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 1924.2.26—2000.6.19)
出任第74屆 (1987.11.6—1989.6.3)內閣首相
竹下登(1924—2000)是日本昭和時代的最後一位總理大臣，也是日本第一位地方議會出身的首相。他作為一名協調型的政治家，一個主張“忍耐、忍耐、永遠能耐”的政治角鬥士，被喻為日本政界的“阿信”，在政官財各界、朝野政黨內外有著廣泛的人際關係；作為日本自民黨新一代領袖，創立了日本自民黨內最大的派閥——經世會。竹下憑借著人數的優勢，在其辭職後，“竹下政治”仍掌握著日本政權主導權，支配性地持續影響了20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日本政局。
竹下登1924年2月26日生於日本島根縣飯石郡掛合村一個釀酒之家，父親竹下勇造擔任過島根縣議會議員和掛合村村長。1942年4月竹下登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1944年8月加入陸軍航空兵，成為一名特別駕駛見習軍官，也就是特攻隊，然而在戰敗的大局臨近時，因燃料不足，竹下始終未登上戰鬥機。戰敗複員後，他回到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學習。1947年9月大學畢業後，竹下回到故鄉島根縣，戰後日本凋敝破敗的情景，激發了他從政的決心。他擔任掛合中學英語教師的同時，積極投身青年團工作，創辦了“模擬國會”活動。1950年被選為島根縣聯合青年團團長。從1951年4月起的七年間，他兩次當選為島根縣議員，並曾擔任自民黨島根縣聯合會副幹事長。1958年，34歲的竹下以島根縣選區的最高票數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
步入中央政界的竹下登，追隨佐藤榮作，深受佐藤和派內實力人物橋本登美三的賞識，尊佐藤為“嚴父”和“恩師”。1963年12月，竹下出任池田內閣通產省政務次官。1964年11月佐藤內閣成立，竹下被提拔為官房副長官，作為新一代領袖初次嶄露頭角。1971年7月，47歲的竹下正式入閣，成為佐藤政府的內閣官房長官。在佐藤任內的一次宴會上，他用新填的歌詞情不自禁地吟唱了一首“咚咚鏘”小調，展示了追求最高權力寶座的抱負。歌詞如下：講和條約 吉田茂
日蘇協定 是鳩山
今日佐藤 衝繩返
十年之後 竹下登
咚鏘咚咚鏘 咚咚鏘
佐藤政權 穩又穩
後繼田中 或福田
雖說人才 數不清
十年之後 竹下登
咚鏘咚咚鏘 咚咚鏘1972年佐藤下台後，竹下追隨田中角榮，繼續擔任田中內閣的官房長官，成為田中派重要的實力人物。此後，還曆任三木內閣的建設大臣、大平內閣的大藏大臣和中曾根內閣的大藏大臣。在黨務方麵，1966年8月至1970年10月的約五年間，竹下出任自民黨國會對策副委員長，1972年任首席副幹事長，福田內閣時期，任自民黨全國組織委員長，大平內閣時，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1981年鈴木內閣時，出任自民黨政調會會長、幹事長代理，1986年任中曾根內閣時的幹事長。長期的黨務工作，進一步鍛煉了竹下的協調能力，也讓他結識了黨內外諸多政治家，為其獨立支撐門戶奠定了基礎。
田中角榮1974年辭職，1976年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捕。為了贏得官司、東山再起，田中遲遲不肯讓權，既不指定本派的接班人，在幾次總裁選舉中也不提出本派的候選人，而是繼續擴充著派係勢力，成為自民黨內的最大派係，自己作為“幕後將軍”和“首相製造者”，仍舊左右著政權，操控著政局。戰後的日本自民黨，經曆了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的第一代領導，在第二代領導人“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恩怨之爭硝煙殆盡之時，第三代領導人的竹下登、安倍晉太郎和宮澤喜一等人已經悄悄地介入了世代交替的奪權鬥爭。
麵對這種動向，心存戒心的田中表示：“看來今後得讓竹下幹些雜務啦”。於是，他故意折磨、刁難竹下，讓竹下幹些派內的事務性工作。派大必分，這也是派閥政治運作的自然邏輯。“月亮不會總是圓的，到時候也會變得殘缺不全。”已故政治家田中六助(原自民黨幹事長)生前曾經這樣評價不斷壯大的“田中軍團”。 當田中的超級軍團內部矛盾積累到不可調和時，分裂似乎已成必然，因為這些後起的精英們不希望再看到老頭子田中重登總裁寶座。
1985年2月7日，羽翼漸豐的竹下登在其兒女親家金丸信(田中派元老之一)的大力支持下，不顧田中的勸阻，毅然成立了政策學習會“創政會”，參會者有40名議員，為其參加總裁競選做著準備。田中禁不住打擊，一氣之下，病倒住院。樹倒猢猻散，不久田中派內部實際上分為二階堂進派、創政會派和主張融合的中間派。1987年7月4日，竹下拉出原田中派的百分之八十的人馬共113名議員，成立了“經世會”，樹起了竹下派的大旗。長達十五年的自民黨主流派的田中派土崩瓦解，“三角大福中”的時代，也一舉變為“安竹宮”(安倍晉太郎、竹下登、宮澤喜一)的新時代。
隨著自民黨總裁中曾根的任期到10月30日屆滿，自民黨各派分別推出竹下登、宮澤喜一和安倍晉太郎作為總裁候選人。為了避免無謂的競爭，引起自民黨分裂，自民黨內部試圖通過協商確定一個總裁候選人，無奈各方互不相讓，最後決定由即將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後任總裁。1987年10月20日午夜0點30分，自民黨政調會長伊東正義將三人召集到自民黨總部，當場打開了中曾根康弘首相剛剛交給他的一個密件，宣讀道：“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讓竹下君當總裁候選人”。表情呆滯的竹下登，一時不敢相信。伊東正義接著補充說：“總裁對你們三位有一個口頭要求……為了確立舉黨體製，希望安排未被指定的安倍君和宮澤君分別擔任幹事長和副總理。”
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內閣成立。在內政問題上，他在繼承中曾根路線的同時，顯露出了“竹下色彩”。在對外政策方麵，他強調了加強“國際協調”的重要性，與鷹派作風的中曾根不同，給人以“鴿派”印象。
麵對中曾根內閣大刀闊斧的改革留下的諸多問題，如教育改革、土地問題、稅製改革和國會改革等，如何進一步完善措施，深化改革，成為竹下登的曆史使命。用竹下派一位幹部的話說：“中曾根內閣推行各種改革，結果到處出現龜裂、扭曲，而今當務之急是彌補、修複。這對竹下這樣的協調型政治家倒是勝任的。”
竹下內閣在內政上最大的成績，就是成功實行了消費稅。隨著日本發展為經濟大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和社會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財政赤字日趨嚴重。為了健全國家財政，促進經濟發展，建設福利國家，消費稅的引進成為這一時期政府一項重大的改革目標。
早在1978年9月福田赳夫執政時期，自民黨稅製調查會就公布了《引進一般消費稅草案》。1979年11月，竹下登應大平正芳首相的請求，出任大平內閣的大藏大臣，正式著手引進“一般消費稅”。1982年11月中曾根組閣時，中曾根懇求田中角榮，讓竹下再次出任藏相，以推進“銷售稅”的工作。竹下在優先進行行政改革的同時，有條不紊地開展了一些稅製改革的基礎性工作，也在暗中考慮為自己將來一旦登上首相寶座預留著政績。
1986年7月，第三屆中曾根內閣成立時，竹下被任命為自民黨幹事長後，推進“銷售稅”的動作卻突然慢了下來。一位當時的中曾根派幹部，後來憤憤不平地說：“在當時的‘銷售稅國會’中，掌握著法案的成立與否的，是竹下幹事長和藤波孝生國對委員長這一對搭檔。藤波雖然是中曾根派，但他更傾向於竹下，因為竹下是他早稻田大學的前輩校友。別人不說，首先這對搭檔本身，對銷售稅的成立就缺乏熱情。他們放棄銷售稅，而是在國民呼聲強烈的減稅上大下功夫，從而充實了他們的功勞簿。
他們之所以能夠得逞，背後少不了竹下在自民黨內和在野黨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即利用在野黨的‘反對銷售稅，讚成減稅’的呼聲，來對付自民黨內部的銷售稅讚成派，為此他一定沒少活動……由於這些原因，銷售稅最終成了廢案。為此中曾根的領導能力遭到了懷疑，而他進軍‘三選’的夢想，也因此變得軟弱無力而夭折了。看來這都是預謀奪取天下的竹下的可怕的計謀。”
在中曾根行將下台之前，竹下登高調打出了稅製改革的旗號。首相夢如願以償的竹下，一待上台便改變以往隱忍的作風，斷然推進稅製改革。1988年1月25日，他在第112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明了要傾其所力來實現根本性稅製改革的決心。麵對在野黨的反對和自民黨內的部分消極態度，竹下以退為進，排除抵製，將反對勢力拖入對稅製改革的討論中。
6月14日，自民黨稅務調查會提出了《稅製改革大綱》。23日竹下在出訪地夏威夷與同行記者的會談中，表明為了法案成立，不惜“賭上內閣的命運”。6月28日，內閣會議通過了《稅製改革綱要》。7月29日，政府向國會提交了包括所得稅·居民稅減稅、法人稅減稅、繼承稅減稅、既存間接稅減稅、引進消費稅增稅等內容的“稅製改革相關六法案”。竹下在當天的施政演說中，再次表明“無論有多大困難，都將奉上餘生，竭盡全力來解決這些最重要的問題。”但是，在野黨讚成減稅，卻強烈反對引進消費稅。隨著9月末國會會期臨近結束，竹下不得不大幅延長會期到11月24日。經過與公明黨和民社黨的協調，11月16日，在眾議院大會上自民黨單獨強行通過了該法案。在自民黨將國會會期再次延長到12月28日後，終於在12月24日，參議院也通過了上述法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竹下，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夙願。
“自己多流汗，功勞讓別人”，這是政治家竹下的口頭禪，但在消費稅改革這件事上，竹下當仁不讓地將其收歸在自己的功勞簿上。當然，這與擅長搞國會對策的竹下的縝密計算和周到的私下工作是分不開的。在利庫路特醜聞的影響下，“這是在對政治不信任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必須要幹的一件事。我想隻有竹下內閣才能幹成這件事。如果沒有竹下先生那種堅忍不拔的性格是幹不成的。”自民黨的元老後藤田正晴在回憶中如是說。
外交往往被認為是竹下的弱點。竹下顯然不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那樣以漂亮的首腦外交和出色的表演能力贏得人心，而竹下恰恰相反，屬於那種“自下而上”的典型的保守型政治家，缺乏外交家那種逢場作戲的煽情能力。然而，竹下認為，“外交在很多情況下本身就是內政”，這也符合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的邏輯。他在“創造向世界開放的‘文化經濟國家’”的政策構想中提出要推行“誠實的外交”。即以日美友好關係為基軸，加強與自由世界的團結，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特別是與亞太各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為了世界經濟的繁榮，要形成一個“多樣化的開放的日本市場”；堅持日美安全體製，在不走“軍事大國”道路的情況下，適當增強防衛力量，積極地分擔國際責任和義務；並以自己保衛自己國家的氣概，強化健全綜合安全保障體製；推進“文化外交”，活躍“民間基層外交”等。
1987年12月，上任40天的竹下登首相，打破日本首相上台後首訪美國的慣例，選擇東南亞作為首次出訪地區。應該說這種破例之舉，並非是出於簡單的日程安排上的不便，而是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首訪韓國、鈴木首訪東盟五國一樣，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增長、國際地位提高，以及經濟區域化形勢日益增強的情況下，日本將亞太視為其推行大國外交的重要一環的具體表現。出訪東盟期間，竹下首相作為唯一的非東盟成員國政府首腦被邀請出席第三次東盟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表明“要與東盟保持緊密聯係，發揮積極作用”。1989年5月，竹下登再訪東盟各國，提出了“國際合作構想”的三根支柱：為了和平，強化合作；擴充、強化政府開發援助；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而且，表明日本今後要把東盟作為“國際合作構想”的最重要對象地區之一。
正如竹下登所言，“隻有日美關係才是日本外交不變的基礎”，“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了亞太地區的安全，乃至解決世界範圍內的諸問題，都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然而，由於日美之間的農產品貿易、公共工程招投標、半導體貿易、日本巨額貿易順差和穩定匯率等四大難題的影響，兩國關係變得比較緊張。如何緩減日趨緊張的日美經濟關係，成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
1988年1月13日，竹下登忐忑不安地踏上了訪美之旅。在與裏根總統的會談中，竹下登表明，日本將努力擴大內需，減少貿易順差的同時，還將應美方要求，進一步增加防衛費(1988年度增加5.2%)，達到270億美元，並且要負擔23億美元的駐日美軍經費。而在農產品貿易、半導體貿易和公共工程等問題方麵，竹下則僅表示出了積極協商解決的態度，避免做出具體承諾。在翌日全美新聞俱樂部的演說中，竹下則大加宣傳，要建立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日本”。1989年2月2日，竹下登再度訪美時向布什總統表示：“作為全世界的民主領袖，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我期待你，總統先生，明智而堅定地領導，你將得到我的充分支持。就我而言，我將繼續追求我的外交目標：日本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竹下旨在通過充當美國的支持者，來換取美國對日本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支持。
基於重視亞洲的政策，竹下上台後對中日關係表現出了一定的積極態度。他在第112屆國會(1988年1月25日)施政方針的演說中強調：“與中國保持發展良好、長期穩定的關係，是我國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將繼續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等兩國間達成的各項原則，進一步強化兩國的友好關係。特別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十周年，通過兩國首腦會談，將進一步增進相互理解、相互信賴”。
1988年8月25—30日，竹下登首相正式訪華，表明日本政府決定提前一年(即於1989年度)提供完第二次日元貸款，並從1990年起在六年內提供62億美元(約8100億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貸款。在26日竹下與鄧小平的會談中，鄧小平對日本對中國提供的經濟合作表示感謝，他說：“你這次帶來的‘禮物’不算輕，我們歡迎，感謝。但我還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對華技術轉讓。從而提高中國的出口創匯能力，這比62億美元更重要；二是來華投資、合資、獨資都可以。我們更希望獨資，特別歡迎日本中小企業到中國來。”鄧小平表示，在技術合作和投資方麵就拜托首相和在座的諸位日本朋友。鄧小平這種真誠的感謝，不僅感動了竹下登，也引起了日本輿論的高度關注。日本報紙在報道此次會見時，普遍對鄧小平的歡迎和感謝日本提供貸款一事感到驚訝，稱這是“異乎尋常”的，是“鄧第一次對外國首腦致謝辭”。竹下登也表示，中國實現自己的發展計劃是可能的，日本將加強同中國的經濟合作，這對日本也是有利的。
針對中曾根時期發生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和日本軍費增加問題，嚴重影響了中日關係的情況，鄧小平說：“我希望我們之間能以首相的來訪為起點，建立起不亞於田中、大平時代的新關係。我講田中、大平時代兩國的關係較好，是因為兩國互相信任。要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也必須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竹下聽後表示，十分理解鄧小平講話的含義。
竹下在會見李鵬總理的時候，也曾表明日本政府以對過去曆史進行嚴肅反省為出發點，以《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中日關係四項原則為依據，繼續重視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政策不變。然而，在敏感的曆史認識問題上，竹下的態度含糊，沒有明確的深刻反省之意。1989年1月1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新天皇明仁繼位，新年號為“平成”。2月14日，竹下在眾議院大會上表示，“上次大戰的宣戰布告是在國務大臣輔弼下發布的。那場大戰是不是侵略戰爭？這個問題，如我常說的那樣，應該由後世史學家來評價。”對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竹下采取了模糊的回避態度。同日，內閣法製局局長官味村治也說，無論是根據國內法，還是國際法，昭和天皇對戰爭不負有任何責任。此間，媒體認為，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關裕仁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2月16日指出，“那場給中國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和戰爭的責任是曆史事實，誰也不可能改變。”2月24日，竹下登臨時決定在首相官邸會見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前來出席裕仁天皇葬禮的錢其琛外長，重申了堅持《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和精神。2月27日，竹下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回答社會黨議員上原康助的質詢時，明確表示過去的戰爭給鄰國造成了重大傷害，侵略的事實不能否認。
1988年7月，在竹下著力推動消費稅之際，利庫路特醜聞披露於報端，日本朝野震驚，竹下政權遭到沉重打擊。原本政治評論家預言執掌自民黨第一大派係且長於內政的竹下將是一個長期政權，卻由此而不得不落得了一個“金權政治”犧牲品的宿命。隨著利案調查的深入，竹下內閣的支持率急劇下降，由1987年11月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1988年12月9日，大藏大臣宮澤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辭職。12月27日，竹下欲通過改組內閣來改變不良形象，卻不料兩天之後的29日，曾表白清廉的新內閣官房長官小淵惠三和法務大臣長穀川峻都被迫供認接受過利庫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30日，長穀川在輿論壓力下辭職，任職僅三天就辭職，創下了戰後日本內閣國務大臣任職最短的紀錄。半個多月後的1989年1月24日，竹下改組後的內閣成員、經濟企劃廳長官原田憲又因收受該公司的政治捐款而引咎辭職。一個多月的時間內，竹下內閣先後三位大員涉案去職。
進入1989年4月，竹下本人收受利庫路特公司政治捐款和非公開股票的信息相繼被披露，恰好這個關口，其力推的新消費稅開始正式實施。在利庫路特醜聞和消費稅風波的雙重衝擊下，竹下政權四麵楚歌，支持率急轉直下，由3月12日的13.1%，3月29日的9%，跌至4月14日的3.9%(共同社電話輿論調查)，再創日本曆史上的最低記錄。4月22日，竹下前秘書青木伊平在1987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夕曾接受利庫路特公司5000萬日元的貸款一事又被揭發出來。自民黨部分議員也表明竹下內閣可以在適當時候辭職的態度。財界代表之一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石原俊也要求竹下辭職。4月23日，連他的鄰居約60多人也在竹下的府邸周圍(原佐藤榮作的宅邸)舉行了遊行示威，要求竹下取消3%的消費稅，然後辭職。本想“一忍到底”的竹下，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4月25日，突然宣布辭職。翌日，前秘書青木自殺身亡，為利案和日本政局塗上了一層迷霧。在竹下宣布辭職後，竟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總裁職位無人競爭的局麵。竹下不得不苦撐到6月3日，將一副爛攤子交給了下任宇野宗佑的手中。
辭職後的竹下，作為日本自民黨最大派係的掌門人，仍然對日本政權保持著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先後參與“製造”了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宮澤喜一、村山富市等幾屆內閣後，繼續推出了竹下派出身的橋本龍太郎和小淵惠三執掌政權，影響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曆屆內閣。1991年，竹下出任自民黨最高顧問。1992年10月，竹下派分裂。1999年4月因病入院，2000年5月，宣布退出政界，同年6月19日去世，終年76歲。
出任第74屆 (1987.11.6—1989.6.3)內閣首相
竹下登(1924—2000)是日本昭和時代的最後一位總理大臣，也是日本第一位地方議會出身的首相。他作為一名協調型的政治家，一個主張“忍耐、忍耐、永遠能耐”的政治角鬥士，被喻為日本政界的“阿信”，在政官財各界、朝野政黨內外有著廣泛的人際關係；作為日本自民黨新一代領袖，創立了日本自民黨內最大的派閥——經世會。竹下憑借著人數的優勢，在其辭職後，“竹下政治”仍掌握著日本政權主導權，支配性地持續影響了20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日本政局。
竹下登1924年2月26日生於日本島根縣飯石郡掛合村一個釀酒之家，父親竹下勇造擔任過島根縣議會議員和掛合村村長。1942年4月竹下登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1944年8月加入陸軍航空兵，成為一名特別駕駛見習軍官，也就是特攻隊，然而在戰敗的大局臨近時，因燃料不足，竹下始終未登上戰鬥機。戰敗複員後，他回到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學習。1947年9月大學畢業後，竹下回到故鄉島根縣，戰後日本凋敝破敗的情景，激發了他從政的決心。他擔任掛合中學英語教師的同時，積極投身青年團工作，創辦了“模擬國會”活動。1950年被選為島根縣聯合青年團團長。從1951年4月起的七年間，他兩次當選為島根縣議員，並曾擔任自民黨島根縣聯合會副幹事長。1958年，34歲的竹下以島根縣選區的最高票數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
步入中央政界的竹下登，追隨佐藤榮作，深受佐藤和派內實力人物橋本登美三的賞識，尊佐藤為“嚴父”和“恩師”。1963年12月，竹下出任池田內閣通產省政務次官。1964年11月佐藤內閣成立，竹下被提拔為官房副長官，作為新一代領袖初次嶄露頭角。1971年7月，47歲的竹下正式入閣，成為佐藤政府的內閣官房長官。在佐藤任內的一次宴會上，他用新填的歌詞情不自禁地吟唱了一首“咚咚鏘”小調，展示了追求最高權力寶座的抱負。歌詞如下：講和條約 吉田茂
日蘇協定 是鳩山
今日佐藤 衝繩返
十年之後 竹下登
咚鏘咚咚鏘 咚咚鏘
佐藤政權 穩又穩
後繼田中 或福田
雖說人才 數不清
十年之後 竹下登
咚鏘咚咚鏘 咚咚鏘1972年佐藤下台後，竹下追隨田中角榮，繼續擔任田中內閣的官房長官，成為田中派重要的實力人物。此後，還曆任三木內閣的建設大臣、大平內閣的大藏大臣和中曾根內閣的大藏大臣。在黨務方麵，1966年8月至1970年10月的約五年間，竹下出任自民黨國會對策副委員長，1972年任首席副幹事長，福田內閣時期，任自民黨全國組織委員長，大平內閣時，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1981年鈴木內閣時，出任自民黨政調會會長、幹事長代理，1986年任中曾根內閣時的幹事長。長期的黨務工作，進一步鍛煉了竹下的協調能力，也讓他結識了黨內外諸多政治家，為其獨立支撐門戶奠定了基礎。
田中角榮1974年辭職，1976年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捕。為了贏得官司、東山再起，田中遲遲不肯讓權，既不指定本派的接班人，在幾次總裁選舉中也不提出本派的候選人，而是繼續擴充著派係勢力，成為自民黨內的最大派係，自己作為“幕後將軍”和“首相製造者”，仍舊左右著政權，操控著政局。戰後的日本自民黨，經曆了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的第一代領導，在第二代領導人“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恩怨之爭硝煙殆盡之時，第三代領導人的竹下登、安倍晉太郎和宮澤喜一等人已經悄悄地介入了世代交替的奪權鬥爭。
麵對這種動向，心存戒心的田中表示：“看來今後得讓竹下幹些雜務啦”。於是，他故意折磨、刁難竹下，讓竹下幹些派內的事務性工作。派大必分，這也是派閥政治運作的自然邏輯。“月亮不會總是圓的，到時候也會變得殘缺不全。”已故政治家田中六助(原自民黨幹事長)生前曾經這樣評價不斷壯大的“田中軍團”。 當田中的超級軍團內部矛盾積累到不可調和時，分裂似乎已成必然，因為這些後起的精英們不希望再看到老頭子田中重登總裁寶座。
1985年2月7日，羽翼漸豐的竹下登在其兒女親家金丸信(田中派元老之一)的大力支持下，不顧田中的勸阻，毅然成立了政策學習會“創政會”，參會者有40名議員，為其參加總裁競選做著準備。田中禁不住打擊，一氣之下，病倒住院。樹倒猢猻散，不久田中派內部實際上分為二階堂進派、創政會派和主張融合的中間派。1987年7月4日，竹下拉出原田中派的百分之八十的人馬共113名議員，成立了“經世會”，樹起了竹下派的大旗。長達十五年的自民黨主流派的田中派土崩瓦解，“三角大福中”的時代，也一舉變為“安竹宮”(安倍晉太郎、竹下登、宮澤喜一)的新時代。
隨著自民黨總裁中曾根的任期到10月30日屆滿，自民黨各派分別推出竹下登、宮澤喜一和安倍晉太郎作為總裁候選人。為了避免無謂的競爭，引起自民黨分裂，自民黨內部試圖通過協商確定一個總裁候選人，無奈各方互不相讓，最後決定由即將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後任總裁。1987年10月20日午夜0點30分，自民黨政調會長伊東正義將三人召集到自民黨總部，當場打開了中曾根康弘首相剛剛交給他的一個密件，宣讀道：“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讓竹下君當總裁候選人”。表情呆滯的竹下登，一時不敢相信。伊東正義接著補充說：“總裁對你們三位有一個口頭要求……為了確立舉黨體製，希望安排未被指定的安倍君和宮澤君分別擔任幹事長和副總理。”
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內閣成立。在內政問題上，他在繼承中曾根路線的同時，顯露出了“竹下色彩”。在對外政策方麵，他強調了加強“國際協調”的重要性，與鷹派作風的中曾根不同，給人以“鴿派”印象。
麵對中曾根內閣大刀闊斧的改革留下的諸多問題，如教育改革、土地問題、稅製改革和國會改革等，如何進一步完善措施，深化改革，成為竹下登的曆史使命。用竹下派一位幹部的話說：“中曾根內閣推行各種改革，結果到處出現龜裂、扭曲，而今當務之急是彌補、修複。這對竹下這樣的協調型政治家倒是勝任的。”
竹下內閣在內政上最大的成績，就是成功實行了消費稅。隨著日本發展為經濟大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和社會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財政赤字日趨嚴重。為了健全國家財政，促進經濟發展，建設福利國家，消費稅的引進成為這一時期政府一項重大的改革目標。
早在1978年9月福田赳夫執政時期，自民黨稅製調查會就公布了《引進一般消費稅草案》。1979年11月，竹下登應大平正芳首相的請求，出任大平內閣的大藏大臣，正式著手引進“一般消費稅”。1982年11月中曾根組閣時，中曾根懇求田中角榮，讓竹下再次出任藏相，以推進“銷售稅”的工作。竹下在優先進行行政改革的同時，有條不紊地開展了一些稅製改革的基礎性工作，也在暗中考慮為自己將來一旦登上首相寶座預留著政績。
1986年7月，第三屆中曾根內閣成立時，竹下被任命為自民黨幹事長後，推進“銷售稅”的動作卻突然慢了下來。一位當時的中曾根派幹部，後來憤憤不平地說：“在當時的‘銷售稅國會’中，掌握著法案的成立與否的，是竹下幹事長和藤波孝生國對委員長這一對搭檔。藤波雖然是中曾根派，但他更傾向於竹下，因為竹下是他早稻田大學的前輩校友。別人不說，首先這對搭檔本身，對銷售稅的成立就缺乏熱情。他們放棄銷售稅，而是在國民呼聲強烈的減稅上大下功夫，從而充實了他們的功勞簿。
他們之所以能夠得逞，背後少不了竹下在自民黨內和在野黨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即利用在野黨的‘反對銷售稅，讚成減稅’的呼聲，來對付自民黨內部的銷售稅讚成派，為此他一定沒少活動……由於這些原因，銷售稅最終成了廢案。為此中曾根的領導能力遭到了懷疑，而他進軍‘三選’的夢想，也因此變得軟弱無力而夭折了。看來這都是預謀奪取天下的竹下的可怕的計謀。”
在中曾根行將下台之前，竹下登高調打出了稅製改革的旗號。首相夢如願以償的竹下，一待上台便改變以往隱忍的作風，斷然推進稅製改革。1988年1月25日，他在第112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明了要傾其所力來實現根本性稅製改革的決心。麵對在野黨的反對和自民黨內的部分消極態度，竹下以退為進，排除抵製，將反對勢力拖入對稅製改革的討論中。
6月14日，自民黨稅務調查會提出了《稅製改革大綱》。23日竹下在出訪地夏威夷與同行記者的會談中，表明為了法案成立，不惜“賭上內閣的命運”。6月28日，內閣會議通過了《稅製改革綱要》。7月29日，政府向國會提交了包括所得稅·居民稅減稅、法人稅減稅、繼承稅減稅、既存間接稅減稅、引進消費稅增稅等內容的“稅製改革相關六法案”。竹下在當天的施政演說中，再次表明“無論有多大困難，都將奉上餘生，竭盡全力來解決這些最重要的問題。”但是，在野黨讚成減稅，卻強烈反對引進消費稅。隨著9月末國會會期臨近結束，竹下不得不大幅延長會期到11月24日。經過與公明黨和民社黨的協調，11月16日，在眾議院大會上自民黨單獨強行通過了該法案。在自民黨將國會會期再次延長到12月28日後，終於在12月24日，參議院也通過了上述法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竹下，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夙願。
“自己多流汗，功勞讓別人”，這是政治家竹下的口頭禪，但在消費稅改革這件事上，竹下當仁不讓地將其收歸在自己的功勞簿上。當然，這與擅長搞國會對策的竹下的縝密計算和周到的私下工作是分不開的。在利庫路特醜聞的影響下，“這是在對政治不信任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必須要幹的一件事。我想隻有竹下內閣才能幹成這件事。如果沒有竹下先生那種堅忍不拔的性格是幹不成的。”自民黨的元老後藤田正晴在回憶中如是說。
外交往往被認為是竹下的弱點。竹下顯然不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那樣以漂亮的首腦外交和出色的表演能力贏得人心，而竹下恰恰相反，屬於那種“自下而上”的典型的保守型政治家，缺乏外交家那種逢場作戲的煽情能力。然而，竹下認為，“外交在很多情況下本身就是內政”，這也符合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的邏輯。他在“創造向世界開放的‘文化經濟國家’”的政策構想中提出要推行“誠實的外交”。即以日美友好關係為基軸，加強與自由世界的團結，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特別是與亞太各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為了世界經濟的繁榮，要形成一個“多樣化的開放的日本市場”；堅持日美安全體製，在不走“軍事大國”道路的情況下，適當增強防衛力量，積極地分擔國際責任和義務；並以自己保衛自己國家的氣概，強化健全綜合安全保障體製；推進“文化外交”，活躍“民間基層外交”等。
1987年12月，上任40天的竹下登首相，打破日本首相上台後首訪美國的慣例，選擇東南亞作為首次出訪地區。應該說這種破例之舉，並非是出於簡單的日程安排上的不便，而是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首訪韓國、鈴木首訪東盟五國一樣，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增長、國際地位提高，以及經濟區域化形勢日益增強的情況下，日本將亞太視為其推行大國外交的重要一環的具體表現。出訪東盟期間，竹下首相作為唯一的非東盟成員國政府首腦被邀請出席第三次東盟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表明“要與東盟保持緊密聯係，發揮積極作用”。1989年5月，竹下登再訪東盟各國，提出了“國際合作構想”的三根支柱：為了和平，強化合作；擴充、強化政府開發援助；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而且，表明日本今後要把東盟作為“國際合作構想”的最重要對象地區之一。
正如竹下登所言，“隻有日美關係才是日本外交不變的基礎”，“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了亞太地區的安全，乃至解決世界範圍內的諸問題，都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然而，由於日美之間的農產品貿易、公共工程招投標、半導體貿易、日本巨額貿易順差和穩定匯率等四大難題的影響，兩國關係變得比較緊張。如何緩減日趨緊張的日美經濟關係，成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
1988年1月13日，竹下登忐忑不安地踏上了訪美之旅。在與裏根總統的會談中，竹下登表明，日本將努力擴大內需，減少貿易順差的同時，還將應美方要求，進一步增加防衛費(1988年度增加5.2%)，達到270億美元，並且要負擔23億美元的駐日美軍經費。而在農產品貿易、半導體貿易和公共工程等問題方麵，竹下則僅表示出了積極協商解決的態度，避免做出具體承諾。在翌日全美新聞俱樂部的演說中，竹下則大加宣傳，要建立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日本”。1989年2月2日，竹下登再度訪美時向布什總統表示：“作為全世界的民主領袖，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我期待你，總統先生，明智而堅定地領導，你將得到我的充分支持。就我而言，我將繼續追求我的外交目標：日本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竹下旨在通過充當美國的支持者，來換取美國對日本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支持。
基於重視亞洲的政策，竹下上台後對中日關係表現出了一定的積極態度。他在第112屆國會(1988年1月25日)施政方針的演說中強調：“與中國保持發展良好、長期穩定的關係，是我國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將繼續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等兩國間達成的各項原則，進一步強化兩國的友好關係。特別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十周年，通過兩國首腦會談，將進一步增進相互理解、相互信賴”。
1988年8月25—30日，竹下登首相正式訪華，表明日本政府決定提前一年(即於1989年度)提供完第二次日元貸款，並從1990年起在六年內提供62億美元(約8100億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貸款。在26日竹下與鄧小平的會談中，鄧小平對日本對中國提供的經濟合作表示感謝，他說：“你這次帶來的‘禮物’不算輕，我們歡迎，感謝。但我還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對華技術轉讓。從而提高中國的出口創匯能力，這比62億美元更重要；二是來華投資、合資、獨資都可以。我們更希望獨資，特別歡迎日本中小企業到中國來。”鄧小平表示，在技術合作和投資方麵就拜托首相和在座的諸位日本朋友。鄧小平這種真誠的感謝，不僅感動了竹下登，也引起了日本輿論的高度關注。日本報紙在報道此次會見時，普遍對鄧小平的歡迎和感謝日本提供貸款一事感到驚訝，稱這是“異乎尋常”的，是“鄧第一次對外國首腦致謝辭”。竹下登也表示，中國實現自己的發展計劃是可能的，日本將加強同中國的經濟合作，這對日本也是有利的。
針對中曾根時期發生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和日本軍費增加問題，嚴重影響了中日關係的情況，鄧小平說：“我希望我們之間能以首相的來訪為起點，建立起不亞於田中、大平時代的新關係。我講田中、大平時代兩國的關係較好，是因為兩國互相信任。要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也必須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竹下聽後表示，十分理解鄧小平講話的含義。
竹下在會見李鵬總理的時候，也曾表明日本政府以對過去曆史進行嚴肅反省為出發點，以《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中日關係四項原則為依據，繼續重視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政策不變。然而，在敏感的曆史認識問題上，竹下的態度含糊，沒有明確的深刻反省之意。1989年1月1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新天皇明仁繼位，新年號為“平成”。2月14日，竹下在眾議院大會上表示，“上次大戰的宣戰布告是在國務大臣輔弼下發布的。那場大戰是不是侵略戰爭？這個問題，如我常說的那樣，應該由後世史學家來評價。”對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竹下采取了模糊的回避態度。同日，內閣法製局局長官味村治也說，無論是根據國內法，還是國際法，昭和天皇對戰爭不負有任何責任。此間，媒體認為，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關裕仁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2月16日指出，“那場給中國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和戰爭的責任是曆史事實，誰也不可能改變。”2月24日，竹下登臨時決定在首相官邸會見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前來出席裕仁天皇葬禮的錢其琛外長，重申了堅持《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和精神。2月27日，竹下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回答社會黨議員上原康助的質詢時，明確表示過去的戰爭給鄰國造成了重大傷害，侵略的事實不能否認。
1988年7月，在竹下著力推動消費稅之際，利庫路特醜聞披露於報端，日本朝野震驚，竹下政權遭到沉重打擊。原本政治評論家預言執掌自民黨第一大派係且長於內政的竹下將是一個長期政權，卻由此而不得不落得了一個“金權政治”犧牲品的宿命。隨著利案調查的深入，竹下內閣的支持率急劇下降，由1987年11月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1988年12月9日，大藏大臣宮澤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辭職。12月27日，竹下欲通過改組內閣來改變不良形象，卻不料兩天之後的29日，曾表白清廉的新內閣官房長官小淵惠三和法務大臣長穀川峻都被迫供認接受過利庫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30日，長穀川在輿論壓力下辭職，任職僅三天就辭職，創下了戰後日本內閣國務大臣任職最短的紀錄。半個多月後的1989年1月24日，竹下改組後的內閣成員、經濟企劃廳長官原田憲又因收受該公司的政治捐款而引咎辭職。一個多月的時間內，竹下內閣先後三位大員涉案去職。
進入1989年4月，竹下本人收受利庫路特公司政治捐款和非公開股票的信息相繼被披露，恰好這個關口，其力推的新消費稅開始正式實施。在利庫路特醜聞和消費稅風波的雙重衝擊下，竹下政權四麵楚歌，支持率急轉直下，由3月12日的13.1%，3月29日的9%，跌至4月14日的3.9%(共同社電話輿論調查)，再創日本曆史上的最低記錄。4月22日，竹下前秘書青木伊平在1987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夕曾接受利庫路特公司5000萬日元的貸款一事又被揭發出來。自民黨部分議員也表明竹下內閣可以在適當時候辭職的態度。財界代表之一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石原俊也要求竹下辭職。4月23日，連他的鄰居約60多人也在竹下的府邸周圍(原佐藤榮作的宅邸)舉行了遊行示威，要求竹下取消3%的消費稅，然後辭職。本想“一忍到底”的竹下，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4月25日，突然宣布辭職。翌日，前秘書青木自殺身亡，為利案和日本政局塗上了一層迷霧。在竹下宣布辭職後，竟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總裁職位無人競爭的局麵。竹下不得不苦撐到6月3日，將一副爛攤子交給了下任宇野宗佑的手中。
辭職後的竹下，作為日本自民黨最大派係的掌門人，仍然對日本政權保持著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先後參與“製造”了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宮澤喜一、村山富市等幾屆內閣後，繼續推出了竹下派出身的橋本龍太郎和小淵惠三執掌政權，影響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曆屆內閣。1991年，竹下出任自民黨最高顧問。1992年10月，竹下派分裂。1999年4月因病入院，2000年5月，宣布退出政界，同年6月19日去世，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