，推行了帶有強烈的新國家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為日本開辟了一條通往政治大國的初具輪廓的道路。
中曾根上台後首先抓的是外交問題。他一組閣就立刻跟韓國的全鬥煥總統、美國的裏根總統、東盟各國首腦通了電話。這在曆代首相中尚屬首次。旋即派遣他的智囊之一、伊藤忠商事顧問、原大本營參謀瀨島龍三兩次密訪韓國，解決了日元貸款問題。出任首相不到兩月的中曾根，於1983年1月12—13日，作為日本首相戰後首次對韓國進行了正式訪問，宣布向韓國提供40億美元的貸款，一舉解決了經濟援助和軍事合作的問題，實現了日韓關係的正常化。在首爾的正式晚宴的致辭中，整個講稿的三分之一，他是用集中學習的韓語進行演說的，令韓國要員們大吃一驚，不少人熱淚盈眶。晚宴後的二次宴會上，中曾根又與全鬥煥總統肩並肩，他用韓語演唱了“黃襯衫”，全總統則用日語演唱了“知床旅情”。中曾根稱其為“手工打造的外交”。像這樣，在中曾根外交中，總是很重視發揮其高超的“演技”。
在中曾根看來，縱觀國內外形勢，日美關係對日本整個國家以及他本人的執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其設計的政治大國之路的前途如何，都離不開良好的日美關係這個基礎，也需要美國的理解和支持；發揮自己的外交特長，修複日美關係，贏得內外支持，也必將鞏固其在國內、黨內的執政地位，有利於順利推進內政改革。
於是，中曾根在訪美前3天，不顧大多數民眾(民意測驗80%以上)的反對，以後藤田官房長官談話的形式，承認可以向美國出口軍事技術，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則”，解決了最為棘手的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的問題。閃電式訪韓的三天後，1983年1月17日，中曾根帶著上述禮物造訪美國，與裏根總統的會談中，重新確認了“同盟關係”，明確強調“兩國是命運共同體”，全麵修正了兩年前鈴木善幸“否定軍事同盟”的發言。針對裏根總統希望日本在防衛問題上做出更大努力的要求，中曾根表示，“將根據日本國情和他本人的判斷，負擔更大的責任”。1月18日，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兼執行官凱瑟琳·格雷厄姆女士的采訪時聲稱：“整個日本列島或日本本土將像不沉的航空母艦一樣，成為對抗(蘇聯)逆火式轟炸機的堡壘。……我們希望，隨著海上交通安全網的確立，使關島至東京、台灣海峽至大阪的海上交通暢通無阻。”“不沉的航空母艦”論一經公布，國內外輿論嘩然。中曾根的“刺激療法”，“將華盛頓一段時間以來所鬱積的、對日本在防衛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消極態度而產生的不信任感一掃而光”，由此也建立了中曾根康弘與羅納德·裏根之間的“羅康關係”。
進而，同年5月28—30日在美國威廉斯堡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中曾根不顧在“不沉的航空母艦論”發表後內閣支持率急降5.1%的狀況，依然保持了在安全方麵積極的態度。他改變了以往日本首相對美蘇削減中程核導彈談判問題的消極被動的姿態，主張從全球的立場上考慮西方國家的安全。在關鍵時刻，他打破會議僵局，成功說服了態度謹慎的法國總統密特朗和意見轉為消極的德國首相科爾，支持美國在歐洲部署潘興2號導彈以對抗蘇聯，可謂助了議長裏根總統的一臂之力。這種在國際政治多邊外交的舞台上扮演了炫目的主角，同樣開創了日本外交史上的先例。而首腦會議後中曾根麵帶微笑、儀態瀟灑地站在裏根和撒切爾兩巨頭中間的那張紀念“劇照”，更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深深地映入日本國民的腦海之中。中曾根有意識的出色表演，實踐著所謂的“看得見的政治”。
利用美國的“外壓”，中曾根在軍事安全和對外政策方麵，向著政治大國的目標做著積極調整。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在“和平問題研究會”的首次會議上，就綜合安全戰略表明自己的觀點：“當今世界，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加深，為了確保我國的和平與安全，為了在屬於西方陣營的我國與西方各國共同協調的基礎上確保世界和平，為了做出與我國國力、國情相適應的貢獻，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以防衛為首，包括經濟、外交等廣泛內容的綜合安全保障。”這樣，綜合安全戰略，作為一個政策方案，成為20世紀80年代日本曆屆政府製訂內外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
為了兌現中曾根承諾的“確保海上交通線”，適應1000海裏的遠洋防衛戰略，日本著重擴充海空力量，進一步密切和完善了日美兩國的軍事合作體製。1987年，日本年度軍費支出達250億美元，占同年gnp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內閣規定的軍費不得超過“gnp1%”的限額，為日本進一步擴軍掃除了政治阻礙。
中曾根在強化“西方一員”的同時，積極參與世界和亞洲事務，由過去的“低姿態”轉為“高姿態”，努力調整過去的經濟外交，力求以東南亞為突破口，積極尋求發揮政治作用，拓展“自主外交”的空間。1983年4月至5月，中曾根首相訪問東盟五國和文萊，提倡要改變以往隻是經濟方麵的接觸，應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日本與東盟的關係，擴大科學技術合作和青年交流等，旨在建立長期穩定的日本與東盟關係。5月8日，中曾根首相在吉隆坡發表演說，高度評價了馬哈蒂爾的“東方政策”，指出“這種亞洲價值的再認識近年在日本國民中間也顯著高漲”。他說：“維持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友好緊密關係，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沒有東盟的繁榮就沒有日本的繁榮”。
在對蘇關係上，中曾根加大“聯美抗蘇”的力度的同時，也在尋求同蘇聯聯係的渠道，以提高對美外交的自主性，有利於樹立“政治大國”的形象。1985年3月，中曾根借參加契爾年科葬禮的機會訪蘇，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舉行了首腦會談。這是1973年田中角榮訪蘇後時隔12年的日蘇首腦會談。1986年後，兩國先後簽署了貿易支付協定和租稅條約，回複了中斷7年之久的日蘇科技合作會議，簽署了長期擱置的日蘇文化協定。雖然中曾根說：“對蘇關係不僅僅是領土問題”，但是“北方領土問題”始終是雙方進一步發展關係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中曾根較早就對中國表現出關心，早在1954年7月，中曾根與社會黨的鬆前重義、勞農黨的黑田壽男組成超黨派的考察團，訪問了蘇聯和中國。新中國成立後，最早訪問中國的是1952年來華的帆足計等人，中曾根也算是最早訪華的國會議員之一。自此以後，原本有著強烈的“反共民族主義”情緒的中曾根不斷有“反蘇”的言行，卻始終堅持“應該與中國友好”的主張。他在回憶時提到：“來到中國後，無論是路人的表情還是熱鬧的街景，抑或是商店裏的水果、蔬菜，都使我們不由地感到：‘我們又回到人類社會了！’尤其是水果攤上西瓜那鮮豔的綠色和瓜瓤那奪目的紅色，至今仍深深印在眼底。”相比之下“當時的蘇聯，被稱為收容所列島，陰森恐怖。到處閃爍著秘密警察的目光，置身其間，就仿佛到了一個拘留所。”“在北京，我們拜會了郭沫若先生和李德全女士。郭先生……批判了日本帝國主義，他那種非常嚴厲的對日態度確實值得我們注意。但是，賓館服務員的服務精神和翻譯人員的熱情接待使我們深受感動。”
中曾根自稱，他在田中政權誕生時曾表示支持田中，其條件是必須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冠冕堂皇的背後，人們不免懷疑是田中的巨額資金發揮了真正的作用。但1973年1月，中曾根作為田中內閣的通產相再次訪問中國，成為中日複交後第一個與周恩來總理進行會談的日本閣僚。訪問雖僅有兩天，可是周總理和他會談了三次，共七個小時，幾乎沒有談貿易，主要談的是中日之間的安全問題，因為此前中曾根出任的是防衛廳長官。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是在午夜一點。中曾根要回賓館時，周總理特意把他送到人民大會堂台階下麵，並給他披上了大衣。中曾根為此甚為感動。1980年，中曾根第三次訪華，會見了鄧小平，並且結識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總書記訪日。中曾根分別舉辦了正式的和個人的宴會熱情招待了胡書記，並且建議在中方提出的中日友好三原則中加上“相互信賴”，於是成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賴、長期穩定”四原則。
1984年3月23—26日，中曾根作為日本首相正式訪華，就建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兩國經濟合作以及其他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宣布日本政府決定於1984—1990年的七年間向中國提供總數約為4700億日元的第二批長期低息貸款。他表示：“‘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事不成’——今後隻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培養發揚相互信賴的精神，並以相互信賴的深厚情誼來發展中日兩國的友好，則可深信，21世紀對我們而言，必定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美好世紀。”此後他還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麵向21世紀》的演講，並赴武漢進行訪問，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同年9月10日，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隨後日本3000名青年應邀訪華，並參加了中國建國35周年慶祝活動。
然而，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40周年紀念日，中曾根率領全體內閣成員大張旗鼓地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一舉動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和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而且，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審議通過的“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編寫的《新編日本史》，該書又多處嚴重歪曲了侵略曆史，使人們不得不懷疑中曾根和日本政府對曆史認識的態度，以及對華友好的誠意。因為中曾根上台後不久的1982年12月8日，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就當年出現的“教科書問題”表示：“關於戰前我國的行為，國際上都說是侵略，嚴厲地進行了批判，這是事實。鑒於這種情況，今後一定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在翌年2月18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中曾根針對“日本對華戰爭是否是侵略戰爭”的質詢，同樣承認了侵略的事實。這是二戰後曆屆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開承認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的。
這種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中曾根的另一麵。他曾說：“我是一個參加過戰爭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戰死了，我應該這樣去做。”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一貫堅持改憲擴軍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倡導“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國家主義者，他認為，在這個關鍵的日子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本身就是突破戰後禁忌的一個契機、一個象征；同時，這也是“經濟大國”日本轉變戰後的低姿態，從而堂皇地走向“政治大國”的肇始。參拜兩周前的7月27日，中曾根在輕井澤舉行的自民黨研究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戰前有皇國史觀。戰敗了，就出現了太平洋戰爭史觀，也就是東京審判史觀。那是按照盟國的法律，將日本定為被告，並用文明、和平、人道的名義進行的審判。關於這一點。曆史會作出最終的判決。當時，日本到處籠罩著日本皆惡的自虐思想，至今還陰魂不散。時興潮流是，寫出日本壞的方麵，寫下戰前壞的方麵，就認為大功告成了。對此，我表示反對。勝也好，敗也罷，都是國家。榮耀和恥辱都由國民來承受。舍棄恥辱，追求榮耀是國家，也是國民應有的姿態。必須站在這個立場上評判日本過去的業績，確立日本的自主性。”
由此可見，中曾根的真實想法，不是去徹底反省曆史，來麵對現實，而是要通過“拋棄曆史”,掩耳盜鈴式地去實現所謂的“國際國家”，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由於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強烈反對，中曾根鑒於國內外形勢，此後沒再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但並不意味其內心思想發生根本轉變，實際上這也是其政治大國戰略實施中的一時權宜之計。
在中曾根執政期間，“光華寮事件”的發生，同樣反映了中曾根及日本政府在對待中日關係，特別是大陸和台灣關係上兩麵派的、無原則的做法，實際上也是日方未能恪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規定和精神，以司法審判的形式公開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治問題。
在選舉中承諾“不會引進大型間接稅”的中曾根，在選舉大勝後卻自食其言，“首相撒謊”的印象不脛而走。1987年中曾根欲通過營業稅法案的企圖落空，內閣的支持率跌至20%，中曾根政治也走到了盡頭。1987年10月30日，中曾根總裁的任期屆滿。十天前的10月20日，他在三位新一代領導人中指名竹下登為接班人，11月6日卸任，完成了執政1806天的使命。
離開首相寶座的中曾根，1989年一度因涉嫌利庫路特案件而脫離自民黨，1990年將派閥首領讓與渡邊美智雄，1991年複歸自民黨後，1996年被定為比例代表區自民黨的終身第一位候選人，一直是自民黨內有著重要影響的舉足輕重的元老級人物。2003年10月，小泉純一郎借解散眾議院重新大選之機，勸退85歲的中曾根等幾位元老級的議員。中曾根心不甘情不願地告別了馳騁56年之久的政壇後，依然以“民間人士”的身份活躍在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上。他仍擔任著世界和平研究所會長、“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會長、新憲法製訂議員同盟會長等職務，執著地推銷著自己的政治理念，宣傳著“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
連任第71—73屆(1982.11.27—1987.11.6)內閣首相
中曾根康弘(1918— )是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教父，作為一位“總統型首相”，連續三屆擔任日本首相，20次當選眾議院議員，是日本戰後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之一，繼佐藤榮作、吉田茂和小泉純一郎之後名列第四。
這位自稱“亂世英雄”的人物，宦海生涯五十餘載，以其鮮明的個性和頗具戰略眼光的行動，獲得過“大勳位菊花大勳章”、“政治學名譽博士”的榮譽頭銜，也贏得了諸如 “青年將校”、“鷹派宰相”、“日本的撒切爾”、“風向標”、“遠眺的富士山”、“平成妖怪”等諸多褒貶不一的綽號，在國內外留下了一個毀譽參半的評價。總之，無論其在職時期的政績，還是退位後的影響，在當代日本政壇上，鮮有出其右者。一個電視節目中的笑話說，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位來自邊遠地區的老人看到首相官邸後問道：這裏就是中曾根首相住的地方吧。其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於群馬縣高崎市末廣町一個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38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這期間，英語 、法語的學習，為中曾根出任首相後外交的開展增色不少，而他尤其是喜歡曆史、哲學，醉心於大類伸、黑格爾、西田幾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也愛看小說、做俳句。與日本其他首相相比，中曾根的政治決策更具曆史感和戰略性，這大概與他的這些讀書經曆不無關係。日後他陸續撰寫的《青年的理想》、《新保守理論》、《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等近50部著作便是一個例證，可以說中曾根也是日本首相中著述最多、最有才學的一個。
1941年4月大學畢業後，他通過高等文官考試進入內務省，很快應征成為海軍財會學校學員，任海軍會計中尉；並且隨軍參加了太平洋戰爭，出征侵略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台灣等地。另外，他的弟弟中曾根良介也是一名海軍航空兵，1945年2月，在軍事行動中遭遇暴風雪墜機而亡。
他戰後複員回到內務省，後調任香川縣警務科長、東京警視廳監察官。出於對戰後初期馬克思主義及其亞流思潮等左翼思想在日本傳播的警惕，中曾根不顧父親的反對，辭官返回故鄉群馬縣，創辦“青雲塾”，決心“開展自主的民主運動”，以“防止共產黨和左翼思想赤化家鄉”。在最後寄給父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作為一名複員軍人慰藉戰死者英靈的最佳選擇，就是為日本的重建而站到日本政治的第一線，走上這條前途未卜的艱難道路。”他利用退職金買了一輛自行車，特意把他漆成純白色，掛上“把赤化瘟疫從日本驅逐出去”的標語牌，而且係著黑領帶，舉著太陽旗，四處遊說演說，拉選票，以示“為國戴孝”，表達對美軍占領的不滿和戰敗的“恥辱”。1947年4月，在戰後首次舉行的大選中，中曾根作為民主黨候選人以選區最高票、全國第五的得票數當選眾議院議員，時年28歲，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議員。
從政後的中曾根被稱為“青年將校”，是有名的論客和行動派。他嚴厲批判吉田茂內閣“唯美國司令部之馬首是瞻”的政策，主張修改憲法，重建軍隊。1951年1月23日，他向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遞交了一封長達28頁的英文建議書，言稱如若“占領長期化，必將使占領和被占領雙方都陷入墮落的境地。”於是，在同年10月召開的臨時國會上，他對媾和條約投了讚成票，但對日美安全條約存有異議，故沒有出席表決。1956年，他還撰寫了一首所謂的“修憲之歌”，在東京寶塚劇場舉行了盛大的發布會。同時，主張“首相公選論”，發起在全國範圍內遍插電線杆般的“實現首相由國民投票選舉”的宣傳旗幟，四處巡回發表“首相和戀人由我自己選擇”的演講。少壯派的中曾根，無疑是一個愛標新立異、“嘩眾取寵”式的戰鬥型人物，曾被日本政界元老鬆村謙三稱為“身披紅色盔甲的青年武士”。
中曾根踏入政界後，先是參加了蘆田均的民主黨，後又加入了三木武夫的國民民主黨，其後來演變為改進黨、日本民主黨，到1955年與自由黨合並為自民黨，他一直是反吉田茂、也就是反自由黨的“急先鋒”。因此，在自民黨中自由黨係列的保守主流執掌政權的年代，中曾根所屬的河野一郎派以及其後1965年自立門戶的中曾根派，始終都是保守旁流，一般情況下，連入閣做重要成員的機會也很難得到。
但是，中曾根發揮了“風向標”的能力，在自民黨激烈的派係抗爭中縱橫捭闔，瞄著首相的位置，不斷調整著目標。1959年6月，他在大野伴睦的支持下，首次入閣，出任岸信介內閣的科技廳長官。1967年11月，一直批判佐藤榮作的中曾根，為了維持派閥生存，積極向主流派靠攏，出任了佐藤內閣的運輸相。當有人批判他轉向太快時，他若無其事地說：“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在遠處叫的狗無法改變政治，不走近到夠得著的距離就打不到對手。”此後，他又相繼擔任了防衛廳長官、通產相、自民黨幹事長、總務會長、行政管理廳長官，成為自民黨內公認的實力派人物之一。
1982年10月12日，麵對國內經濟政策受挫和有關官員受賄案件曝光的困局，本已確定可以連選連任的鈴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競選下屆自民黨總裁。在田中、鈴木兩派的支持下，11月24日，中曾根在總裁預選中就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河本敏夫、安倍晉太郎和中川一郎，未經正式選舉就贏得了自民黨的頭把交椅。11月27日，中曾根內閣成立。二十名閣僚中竟然任用了六名田中派的議員，而中曾根派的僅有兩位，再加上親田中的秦野章法務大臣，新內閣大有被田中軍團占據之勢。特別是內閣官房長官作為首相的大管家，曆屆政權都由本派紅人來擔任，可中曾根居然也打破慣例，任用了田中的心腹後藤田正晴。而且，作為黨運營支柱的幹事長也由田中的親信二階堂進擔任。這種前所未有、非比尋常的人士安排，被輿論界稱為“田中傀儡內閣”、“田中曾根內閣”、“角影·直角內閣”，而中曾根認為是任人唯才、工作本位，是“實幹家內閣”、“工作內閣”。關於內閣人事問題，後藤田在回憶錄中推測中曾根和田中進行過密切的磋商。田中角榮之所以壓製派內異議，支持與自己“水火不容”的中曾根這個“沒人抬的破轎子”(金丸信語)，除了回報十年前“第一次角福戰爭”時中曾根放棄參選並支持田中打敗對手福田赳夫的人情外，更重要的是隨著洛克希德案件審判時間的臨近，作為該案的刑事被告人的田中以攻為守，旨在壯大派閥勢力，為案件審判和重歸政界做準備。而中曾根作為自民黨中的小派閥，黨內基礎薄弱，除了看重後藤田在危機管理和行政改革領域的能力之外，無疑他很清楚，要想獲得政權，以及維持政權的穩定運營，需要最大派閥田中派的支持。據說，中曾根本人也認為“與田中維持良好的關係很重要，有人才就要用，但是不會讓國民看到我是處於田中影響之下的。”
矢誌追求、如願以償的中曾根，一改戰後長期以來大多數“協調性首相”的拘謹風格，憑借著高大俊朗的外在形象和卓爾不群的內在氣質，繼續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格，斷然打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提出了“政治大國”的國家發展目標，展開了所謂“沒有禁忌”的內政與外交。中曾根執政階段，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重大轉折時期。
上台不久後的1982年12月21日，中曾根在自民黨選舉對策本部講話時，首先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第98屆通常國會發表了首次施政方針演說，進一步了闡釋了其“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政治哲學。他說：“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處在戰後史的重大轉折點上”，因此，“麵對這種時代劇變，應該毫無禁忌地以新的眼光認真地重新認識過去的製度和結構”。進而，在同年7月30日，在對他的家鄉群馬縣選民發表講話時，第一次提出日本要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即“今後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要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後來為了避免刺激日本在野黨和亞洲各國，事隔28天後的8月27日，將“政治大國”改為“國際國家”的提法。總之，所謂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外建設國際國家，對內建設有活力的福利社會，手段是“改革”，總目標是當政治大國。
行政改革就是搭建“繁榮昌盛的文化福利國家”的國內目標與國際貢獻的對外目標的橋梁。中曾根強調：“我的想法是，日本為了更加積極地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進行對外援助和交流，需要通過行政改革來獲得必要的預算”，“我們在197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了社會保障和文教方麵的預算……但是日本經濟怎麽也難以維持發展；無論如何要推行行政改革，輕裝上陣，與此同時，若不一舉改變以往增加國家開支的想法，別無他途。”具體到行政改革的國內動因，相對於學者們主要著眼於經濟、社會的內因，中曾根本人則更多地強調了政治方麵的原因。他認為，戰後以來為了追趕歐美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行政政治製度，如中央集權、縱式領導、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公社”、“公團”等正在阻礙日本國家的繼續發展，因此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實際用意，顯然是試圖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套與政治大國發展相適應的政治體製。
執政五年期間，中曾根的國內改革包括行政、財政和教育三大改革。這次改革，與美國裏根總統的改革、英國撒切爾首相的改革並稱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前後“新保守主義”的政治改革，在曆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教育改革沒有完成，稅製改革轉移到了下屆竹下登內閣的手中，隻有行政改革取得了較大成績。
行政改革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真正的改革是中曾根內閣時期展開的。中曾根政治的特色之一就是“審議會政治”。由於政府部門的強烈反對，省廳的裁並沒有取得什麽進展。但是，1983年7月，中曾根內閣通過國會批準修改了國家行政組織法，把原來依據法律設置審議會和省廳機構改為由內閣政令來決定，先後設置了各種名目繁多的審議會，其中中曾根個人的審議會有“和平問題審議會”、“文化教育懇談會”等。並且，增設了總務廳等機構，在內閣建立了安全保障室、外政審議室、內政審議室等五室體製，強化了內閣的決策功能，加強了首相的權力和影響。
在財政改革方麵，最初提出“實現不增稅而重建財政的徹底的行政改革”路線，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由控製公共事業費、削減補助金、年金、醫療費的合理化、國鐵分割等財政合理化方案轉變為以自立自主的形式實現經濟社會的結構轉型。在1982年7月第三次答詢和1983年3月的最終答詢中，臨時調查會提出，當前最大的課題是實現“國民的自助、自立，企業的自主努力，企業間的自由競爭，地方自治體的自立，創造出新的社會經濟關係。”1983年取代臨時調查會之後成立的“行政改革審議會”，提出了“民間活力論”和“規製緩和論”，在此基礎上，中曾根成功地進行了日本國鐵、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和日本專賣公社三家國營公司的民營化。
關於教育改革，中曾根積極倡導進行日本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年6月，中曾根設立了首相私人谘詢機構“教育與文化懇談會”。1984年3月22日，懇談會公布了報告書《麵向21世紀的教育改革五原則》，即國際化原則、自由化原則、多樣化原則、信息化原則和尊重人格的原則。同年8月21日直屬內閣的教育審議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正式成立，三年期間共向首相提出四次報告，確立了“個性化原則”、“向終身學習體係過渡”、“適應變化(國際化、信息化)”三項教育改革基本原則，並就教育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
中曾根政治留給世人的“光環”，應該是他最擅長的在國際舞台上的表演。在其執政的五年間，在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下，他一個接一個地向戰後日本政治的禁區“挑戰”，推行了帶有強烈的新國家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為日本開辟了一條通往政治大國的初具輪廓的道路。
中曾根上台後首先抓的是外交問題。他一組閣就立刻跟韓國的全鬥煥總統、美國的裏根總統、東盟各國首腦通了電話。這在曆代首相中尚屬首次。旋即派遣他的智囊之一、伊藤忠商事顧問、原大本營參謀瀨島龍三兩次密訪韓國，解決了日元貸款問題。出任首相不到兩月的中曾根，於1983年1月12—13日，作為日本首相戰後首次對韓國進行了正式訪問，宣布向韓國提供40億美元的貸款，一舉解決了經濟援助和軍事合作的問題，實現了日韓關係的正常化。在首爾的正式晚宴的致辭中，整個講稿的三分之一，他是用集中學習的韓語進行演說的，令韓國要員們大吃一驚，不少人熱淚盈眶。晚宴後的二次宴會上，中曾根又與全鬥煥總統肩並肩，他用韓語演唱了“黃襯衫”，全總統則用日語演唱了“知床旅情”。中曾根稱其為“手工打造的外交”。像這樣，在中曾根外交中，總是很重視發揮其高超的“演技”。
在中曾根看來，縱觀國內外形勢，日美關係對日本整個國家以及他本人的執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其設計的政治大國之路的前途如何，都離不開良好的日美關係這個基礎，也需要美國的理解和支持；發揮自己的外交特長，修複日美關係，贏得內外支持，也必將鞏固其在國內、黨內的執政地位，有利於順利推進內政改革。
於是，中曾根在訪美前3天，不顧大多數民眾(民意測驗80%以上)的反對，以後藤田官房長官談話的形式，承認可以向美國出口軍事技術，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則”，解決了最為棘手的向美國提供武器技術的問題。閃電式訪韓的三天後，1983年1月17日，中曾根帶著上述禮物造訪美國，與裏根總統的會談中，重新確認了“同盟關係”，明確強調“兩國是命運共同體”，全麵修正了兩年前鈴木善幸“否定軍事同盟”的發言。針對裏根總統希望日本在防衛問題上做出更大努力的要求，中曾根表示，“將根據日本國情和他本人的判斷，負擔更大的責任”。1月18日，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兼執行官凱瑟琳·格雷厄姆女士的采訪時聲稱：“整個日本列島或日本本土將像不沉的航空母艦一樣，成為對抗(蘇聯)逆火式轟炸機的堡壘。……我們希望，隨著海上交通安全網的確立，使關島至東京、台灣海峽至大阪的海上交通暢通無阻。”“不沉的航空母艦”論一經公布，國內外輿論嘩然。中曾根的“刺激療法”，“將華盛頓一段時間以來所鬱積的、對日本在防衛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消極態度而產生的不信任感一掃而光”，由此也建立了中曾根康弘與羅納德·裏根之間的“羅康關係”。
進而，同年5月28—30日在美國威廉斯堡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中曾根不顧在“不沉的航空母艦論”發表後內閣支持率急降5.1%的狀況，依然保持了在安全方麵積極的態度。他改變了以往日本首相對美蘇削減中程核導彈談判問題的消極被動的姿態，主張從全球的立場上考慮西方國家的安全。在關鍵時刻，他打破會議僵局，成功說服了態度謹慎的法國總統密特朗和意見轉為消極的德國首相科爾，支持美國在歐洲部署潘興2號導彈以對抗蘇聯，可謂助了議長裏根總統的一臂之力。這種在國際政治多邊外交的舞台上扮演了炫目的主角，同樣開創了日本外交史上的先例。而首腦會議後中曾根麵帶微笑、儀態瀟灑地站在裏根和撒切爾兩巨頭中間的那張紀念“劇照”，更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深深地映入日本國民的腦海之中。中曾根有意識的出色表演，實踐著所謂的“看得見的政治”。
利用美國的“外壓”，中曾根在軍事安全和對外政策方麵，向著政治大國的目標做著積極調整。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在“和平問題研究會”的首次會議上，就綜合安全戰略表明自己的觀點：“當今世界，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加深，為了確保我國的和平與安全，為了在屬於西方陣營的我國與西方各國共同協調的基礎上確保世界和平，為了做出與我國國力、國情相適應的貢獻，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以防衛為首，包括經濟、外交等廣泛內容的綜合安全保障。”這樣，綜合安全戰略，作為一個政策方案，成為20世紀80年代日本曆屆政府製訂內外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
為了兌現中曾根承諾的“確保海上交通線”，適應1000海裏的遠洋防衛戰略，日本著重擴充海空力量，進一步密切和完善了日美兩國的軍事合作體製。1987年，日本年度軍費支出達250億美元，占同年gnp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內閣規定的軍費不得超過“gnp1%”的限額，為日本進一步擴軍掃除了政治阻礙。
中曾根在強化“西方一員”的同時，積極參與世界和亞洲事務，由過去的“低姿態”轉為“高姿態”，努力調整過去的經濟外交，力求以東南亞為突破口，積極尋求發揮政治作用，拓展“自主外交”的空間。1983年4月至5月，中曾根首相訪問東盟五國和文萊，提倡要改變以往隻是經濟方麵的接觸，應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日本與東盟的關係，擴大科學技術合作和青年交流等，旨在建立長期穩定的日本與東盟關係。5月8日，中曾根首相在吉隆坡發表演說，高度評價了馬哈蒂爾的“東方政策”，指出“這種亞洲價值的再認識近年在日本國民中間也顯著高漲”。他說：“維持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友好緊密關係，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沒有東盟的繁榮就沒有日本的繁榮”。
在對蘇關係上，中曾根加大“聯美抗蘇”的力度的同時，也在尋求同蘇聯聯係的渠道，以提高對美外交的自主性，有利於樹立“政治大國”的形象。1985年3月，中曾根借參加契爾年科葬禮的機會訪蘇，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舉行了首腦會談。這是1973年田中角榮訪蘇後時隔12年的日蘇首腦會談。1986年後，兩國先後簽署了貿易支付協定和租稅條約，回複了中斷7年之久的日蘇科技合作會議，簽署了長期擱置的日蘇文化協定。雖然中曾根說：“對蘇關係不僅僅是領土問題”，但是“北方領土問題”始終是雙方進一步發展關係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中曾根較早就對中國表現出關心，早在1954年7月，中曾根與社會黨的鬆前重義、勞農黨的黑田壽男組成超黨派的考察團，訪問了蘇聯和中國。新中國成立後，最早訪問中國的是1952年來華的帆足計等人，中曾根也算是最早訪華的國會議員之一。自此以後，原本有著強烈的“反共民族主義”情緒的中曾根不斷有“反蘇”的言行，卻始終堅持“應該與中國友好”的主張。他在回憶時提到：“來到中國後，無論是路人的表情還是熱鬧的街景，抑或是商店裏的水果、蔬菜，都使我們不由地感到：‘我們又回到人類社會了！’尤其是水果攤上西瓜那鮮豔的綠色和瓜瓤那奪目的紅色，至今仍深深印在眼底。”相比之下“當時的蘇聯，被稱為收容所列島，陰森恐怖。到處閃爍著秘密警察的目光，置身其間，就仿佛到了一個拘留所。”“在北京，我們拜會了郭沫若先生和李德全女士。郭先生……批判了日本帝國主義，他那種非常嚴厲的對日態度確實值得我們注意。但是，賓館服務員的服務精神和翻譯人員的熱情接待使我們深受感動。”
中曾根自稱，他在田中政權誕生時曾表示支持田中，其條件是必須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冠冕堂皇的背後，人們不免懷疑是田中的巨額資金發揮了真正的作用。但1973年1月，中曾根作為田中內閣的通產相再次訪問中國，成為中日複交後第一個與周恩來總理進行會談的日本閣僚。訪問雖僅有兩天，可是周總理和他會談了三次，共七個小時，幾乎沒有談貿易，主要談的是中日之間的安全問題，因為此前中曾根出任的是防衛廳長官。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是在午夜一點。中曾根要回賓館時，周總理特意把他送到人民大會堂台階下麵，並給他披上了大衣。中曾根為此甚為感動。1980年，中曾根第三次訪華，會見了鄧小平，並且結識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總書記訪日。中曾根分別舉辦了正式的和個人的宴會熱情招待了胡書記，並且建議在中方提出的中日友好三原則中加上“相互信賴”，於是成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賴、長期穩定”四原則。
1984年3月23—26日，中曾根作為日本首相正式訪華，就建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兩國經濟合作以及其他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宣布日本政府決定於1984—1990年的七年間向中國提供總數約為4700億日元的第二批長期低息貸款。他表示：“‘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事不成’——今後隻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培養發揚相互信賴的精神，並以相互信賴的深厚情誼來發展中日兩國的友好，則可深信，21世紀對我們而言，必定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美好世紀。”此後他還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麵向21世紀》的演講，並赴武漢進行訪問，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同年9月10日，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會議，隨後日本3000名青年應邀訪華，並參加了中國建國35周年慶祝活動。
然而，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40周年紀念日，中曾根率領全體內閣成員大張旗鼓地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一舉動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和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而且，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審議通過的“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編寫的《新編日本史》，該書又多處嚴重歪曲了侵略曆史，使人們不得不懷疑中曾根和日本政府對曆史認識的態度，以及對華友好的誠意。因為中曾根上台後不久的1982年12月8日，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就當年出現的“教科書問題”表示：“關於戰前我國的行為，國際上都說是侵略，嚴厲地進行了批判，這是事實。鑒於這種情況，今後一定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在翌年2月18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中曾根針對“日本對華戰爭是否是侵略戰爭”的質詢，同樣承認了侵略的事實。這是二戰後曆屆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開承認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的。
這種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中曾根的另一麵。他曾說：“我是一個參加過戰爭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戰死了，我應該這樣去做。”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一貫堅持改憲擴軍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倡導“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國家主義者，他認為，在這個關鍵的日子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本身就是突破戰後禁忌的一個契機、一個象征；同時，這也是“經濟大國”日本轉變戰後的低姿態，從而堂皇地走向“政治大國”的肇始。參拜兩周前的7月27日，中曾根在輕井澤舉行的自民黨研究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戰前有皇國史觀。戰敗了，就出現了太平洋戰爭史觀，也就是東京審判史觀。那是按照盟國的法律，將日本定為被告，並用文明、和平、人道的名義進行的審判。關於這一點。曆史會作出最終的判決。當時，日本到處籠罩著日本皆惡的自虐思想，至今還陰魂不散。時興潮流是，寫出日本壞的方麵，寫下戰前壞的方麵，就認為大功告成了。對此，我表示反對。勝也好，敗也罷，都是國家。榮耀和恥辱都由國民來承受。舍棄恥辱，追求榮耀是國家，也是國民應有的姿態。必須站在這個立場上評判日本過去的業績，確立日本的自主性。”
由此可見，中曾根的真實想法，不是去徹底反省曆史，來麵對現實，而是要通過“拋棄曆史”,掩耳盜鈴式地去實現所謂的“國際國家”，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由於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強烈反對，中曾根鑒於國內外形勢，此後沒再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但並不意味其內心思想發生根本轉變，實際上這也是其政治大國戰略實施中的一時權宜之計。
在中曾根執政期間，“光華寮事件”的發生，同樣反映了中曾根及日本政府在對待中日關係，特別是大陸和台灣關係上兩麵派的、無原則的做法，實際上也是日方未能恪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規定和精神，以司法審判的形式公開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治問題。
在選舉中承諾“不會引進大型間接稅”的中曾根，在選舉大勝後卻自食其言，“首相撒謊”的印象不脛而走。1987年中曾根欲通過營業稅法案的企圖落空，內閣的支持率跌至20%，中曾根政治也走到了盡頭。1987年10月30日，中曾根總裁的任期屆滿。十天前的10月20日，他在三位新一代領導人中指名竹下登為接班人，11月6日卸任，完成了執政1806天的使命。
離開首相寶座的中曾根，1989年一度因涉嫌利庫路特案件而脫離自民黨，1990年將派閥首領讓與渡邊美智雄，1991年複歸自民黨後，1996年被定為比例代表區自民黨的終身第一位候選人，一直是自民黨內有著重要影響的舉足輕重的元老級人物。2003年10月，小泉純一郎借解散眾議院重新大選之機，勸退85歲的中曾根等幾位元老級的議員。中曾根心不甘情不願地告別了馳騁56年之久的政壇後，依然以“民間人士”的身份活躍在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上。他仍擔任著世界和平研究所會長、“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會長、新憲法製訂議員同盟會長等職務，執著地推銷著自己的政治理念，宣傳著“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