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部俊樹kaifu toshiki 1931.1.2— )
連任第76—77屆 (1989.8.10—1991.11.5)內閣首相
海部俊樹(1931— )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昭和時代出生的首相，也是在日本政壇的“多事之秋”誕生的又一個出自自民黨小派閥的首相。他年紀較輕，58歲就任首相，是戰後日本最年輕的首相之一；他能言善辯，舌戰政敵，堪稱“日本政壇一流的雄辯家”。在出任日本自民黨第十四任總裁、執掌政權兩年零兩個多月之後，還在55年體製崩潰後的多黨聯合政權時代，擔任過自由改革聯合的代表、新進黨的第一任黨首，還曾擔任自由黨、保守黨和保守新黨的最高顧問，成為日本政界有著近五十年議員資曆的元老級政治家。
1931年1月2日，海部俊樹出生於愛知縣一宮市一個經營照相館的家庭。1948年東海中學畢業。中學時代，他曾誌願加入少年航空兵，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實際上沒有入伍出征。1951年中央大學法學專科畢業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法學部學習，1954年本科畢業後，繼續在早稻田大學攻讀研究生，直到1956年從早大中退。
海部自幼口才出眾，在老師的指導下，從中學時代就籌建演講社團，認真參與各地舉辦的演講比賽，曾在全縣的中學辯論賽上獲獎。在中央大學時，因發表演說激烈批判美軍的占領政策而被拘留。進入早稻田大學後，他認為政治家最重要的條件，必須要有出色的、吸引人的口才。因此，他積極地加入了早稻田大學的“雄辯會”，礪練自己的演講能力，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在當時的一次辯論大賽上，海部摘得了桂冠，雄辯會會長時子山常三郎教授(後來的早稻田大學校長)的點評是：“海部之前沒有海部，海部之後亦不會有海部。”在雄辯會鍛煉能力的同時，海部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畢業於早大、活躍於日本政壇的政治家，拓展了視野，堅定了其從政的決心。時至今日，海部一提起鬆村謙三先生，仍甚為激動。他說：“鬆村先生從那時起就說，中國必定會回到世界的大舞台，與蘇聯分手的日子指日可待。真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偉大政治家。”此外，通過雄辯會，他還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係，如在政界的同期會員還有藤波孝生、渡邊恒三，竹下登也曾是該雄辯會的會員。這種人脈關係，對日後海部的仕途升遷發揮了很大作用。
當然，海部真正步入政界的契機是，他在早大求學期間，擔任了同縣出生的眾議員河野金升的秘書。據說，他與河野的相識也是得益於在故鄉愛知縣舉辦的一次青年辯論大賽，海部的“三寸之舌”贏得了評委會委員河野的讚賞。腳有殘疾、拄著拐杖的河野，一次邀海部一起洗澡時，在浴室中赤身裸體地對海部說了一段話，令他終身難忘：“所謂政治，就是必須要讓那些見不到陽光的地方洋溢著溫情。要成為勞動大眾和弱者的夥伴，不當這樣的政治家是不行的。”由此，“給無光之處以關愛之光的政治”、“不視正直老實為愚蠢的誠信政治”，成為海部投身政界後一貫不變的政治準則。
1958年3月29日，河野金升英年早逝，享年49歲。兩年後，他的夫人河野孝子將選舉地盤讓給海部。在1960年11月第29屆眾議院大選中，29歲的海部作為“唯一一個昭和時代出生的青年”當選為眾議員，成為當時日本全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被稱為“日本的肯尼迪”，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當年也是29歲當選眾議員的。他在早稻田大學大隈會館召開的慶祝會上幽默地說道：“承蒙關照，這次我29歲當選為最年輕的議員。現在想來，我昭和29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第29屆大選中，29歲當選，分到的房間是第一議員會館六號館的29號。……29是我作為政治家的幸運數字。既然如此，再過29年，如能得到各位支持，我打算當了總理大臣，回報各位的恩情。”從此，有人便戲謔地稱他為“二十九先生”。如果當時他隻是當做笑話隨口說說罷了的話，那麽，當他被邀請到美國，受到肯尼迪總統接見後，肯尼迪成為海部活生生的榜樣。“有誌者事竟成”，有朝一日當選首相，可以說從那一刻起成為海部執著追求的理想。在首次競選中三木武夫贈送的肯尼迪和三木的合影，也像傳家寶一樣，直到今天一直掛在愛知縣一宮市海部俊樹事務所的牆上。然而，令海部痛惜不已的是，美國的兩顆政治巨星肯尼迪兄弟，居然相繼隕落在暴徒的槍口之下……
海部當選後，追隨三木武夫，加入了自民黨內的小派閥三木派。他視三木為“理想的政治家”，成為三木的得意弟子，其政治信條是“簡明、廉潔的政治”。在1972年7月5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第一輪投票結果公布，當確認三木敗給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夫時，三木旁邊椅子上的海部嘴唇緊咬，雙肩抖動，泣不成聲。1980年河本敏夫繼承三木派之後，海部繼續擁戴河本，成為河本派的二號人物。海部與橋本龍太郎、藤波孝生等，被稱為“新新領導”。
海部曾先後擔任自民黨青年局學生部部長、青年局局長、國會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1966年8月，出任佐藤內閣的勞動政務次官，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勞工組織大會。1972年出任眾議院運營委員會委員長，1974年12月，在田中角榮被“金權政治”擊倒後的動蕩之中，椎名悅三郎以裁定的方式，將“清廉”的小派閥領袖三木推上了首相寶座。海部出任三木內閣的官房副長官，作為三木的左膀右臂，從此前第一線與在野黨激烈交鋒的“進攻型政治家”，轉為輔佐執政的“防守型政治”。他與三木一起全力推動修改了“政治資金規正法”和“公職選舉法”，並且作為政府發言人在處理1975年12月鐵路和社會服務行業的一次罷工中，從容上陣，名噪一時。1976年9月，海部被任命為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極力支持著三木內閣的工作。同年12月，三木辭職後，45歲的海部在三木的舉薦下，就任福田內閣的文部大臣。1980年8月，海部出任自民黨文教製度調查會會長，1985年12月，再次出任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成為自民黨內文教政策的專家。
1989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失敗後，宇野宗佑引咎辭職。在“金權醜聞”、“桃色醜聞”的打擊下，自民黨自感危機重重。黨內輿論一致認為下屆總裁必須是一位清新廉潔之士，能夠確保下屆眾議院大選獲勝，來扭轉自民黨衰敗的頹勢。於是，自民黨本部決定，與“利庫路特案件”有關的竹下登、安倍晉太郎、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等派閥領袖不得參加本屆總裁選舉。自民黨派係領導中隻有元老級的河本敏夫與“利案”沒有瓜葛，原本78歲的河本考慮到政治生涯來日無多，打算借機一搏，無奈黨內普遍擔心“元老政治”難以保證大選獲勝而作罷。在當時政界中，新領導橋本龍太郎呼聲最高。輿論調查表明，41%的人認為“橋本最適合當自民黨總裁”，高出海部俊樹一倍，在財界中支持橋本的占50%，而支持其他人的均不到10%。
然而，左右政治局勢的最大派係領袖竹下登認為，本派的橋本上台會加速新老更替，“時鍾不往前撥，也不倒撥”，決定舉薦年齡適當、易於控製的河本派二號人物海部俊樹。海部是竹下早稻田大學的校友，都是“雄辯會”的會員，二人關係密切，早在自民黨青年局時代，他們就在一起共事，所以有人也稱海部是“隱身的竹下派”。加之海部性情溫和，形象廉潔，恰好是“竹下影子內閣”的最佳候選人。於是1989年8月8日，自民黨參眾兩院議員和各都道府縣的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總裁，這是自1972年以來時隔17年後的又一次總裁選舉，期間都是以各種名義派閥協商或個人指定的。結果在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和中曾根派等的聯合支持下，海部以279票的壓倒優勢，擊敗林義郎和石原慎太郎，當選日本自民黨第14任總裁。這次形式上民主的總裁“特別選舉”，各派推出的不是別派的人，就是本派的新人。海部作為小派閥的新人，之所以能夠登上總裁這個旋轉舞台，同樣是“利案”後遺症的結果，這與15年前海部的“師父”三木武夫在洛克希德案打倒田中的背景下出來“穩定政局”，頗有些相似之處，屬於“亂世造英雄”。
在參議院自民黨失去多數的“非常國會”的情況下，翌日的首相選舉，眾議院選出海部，而參議院選出了社會黨的土井多賀子，根據憲法規定，首相選舉兩院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眾議院的意見優先。於是，海部俊樹當選為日本第76屆首相，也成為日本42年來首位未獲參眾兩院支持的首相。不管怎樣，海部終於奇跡般地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在當選議員29年後實現了首相之夢。
海部是日本政壇十個星期內換的第三個首相，能否成功地扮演“救火隊”的角色，事關他自身去留和自民黨的命運。8月10日，海部組閣，為了塑造清新的形象，他排除黨內的不滿情緒，與利庫路特案和洛克希德案有關的人員絕不任用，全部啟用新人，宇野內閣成員無一人留任。在20名內閣大臣中有13人是首次入閣。並且，破天荒地首次任用了兩位女性，一位是記者出身的56歲的高原須美子，出任經濟企劃廳長官，另一位是61歲的森山真弓出任環境廳長官(不久改任，成為日本第一個女官房長官)。內閣成員中包括竹下派5人，安倍派4人，宮澤派4人，中曾根派4人，河本派2人，民間人士1人。小派閥出身的海部在保持派係平衡的基礎上，主要依靠大派係的竹下派和安倍派，所以海部內閣也被稱為“第三個竹下內閣”、“竹(竹下登)、安(安倍晉太郎)管理下的過渡性政權”、“緊急避難政府”等，一度被視為是又一個“短命內閣”。
黨內基礎薄弱的海部，高舉“政治改革”旗幟，主張“對話與改革”，積極改善自民黨的形象。在繼任不久10月2日的施政演說中，他首先強調，“恢複國民對政治的信賴，是內閣最重要的課題”，“為此，要誠心誠意地努力推進政治改革”，實現“清新、信賴的政治”。在1990年3月第118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他再次指出：“要在反省利庫路特案件的基礎上，確立政治倫理，全力推進富有成果的政治改革，實現不依賴金錢的政治活動和以政策為中心的選舉”，從根本上改革選舉製度和政治資金製度。海部的形象和努力，終於使自民黨在1990年2月的眾議院大選中獲得了穩定多數，暫時渡過了“難關”。
在消費稅問題上，海部頂住社會黨、公明黨和民社黨等在野黨要求廢除消費稅的壓力，主張通過修改，將其“變成以加強社會福利為目的的稅收”。1989年12月1日，自民黨確立了“關於重新認識消費稅的基本方針”，經過協商，1991年5月，“消費稅法部分修改法案”獲得國會通過。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體製終結。在這種形勢下，日本積極調整外交戰略，目標是以經濟實力為後盾，謀求實現政治大國，以爭取在未來國際新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海部利用日本作為最大的債權國、最大的資本輸出國、最大的oda提供國的身份，積極推行“大國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海部首相出訪了19個國家，其中三次赴美，這在日本外交史上亦屬罕見。
海部上任後就宣稱：“日本要重新研究、考慮為世界能夠做什麽？應該做什麽？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要製訂方策，開展流汗的有誌外交”，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樹致信美國總統布什，宣稱“必須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中表明，20世紀90年代是新時代的開端，日本要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建設工作，我們謀求的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保障和平與安全，而保障和平與安全的首要目標，那就是推動日本自衛隊在聯合國框架下走出國門。
1990年8月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向多國部隊先後提供了130億美元的巨額援助，可是被歐美各國批評為“隻出錢，不出人”。關於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問題，由於涉及“專守防衛”原則和憲法規定的“集體自衛權”，鴿派色彩的海部一時猶豫不定，在幹事長小澤一郎等人的推動下，海部最終同意派遣自衛隊。同年10月，海部內閣向國會提交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pko法案)，由於內部意見不一，加上在野黨和輿論強烈反對，結果法案在眾議院審議階段成為廢案。海灣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督促下，1991年4月26日，日本派遣500名海上自衛隊人員乘掃雷艇前往波斯灣掃雷，首次跨越日本領海進行活動。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於清除戰後以來日本國內外反對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礙”。翌年6月pko法案在宮澤內閣時獲得通過，海外派兵的實現，這其中海部亦“功不可沒”。
在新的國際局勢下，日本欲開展“大國外交”，構建所謂的“日美歐三極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仍然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因此，海部在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指出：“為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必須以牢固的日美合作關係為基礎。日美合作關係，不僅對我國的和平與繁榮，而且對亞太以及全球規模國際關係的穩定都不可或缺。”然而，在“敲打日本”的輿論氛圍下，美國要求發展日美關係的必要前提是解決經濟摩擦，並且日本要分擔更多的安全任務。1989年8月30日，海部訪美時，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時指出：“第一，日美關係從過去的保護者與被保護者、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已經轉變為特別是以經濟領域為中心的對等立場上的合作者，有時甚至是競爭者的關係；第二，盡管存在種種摩擦和對立，但日美關係整體上看是極其良好的；第三，日美兩國到了必須共同解決人類社會麵臨的諸多課題的時期，那就是不隻是確保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維護世界經濟的運轉，而且還包括環境等諸多領域的問題。”海部以日美合作為基礎，極力強化兩國的“全球夥伴關係”。
冷戰體製的崩潰，使得日本和歐洲發展外交關係的空間明顯增大。日本以歐洲地區為重點，積極“開創日歐關係的新時代”。1990年1月，海部首相先後訪問了聯邦德國、比利時、英國、意大利、梵蒂岡、波蘭和匈牙利，在柏林發表演說，提出了所謂“新歐洲政策”。1991年7月18日，日歐發表了《日本與歐共體及其成員國關係的聯合宣言》，是雙方第一次嚐試建立一個政治對話的目標和框架，以促進全麵而廣泛的合作關係，在日歐關係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海灣戰爭結束後，1991年4月27日，即日本派出掃雷艇的第二天，海部俊樹旋即出訪東盟五國(馬來西亞、文萊、泰國、新加坡和菲律賓)，提出要與東盟國家建立“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新時代成熟夥伴關係”。較之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東盟政策，海部進一步明確指出日本將在建設國際新秩序上做出“政治貢獻”。日本輿論界認為，海部的演說可以說是使“政治與經濟的地位”發生了逆轉。
在日本對華關係處於困難的時期，海部繼承前任的對華方針，逐步恢複了兩國的正常交往。1989年9月，日中議員聯盟會長伊東正義訪華。1990年4月以來，前防衛廳長官加藤紘一、前外相三塚博、前副首相宮澤喜一、日本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相繼訪華。1991年1月，藏相橋本龍太郎正式訪華，此後同年3—5月間，通產相中尾榮一、外相中山太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政要相繼來華訪問。
在西方各國製裁中國的情況下，日本決定率先恢複對華的政府開發援助。1989年12月，日本宣布將分階段取消對華援助的限製。1990年7月在休斯頓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海部認為“不應孤立中國，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很重要，日本應恢複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他公開表明日本將單獨放鬆對華經濟製裁，指出了日本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的曆史，日本認為自己可以在中國發揮與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作用。會後日本立即宣布恢複第三批對華貸款，成為第一個放鬆對華經濟製裁的西方國家。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訪華，這是他擔任首相兩周年後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也是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西方陣營首位訪問北京的首腦。他在與李鵬總理的會談中指出：“中日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日加強對話日益重要。穩定發展中日關係對亞太和世界的穩定與繁榮都具有重要意義。”海部還表明，將此前達成協議的第三次日元貸款中1991年度的1296億日元貸款一次付給中國，並且增加150萬美元捐款，支持中國救治水災。翌日，海部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發表了題為《新的世界和中日關係》的政策演講，提出了要加強“亞太地區中的中日關係”和“世界中的中日關係”。他引用了中國古詩中“良無磐石固，虛名複何益”這一警句，指出中日兩國關係正在進入成熟的睦鄰友好階段，中日兩國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日本準備在國際事務中積極地發揮作用，但是“這絕不會導致我國重走威脅近鄰各國的軍事大國的舊轍。”海部在同年訪問韓國、東盟國家之後，訪問中國，標誌著中日關係經曆了1989年低潮後全麵恢複正常，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不能忽視的一點，海部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取得中國對日本派遣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的“同情”或“諒解”。
海部積極開展“大國外交”，在改變人們對他“不通曉外交”印象的同時，另一個目的是通過“外交成果加強政權基礎”，特別是隨著1991年10月總裁任期屆滿，海部考慮能否再次連任。
1991年的日本政壇注定是風雲變幻的一年。當年5月，“宰相之才”的安倍派領袖安倍晉太郎去世，竹下派的“新秀”橋本龍太郎又卷入證券醜聞，不得不在10月引咎辭職。在內政外交取得相當建樹的海部，得到了輿論的廣泛支持，9月底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海部政權的支持率高達56.7%。然而，缺乏派閥基礎、勢單力薄的海部，卻遭到宮澤派、三塚派和渡邊派的反對，派閥領袖宮澤喜一、三塚博和渡邊美智雄相繼亮相，準備出馬競選總裁，阻止海部連任。為此，海部高揚“政治改革”的金字招牌，力求推進改革，牽製反對勢力。1991年6月，自民黨總務會做出決議，決定向眾議院提交以“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製”為主要內容的“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資助法”的政治改革三法案。9月30日，在在野黨強烈反對、自民黨內部意見不一的情況下，渡邊派的小此木彥三郎委員長在眾議院政治改革特別委員會上以“審議未了”的形式，宣布三法案作廢案處理。海部毅然決定要“下重大決心”，行使首相的殺手鐧，解散眾議院，問信於民。但是上述三派明確反對解散國會，正當海部準備孤注一擲解散眾議院的關鍵時刻，自民黨最大派閥竹下派會長金丸信的一聲斷喝——“不能解散國會！”徹底阻止了海部的政治決斷，作為日本的最高執政者，如今連行使自身權力已不可能，競選連任總裁的夢想亦瞬間化為泡影。
10月5日，海部黯然宣布不再參加下屆總裁選舉，“重大決心”的“壯誌”將自己送上了下台的絕路。事實上，海部也很明白，從自己上台組閣到宣布去職，不是由國民投票決定的，而是自民黨的派閥權貴們權衡利弊的“產物”，特別是號稱“國王製造商”的竹下派老板的意誌決定了自己的去留，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無須說，這也是海部出身小派閥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問題是，自民黨派閥政治的詭異性，造成了他們一次次漠視民意，最終不得不自食其果，無形中加快了“自民黨一黨優勢”的終結。
連任第76—77屆 (1989.8.10—1991.11.5)內閣首相
海部俊樹(1931— )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昭和時代出生的首相，也是在日本政壇的“多事之秋”誕生的又一個出自自民黨小派閥的首相。他年紀較輕，58歲就任首相，是戰後日本最年輕的首相之一；他能言善辯，舌戰政敵，堪稱“日本政壇一流的雄辯家”。在出任日本自民黨第十四任總裁、執掌政權兩年零兩個多月之後，還在55年體製崩潰後的多黨聯合政權時代，擔任過自由改革聯合的代表、新進黨的第一任黨首，還曾擔任自由黨、保守黨和保守新黨的最高顧問，成為日本政界有著近五十年議員資曆的元老級政治家。
1931年1月2日，海部俊樹出生於愛知縣一宮市一個經營照相館的家庭。1948年東海中學畢業。中學時代，他曾誌願加入少年航空兵，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實際上沒有入伍出征。1951年中央大學法學專科畢業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法學部學習，1954年本科畢業後，繼續在早稻田大學攻讀研究生，直到1956年從早大中退。
海部自幼口才出眾，在老師的指導下，從中學時代就籌建演講社團，認真參與各地舉辦的演講比賽，曾在全縣的中學辯論賽上獲獎。在中央大學時，因發表演說激烈批判美軍的占領政策而被拘留。進入早稻田大學後，他認為政治家最重要的條件，必須要有出色的、吸引人的口才。因此，他積極地加入了早稻田大學的“雄辯會”，礪練自己的演講能力，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在當時的一次辯論大賽上，海部摘得了桂冠，雄辯會會長時子山常三郎教授(後來的早稻田大學校長)的點評是：“海部之前沒有海部，海部之後亦不會有海部。”在雄辯會鍛煉能力的同時，海部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畢業於早大、活躍於日本政壇的政治家，拓展了視野，堅定了其從政的決心。時至今日，海部一提起鬆村謙三先生，仍甚為激動。他說：“鬆村先生從那時起就說，中國必定會回到世界的大舞台，與蘇聯分手的日子指日可待。真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偉大政治家。”此外，通過雄辯會，他還建立了廣泛的人際關係，如在政界的同期會員還有藤波孝生、渡邊恒三，竹下登也曾是該雄辯會的會員。這種人脈關係，對日後海部的仕途升遷發揮了很大作用。
當然，海部真正步入政界的契機是，他在早大求學期間，擔任了同縣出生的眾議員河野金升的秘書。據說，他與河野的相識也是得益於在故鄉愛知縣舉辦的一次青年辯論大賽，海部的“三寸之舌”贏得了評委會委員河野的讚賞。腳有殘疾、拄著拐杖的河野，一次邀海部一起洗澡時，在浴室中赤身裸體地對海部說了一段話，令他終身難忘：“所謂政治，就是必須要讓那些見不到陽光的地方洋溢著溫情。要成為勞動大眾和弱者的夥伴，不當這樣的政治家是不行的。”由此，“給無光之處以關愛之光的政治”、“不視正直老實為愚蠢的誠信政治”，成為海部投身政界後一貫不變的政治準則。
1958年3月29日，河野金升英年早逝，享年49歲。兩年後，他的夫人河野孝子將選舉地盤讓給海部。在1960年11月第29屆眾議院大選中，29歲的海部作為“唯一一個昭和時代出生的青年”當選為眾議員，成為當時日本全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被稱為“日本的肯尼迪”，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當年也是29歲當選眾議員的。他在早稻田大學大隈會館召開的慶祝會上幽默地說道：“承蒙關照，這次我29歲當選為最年輕的議員。現在想來，我昭和29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第29屆大選中，29歲當選，分到的房間是第一議員會館六號館的29號。……29是我作為政治家的幸運數字。既然如此，再過29年，如能得到各位支持，我打算當了總理大臣，回報各位的恩情。”從此，有人便戲謔地稱他為“二十九先生”。如果當時他隻是當做笑話隨口說說罷了的話，那麽，當他被邀請到美國，受到肯尼迪總統接見後，肯尼迪成為海部活生生的榜樣。“有誌者事竟成”，有朝一日當選首相，可以說從那一刻起成為海部執著追求的理想。在首次競選中三木武夫贈送的肯尼迪和三木的合影，也像傳家寶一樣，直到今天一直掛在愛知縣一宮市海部俊樹事務所的牆上。然而，令海部痛惜不已的是，美國的兩顆政治巨星肯尼迪兄弟，居然相繼隕落在暴徒的槍口之下……
海部當選後，追隨三木武夫，加入了自民黨內的小派閥三木派。他視三木為“理想的政治家”，成為三木的得意弟子，其政治信條是“簡明、廉潔的政治”。在1972年7月5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第一輪投票結果公布，當確認三木敗給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夫時，三木旁邊椅子上的海部嘴唇緊咬，雙肩抖動，泣不成聲。1980年河本敏夫繼承三木派之後，海部繼續擁戴河本，成為河本派的二號人物。海部與橋本龍太郎、藤波孝生等，被稱為“新新領導”。
海部曾先後擔任自民黨青年局學生部部長、青年局局長、國會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1966年8月，出任佐藤內閣的勞動政務次官，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勞工組織大會。1972年出任眾議院運營委員會委員長，1974年12月，在田中角榮被“金權政治”擊倒後的動蕩之中，椎名悅三郎以裁定的方式，將“清廉”的小派閥領袖三木推上了首相寶座。海部出任三木內閣的官房副長官，作為三木的左膀右臂，從此前第一線與在野黨激烈交鋒的“進攻型政治家”，轉為輔佐執政的“防守型政治”。他與三木一起全力推動修改了“政治資金規正法”和“公職選舉法”，並且作為政府發言人在處理1975年12月鐵路和社會服務行業的一次罷工中，從容上陣，名噪一時。1976年9月，海部被任命為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極力支持著三木內閣的工作。同年12月，三木辭職後，45歲的海部在三木的舉薦下，就任福田內閣的文部大臣。1980年8月，海部出任自民黨文教製度調查會會長，1985年12月，再次出任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成為自民黨內文教政策的專家。
1989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失敗後，宇野宗佑引咎辭職。在“金權醜聞”、“桃色醜聞”的打擊下，自民黨自感危機重重。黨內輿論一致認為下屆總裁必須是一位清新廉潔之士，能夠確保下屆眾議院大選獲勝，來扭轉自民黨衰敗的頹勢。於是，自民黨本部決定，與“利庫路特案件”有關的竹下登、安倍晉太郎、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等派閥領袖不得參加本屆總裁選舉。自民黨派係領導中隻有元老級的河本敏夫與“利案”沒有瓜葛，原本78歲的河本考慮到政治生涯來日無多，打算借機一搏，無奈黨內普遍擔心“元老政治”難以保證大選獲勝而作罷。在當時政界中，新領導橋本龍太郎呼聲最高。輿論調查表明，41%的人認為“橋本最適合當自民黨總裁”，高出海部俊樹一倍，在財界中支持橋本的占50%，而支持其他人的均不到10%。
然而，左右政治局勢的最大派係領袖竹下登認為，本派的橋本上台會加速新老更替，“時鍾不往前撥，也不倒撥”，決定舉薦年齡適當、易於控製的河本派二號人物海部俊樹。海部是竹下早稻田大學的校友，都是“雄辯會”的會員，二人關係密切，早在自民黨青年局時代，他們就在一起共事，所以有人也稱海部是“隱身的竹下派”。加之海部性情溫和，形象廉潔，恰好是“竹下影子內閣”的最佳候選人。於是1989年8月8日，自民黨參眾兩院議員和各都道府縣的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總裁，這是自1972年以來時隔17年後的又一次總裁選舉，期間都是以各種名義派閥協商或個人指定的。結果在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和中曾根派等的聯合支持下，海部以279票的壓倒優勢，擊敗林義郎和石原慎太郎，當選日本自民黨第14任總裁。這次形式上民主的總裁“特別選舉”，各派推出的不是別派的人，就是本派的新人。海部作為小派閥的新人，之所以能夠登上總裁這個旋轉舞台，同樣是“利案”後遺症的結果，這與15年前海部的“師父”三木武夫在洛克希德案打倒田中的背景下出來“穩定政局”，頗有些相似之處，屬於“亂世造英雄”。
在參議院自民黨失去多數的“非常國會”的情況下，翌日的首相選舉，眾議院選出海部，而參議院選出了社會黨的土井多賀子，根據憲法規定，首相選舉兩院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眾議院的意見優先。於是，海部俊樹當選為日本第76屆首相，也成為日本42年來首位未獲參眾兩院支持的首相。不管怎樣，海部終於奇跡般地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在當選議員29年後實現了首相之夢。
海部是日本政壇十個星期內換的第三個首相，能否成功地扮演“救火隊”的角色，事關他自身去留和自民黨的命運。8月10日，海部組閣，為了塑造清新的形象，他排除黨內的不滿情緒，與利庫路特案和洛克希德案有關的人員絕不任用，全部啟用新人，宇野內閣成員無一人留任。在20名內閣大臣中有13人是首次入閣。並且，破天荒地首次任用了兩位女性，一位是記者出身的56歲的高原須美子，出任經濟企劃廳長官，另一位是61歲的森山真弓出任環境廳長官(不久改任，成為日本第一個女官房長官)。內閣成員中包括竹下派5人，安倍派4人，宮澤派4人，中曾根派4人，河本派2人，民間人士1人。小派閥出身的海部在保持派係平衡的基礎上，主要依靠大派係的竹下派和安倍派，所以海部內閣也被稱為“第三個竹下內閣”、“竹(竹下登)、安(安倍晉太郎)管理下的過渡性政權”、“緊急避難政府”等，一度被視為是又一個“短命內閣”。
黨內基礎薄弱的海部，高舉“政治改革”旗幟，主張“對話與改革”，積極改善自民黨的形象。在繼任不久10月2日的施政演說中，他首先強調，“恢複國民對政治的信賴，是內閣最重要的課題”，“為此，要誠心誠意地努力推進政治改革”，實現“清新、信賴的政治”。在1990年3月第118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他再次指出：“要在反省利庫路特案件的基礎上，確立政治倫理，全力推進富有成果的政治改革，實現不依賴金錢的政治活動和以政策為中心的選舉”，從根本上改革選舉製度和政治資金製度。海部的形象和努力，終於使自民黨在1990年2月的眾議院大選中獲得了穩定多數，暫時渡過了“難關”。
在消費稅問題上，海部頂住社會黨、公明黨和民社黨等在野黨要求廢除消費稅的壓力，主張通過修改，將其“變成以加強社會福利為目的的稅收”。1989年12月1日，自民黨確立了“關於重新認識消費稅的基本方針”，經過協商，1991年5月，“消費稅法部分修改法案”獲得國會通過。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體製終結。在這種形勢下，日本積極調整外交戰略，目標是以經濟實力為後盾，謀求實現政治大國，以爭取在未來國際新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海部利用日本作為最大的債權國、最大的資本輸出國、最大的oda提供國的身份，積極推行“大國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海部首相出訪了19個國家，其中三次赴美，這在日本外交史上亦屬罕見。
海部上任後就宣稱：“日本要重新研究、考慮為世界能夠做什麽？應該做什麽？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要製訂方策，開展流汗的有誌外交”，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樹致信美國總統布什，宣稱“必須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中表明，20世紀90年代是新時代的開端，日本要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建設工作，我們謀求的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保障和平與安全，而保障和平與安全的首要目標，那就是推動日本自衛隊在聯合國框架下走出國門。
1990年8月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向多國部隊先後提供了130億美元的巨額援助，可是被歐美各國批評為“隻出錢，不出人”。關於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問題，由於涉及“專守防衛”原則和憲法規定的“集體自衛權”，鴿派色彩的海部一時猶豫不定，在幹事長小澤一郎等人的推動下，海部最終同意派遣自衛隊。同年10月，海部內閣向國會提交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pko法案)，由於內部意見不一，加上在野黨和輿論強烈反對，結果法案在眾議院審議階段成為廢案。海灣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督促下，1991年4月26日，日本派遣500名海上自衛隊人員乘掃雷艇前往波斯灣掃雷，首次跨越日本領海進行活動。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於清除戰後以來日本國內外反對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礙”。翌年6月pko法案在宮澤內閣時獲得通過，海外派兵的實現，這其中海部亦“功不可沒”。
在新的國際局勢下，日本欲開展“大國外交”，構建所謂的“日美歐三極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仍然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因此，海部在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指出：“為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必須以牢固的日美合作關係為基礎。日美合作關係，不僅對我國的和平與繁榮，而且對亞太以及全球規模國際關係的穩定都不可或缺。”然而，在“敲打日本”的輿論氛圍下，美國要求發展日美關係的必要前提是解決經濟摩擦，並且日本要分擔更多的安全任務。1989年8月30日，海部訪美時，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時指出：“第一，日美關係從過去的保護者與被保護者、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已經轉變為特別是以經濟領域為中心的對等立場上的合作者，有時甚至是競爭者的關係；第二，盡管存在種種摩擦和對立，但日美關係整體上看是極其良好的；第三，日美兩國到了必須共同解決人類社會麵臨的諸多課題的時期，那就是不隻是確保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維護世界經濟的運轉，而且還包括環境等諸多領域的問題。”海部以日美合作為基礎，極力強化兩國的“全球夥伴關係”。
冷戰體製的崩潰，使得日本和歐洲發展外交關係的空間明顯增大。日本以歐洲地區為重點，積極“開創日歐關係的新時代”。1990年1月，海部首相先後訪問了聯邦德國、比利時、英國、意大利、梵蒂岡、波蘭和匈牙利，在柏林發表演說，提出了所謂“新歐洲政策”。1991年7月18日，日歐發表了《日本與歐共體及其成員國關係的聯合宣言》，是雙方第一次嚐試建立一個政治對話的目標和框架，以促進全麵而廣泛的合作關係，在日歐關係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海灣戰爭結束後，1991年4月27日，即日本派出掃雷艇的第二天，海部俊樹旋即出訪東盟五國(馬來西亞、文萊、泰國、新加坡和菲律賓)，提出要與東盟國家建立“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新時代成熟夥伴關係”。較之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東盟政策，海部進一步明確指出日本將在建設國際新秩序上做出“政治貢獻”。日本輿論界認為，海部的演說可以說是使“政治與經濟的地位”發生了逆轉。
在日本對華關係處於困難的時期，海部繼承前任的對華方針，逐步恢複了兩國的正常交往。1989年9月，日中議員聯盟會長伊東正義訪華。1990年4月以來，前防衛廳長官加藤紘一、前外相三塚博、前副首相宮澤喜一、日本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相繼訪華。1991年1月，藏相橋本龍太郎正式訪華，此後同年3—5月間，通產相中尾榮一、外相中山太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政要相繼來華訪問。
在西方各國製裁中國的情況下，日本決定率先恢複對華的政府開發援助。1989年12月，日本宣布將分階段取消對華援助的限製。1990年7月在休斯頓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海部認為“不應孤立中國，繼續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很重要，日本應恢複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他公開表明日本將單獨放鬆對華經濟製裁，指出了日本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的曆史，日本認為自己可以在中國發揮與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作用。會後日本立即宣布恢複第三批對華貸款，成為第一個放鬆對華經濟製裁的西方國家。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訪華，這是他擔任首相兩周年後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也是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西方陣營首位訪問北京的首腦。他在與李鵬總理的會談中指出：“中日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日加強對話日益重要。穩定發展中日關係對亞太和世界的穩定與繁榮都具有重要意義。”海部還表明，將此前達成協議的第三次日元貸款中1991年度的1296億日元貸款一次付給中國，並且增加150萬美元捐款，支持中國救治水災。翌日，海部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發表了題為《新的世界和中日關係》的政策演講，提出了要加強“亞太地區中的中日關係”和“世界中的中日關係”。他引用了中國古詩中“良無磐石固，虛名複何益”這一警句，指出中日兩國關係正在進入成熟的睦鄰友好階段，中日兩國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日本準備在國際事務中積極地發揮作用，但是“這絕不會導致我國重走威脅近鄰各國的軍事大國的舊轍。”海部在同年訪問韓國、東盟國家之後，訪問中國，標誌著中日關係經曆了1989年低潮後全麵恢複正常，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不能忽視的一點，海部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取得中國對日本派遣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的“同情”或“諒解”。
海部積極開展“大國外交”，在改變人們對他“不通曉外交”印象的同時，另一個目的是通過“外交成果加強政權基礎”，特別是隨著1991年10月總裁任期屆滿，海部考慮能否再次連任。
1991年的日本政壇注定是風雲變幻的一年。當年5月，“宰相之才”的安倍派領袖安倍晉太郎去世，竹下派的“新秀”橋本龍太郎又卷入證券醜聞，不得不在10月引咎辭職。在內政外交取得相當建樹的海部，得到了輿論的廣泛支持，9月底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海部政權的支持率高達56.7%。然而，缺乏派閥基礎、勢單力薄的海部，卻遭到宮澤派、三塚派和渡邊派的反對，派閥領袖宮澤喜一、三塚博和渡邊美智雄相繼亮相，準備出馬競選總裁，阻止海部連任。為此，海部高揚“政治改革”的金字招牌，力求推進改革，牽製反對勢力。1991年6月，自民黨總務會做出決議，決定向眾議院提交以“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製”為主要內容的“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政黨資助法”的政治改革三法案。9月30日，在在野黨強烈反對、自民黨內部意見不一的情況下，渡邊派的小此木彥三郎委員長在眾議院政治改革特別委員會上以“審議未了”的形式，宣布三法案作廢案處理。海部毅然決定要“下重大決心”，行使首相的殺手鐧，解散眾議院，問信於民。但是上述三派明確反對解散國會，正當海部準備孤注一擲解散眾議院的關鍵時刻，自民黨最大派閥竹下派會長金丸信的一聲斷喝——“不能解散國會！”徹底阻止了海部的政治決斷，作為日本的最高執政者，如今連行使自身權力已不可能，競選連任總裁的夢想亦瞬間化為泡影。
10月5日，海部黯然宣布不再參加下屆總裁選舉，“重大決心”的“壯誌”將自己送上了下台的絕路。事實上，海部也很明白，從自己上台組閣到宣布去職，不是由國民投票決定的，而是自民黨的派閥權貴們權衡利弊的“產物”，特別是號稱“國王製造商”的竹下派老板的意誌決定了自己的去留，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無須說，這也是海部出身小派閥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問題是，自民黨派閥政治的詭異性，造成了他們一次次漠視民意，最終不得不自食其果，無形中加快了“自民黨一黨優勢”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