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 1919.10.8—2007.6.28)
出任第78屆(1991.11.5—1993.8.9)內閣首相
宮澤喜一(1919—2007)是日本著名的“國際派政治家”，被譽為“經濟政策通”、“外交通”、“國際通”、“戰後政治的活字典”等等，為官從政達60餘年，跨越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到21世紀初的多半個世紀，一直活躍於日本政治的中樞地帶，參與日本內外最高決策的行列，見證了日本戰後政治變化和日美關係發展的全過程，是一位資深才高、大器晚成的“精英型首相”。他72歲就任首相，僅次於幣原喜重郎(73歲)，是戰後年齡最高當選首相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也是自民黨一黨優勢體製下的最後一位首相，還是戰後第一個在出任首相後又入閣擔當大臣的重量級人物。
宮澤喜一誕生和成長於一個名位顯赫的政治家家庭。1919年10月8日，宮澤出生於東京，原籍為廣島縣沼隈郡金江村(現福山市金江町)。祖父務農，家境窘迫，其父宮澤裕發憤苦讀，東京帝國大學法律係畢業後，娶“立憲政友會”巨頭小川平吉的次女小川琴為妻。外祖父小川平吉是日本近代的著名政治家，曾任“政友會”幹事長、“國勢院”總裁、加藤高明內閣的司法大臣和田中義一內閣的鐵道大臣等職。在外祖父小川的關照下，其父宮澤裕當選為帝國議會眾議員，先後擔任了遞信大臣望月圭介的秘書官和鐵道大臣鬆野鶴平麾下的鐵道省政務次官，戰後遭到“整肅”，參選失敗後，就任了大東文化大學理事兼政治學係教授。宮澤的四舅小川平四郎，即小川平吉的四子是日本首任駐華大使、現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二舅小川平二也是國會議員，曾官至勞動大臣、自治大臣和文部大臣等職；宮澤的大姨嫁給原兵庫縣警察部長井上政信，三姨嫁給了元警察總監齋藤樹。與宮澤同齡的五舅平五的三女兒1980年與首相鈴木善幸的長子、現任眾議員鈴木俊一結婚。鈴木考慮讓宮澤當接班人，與這一背景不無關係。於是，通過鈴木家族，宮澤家族也與麻生(太郎)家族、吉田(茂)家族以及天皇家族建立了姻親關係，自然也成為佐藤(榮作)家族、岸(信介)家族、安倍(晉三)家族的遠親。
此外，號稱“宮澤三秀才”的兄弟三人“也不示弱”，三人都是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二弟宮澤弘，擔任過廣島縣知事、村山內閣的法務大臣，其長子宮澤洋一是現任眾議員；三弟宮澤泰曾任日本駐聯邦德國及阿爾及利亞等國大使。宮澤喜一的長子宮澤裕夫也通過石橋家族，與鳩山(一郎)家族、池田(勇人)家族等建立了姻親關係。宮澤家族從原本的普通人家一舉躋身為“超級名門”，成為顯赫的“閨閥”一族。
宮澤喜一的成長道路，是一條典型的“精英路線”。1926年4月，6歲的宮澤進入培養精英的東京高等師範學院附屬小學，此校多為家境優越的子弟，據說宮澤班上就有五名議員子弟。宮澤自幼聰明好學，成績優異，小學畢業後進入學風嚴謹、校風自由的私立武藏中學。該校的教育方針是“少而精”，年招生不足100人。校方不要求穿統一校服，連文部省號召的慶賀日軍侵占南京的提燈遊行活動也斷然拒絕。
學習成長中的宮澤，不僅培養了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反抗精神，而且形成了敏銳的洞察力和冷靜清晰的思辨力。1939年宮澤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武藏中學，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由於他卓越的英語能力，同年暑假，即被選派前往美國出席第六屆日美學生會議。初次赴美的經曆，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世界觀和國家觀，為其以後考慮或判斷國際問題奠定了基礎。當時的宮澤認為：“……日本與美國的生活水平相差很遠，美國的經濟力量令我吃驚”，“此外，當時的日美關係已經在惡化，我們在船上統一了意見後才去參加會議。然而，到了美國，與美方學生展開爭論之後才發現，美方有不少人說‘美國不好’。這令我大吃一驚。我想，這大概就是民主主義吧，與這樣的人為對手進行戰爭可不得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隨便地發表任何意見的國家是了不起的。若與這樣的國家交戰，肯定會吃敗仗。”
1942年1月，在池田勇人的規勸和舉薦下，大學畢業後的宮澤喜一進入大藏省工作，成為池田的得力手下。1945年8月日本戰敗時，他在大藏省負責戰爭保險業務。當宮澤聽到“終戰詔書”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晚上就要來電了”。當時大多數日本人的心情，憧憬著明亮的燈光，實際上就是憧憬著“和平”與“光明”。戰後初期，他和大平正芳被任命為東久邇內閣藏相津島壽一的秘書。1950年4月，宮澤隨池田藏相在戰後首次赴美，試探與美國締結和約，成為日本由被占領走向獨立的契機。1951年8月，作為代表團隨員參加了舊金山媾和會議，在後台扮演了無名英雄的角色。當時他認為，“被美國而不是蘇聯占領，對日本來說可能是不幸中的萬幸”，“吉田的日美安全保障體製的選擇，曾是二戰後的第一選擇”。
原本對當政治家並無興趣的宮澤，在池田的奉勸下，也出於繼承父誌以盡孝道的意圖，1953年4月，宮澤退出十餘年的官僚生涯，在家鄉廣島初次上陣參選，33歲當選為參議員。宮澤之所以始終維持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選區，除了選民對他的遠見卓識和深厚實力的認可和期待之外，作為一個“世襲議員”，“不論怎麽說，其父宮澤裕的遺德是主要的。……托他父親之福……是他在選舉中占優勢的首要原因。”選區問題與政治家的生命攸關，穩定的選區是進軍首相的基礎。
1953年10月，宮澤與池田再次訪美，與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商談日本防衛問題。麵對美方要日本“將陸上自衛隊增加到32.5萬人”的強烈要求，宮澤等人舌戰對手，迫使對方接受了18萬人的限額。宮澤的感想是：“……隻有此時，我們才感到憲法第九條的存在是多麽的難能可貴。我們充分利用了它。”作為“保守主流”的繼承者，宮澤基本上沿襲了“重經濟、輕武裝”的吉田路線，主張加強“集體安全體製”，不作軍事大國。
1959年6月，宮澤就任岸信介內閣的文部省政務次官。1960年7月池田內閣成立，宮澤積極輔佐池田，打出了“寬容與忍耐”的口號，實行“低姿態的政治”，漸漸平息了國民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抗議活動。在池田的提攜下，宮澤開始“發跡”。1962年7月，42歲的宮澤初次入閣，被破格提拔為經濟企劃廳長官，在池田的“經濟主義政治”中充當幕後導演，參與製訂了池田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立下汗馬功勞。1966年12月，在沒有國會議席的情況下，成為佐藤內閣的經濟企劃廳長官。1970年1月，宮澤出任佐藤內閣的通產大臣。其時參與了日美貿易會議、日美纖維談判，代表日本政府參加了經濟合作開發組織部長會議、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等會議，活躍於日本和國際政壇。1967年1月，在選區的要求下，宮澤轉而參選眾議院，在其父的選舉地盤上仍以高出第二名4000票的優勢當選眾議員。
“外交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這是宮澤對“外交”的解答。所以要想解讀一個職業政治家，不能簡單地把感情、認識與國家利益或意識形態掛鉤。1974年12月，宮澤就任三木內閣的外相。一個人們印象中的“知美派”、“親美派”，卻總是冷漠地表示：“如果沒有要事，首相和外相沒有必要去美國”，“什麽美國、美國的，我對每個新大臣上台時首先要去美國的這種想法有些反感！”人們印象中的“鴿派”，在對華外交中卻曾表現出強烈的鷹派色彩。他出任外相後對外務省的幹部表明：“田中內閣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情，然而，不能突然轉身就拋棄了迄今有著親密交往的台灣。在與北京保持外交關係的同時，仍要與台灣維持外交，這就是外交。”翌年9月，宮澤在國會上公開承認台灣的青天白日旗為國旗，積極推進日台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麵，在與中國大陸進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中，就反霸權問題，宮澤堅持日本方麵的立場，寸步不讓。
此後，宮澤又擔任過福田內閣的經濟企劃廳長官、鈴木內閣的官房長官、中曾根內閣的大藏大臣、竹下內閣的副總理兼大藏大臣等，並且，被認為缺乏黨務和派閥管理經驗的宮澤，1984年10月出任自民黨總務會會長，1986年8月，接替鈴木就任宏池會第五任會長，成為黨內第二大派宮澤派的首領。然而，作為“新領導”之一的宮澤，之所以遲遲未能登上首相寶座，直至曆經36年國會議員的生涯，72歲才實現首相的夙願，這與他本人的氣質和性格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由於其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曆，宮澤是一個典型的保守官僚，“言語尖刻”、“孤芳自賞”，恃才傲物，不去拉幫結派，不善玩弄權術，也對派閥活動不熱心，所以在黨內人緣不太好，被認為“過於趾高氣揚”，是個“冷冰冰的合理主義者”。
1980年大平去世後，自民黨內就曾一度興起擁立宮澤的動向。1984年鑒於中曾根首相的總裁任期即將屆滿，宮澤發表了政策論綱——“資產倍增論”。而且，在當年7月訪華結束後途徑廣州回國時，他借唐高祖重臣魏征的名詩《述懷》，表達了秋季將競選總裁的強烈願望：“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人生感意氣，功名誰複論。”然終因田中角榮未予配合而作罷，正可謂“縱橫計不就，慷慨誌猶存”。1987年自民黨總裁改選時，在宮澤與竹下登、安倍晉太郎的三人決戰中，中曾根最後根據數字邏輯，裁定了黨內第一大派的竹下登，宮澤再次落敗。1988年12月，宮澤因涉嫌利庫路特案件而被迫辭去竹下內閣的副總理兼藏相，“清廉政治家”的肥皂泡轉瞬間破滅。
在經曆了利庫路特醜聞的打擊後，宮澤並未灰心喪氣。在海部政權即將屆滿之時，1991年6月，宮澤在外訪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對記者表明了出馬競選總裁的願望。宮澤也意識到，對於年屆72歲的他來說，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宮澤、渡邊和三塚三派聯合阻止海部連任後，原支持海部的第一大派竹下派，考慮到也可能人數上不占優勢，作為主流派為了繼續對政局保持主要影響，倉促放棄海部轉而支持宮澤。在宮澤、渡邊和三塚的候選競爭中，10月27日，宮澤以285票(渡邊120票、三塚87票)的壓倒優勢當選為自民黨第15任總裁。11月5日，海部內閣辭職，宮澤就任日本第78任首相，成為“55年體製”以來最高齡就任的兩位首相之一，另一位是石橋湛山，也是72歲上任的。其實早在1977年7月，在朝日電視台的一次節目中，關於“五年後最有可能擔任首相的政治家”的調查，出席現場的100名政治記者中選擇宮澤喜一的名列第一位。可實際上宮澤就任首相比預想的晚了將近十年。
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和國內泡沫經濟崩潰、政治醜聞層出不窮的衝擊下，基礎動搖的自民黨政權令國民屢屢失望。因此，宮澤作為池田勇人的高徒，吉田主義路線的繼承者，人們對這個新保守的旗手寄予了很大期望，稱其為“正式內閣”、“重量級內閣”、“務實內閣”等，希望其順應新形勢，繼往開來，拓展充滿時代感的“革新”政治。宮澤內閣成立之初的輿論支持率高達55.7%(《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僅次於海部，超過了其他幾位前任首相。
宮澤上台之初，在11月8日第122次臨時國會的首次演說中，公開表明要將日本建設成為“生活大國”，建立一個“公正社會”。作為一個“經濟通”，顯然這是他此前提出的“資產倍增論”的具體化。為此，宮澤首相的谘詢機構“經濟審議會”還於1992年6月25日召開全體會議，確定了題為《生活大國與五年計劃——與地球社會共存》的新五年計劃(1992—1996年)，目標是充實社會資本，美化生活環境，增加休閑時間，提高老人保障，縮小中央與地方差距，普及創造性和國際性的教育等。然而，麵對海部內閣遺留下的種種難題，宮澤在直麵經濟衰退逆流的同時，不得不忙於應付pko法案和政治改革問題。
當上“船長”的宮澤繼承了海部的思路，在聯合國維和的旗幟下積極推動“向海外派兵”。在施政演說中宮澤將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pko法案”)置於首要的位置。1991年11月27日，在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議員的怒吼和謾罵聲中，自民黨和公明黨聯合，在眾議院國際和平合作委員會上強行通過了新的“pko法案”。翌年6月15日，國會正式通過了該法案。與積極的改憲派中曾根不同，宮澤一直是堅持憲法第九條的護憲派，但在小澤等人力主向海外派兵做國際貢獻的推動下，宮澤一定程度上調整了自己的姿態。1992年9月8日，宮澤主持內閣會議，通過了在柬埔寨和安哥拉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實施計劃。9月17日，第一批先遣隊423人前往柬埔寨，從此正式掀開了日本自衛隊海外派兵的帷幕。
如何在“冷戰後的時代”“構築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宮澤主張“以日美歐為主體、以日美為主導”，特別是強調了“日美關係是日本外交的基礎……兩國在進一步加深經濟關係以及包括促進相互理解在內的友好合作關係的同時，要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必須自覺承擔共同責任，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基於亞太地區的多樣性，不僅在經濟方麵，而且要擴大政治對話機會，在政治方麵也積極發揮作用”，“宮澤外交”意欲將日本外交變守勢被動為積極主動，變經濟外交為政治外交。
美國總統布什於1992年1月訪日，經過首腦會談，雙方共同發表了《世界增長戰略》、《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三個文件，確認了兩國的“全球夥伴關係”，著眼於中長期的雙邊合作。1993年4月，宮澤訪美，與新總統克林頓的會談中，雙方就構築包括安全、全球合作和經濟在內的新型關係達成一致意見。隨著冷戰體製的解體，日美兩國在軍事安全利益相對減少而貿易摩擦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在謀求日本進行經濟合作的同時，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日本做出讓步，而日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時，不得不在經濟方麵給與美國讓步和支持。於是，在布什總統時，宮澤做出了190億美元的美國汽車零部件采購計劃，到克林頓總統時，宮澤又製訂了13兆日元的內需擴大政策。美國則表明支持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等。
宮澤長期以來一直重視中日關係的發展。1986年競選自民黨總裁時，他就提出“中日關係與日美關係同樣重要”，“日本在國際問題上離不開美國，在亞洲問題上同樣離不開中國”。上任後，他又多次強調“要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中日關係。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雙方開展了一係列互訪活動，其中天皇訪華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992年1月，渡邊美智雄外相訪華。4月6—10日，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宮澤在歡迎宴會的致辭中再次強調指出：“今天的中日關係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或地區性的關係，而且已經進入‘世界中的中日關係’的時代。自蘇聯解體之後，正在重建國際新秩序的當今世界，要求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方麵也發揮重要作用。……同貴國今後也將繼續加深政治對話，以致力於實現‘為世界做出貢獻的中日關係’”。
經過宮澤的多方努力，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對中國進行了友好訪問。日本天皇訪華，這在中日關係史上是第一次。在歡迎宴會上明仁天皇表示：“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曆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國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並開始了國家的複興。從此，我國專心致力於建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新的友好關係”。對此，宮澤認為，“此次天皇訪華，在兩國悠久的曆史交往中尚屬首次。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這一象征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時期，此行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
在政治改革上，以利庫路特醜聞為契機啟動的政治改革，遲遲不見進展。不僅各方意見不一，而且不少人表麵上高呼改革，實際上內心並不積極。政界沉浮多年的宮澤本人亦深諳其中之道，對觸及政治資金和選舉製度的政治法案“敬而遠之”，其中他本人就並不讚成小選舉區製度。然而，自民黨的金權體製積重難返，政治醜聞不斷，持續衝擊著“宮澤丸”這艘迷失了航向的大船。
宮澤上任不久，12月“共和事件”爆發，他手下的宏池會原事務總長阿部文男曾收受共和鋼筋公司的大量賄賂，1992年1月被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作為現任國會議員被捕，這是自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榮被拘捕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因國會處於休會時期，檢查廳當局在沒有遞交逮捕認可申請書的情況下實施了逮捕，對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對宮澤政權來說，無疑也是一個不小的衝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東京佐川快遞事件”曝光，總經理渡邊廣康被捕，其供認曾捐出22億日元給12名政治家，輿論嘩然。據《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顯示，宮澤內閣的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55.7%一路下跌，92年1月份降為40.3%，2月為32.2%，3月跌至26.5%，五個月間竟下降了一半多，這種情況前所未有。一度出現宮澤內閣“三月危機”說，有人推測宮澤內閣是否會倒台。為了渡過危機，迎接7月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力求加強凝聚力，一致支持宮澤內閣。中曾根稱讚宮澤是“有毅力”的“頑強的男子漢”，年輕議員將宮澤政權稱為“可信賴的正式政權”，金丸信大聲疾呼：“宮澤政權不管是泥船還是木船，政治家都要與這條船共命運，同舟共濟！”
然而，這位“政壇教父”其時也是自身難保。1992年8月，金丸信承認曾接受渡邊的5億日元“政治捐款”，決定辭去自民黨副總裁和竹下派“經世會”會長的職務。這對將國會對策和黨內事務全麵委托竹下派的宮澤來說，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9月，金丸信曾在竹下內閣成立之際，為了排除右翼團體的幹擾而拜托日本黑社會的事實也被披露出來。翌年3月6日，金丸信及其秘書因涉嫌違反所得稅法被逮捕。徹底對自民黨喪失信心的國民紛紛走上街頭，集會遊行，成千上萬的抗議信寄往國會。金丸事件加劇了黨內派閥鬥爭，最終導致了自民黨的分裂。其時，宮澤已經走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的前夜。
1992年5月，原自民黨副幹事長、熊本縣知事細川護熙率先脫離自民黨，成立新黨“自由社會聯合”，不久改名為“日本新黨”。同年10月28日，小澤、羽田孜等人反對小淵就任竹下派新會長，宣布脫離竹下派，成立“改革論壇21”。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為羽田派和小淵派。
圍繞政治改革問題，具體該如何推進？眾說紛紜，可實際上每個人都心中無數。以宮澤為代表的自民黨“守舊派”認為自民黨是唯一能勝任執政任務的政黨，必須由自民黨一黨進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黨向眾議院提出了關於政治改革的四項法案：公職選舉法法案、眾議院選區劃定委員會設置法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補助法案。社會、公明兩黨也提出了相應的政治改革法案。在法案審議過程中，由於在野黨不滿宮澤的做法，社會、公明、民社、社民聯、民主改革聯盟、日本新黨等六個在野黨聯合提出了對宮澤內閣的不信任案，結果由於改革“推進派”羽田派等的39人“倒戈造反”，6月18日，眾議院以255票對220票通過了內閣不信任案。不信任案通過後，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本部事務局長武村正義代表10名眾議員提出退黨申請，21日宣布成立“先驅新黨”。23日羽田和小澤帶領44名議員成立“新生黨”，在日本政壇掀起一股新黨熱潮。
倉皇之間，宮澤宣布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問信於民。1993年7月18日，大選結果揭曉。自民黨獲223席，未過半數；社會黨由原來的137席降至70席；日本新黨第一次參選就獲得35席；新生黨獲55席，增加了19席；先驅新黨獲13席，增加了3席；民社黨15席，增加1席；共產黨15席，減少1席；社民聯4席，與原來持平。三個新黨在選舉時高舉“推進政治改革”和“結束自民黨一黨統治”的旗幟，發揮了鼓動民心的作用。態度曖昧、政策不明的社會黨卻喪失了眾多選票。自民黨雖未過半數，但實際上還比解散時多拿了一票，基本上持平。這也反映了日本民眾對自民黨不滿的同時，也希望政治能夠保持相對穩定。
1993年7月22日，宮澤首相引咎辭職。“55年體製”瓦解，自民黨一黨執政38年的曆史宣告結束，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8月6日，八黨派聯合的細川護熙內閣成立，自民黨被拉下台淪為在野黨。執政一年零九個月的宮澤，奔忙於冷戰結束後的國際舞台上和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內政中，意欲救自民黨於政治醜聞迭出的“水火之中”，不可謂不盡心竭力，然而在政治體製“疲勞”，政治改革多年不見進展的情況下，自民黨分裂而下台，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必然付出的“代價”。隻是“大器晚成”的宮澤，做了這次值班 “船長”，能力未及充分施展，自民黨的大船就在他手中“沉沒”了。於是，有人將身為第15任總裁的宮澤稱為“自民黨的德川慶喜”。因為120多年前的幕府末期，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還給了天皇，宣告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的結束。
離開相位五年後，在小淵惠三首相的再三請求下，宮澤出任了小淵內閣的大藏大臣，啟用前首相再次入閣在日本戰後曆史上還是首次。因戰前的高橋是清有過類似的經曆，所以，也有人將宮澤稱為“平成的高橋是清”。隨後，他又擔任了森喜朗內閣的大藏大臣和財政大臣。2003年眾議院大選時，因小泉純一郎引進議員退休製，宮澤宣布引退，將自己的選舉地盤讓給了侄子宮澤洋一。2007年6月28日，宮澤在東京去世，終年87歲。
出任第78屆(1991.11.5—1993.8.9)內閣首相
宮澤喜一(1919—2007)是日本著名的“國際派政治家”，被譽為“經濟政策通”、“外交通”、“國際通”、“戰後政治的活字典”等等，為官從政達60餘年，跨越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到21世紀初的多半個世紀，一直活躍於日本政治的中樞地帶，參與日本內外最高決策的行列，見證了日本戰後政治變化和日美關係發展的全過程，是一位資深才高、大器晚成的“精英型首相”。他72歲就任首相，僅次於幣原喜重郎(73歲)，是戰後年齡最高當選首相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也是自民黨一黨優勢體製下的最後一位首相，還是戰後第一個在出任首相後又入閣擔當大臣的重量級人物。
宮澤喜一誕生和成長於一個名位顯赫的政治家家庭。1919年10月8日，宮澤出生於東京，原籍為廣島縣沼隈郡金江村(現福山市金江町)。祖父務農，家境窘迫，其父宮澤裕發憤苦讀，東京帝國大學法律係畢業後，娶“立憲政友會”巨頭小川平吉的次女小川琴為妻。外祖父小川平吉是日本近代的著名政治家，曾任“政友會”幹事長、“國勢院”總裁、加藤高明內閣的司法大臣和田中義一內閣的鐵道大臣等職。在外祖父小川的關照下，其父宮澤裕當選為帝國議會眾議員，先後擔任了遞信大臣望月圭介的秘書官和鐵道大臣鬆野鶴平麾下的鐵道省政務次官，戰後遭到“整肅”，參選失敗後，就任了大東文化大學理事兼政治學係教授。宮澤的四舅小川平四郎，即小川平吉的四子是日本首任駐華大使、現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二舅小川平二也是國會議員，曾官至勞動大臣、自治大臣和文部大臣等職；宮澤的大姨嫁給原兵庫縣警察部長井上政信，三姨嫁給了元警察總監齋藤樹。與宮澤同齡的五舅平五的三女兒1980年與首相鈴木善幸的長子、現任眾議員鈴木俊一結婚。鈴木考慮讓宮澤當接班人，與這一背景不無關係。於是，通過鈴木家族，宮澤家族也與麻生(太郎)家族、吉田(茂)家族以及天皇家族建立了姻親關係，自然也成為佐藤(榮作)家族、岸(信介)家族、安倍(晉三)家族的遠親。
此外，號稱“宮澤三秀才”的兄弟三人“也不示弱”，三人都是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二弟宮澤弘，擔任過廣島縣知事、村山內閣的法務大臣，其長子宮澤洋一是現任眾議員；三弟宮澤泰曾任日本駐聯邦德國及阿爾及利亞等國大使。宮澤喜一的長子宮澤裕夫也通過石橋家族，與鳩山(一郎)家族、池田(勇人)家族等建立了姻親關係。宮澤家族從原本的普通人家一舉躋身為“超級名門”，成為顯赫的“閨閥”一族。
宮澤喜一的成長道路，是一條典型的“精英路線”。1926年4月，6歲的宮澤進入培養精英的東京高等師範學院附屬小學，此校多為家境優越的子弟，據說宮澤班上就有五名議員子弟。宮澤自幼聰明好學，成績優異，小學畢業後進入學風嚴謹、校風自由的私立武藏中學。該校的教育方針是“少而精”，年招生不足100人。校方不要求穿統一校服，連文部省號召的慶賀日軍侵占南京的提燈遊行活動也斷然拒絕。
學習成長中的宮澤，不僅培養了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反抗精神，而且形成了敏銳的洞察力和冷靜清晰的思辨力。1939年宮澤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武藏中學，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由於他卓越的英語能力，同年暑假，即被選派前往美國出席第六屆日美學生會議。初次赴美的經曆，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世界觀和國家觀，為其以後考慮或判斷國際問題奠定了基礎。當時的宮澤認為：“……日本與美國的生活水平相差很遠，美國的經濟力量令我吃驚”，“此外，當時的日美關係已經在惡化，我們在船上統一了意見後才去參加會議。然而，到了美國，與美方學生展開爭論之後才發現，美方有不少人說‘美國不好’。這令我大吃一驚。我想，這大概就是民主主義吧，與這樣的人為對手進行戰爭可不得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隨便地發表任何意見的國家是了不起的。若與這樣的國家交戰，肯定會吃敗仗。”
1942年1月，在池田勇人的規勸和舉薦下，大學畢業後的宮澤喜一進入大藏省工作，成為池田的得力手下。1945年8月日本戰敗時，他在大藏省負責戰爭保險業務。當宮澤聽到“終戰詔書”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晚上就要來電了”。當時大多數日本人的心情，憧憬著明亮的燈光，實際上就是憧憬著“和平”與“光明”。戰後初期，他和大平正芳被任命為東久邇內閣藏相津島壽一的秘書。1950年4月，宮澤隨池田藏相在戰後首次赴美，試探與美國締結和約，成為日本由被占領走向獨立的契機。1951年8月，作為代表團隨員參加了舊金山媾和會議，在後台扮演了無名英雄的角色。當時他認為，“被美國而不是蘇聯占領，對日本來說可能是不幸中的萬幸”，“吉田的日美安全保障體製的選擇，曾是二戰後的第一選擇”。
原本對當政治家並無興趣的宮澤，在池田的奉勸下，也出於繼承父誌以盡孝道的意圖，1953年4月，宮澤退出十餘年的官僚生涯，在家鄉廣島初次上陣參選，33歲當選為參議員。宮澤之所以始終維持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選區，除了選民對他的遠見卓識和深厚實力的認可和期待之外，作為一個“世襲議員”，“不論怎麽說，其父宮澤裕的遺德是主要的。……托他父親之福……是他在選舉中占優勢的首要原因。”選區問題與政治家的生命攸關，穩定的選區是進軍首相的基礎。
1953年10月，宮澤與池田再次訪美，與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商談日本防衛問題。麵對美方要日本“將陸上自衛隊增加到32.5萬人”的強烈要求，宮澤等人舌戰對手，迫使對方接受了18萬人的限額。宮澤的感想是：“……隻有此時，我們才感到憲法第九條的存在是多麽的難能可貴。我們充分利用了它。”作為“保守主流”的繼承者，宮澤基本上沿襲了“重經濟、輕武裝”的吉田路線，主張加強“集體安全體製”，不作軍事大國。
1959年6月，宮澤就任岸信介內閣的文部省政務次官。1960年7月池田內閣成立，宮澤積極輔佐池田，打出了“寬容與忍耐”的口號，實行“低姿態的政治”，漸漸平息了國民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抗議活動。在池田的提攜下，宮澤開始“發跡”。1962年7月，42歲的宮澤初次入閣，被破格提拔為經濟企劃廳長官，在池田的“經濟主義政治”中充當幕後導演，參與製訂了池田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立下汗馬功勞。1966年12月，在沒有國會議席的情況下，成為佐藤內閣的經濟企劃廳長官。1970年1月，宮澤出任佐藤內閣的通產大臣。其時參與了日美貿易會議、日美纖維談判，代表日本政府參加了經濟合作開發組織部長會議、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等會議，活躍於日本和國際政壇。1967年1月，在選區的要求下，宮澤轉而參選眾議院，在其父的選舉地盤上仍以高出第二名4000票的優勢當選眾議員。
“外交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這是宮澤對“外交”的解答。所以要想解讀一個職業政治家，不能簡單地把感情、認識與國家利益或意識形態掛鉤。1974年12月，宮澤就任三木內閣的外相。一個人們印象中的“知美派”、“親美派”，卻總是冷漠地表示：“如果沒有要事，首相和外相沒有必要去美國”，“什麽美國、美國的，我對每個新大臣上台時首先要去美國的這種想法有些反感！”人們印象中的“鴿派”，在對華外交中卻曾表現出強烈的鷹派色彩。他出任外相後對外務省的幹部表明：“田中內閣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情，然而，不能突然轉身就拋棄了迄今有著親密交往的台灣。在與北京保持外交關係的同時，仍要與台灣維持外交，這就是外交。”翌年9月，宮澤在國會上公開承認台灣的青天白日旗為國旗，積極推進日台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麵，在與中國大陸進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中，就反霸權問題，宮澤堅持日本方麵的立場，寸步不讓。
此後，宮澤又擔任過福田內閣的經濟企劃廳長官、鈴木內閣的官房長官、中曾根內閣的大藏大臣、竹下內閣的副總理兼大藏大臣等，並且，被認為缺乏黨務和派閥管理經驗的宮澤，1984年10月出任自民黨總務會會長，1986年8月，接替鈴木就任宏池會第五任會長，成為黨內第二大派宮澤派的首領。然而，作為“新領導”之一的宮澤，之所以遲遲未能登上首相寶座，直至曆經36年國會議員的生涯，72歲才實現首相的夙願，這與他本人的氣質和性格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由於其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曆，宮澤是一個典型的保守官僚，“言語尖刻”、“孤芳自賞”，恃才傲物，不去拉幫結派，不善玩弄權術，也對派閥活動不熱心，所以在黨內人緣不太好，被認為“過於趾高氣揚”，是個“冷冰冰的合理主義者”。
1980年大平去世後，自民黨內就曾一度興起擁立宮澤的動向。1984年鑒於中曾根首相的總裁任期即將屆滿，宮澤發表了政策論綱——“資產倍增論”。而且，在當年7月訪華結束後途徑廣州回國時，他借唐高祖重臣魏征的名詩《述懷》，表達了秋季將競選總裁的強烈願望：“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人生感意氣，功名誰複論。”然終因田中角榮未予配合而作罷，正可謂“縱橫計不就，慷慨誌猶存”。1987年自民黨總裁改選時，在宮澤與竹下登、安倍晉太郎的三人決戰中，中曾根最後根據數字邏輯，裁定了黨內第一大派的竹下登，宮澤再次落敗。1988年12月，宮澤因涉嫌利庫路特案件而被迫辭去竹下內閣的副總理兼藏相，“清廉政治家”的肥皂泡轉瞬間破滅。
在經曆了利庫路特醜聞的打擊後，宮澤並未灰心喪氣。在海部政權即將屆滿之時，1991年6月，宮澤在外訪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對記者表明了出馬競選總裁的願望。宮澤也意識到，對於年屆72歲的他來說，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宮澤、渡邊和三塚三派聯合阻止海部連任後，原支持海部的第一大派竹下派，考慮到也可能人數上不占優勢，作為主流派為了繼續對政局保持主要影響，倉促放棄海部轉而支持宮澤。在宮澤、渡邊和三塚的候選競爭中，10月27日，宮澤以285票(渡邊120票、三塚87票)的壓倒優勢當選為自民黨第15任總裁。11月5日，海部內閣辭職，宮澤就任日本第78任首相，成為“55年體製”以來最高齡就任的兩位首相之一，另一位是石橋湛山，也是72歲上任的。其實早在1977年7月，在朝日電視台的一次節目中，關於“五年後最有可能擔任首相的政治家”的調查，出席現場的100名政治記者中選擇宮澤喜一的名列第一位。可實際上宮澤就任首相比預想的晚了將近十年。
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和國內泡沫經濟崩潰、政治醜聞層出不窮的衝擊下，基礎動搖的自民黨政權令國民屢屢失望。因此，宮澤作為池田勇人的高徒，吉田主義路線的繼承者，人們對這個新保守的旗手寄予了很大期望，稱其為“正式內閣”、“重量級內閣”、“務實內閣”等，希望其順應新形勢，繼往開來，拓展充滿時代感的“革新”政治。宮澤內閣成立之初的輿論支持率高達55.7%(《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僅次於海部，超過了其他幾位前任首相。
宮澤上台之初，在11月8日第122次臨時國會的首次演說中，公開表明要將日本建設成為“生活大國”，建立一個“公正社會”。作為一個“經濟通”，顯然這是他此前提出的“資產倍增論”的具體化。為此，宮澤首相的谘詢機構“經濟審議會”還於1992年6月25日召開全體會議，確定了題為《生活大國與五年計劃——與地球社會共存》的新五年計劃(1992—1996年)，目標是充實社會資本，美化生活環境，增加休閑時間，提高老人保障，縮小中央與地方差距，普及創造性和國際性的教育等。然而，麵對海部內閣遺留下的種種難題，宮澤在直麵經濟衰退逆流的同時，不得不忙於應付pko法案和政治改革問題。
當上“船長”的宮澤繼承了海部的思路，在聯合國維和的旗幟下積極推動“向海外派兵”。在施政演說中宮澤將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pko法案”)置於首要的位置。1991年11月27日，在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議員的怒吼和謾罵聲中，自民黨和公明黨聯合，在眾議院國際和平合作委員會上強行通過了新的“pko法案”。翌年6月15日，國會正式通過了該法案。與積極的改憲派中曾根不同，宮澤一直是堅持憲法第九條的護憲派，但在小澤等人力主向海外派兵做國際貢獻的推動下，宮澤一定程度上調整了自己的姿態。1992年9月8日，宮澤主持內閣會議，通過了在柬埔寨和安哥拉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實施計劃。9月17日，第一批先遣隊423人前往柬埔寨，從此正式掀開了日本自衛隊海外派兵的帷幕。
如何在“冷戰後的時代”“構築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宮澤主張“以日美歐為主體、以日美為主導”，特別是強調了“日美關係是日本外交的基礎……兩國在進一步加深經濟關係以及包括促進相互理解在內的友好合作關係的同時，要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必須自覺承擔共同責任，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基於亞太地區的多樣性，不僅在經濟方麵，而且要擴大政治對話機會，在政治方麵也積極發揮作用”，“宮澤外交”意欲將日本外交變守勢被動為積極主動，變經濟外交為政治外交。
美國總統布什於1992年1月訪日，經過首腦會談，雙方共同發表了《世界增長戰略》、《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三個文件，確認了兩國的“全球夥伴關係”，著眼於中長期的雙邊合作。1993年4月，宮澤訪美，與新總統克林頓的會談中，雙方就構築包括安全、全球合作和經濟在內的新型關係達成一致意見。隨著冷戰體製的解體，日美兩國在軍事安全利益相對減少而貿易摩擦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在謀求日本進行經濟合作的同時，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日本做出讓步，而日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時，不得不在經濟方麵給與美國讓步和支持。於是，在布什總統時，宮澤做出了190億美元的美國汽車零部件采購計劃，到克林頓總統時，宮澤又製訂了13兆日元的內需擴大政策。美國則表明支持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等。
宮澤長期以來一直重視中日關係的發展。1986年競選自民黨總裁時，他就提出“中日關係與日美關係同樣重要”，“日本在國際問題上離不開美國，在亞洲問題上同樣離不開中國”。上任後，他又多次強調“要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中日關係。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雙方開展了一係列互訪活動，其中天皇訪華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992年1月，渡邊美智雄外相訪華。4月6—10日，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宮澤在歡迎宴會的致辭中再次強調指出：“今天的中日關係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或地區性的關係，而且已經進入‘世界中的中日關係’的時代。自蘇聯解體之後，正在重建國際新秩序的當今世界，要求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方麵也發揮重要作用。……同貴國今後也將繼續加深政治對話，以致力於實現‘為世界做出貢獻的中日關係’”。
經過宮澤的多方努力，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對中國進行了友好訪問。日本天皇訪華，這在中日關係史上是第一次。在歡迎宴會上明仁天皇表示：“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曆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國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並開始了國家的複興。從此，我國專心致力於建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新的友好關係”。對此，宮澤認為，“此次天皇訪華，在兩國悠久的曆史交往中尚屬首次。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這一象征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時期，此行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
在政治改革上，以利庫路特醜聞為契機啟動的政治改革，遲遲不見進展。不僅各方意見不一，而且不少人表麵上高呼改革，實際上內心並不積極。政界沉浮多年的宮澤本人亦深諳其中之道，對觸及政治資金和選舉製度的政治法案“敬而遠之”，其中他本人就並不讚成小選舉區製度。然而，自民黨的金權體製積重難返，政治醜聞不斷，持續衝擊著“宮澤丸”這艘迷失了航向的大船。
宮澤上任不久，12月“共和事件”爆發，他手下的宏池會原事務總長阿部文男曾收受共和鋼筋公司的大量賄賂，1992年1月被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作為現任國會議員被捕，這是自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榮被拘捕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因國會處於休會時期，檢查廳當局在沒有遞交逮捕認可申請書的情況下實施了逮捕，對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對宮澤政權來說，無疑也是一個不小的衝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東京佐川快遞事件”曝光，總經理渡邊廣康被捕，其供認曾捐出22億日元給12名政治家，輿論嘩然。據《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顯示，宮澤內閣的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55.7%一路下跌，92年1月份降為40.3%，2月為32.2%，3月跌至26.5%，五個月間竟下降了一半多，這種情況前所未有。一度出現宮澤內閣“三月危機”說，有人推測宮澤內閣是否會倒台。為了渡過危機，迎接7月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力求加強凝聚力，一致支持宮澤內閣。中曾根稱讚宮澤是“有毅力”的“頑強的男子漢”，年輕議員將宮澤政權稱為“可信賴的正式政權”，金丸信大聲疾呼：“宮澤政權不管是泥船還是木船，政治家都要與這條船共命運，同舟共濟！”
然而，這位“政壇教父”其時也是自身難保。1992年8月，金丸信承認曾接受渡邊的5億日元“政治捐款”，決定辭去自民黨副總裁和竹下派“經世會”會長的職務。這對將國會對策和黨內事務全麵委托竹下派的宮澤來說，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9月，金丸信曾在竹下內閣成立之際，為了排除右翼團體的幹擾而拜托日本黑社會的事實也被披露出來。翌年3月6日，金丸信及其秘書因涉嫌違反所得稅法被逮捕。徹底對自民黨喪失信心的國民紛紛走上街頭，集會遊行，成千上萬的抗議信寄往國會。金丸事件加劇了黨內派閥鬥爭，最終導致了自民黨的分裂。其時，宮澤已經走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的前夜。
1992年5月，原自民黨副幹事長、熊本縣知事細川護熙率先脫離自民黨，成立新黨“自由社會聯合”，不久改名為“日本新黨”。同年10月28日，小澤、羽田孜等人反對小淵就任竹下派新會長，宣布脫離竹下派，成立“改革論壇21”。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為羽田派和小淵派。
圍繞政治改革問題，具體該如何推進？眾說紛紜，可實際上每個人都心中無數。以宮澤為代表的自民黨“守舊派”認為自民黨是唯一能勝任執政任務的政黨，必須由自民黨一黨進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黨向眾議院提出了關於政治改革的四項法案：公職選舉法法案、眾議院選區劃定委員會設置法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補助法案。社會、公明兩黨也提出了相應的政治改革法案。在法案審議過程中，由於在野黨不滿宮澤的做法，社會、公明、民社、社民聯、民主改革聯盟、日本新黨等六個在野黨聯合提出了對宮澤內閣的不信任案，結果由於改革“推進派”羽田派等的39人“倒戈造反”，6月18日，眾議院以255票對220票通過了內閣不信任案。不信任案通過後，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本部事務局長武村正義代表10名眾議員提出退黨申請，21日宣布成立“先驅新黨”。23日羽田和小澤帶領44名議員成立“新生黨”，在日本政壇掀起一股新黨熱潮。
倉皇之間，宮澤宣布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問信於民。1993年7月18日，大選結果揭曉。自民黨獲223席，未過半數；社會黨由原來的137席降至70席；日本新黨第一次參選就獲得35席；新生黨獲55席，增加了19席；先驅新黨獲13席，增加了3席；民社黨15席，增加1席；共產黨15席，減少1席；社民聯4席，與原來持平。三個新黨在選舉時高舉“推進政治改革”和“結束自民黨一黨統治”的旗幟，發揮了鼓動民心的作用。態度曖昧、政策不明的社會黨卻喪失了眾多選票。自民黨雖未過半數，但實際上還比解散時多拿了一票，基本上持平。這也反映了日本民眾對自民黨不滿的同時，也希望政治能夠保持相對穩定。
1993年7月22日，宮澤首相引咎辭職。“55年體製”瓦解，自民黨一黨執政38年的曆史宣告結束，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8月6日，八黨派聯合的細川護熙內閣成立，自民黨被拉下台淪為在野黨。執政一年零九個月的宮澤，奔忙於冷戰結束後的國際舞台上和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日本內政中，意欲救自民黨於政治醜聞迭出的“水火之中”，不可謂不盡心竭力，然而在政治體製“疲勞”，政治改革多年不見進展的情況下，自民黨分裂而下台，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必然付出的“代價”。隻是“大器晚成”的宮澤，做了這次值班 “船長”，能力未及充分施展，自民黨的大船就在他手中“沉沒”了。於是，有人將身為第15任總裁的宮澤稱為“自民黨的德川慶喜”。因為120多年前的幕府末期，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還給了天皇，宣告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的結束。
離開相位五年後，在小淵惠三首相的再三請求下，宮澤出任了小淵內閣的大藏大臣，啟用前首相再次入閣在日本戰後曆史上還是首次。因戰前的高橋是清有過類似的經曆，所以，也有人將宮澤稱為“平成的高橋是清”。隨後，他又擔任了森喜朗內閣的大藏大臣和財政大臣。2003年眾議院大選時，因小泉純一郎引進議員退休製，宮澤宣布引退，將自己的選舉地盤讓給了侄子宮澤洋一。2007年6月28日，宮澤在東京去世，終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