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o 1942.1.8— )
連任第87—89屆(2001.4.26—2006.9.26)內閣首相
小泉純一郎(1942年— )是二戰結束以來繼佐藤榮作、吉田茂之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這位特立獨行的“永田町怪人”，高舉改革的旗號，宣稱要“砸碎自民黨”，在日本掀起了一場“小泉旋風”，創造了日本政治史上80%的最高內閣支持率，在冷戰後內閣如走馬燈頻繁更迭的情況下，一舉實現了迄今為止同時代執政時間最長的長期政權。在其五年零五個月的任期內，他對內力主打破派閥政治，著力推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實踐了以“郵政民營化”為重點的經濟結構改革；對外則在“重美輕亞”的思維指導下，無視中韓等國民的民族感情，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降到了建交以來的“冰點”，嚴重損害了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怪人宰相”小泉主演的“劇場政治”，無疑成為透視新世紀初期日本治亂興衰的一個難得的重要舞台。
1942年1月8日，小泉純一郎出生在神奈川縣橫須賀市一個政治世家。家族本姓鮫島，祖籍鹿兒島縣，因其父入贅小泉家，故改名小泉純也。小泉純也1937年當選眾議員，戰後繼承嶽父的地盤複歸政界，曾先後擔任池田內閣和佐藤內閣的防衛廳長官。祖父(實際上是外祖父)小泉又次郎，1908年當選眾議員議員，曾先後擔任橫須賀市長、郵政通信大臣、眾議院副議長，因全身紋身，又被稱為“紋身大臣”。
小泉純一郎1967年從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69年8月，父親小泉純也突然病逝，小泉被召回國。同年12月小泉接替父親在神奈川縣的選舉地盤，以自民黨公認候選人的身份倉促參加眾議院大選，獲得103000票，以4000票之差而落敗。翌年，小泉當了福田赳夫的秘書，視福田為“政治之師”。自此，小泉認識了福田的長子福田康夫，長其五歲的福田康夫一直喊小泉為“純”，也結識了時常出入福田府邸的森喜朗。福田赳夫出任首相後，森喜朗擔任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任官房長官。二十多年後，到森喜朗、小泉內閣時，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分別出任了官房長官和副長官，環顧周圍，還是“福田、小泉、森和安倍”四個姓氏，隻是“上下主從”關係發生了變化而已。
1972年12月，小泉再次出馬競選，在福田的大力支持下，獲得122188票，成功當選眾議員，時年30歲，小泉家族躋身於三代政治世家。當選的小泉，加入清河會，隸屬福田派，深得福田的信任和重用，作為大藏和厚生領域的一名政治家，開始拚搏於宦海之中。1978年，經福田夫婦做媒，36歲的小泉與ss製藥公司創始人泰道照山的孫女佳代子結婚，育有三子，四年後離婚，此後一直獨身。1979年，小泉出任大平內閣的大藏省政務次官，據說從那時起就主張郵政民營化。獨來獨往、敢於直言的小泉，作為一名政策通為大家所熟知，可是挑戰自民黨選舉堡壘的行為，為自民黨的政治家們所不容，視其為永田町的“怪人”。1988年，當選眾議員15年後，小泉初次出任竹下登內閣的厚生大臣，出道並不算早。此後又陸續擔任宇野內閣、橋本內閣的厚生大臣和宮澤內閣的郵政大臣。
小泉作為福田派的嫡係，在長期的“角福戰爭”中，即田中角榮派與福田赳夫派的派閥鬥爭以及後續鬥爭中，始終是福田派的重要人物。隨後福田派發展為安倍派，安倍晉太郎去世後，派名又改為三塚博派，小泉為本派的第三號人物。1998年三塚派變為森派後，小泉升為該派第二號人物。為了對抗自民黨最大派係竹下派(即舊田中派)多年主導日本政壇的局麵，1991年小泉還與同期當選的宮澤派的加藤紘一、渡邊派的山崎拓聯手組成“ykk集團”(三人姓氏的第一個字母)。1994年5月以三人為核心正式組建跨派係的年輕國會議員政策集團“新世紀集團”，小泉擔任負責人，逐步摸索著獨自的升遷之路。
既非派閥領袖，又沒擔任過黨政重要職務的小泉，卻執意參選自民黨總裁，在一般政治家看來，這顯然是有違常規之舉，而對於小泉，不斷參選恰恰為其成功登上權力巔峰積累了業績。1995年9月，自民黨在經曆了建黨以來第一次短暫下野，還沒有完全“複權”的情況下，為了贏得下次眾議院大選，自民黨大多數議員支持威望較高的橋本龍太郎出任總裁，時任總裁河野洋平不得不臨陣宣布退出下任總裁選舉。失去競爭對象的“拳擊手”獨立舞台，這無疑沒有賣點，為了引起各界關注，改善自民黨“密室政治”的形象，自民黨決定重新推出“第三位黨總裁候選人”，進行所謂的公開民主選舉。三塚博派二號人物森喜朗擔心得票太少將有失顏麵，且影響今後政治前途，謝絕參選。而沒有思想負擔的小泉倒是態度積極，欲通過總裁競選提高個人聲望。然而獨來獨往的小泉，一是手下沒有黨羽，二是因堅持主張郵政民營化，即使是本派議員也因顧忌郵政團體手中的選票，不敢貿然支持小泉。於是，如何達到30名國會議員推薦人的必要條件成為小泉競選總裁的障礙。擁有72名國會議員的三塚派居然沒有湊夠30名推薦人，最後不得不求助原宮澤派，才勉強征集到了30名國會議員的簽字。選舉結果可想而知，橋本獲得304票，小泉得票87張。1998年7月，橋本因參議院選舉失敗而辭職，“怪人”小泉再次出馬，與“凡人”小淵惠三和“軍人”梶山靜六(田中真紀子的評價)同台角逐，可既沒得到盟友山崎拓和加藤紘一的支持，也沒鞏固好本派清河會的陣營，結果是小淵225票，梶山102票，小泉84票，小泉依舊成為淘汰對象。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常敗將軍”小泉，在森喜朗內閣之後，第三次登台競選，居然“奇跡般”地獲得了勝利。在2001年4月23日進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小泉以298票對155票的絕對優勢戰勝此前普遍看好的橋本，當選新任總裁。小泉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有幾個主要的有利條件。
首先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國民迫切期望能有一個強勢首相，實施切實有效的政策，打破經濟蕭條的困境。其次，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不思進取，內部體製僵化，遴選機製欠缺，以至於人才嚴重缺乏。到了森喜朗內閣後期，甚至出現了靠原首相和原總裁支撐內閣的局麵，人才缺乏的窘境由此可見一斑。再則，“密室政治”的產物森喜朗的連連失策，造成自民黨深感危機，麵對同年即將到來的參議院選舉，黨內爆發出“這樣下去自民黨會滅亡”的呼聲。於是自民黨迫於壓力，大幅擴大了地方黨員選票的比例，將47個都道府縣的選票分別由一票擴大為三票，使地方黨員與國會議員的票數比例變為141比346，相對擴大了地方黨員的發言權。當然從結果來看，這也是橋本等主流派的失算之處。同時，隨著派閥政治的鬆動，為了樹立新的形象，各派閥未對黨員的投票對象做硬性限製。因此，在傳統派閥政治作用下兩度充當陪襯的小泉，借機打出“改革日本”、“摧毀自民黨”、“沒有禁區的結構改革”的口號，宣布辭去森派會長職務，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徹底的改革派”形象，抓住了廣大國民要求變革現狀的心理，迎合了地方黨員和年輕議員要求改革政治體製的願望，打破了大派閥壟斷或其支持者當選的常規。在都道府縣的總裁預備選舉中，由於絕大多數地區采取了“勝者通吃”的方式，小泉一舉獲得了87.2%的地方票，遠遠超過了橋本龍太郎；而實際上從投票率來看，小泉是58%，橋本是30%，差距並沒那麽大。這樣的結果直接影響了國會議員的投票，第一輪小泉就取得了過半數的絕對優勢。應該說這種看似“首相公選”的方式，是造就小泉總裁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橋本派的死對頭、頗有人氣的田中真紀子的聲援，明顯增加了“小泉旋風”的強度。
“小泉劇場”就這樣在經濟低迷、政治閉塞的背景下拉開了帷幕，成為大眾傳媒時代誕生的“首相”的象征。小泉充分利用電視和互聯網，誘導媒體，提高支持率，將國民輿論作為政權運營的基礎。個性十足的外表，剛毅頑固的品性，“怪異”的做事方式，保守而兼具民粹主義色彩的思想主張，不僅折服了傳統的保守派，也吸引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年輕人和女性的青睞。內閣成立之初，支持率高達80%，超過了60%多的田中角榮和70%多的細川護熙，為曆屆內閣支持率之最。之後小泉內閣的支持率也基本上一直保持在50%～60%之間的高位，從未掉下過40%。一時小泉首相像歌壇巨星或影響明星一樣，成為萬眾矚目、眾相追捧的“超級政治明星”。
小泉入主首相官邸，標誌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政界新老交替，舊有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2001年4月26日，經過參眾兩院選舉，小泉當選為第87屆內閣首相。組閣時，他不接受傳統的派閥推薦，甚至也不和黨其他領導人商量，而是自己單獨定奪。小泉的“手法”，首先是打破“論資排輩”的慣例，大膽啟用年輕議員。一般來說，自民黨議員當選過五六次以後才有資格做大臣，而本次小泉任用的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僅當選過三次，行政改革大臣石原伸晃和防衛廳長官中穀元也隻當選四次，大批啟用年輕議員，這在自民黨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積極吸納民間人士和女議員入閣，力度之大，為戰後曆屆內閣之僅見。本次內閣啟用的經濟財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文部大臣遠山敦子和環境大臣川口順子均為民間人士，前麵提到的三位女性，再加上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法務大臣森山真弓，一次任用五位女性當大臣，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強烈地吸引了媒體和國民的眼球。第三，削弱派閥領袖的人事發言權，排擠了最大派係橋本派。按照自民黨的傳統，新首相組閣，本來是各派領袖推薦人選，首相照單敲定。可是這次小泉卻打著“破除派閥政治”的旗號，繞過派閥領袖，不同他們商量，直接給自己相中的對象打電話，降低了派閥領袖的權威，削弱了派閥在人事任用方麵的政治功能，而且，小泉還任用了兩名無派閥人士。此外，最大派係橋本派，隻占了兩席，被擠到了權力中心的邊緣，實際上等於宣告了“田中—竹下—小淵—橋本”一派主導日本政壇二十餘年曆史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森派在小泉任內壯大為自民黨第一大派，占據了21世紀初期近十年的權力大本營。
“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日本的再生與發展”，小泉上台後於5月7日首次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表示“改革無禁區”，要實行“新世紀維新”，積極推進經濟、財政、行政、社會和政治等領域的改革。改革本不是什麽新鮮詞匯，多年來為曆屆內閣和朝野政黨所推崇，其之所以成為小泉內閣耀眼的金字招牌，關鍵在於小泉以非同以往的風格或手段上演了一場場可謂“精彩紛呈”的“劇場政治”。
“首相統帥”、“官邸主導”的決策程序，一定程度打破了過去重視與官僚協調、黨內調整的“下情上達”式規則，體現了小泉“強人首相”的政治風格。作為落實橋本內閣的行政改革和中央省廳重組的重要一環，2001年1月設立了“經濟財政谘詢會議”，直屬內閣府，負責編製財政預算計劃，決定經濟運營的基本方針，內閣的功能得到了明顯強化。而且，由於1994年選舉製度的改革，自民黨內的權限也逐漸集中到了總裁手中。在製度保障和民意支持的基礎上，小泉自己親任經濟財政谘詢會議議長，委任民間學者竹中平藏擔任該谘詢會議主持人，會議主要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經濟財政政策大臣、總務大臣、財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日本銀行總裁，除了上述相關主要閣僚參加外，還網羅了四位民間的改革派人士，如牛尾電機會長牛尾治郎、豐田汽車會長暨經團聯會長奧田碩、大阪大學教授本間正明和東京大學教授吉川洋。谘詢會議主導決策的方式，改變了以往官僚起草方案、自民黨族議員事前審查、然後上報內閣會議批準的“自下而上”的程序，打破了“政官財”鐵三角的體製，削弱了派閥政治影響的同時，抑製了官僚和族議員的勢力，從根本上動搖了“55年體製”。所以有學者指出，自民黨一黨獨大形式本身由於1993年細川內閣的成立而終結，然而55年體製的特征此後卻依然在延續。徹底打破這種特質，從真正意義上嚐試終結55年體製的，就是小泉純一郎首相。
在這種新的決策形式下，小泉本著重視市場、強化競爭、控製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實施了一係列所謂的“結構改革”，主要包括進行財政改革，大幅削減公共事業開支，縮減國家財政支出；推進金融機構和企業複興，處理不良債券，從2002年10月到2004年度末，大銀行的不良債券比率下降一半；改革養老金和醫療製度，提高患者負擔費用和保險費比率；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實施“三位一體”的地方財政稅務改革，削減國家對地方的補助金，由中央向地方轉移稅源，同時減少地方交付稅；通過改革特區製度，推進規製改革，在醫療、農業、福利以及教育等領域促進市場化競爭；廢止石油公團、日本道路公團等特殊法人，推進郵政事業等的民營化，旨在實現一個“簡約高效的小政府”。可想而知，小泉改革，必然促動了官僚和族議員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在不少方麵均遭到強烈抵製，然而，由於小泉著力推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
其中郵政民營化改革最為引人矚目，成為“小泉劇場”的壓軸大戲。麵對自民黨內部勢力的強烈反對，小泉一改過去日本傳統政治的協調妥協方式，借機導演了一出“好人壞人”善惡對決的舞台劇，把黨內的反動派指認為“抵抗勢力”，而在外部則尋求媒體和國民的支持。簡單明快的激情言語、力道十足的舉止形態，可以說已經掩蓋了國民對問題本身的理性思考，使得民眾紛紛成為“煽情首相”的感性“俘虜”。為小泉搖旗呐喊的群眾團體“小泉會”就“小泉首相像誰？”進行民意測驗，結果有21%的人把他比喻為江戶幕府末期的改革者勝海舟，也有11%的人回答說他像希特勒，8%的人認為他是林肯。由此同樣可以窺視出“小泉政治”的劇場成分和令人擔心的另一麵。
如上所述，郵政民營化是小泉的一貫主張。其實，早在橋本內閣時代，郵政民營化已經成為行政改革的研究課題。小泉主政後，將郵政民營化定位為“改革的核心”。2005年7月5日，郵政民營化法案提交眾議院表決，綿貫、龜井等37人投了反對票，古賀、高村等14人缺席或棄權，共有51人造反。結果是233票讚成，228票反對，僅以5票之差通過。8月8日，在參議院的法案審議表決中，自民黨有22人反對，8人棄權或缺席，結果是反對125票，讚成108票，以17票之差法案被否決。同日，小泉旋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果斷罷免了拒絕在解散決議上簽字的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自己兼任農林大臣，斷然決定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參議院否決，卻解散了眾議院，小泉行為顯然有悖於永田町的政治常識，雖然在憲法上不存在什麽問題，可是這種“異端”行為，正是小泉政治的體現。
他在解散眾議院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本日解散了眾議院。處於改革核心地位的郵政民營化法案被參議院否決，我認為就是國會判斷郵政民營化沒有必要。也就是說，這次解散是郵政解散。讚成還是反對郵政民營化，我要清楚地問政於民。……約400年前，伽利略在‘地球中心說’盛行之下，因堅持‘太陽中心說’而獲罪。即使如此，那時的伽利略還是堅持自己的地球繞著太陽轉的學說。……果斷進行改革的政黨自民黨，誓與反對民營化的民主黨進行鬥爭，如何選擇，我想就教於民。”言外之意，小泉將自己比作伽利略，為他本人和自民黨賦予了正義的化身和改革派的形象，而將自民黨內的反對派和民主黨打扮成了傳統的守舊勢力和落後的頑固分子，以致於人們將“郵政解散”同時稱之為“伽利略解散”。
眾議院解散後，自民黨內的造反議員，一部分脫離自民黨，另立新黨，一部分雖留在自民黨內，但沒有獲得自民黨的公認，隻能以無所屬的身份參選。而小泉親自派兵點將，在造反議員的選區均安插了“刺客”。在9月11日舉行的第44屆眾議院選舉中，由於“劇場”效應，投票率比上次增加了7.65%，達到67.51%，自民黨大勝，獲得296席，民主黨獲得113席。自民黨以相對較小的選票優勢贏得了較多議席，小選區下出現了大量死票。本次當選的自民黨議員中有83名被稱為“小泉之子”的新當選議員，加上公明黨31人，執政黨聯盟占據了眾議院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此前反對和棄權的自民黨議員，大多數轉向成為郵政民營化的支持者。同年10月，郵政民營化法案順利通過國會參眾兩院。2007年10月，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正式實施。
小泉郵政選舉的成功，得益於其戲劇化的選舉戰術，同時也是國民對小泉本人及其部分改革政績的肯定。然而，不可忽視的一個國際背景是，在中國和美國市場的帶動下，日本的出口和投資均有增長，日本經濟從小泉主政初期的景氣最低點逐漸走上複蘇軌道。與此同時，小泉改革在結果上造就有活力的市場競爭之時，也導致一些方麵公共服務水平下降，社會差距和地方差距擴大，貧困階層增加，自殺人數居高不下，在2003年達到創紀錄的34427人。國民在對未來生活的惴惴不安中，“一億總中流”的意識逐漸遠去，而“下流社會”成為時代流行語。
較之經濟政策，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話來說：“小泉內閣不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內閣。與我當首相時主導的政策非常相似，是屬於以民族性和統治為中心的政策……我和石原慎太郎、小泉純一郎擁有共同的政治dna。”可以說，中曾根這番話極為恰當地把現代日本社會裏幾個奉行民族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的鷹派人物歸類到一起。不同的是，外交安全方麵，小泉在中曾根的基礎上“走得更遠”，如果說中曾根是“有主見的保守政治家”，那麽小泉就是典型的“無主見、無戰略的保守政治家”。他打破禁區，主張修憲，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積極對外派兵，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嚴重惡化了與亞洲周邊鄰國的關係。
缺乏外交經驗的小泉上台後，在軍事及安全問題上，追隨美國，不斷強化日美同盟，熱心加強軍事實力,企圖“借船出海”，以此來樹立其所謂的“大國形象”。2001年4月，小泉在出任自民黨總裁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聲稱：“日本留有嚴重的戰爭後遺症，將來必須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不是國家軍隊，這很不正常，在必要之際自衛隊抵禦外侵，依據憲法解釋卻是違憲，豈不荒唐。”三天後就任首相的小泉又重申了上述立場。正是基於這樣的政策定位，日本利用“9·11”事件後的反恐之名，僅用了25天便完成立法程序，於10月29日先後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反恐怖三法案，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限製、武器使用限製以及國會對海外派兵權限上的限製，為日本海外派兵鋪平了道路，成為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一個轉折點。10天後，也就是11月9日，日本便以“反恐”為名派出特混艦隊駛向印度洋，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第一次在戰爭狀態下派遣自衛隊。至此，小泉政府實現了自衛隊海外派兵的常態化，日美軍事合作的範圍超出遠東地區，擴大到世界各地。
2002年4月16日，小泉內閣又通過“有事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擴大了首相指揮權限，增加了對國民的限製與懲罰條款。同年12月，日本派遣驅逐艦前往印度洋支援美軍的“倒薩”行動。2003年4月，日本又派遣三艘軍艦支援美軍的伊拉克戰爭。2003年5月15日眾議院正式通過《有事法案》(6月6日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日本有媒體評論說，“有事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將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第一步”。小泉則表示，“有事法案”的通過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5月20日，小泉在國會第一次公開宣稱：“自衛隊實際上就是軍隊”，公開為自衛隊“正名”。2003年7月又通過了使自衛隊合法地向伊拉克派遣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案》。從2004年1月開始，上千名自衛隊陸續被派往伊拉克。這是日本自衛隊首次開赴戰爭地區，也是迄今為止派往海外的規模最大的部隊。
就追隨美國的外交，小泉自己做出了“真實的表態”。2005年11月，小泉在京都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日美關係越緊密，越能與中國、韓國和亞洲建立良好的關係。”人們普遍認為其主張就是隻要日美關係搞好了，中國也好，韓國也好，都會跟著日本走。此番觀點自然遭到各方的嚴厲批判。小泉認為人們歪曲了他的本意，進行了反駁。然而，正如日本評論家若宮啟文先生所言，不能不說他這番話終於道出了對美國“一邊倒”的“真心話”。《讀賣新聞》的主筆渡邊恒雄則認為，這是“無知的短見，愚蠢至極”。
小泉還將爭取日本“入常”當作一個招人耳目的招牌，也是實現政治大國的一個重要標誌。“入常”後，日本就可以謀求安理會否決權，利用聯合國進一步追求經濟、政治和環境等方麵的利益，建立日本參與主導的地區和國際秩序；同時，欲以此為契機，從根本上“告別戰後”，改變在國際上的政治弱勢地位和“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形象，以一個政治大國的資格，麵向21世紀，麵對亞洲和全世界。終因連想依靠的美國這棵大樹也不願為其遮涼，表示反對，更沒有得到國際社會大多數的讚同。
在東亞區域一體化不斷推進，日本與中韓的經濟文化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良好狀態下，小泉卻在任期內連續六次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來的最低點，兩國首腦互訪連續中斷五年，甚至在“10+3”會議框架下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亦一度破天荒地被取消。
考慮到與中韓等國的關係，上台之初的小泉沒有按照競選總裁時約定的8月15日，而是於2001年8月13日首次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也是自1996年橋本以來在職首相的首次參拜。中國雖然表示了強烈反對，但還是於同年10月8日，同意小泉訪問中國。小泉參觀了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並與江澤民主席進行了會談。同月21日，上海apec會議期間，江澤民主席與小泉再次舉行了會談。2002年4月，李鵬委員長訪日，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開幕式，同時，當月小泉參加博鼇論壇，與中國總理朱鎔基舉行會談。小泉主政後的最初一年間，中日關係總體還是維持了比較良好的發展狀態，然而由於小泉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再次參拜，逐漸惡化了中日關係，影響了兩國國民的互信，中日之間出現了不正常的“政冷經熱”現象，實際上已經波及甚至損害了雙邊和地區多邊的經濟合作關係，失去了諸多良好的合作發展時機。最終導致2005年4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運動。
麵對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小泉卻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重點劇目，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堅忍頑強”、“不屈不撓”的民族鬥士，暗示了自己不屈服於外部壓力的決心，恰好也迎合了日本新保守主義思潮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小泉在2001年5月21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白：“現在我遇到什麽煩心事，就對自己說‘要有那些特攻隊員的精神’”，“受命總理大臣的今天依然是這樣，與那些特攻隊員的精神相比，這點辛苦算得上什麽。”顯而易見，隻能說小泉不僅缺乏基本的善惡觀念，而且表現出明顯的無知。80歲的日本最大媒體《讀賣新聞》董事長渡邊恒雄，在接受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專訪時表示：現在那幫根本沒經曆過戰爭的右翼分子將“神風敢死隊”標榜成為天皇獻身的烈士，其實“全是謊言”，“說什麽他們(神風敢死隊員)是帶著勇氣和快樂離開的，還高喊‘天皇萬歲’”！渡邊憤怒地說，“他們隻是待宰羔羊。事實是，他們每個人上飛機前都低著頭，步履蹣跚。有些人連站都站不住，是被其他士兵架起來推到機艙裏去的”。“小泉這個人根本不知道曆史或哲學，不學習，一點文化都沒有。這就是他說出許多蠢話的原因，比如‘參拜靖國神社有什麽錯？’還有‘中國和韓國是僅有的批評靖國神社的國家’，這都源於無知。”
對於靖國神社，小泉並不存在什麽一以貫之的思想或信條，在其當選首相之前，並沒有參拜的習慣。實際上，這一是為了競選總裁、榮任首相提出的競選口號，進而堅持參拜，也是誘導國民情緒，故弄玄虛的姿態。一定意義上也反映了其固執的個性，隻是他也沒有預想到問題發展的嚴重程度。
另一方麵小泉的目的就是欲借靖國神社問題，想做個一次性的“了斷”，妄想不負責任地徹底甩掉曆史包袱，消除“戰敗國”的痕跡，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這就是小泉“沒有戰略的戰略”。他聲稱，“參拜靖國神社純屬個人良心問題，別人不應說三道四”，“靖國神社不能成為外交牌，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追悼戰死者和祈求和平的方式”。不僅沒有絲毫反省之意，反倒是強詞奪理，倒打一耙。殊不知曆史的和解是現實合作的基礎。為了促進與亞洲鄰國的理解和信任，隻有徹底反省，通過協商、研究，了解對方的立場和看法，逐步尋求問題解決的途徑或方法，否認、超越或回避是行不通的。正如渡邊恒雄先生相信的那樣，除非日本能對戰爭中所作所為做出檢討，否則日本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
在亞洲外交漸陷困境的時候，2002年9月17日，小泉閃電訪問朝鮮，與金正日進行了日朝曆史上的首次首腦會談，聯合發表了《日朝平壤宣言》，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五十多年來第一位訪問朝鮮的日本首相。在國內政治醜聞不斷和經濟形勢不大明朗的情況下，小泉欲借訪問朝鮮來贏得國內的支持，也為自己的外交生涯添上一筆，果然一度下降的內閣支持率又有所上升。同年10月，當朝方按照兩國領導人所達成的協議，允許部分日方所稱的“被綁架者”回日本探親後，日本方麵卻單方麵違背諾言，拒絕將這些人送還朝鮮，兩國關係再度緊張，剛剛啟動的邦交正常化進程旋即中斷。2004年5月22日，小泉再度訪朝，向朝鮮承諾提供25萬噸糧食和價值1000萬美元醫療設備的援助，金正日則同意讓五名日本人質的家屬回日本。小泉訪朝，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依舊沒有取得進展，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對朝鮮的不信任感。盡管效果極其有限，但吸引了世人矚目，也成為小泉劇場的一個重要曲目。
乘著旋風而來，揚著沙塵而去。這位“煽情首相”、“強人首相”，在“砸碎自民黨”的口號下，將日本政治由“數量政治”切換到了“劇場政治”，倡導首相政治主導，衝擊了原有的55年體製，實現了一定的構造改革。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勇氣和決心，尚屬難得，精神可嘉。然而，當人們回過頭來評價小泉內閣的功過得失時，如東京大學禦廚貴教授所言，“實際上，他君臨相位的五年零五個月間，相應展開了充滿刺激的‘趣味’政治。然而，冷靜分析的話就會明白，小泉內閣沒有為日本提示什麽未來構想或長期戰略。即使是備受爭議的靖國神社參拜，也不能說為日本國家的將來傳遞什麽信息，結局隻能說是一個單純的表演而已。若不會引起誤會的話，小泉政治就是沒有計劃的‘賭博’，……小泉無非是個擁有天性的‘賭徒’。”
劇場政治一時打動了選民，而小泉改革卻逐漸拉大了社會差距，喪失了民心，造成三年後自民黨丟掉了政權。小泉本意想延續執政黨壽命，不料卻歪打正著最終真正地摧毀了自民黨，成為自民黨的“罪人”。換個角度來看，小泉或許也可以說是實現日本民主政治轉型和政權交替的“功臣”。功過評說大概需要留待後人從更長的曆史長河中去定位。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執政1980天的小泉，在即將交出大印之前的2006年8月15日，這個日本戰敗投降的最敏感的日子，第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兌現了他曾經許諾的“8·15參拜”。參拜行為，無疑作為外交“負遺產”傳給了他的後任和日本國民。
連任第87—89屆(2001.4.26—2006.9.26)內閣首相
小泉純一郎(1942年— )是二戰結束以來繼佐藤榮作、吉田茂之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這位特立獨行的“永田町怪人”，高舉改革的旗號，宣稱要“砸碎自民黨”，在日本掀起了一場“小泉旋風”，創造了日本政治史上80%的最高內閣支持率，在冷戰後內閣如走馬燈頻繁更迭的情況下，一舉實現了迄今為止同時代執政時間最長的長期政權。在其五年零五個月的任期內，他對內力主打破派閥政治，著力推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實踐了以“郵政民營化”為重點的經濟結構改革；對外則在“重美輕亞”的思維指導下，無視中韓等國民的民族感情，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降到了建交以來的“冰點”，嚴重損害了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怪人宰相”小泉主演的“劇場政治”，無疑成為透視新世紀初期日本治亂興衰的一個難得的重要舞台。
1942年1月8日，小泉純一郎出生在神奈川縣橫須賀市一個政治世家。家族本姓鮫島，祖籍鹿兒島縣，因其父入贅小泉家，故改名小泉純也。小泉純也1937年當選眾議員，戰後繼承嶽父的地盤複歸政界，曾先後擔任池田內閣和佐藤內閣的防衛廳長官。祖父(實際上是外祖父)小泉又次郎，1908年當選眾議員議員，曾先後擔任橫須賀市長、郵政通信大臣、眾議院副議長，因全身紋身，又被稱為“紋身大臣”。
小泉純一郎1967年從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69年8月，父親小泉純也突然病逝，小泉被召回國。同年12月小泉接替父親在神奈川縣的選舉地盤，以自民黨公認候選人的身份倉促參加眾議院大選，獲得103000票，以4000票之差而落敗。翌年，小泉當了福田赳夫的秘書，視福田為“政治之師”。自此，小泉認識了福田的長子福田康夫，長其五歲的福田康夫一直喊小泉為“純”，也結識了時常出入福田府邸的森喜朗。福田赳夫出任首相後，森喜朗擔任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任官房長官。二十多年後，到森喜朗、小泉內閣時，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分別出任了官房長官和副長官，環顧周圍，還是“福田、小泉、森和安倍”四個姓氏，隻是“上下主從”關係發生了變化而已。
1972年12月，小泉再次出馬競選，在福田的大力支持下，獲得122188票，成功當選眾議員，時年30歲，小泉家族躋身於三代政治世家。當選的小泉，加入清河會，隸屬福田派，深得福田的信任和重用，作為大藏和厚生領域的一名政治家，開始拚搏於宦海之中。1978年，經福田夫婦做媒，36歲的小泉與ss製藥公司創始人泰道照山的孫女佳代子結婚，育有三子，四年後離婚，此後一直獨身。1979年，小泉出任大平內閣的大藏省政務次官，據說從那時起就主張郵政民營化。獨來獨往、敢於直言的小泉，作為一名政策通為大家所熟知，可是挑戰自民黨選舉堡壘的行為，為自民黨的政治家們所不容，視其為永田町的“怪人”。1988年，當選眾議員15年後，小泉初次出任竹下登內閣的厚生大臣，出道並不算早。此後又陸續擔任宇野內閣、橋本內閣的厚生大臣和宮澤內閣的郵政大臣。
小泉作為福田派的嫡係，在長期的“角福戰爭”中，即田中角榮派與福田赳夫派的派閥鬥爭以及後續鬥爭中，始終是福田派的重要人物。隨後福田派發展為安倍派，安倍晉太郎去世後，派名又改為三塚博派，小泉為本派的第三號人物。1998年三塚派變為森派後，小泉升為該派第二號人物。為了對抗自民黨最大派係竹下派(即舊田中派)多年主導日本政壇的局麵，1991年小泉還與同期當選的宮澤派的加藤紘一、渡邊派的山崎拓聯手組成“ykk集團”(三人姓氏的第一個字母)。1994年5月以三人為核心正式組建跨派係的年輕國會議員政策集團“新世紀集團”，小泉擔任負責人，逐步摸索著獨自的升遷之路。
既非派閥領袖，又沒擔任過黨政重要職務的小泉，卻執意參選自民黨總裁，在一般政治家看來，這顯然是有違常規之舉，而對於小泉，不斷參選恰恰為其成功登上權力巔峰積累了業績。1995年9月，自民黨在經曆了建黨以來第一次短暫下野，還沒有完全“複權”的情況下，為了贏得下次眾議院大選，自民黨大多數議員支持威望較高的橋本龍太郎出任總裁，時任總裁河野洋平不得不臨陣宣布退出下任總裁選舉。失去競爭對象的“拳擊手”獨立舞台，這無疑沒有賣點，為了引起各界關注，改善自民黨“密室政治”的形象，自民黨決定重新推出“第三位黨總裁候選人”，進行所謂的公開民主選舉。三塚博派二號人物森喜朗擔心得票太少將有失顏麵，且影響今後政治前途，謝絕參選。而沒有思想負擔的小泉倒是態度積極，欲通過總裁競選提高個人聲望。然而獨來獨往的小泉，一是手下沒有黨羽，二是因堅持主張郵政民營化，即使是本派議員也因顧忌郵政團體手中的選票，不敢貿然支持小泉。於是，如何達到30名國會議員推薦人的必要條件成為小泉競選總裁的障礙。擁有72名國會議員的三塚派居然沒有湊夠30名推薦人，最後不得不求助原宮澤派，才勉強征集到了30名國會議員的簽字。選舉結果可想而知，橋本獲得304票，小泉得票87張。1998年7月，橋本因參議院選舉失敗而辭職，“怪人”小泉再次出馬，與“凡人”小淵惠三和“軍人”梶山靜六(田中真紀子的評價)同台角逐，可既沒得到盟友山崎拓和加藤紘一的支持，也沒鞏固好本派清河會的陣營，結果是小淵225票，梶山102票，小泉84票，小泉依舊成為淘汰對象。
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常敗將軍”小泉，在森喜朗內閣之後，第三次登台競選，居然“奇跡般”地獲得了勝利。在2001年4月23日進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小泉以298票對155票的絕對優勢戰勝此前普遍看好的橋本，當選新任總裁。小泉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有幾個主要的有利條件。
首先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國民迫切期望能有一個強勢首相，實施切實有效的政策，打破經濟蕭條的困境。其次，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不思進取，內部體製僵化，遴選機製欠缺，以至於人才嚴重缺乏。到了森喜朗內閣後期，甚至出現了靠原首相和原總裁支撐內閣的局麵，人才缺乏的窘境由此可見一斑。再則，“密室政治”的產物森喜朗的連連失策，造成自民黨深感危機，麵對同年即將到來的參議院選舉，黨內爆發出“這樣下去自民黨會滅亡”的呼聲。於是自民黨迫於壓力，大幅擴大了地方黨員選票的比例，將47個都道府縣的選票分別由一票擴大為三票，使地方黨員與國會議員的票數比例變為141比346，相對擴大了地方黨員的發言權。當然從結果來看，這也是橋本等主流派的失算之處。同時，隨著派閥政治的鬆動，為了樹立新的形象，各派閥未對黨員的投票對象做硬性限製。因此，在傳統派閥政治作用下兩度充當陪襯的小泉，借機打出“改革日本”、“摧毀自民黨”、“沒有禁區的結構改革”的口號，宣布辭去森派會長職務，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徹底的改革派”形象，抓住了廣大國民要求變革現狀的心理，迎合了地方黨員和年輕議員要求改革政治體製的願望，打破了大派閥壟斷或其支持者當選的常規。在都道府縣的總裁預備選舉中，由於絕大多數地區采取了“勝者通吃”的方式，小泉一舉獲得了87.2%的地方票，遠遠超過了橋本龍太郎；而實際上從投票率來看，小泉是58%，橋本是30%，差距並沒那麽大。這樣的結果直接影響了國會議員的投票，第一輪小泉就取得了過半數的絕對優勢。應該說這種看似“首相公選”的方式，是造就小泉總裁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橋本派的死對頭、頗有人氣的田中真紀子的聲援，明顯增加了“小泉旋風”的強度。
“小泉劇場”就這樣在經濟低迷、政治閉塞的背景下拉開了帷幕，成為大眾傳媒時代誕生的“首相”的象征。小泉充分利用電視和互聯網，誘導媒體，提高支持率，將國民輿論作為政權運營的基礎。個性十足的外表，剛毅頑固的品性，“怪異”的做事方式，保守而兼具民粹主義色彩的思想主張，不僅折服了傳統的保守派，也吸引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年輕人和女性的青睞。內閣成立之初，支持率高達80%，超過了60%多的田中角榮和70%多的細川護熙，為曆屆內閣支持率之最。之後小泉內閣的支持率也基本上一直保持在50%～60%之間的高位，從未掉下過40%。一時小泉首相像歌壇巨星或影響明星一樣，成為萬眾矚目、眾相追捧的“超級政治明星”。
小泉入主首相官邸，標誌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政界新老交替，舊有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2001年4月26日，經過參眾兩院選舉，小泉當選為第87屆內閣首相。組閣時，他不接受傳統的派閥推薦，甚至也不和黨其他領導人商量，而是自己單獨定奪。小泉的“手法”，首先是打破“論資排輩”的慣例，大膽啟用年輕議員。一般來說，自民黨議員當選過五六次以後才有資格做大臣，而本次小泉任用的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僅當選過三次，行政改革大臣石原伸晃和防衛廳長官中穀元也隻當選四次，大批啟用年輕議員，這在自民黨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積極吸納民間人士和女議員入閣，力度之大，為戰後曆屆內閣之僅見。本次內閣啟用的經濟財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文部大臣遠山敦子和環境大臣川口順子均為民間人士，前麵提到的三位女性，再加上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法務大臣森山真弓，一次任用五位女性當大臣，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強烈地吸引了媒體和國民的眼球。第三，削弱派閥領袖的人事發言權，排擠了最大派係橋本派。按照自民黨的傳統，新首相組閣，本來是各派領袖推薦人選，首相照單敲定。可是這次小泉卻打著“破除派閥政治”的旗號，繞過派閥領袖，不同他們商量，直接給自己相中的對象打電話，降低了派閥領袖的權威，削弱了派閥在人事任用方麵的政治功能，而且，小泉還任用了兩名無派閥人士。此外，最大派係橋本派，隻占了兩席，被擠到了權力中心的邊緣，實際上等於宣告了“田中—竹下—小淵—橋本”一派主導日本政壇二十餘年曆史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森派在小泉任內壯大為自民黨第一大派，占據了21世紀初期近十年的權力大本營。
“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日本的再生與發展”，小泉上台後於5月7日首次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表示“改革無禁區”，要實行“新世紀維新”，積極推進經濟、財政、行政、社會和政治等領域的改革。改革本不是什麽新鮮詞匯，多年來為曆屆內閣和朝野政黨所推崇，其之所以成為小泉內閣耀眼的金字招牌，關鍵在於小泉以非同以往的風格或手段上演了一場場可謂“精彩紛呈”的“劇場政治”。
“首相統帥”、“官邸主導”的決策程序，一定程度打破了過去重視與官僚協調、黨內調整的“下情上達”式規則，體現了小泉“強人首相”的政治風格。作為落實橋本內閣的行政改革和中央省廳重組的重要一環，2001年1月設立了“經濟財政谘詢會議”，直屬內閣府，負責編製財政預算計劃，決定經濟運營的基本方針，內閣的功能得到了明顯強化。而且，由於1994年選舉製度的改革，自民黨內的權限也逐漸集中到了總裁手中。在製度保障和民意支持的基礎上，小泉自己親任經濟財政谘詢會議議長，委任民間學者竹中平藏擔任該谘詢會議主持人，會議主要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經濟財政政策大臣、總務大臣、財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日本銀行總裁，除了上述相關主要閣僚參加外，還網羅了四位民間的改革派人士，如牛尾電機會長牛尾治郎、豐田汽車會長暨經團聯會長奧田碩、大阪大學教授本間正明和東京大學教授吉川洋。谘詢會議主導決策的方式，改變了以往官僚起草方案、自民黨族議員事前審查、然後上報內閣會議批準的“自下而上”的程序，打破了“政官財”鐵三角的體製，削弱了派閥政治影響的同時，抑製了官僚和族議員的勢力，從根本上動搖了“55年體製”。所以有學者指出，自民黨一黨獨大形式本身由於1993年細川內閣的成立而終結，然而55年體製的特征此後卻依然在延續。徹底打破這種特質，從真正意義上嚐試終結55年體製的，就是小泉純一郎首相。
在這種新的決策形式下，小泉本著重視市場、強化競爭、控製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實施了一係列所謂的“結構改革”，主要包括進行財政改革，大幅削減公共事業開支，縮減國家財政支出；推進金融機構和企業複興，處理不良債券，從2002年10月到2004年度末，大銀行的不良債券比率下降一半；改革養老金和醫療製度，提高患者負擔費用和保險費比率；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實施“三位一體”的地方財政稅務改革，削減國家對地方的補助金，由中央向地方轉移稅源，同時減少地方交付稅；通過改革特區製度，推進規製改革，在醫療、農業、福利以及教育等領域促進市場化競爭；廢止石油公團、日本道路公團等特殊法人，推進郵政事業等的民營化，旨在實現一個“簡約高效的小政府”。可想而知，小泉改革，必然促動了官僚和族議員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在不少方麵均遭到強烈抵製，然而，由於小泉著力推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
其中郵政民營化改革最為引人矚目，成為“小泉劇場”的壓軸大戲。麵對自民黨內部勢力的強烈反對，小泉一改過去日本傳統政治的協調妥協方式，借機導演了一出“好人壞人”善惡對決的舞台劇，把黨內的反動派指認為“抵抗勢力”，而在外部則尋求媒體和國民的支持。簡單明快的激情言語、力道十足的舉止形態，可以說已經掩蓋了國民對問題本身的理性思考，使得民眾紛紛成為“煽情首相”的感性“俘虜”。為小泉搖旗呐喊的群眾團體“小泉會”就“小泉首相像誰？”進行民意測驗，結果有21%的人把他比喻為江戶幕府末期的改革者勝海舟，也有11%的人回答說他像希特勒，8%的人認為他是林肯。由此同樣可以窺視出“小泉政治”的劇場成分和令人擔心的另一麵。
如上所述，郵政民營化是小泉的一貫主張。其實，早在橋本內閣時代，郵政民營化已經成為行政改革的研究課題。小泉主政後，將郵政民營化定位為“改革的核心”。2005年7月5日，郵政民營化法案提交眾議院表決，綿貫、龜井等37人投了反對票，古賀、高村等14人缺席或棄權，共有51人造反。結果是233票讚成，228票反對，僅以5票之差通過。8月8日，在參議院的法案審議表決中，自民黨有22人反對，8人棄權或缺席，結果是反對125票，讚成108票，以17票之差法案被否決。同日，小泉旋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果斷罷免了拒絕在解散決議上簽字的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自己兼任農林大臣，斷然決定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參議院否決，卻解散了眾議院，小泉行為顯然有悖於永田町的政治常識，雖然在憲法上不存在什麽問題，可是這種“異端”行為，正是小泉政治的體現。
他在解散眾議院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本日解散了眾議院。處於改革核心地位的郵政民營化法案被參議院否決，我認為就是國會判斷郵政民營化沒有必要。也就是說，這次解散是郵政解散。讚成還是反對郵政民營化，我要清楚地問政於民。……約400年前，伽利略在‘地球中心說’盛行之下，因堅持‘太陽中心說’而獲罪。即使如此，那時的伽利略還是堅持自己的地球繞著太陽轉的學說。……果斷進行改革的政黨自民黨，誓與反對民營化的民主黨進行鬥爭，如何選擇，我想就教於民。”言外之意，小泉將自己比作伽利略，為他本人和自民黨賦予了正義的化身和改革派的形象，而將自民黨內的反對派和民主黨打扮成了傳統的守舊勢力和落後的頑固分子，以致於人們將“郵政解散”同時稱之為“伽利略解散”。
眾議院解散後，自民黨內的造反議員，一部分脫離自民黨，另立新黨，一部分雖留在自民黨內，但沒有獲得自民黨的公認，隻能以無所屬的身份參選。而小泉親自派兵點將，在造反議員的選區均安插了“刺客”。在9月11日舉行的第44屆眾議院選舉中，由於“劇場”效應，投票率比上次增加了7.65%，達到67.51%，自民黨大勝，獲得296席，民主黨獲得113席。自民黨以相對較小的選票優勢贏得了較多議席，小選區下出現了大量死票。本次當選的自民黨議員中有83名被稱為“小泉之子”的新當選議員，加上公明黨31人，執政黨聯盟占據了眾議院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此前反對和棄權的自民黨議員，大多數轉向成為郵政民營化的支持者。同年10月，郵政民營化法案順利通過國會參眾兩院。2007年10月，日本郵政公社民營化正式實施。
小泉郵政選舉的成功，得益於其戲劇化的選舉戰術，同時也是國民對小泉本人及其部分改革政績的肯定。然而，不可忽視的一個國際背景是，在中國和美國市場的帶動下，日本的出口和投資均有增長，日本經濟從小泉主政初期的景氣最低點逐漸走上複蘇軌道。與此同時，小泉改革在結果上造就有活力的市場競爭之時，也導致一些方麵公共服務水平下降，社會差距和地方差距擴大，貧困階層增加，自殺人數居高不下，在2003年達到創紀錄的34427人。國民在對未來生活的惴惴不安中，“一億總中流”的意識逐漸遠去，而“下流社會”成為時代流行語。
較之經濟政策，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話來說：“小泉內閣不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內閣。與我當首相時主導的政策非常相似，是屬於以民族性和統治為中心的政策……我和石原慎太郎、小泉純一郎擁有共同的政治dna。”可以說，中曾根這番話極為恰當地把現代日本社會裏幾個奉行民族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的鷹派人物歸類到一起。不同的是，外交安全方麵，小泉在中曾根的基礎上“走得更遠”，如果說中曾根是“有主見的保守政治家”，那麽小泉就是典型的“無主見、無戰略的保守政治家”。他打破禁區，主張修憲，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積極對外派兵，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嚴重惡化了與亞洲周邊鄰國的關係。
缺乏外交經驗的小泉上台後，在軍事及安全問題上，追隨美國，不斷強化日美同盟，熱心加強軍事實力,企圖“借船出海”，以此來樹立其所謂的“大國形象”。2001年4月，小泉在出任自民黨總裁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聲稱：“日本留有嚴重的戰爭後遺症，將來必須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不是國家軍隊，這很不正常，在必要之際自衛隊抵禦外侵，依據憲法解釋卻是違憲，豈不荒唐。”三天後就任首相的小泉又重申了上述立場。正是基於這樣的政策定位，日本利用“9·11”事件後的反恐之名，僅用了25天便完成立法程序，於10月29日先後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反恐怖三法案，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限製、武器使用限製以及國會對海外派兵權限上的限製，為日本海外派兵鋪平了道路，成為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一個轉折點。10天後，也就是11月9日，日本便以“反恐”為名派出特混艦隊駛向印度洋，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第一次在戰爭狀態下派遣自衛隊。至此，小泉政府實現了自衛隊海外派兵的常態化，日美軍事合作的範圍超出遠東地區，擴大到世界各地。
2002年4月16日，小泉內閣又通過“有事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擴大了首相指揮權限，增加了對國民的限製與懲罰條款。同年12月，日本派遣驅逐艦前往印度洋支援美軍的“倒薩”行動。2003年4月，日本又派遣三艘軍艦支援美軍的伊拉克戰爭。2003年5月15日眾議院正式通過《有事法案》(6月6日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日本有媒體評論說，“有事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將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第一步”。小泉則表示，“有事法案”的通過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5月20日，小泉在國會第一次公開宣稱：“自衛隊實際上就是軍隊”，公開為自衛隊“正名”。2003年7月又通過了使自衛隊合法地向伊拉克派遣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案》。從2004年1月開始，上千名自衛隊陸續被派往伊拉克。這是日本自衛隊首次開赴戰爭地區，也是迄今為止派往海外的規模最大的部隊。
就追隨美國的外交，小泉自己做出了“真實的表態”。2005年11月，小泉在京都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日美關係越緊密，越能與中國、韓國和亞洲建立良好的關係。”人們普遍認為其主張就是隻要日美關係搞好了，中國也好，韓國也好，都會跟著日本走。此番觀點自然遭到各方的嚴厲批判。小泉認為人們歪曲了他的本意，進行了反駁。然而，正如日本評論家若宮啟文先生所言，不能不說他這番話終於道出了對美國“一邊倒”的“真心話”。《讀賣新聞》的主筆渡邊恒雄則認為，這是“無知的短見，愚蠢至極”。
小泉還將爭取日本“入常”當作一個招人耳目的招牌，也是實現政治大國的一個重要標誌。“入常”後，日本就可以謀求安理會否決權，利用聯合國進一步追求經濟、政治和環境等方麵的利益，建立日本參與主導的地區和國際秩序；同時，欲以此為契機，從根本上“告別戰後”，改變在國際上的政治弱勢地位和“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形象，以一個政治大國的資格，麵向21世紀，麵對亞洲和全世界。終因連想依靠的美國這棵大樹也不願為其遮涼，表示反對，更沒有得到國際社會大多數的讚同。
在東亞區域一體化不斷推進，日本與中韓的經濟文化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良好狀態下，小泉卻在任期內連續六次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來的最低點，兩國首腦互訪連續中斷五年，甚至在“10+3”會議框架下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亦一度破天荒地被取消。
考慮到與中韓等國的關係，上台之初的小泉沒有按照競選總裁時約定的8月15日，而是於2001年8月13日首次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也是自1996年橋本以來在職首相的首次參拜。中國雖然表示了強烈反對，但還是於同年10月8日，同意小泉訪問中國。小泉參觀了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並與江澤民主席進行了會談。同月21日，上海apec會議期間，江澤民主席與小泉再次舉行了會談。2002年4月，李鵬委員長訪日，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開幕式，同時，當月小泉參加博鼇論壇，與中國總理朱鎔基舉行會談。小泉主政後的最初一年間，中日關係總體還是維持了比較良好的發展狀態，然而由於小泉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再次參拜，逐漸惡化了中日關係，影響了兩國國民的互信，中日之間出現了不正常的“政冷經熱”現象，實際上已經波及甚至損害了雙邊和地區多邊的經濟合作關係，失去了諸多良好的合作發展時機。最終導致2005年4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運動。
麵對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小泉卻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重點劇目，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堅忍頑強”、“不屈不撓”的民族鬥士，暗示了自己不屈服於外部壓力的決心，恰好也迎合了日本新保守主義思潮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小泉在2001年5月21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白：“現在我遇到什麽煩心事，就對自己說‘要有那些特攻隊員的精神’”，“受命總理大臣的今天依然是這樣，與那些特攻隊員的精神相比，這點辛苦算得上什麽。”顯而易見，隻能說小泉不僅缺乏基本的善惡觀念，而且表現出明顯的無知。80歲的日本最大媒體《讀賣新聞》董事長渡邊恒雄，在接受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專訪時表示：現在那幫根本沒經曆過戰爭的右翼分子將“神風敢死隊”標榜成為天皇獻身的烈士，其實“全是謊言”，“說什麽他們(神風敢死隊員)是帶著勇氣和快樂離開的，還高喊‘天皇萬歲’”！渡邊憤怒地說，“他們隻是待宰羔羊。事實是，他們每個人上飛機前都低著頭，步履蹣跚。有些人連站都站不住，是被其他士兵架起來推到機艙裏去的”。“小泉這個人根本不知道曆史或哲學，不學習，一點文化都沒有。這就是他說出許多蠢話的原因，比如‘參拜靖國神社有什麽錯？’還有‘中國和韓國是僅有的批評靖國神社的國家’，這都源於無知。”
對於靖國神社，小泉並不存在什麽一以貫之的思想或信條，在其當選首相之前，並沒有參拜的習慣。實際上，這一是為了競選總裁、榮任首相提出的競選口號，進而堅持參拜，也是誘導國民情緒，故弄玄虛的姿態。一定意義上也反映了其固執的個性，隻是他也沒有預想到問題發展的嚴重程度。
另一方麵小泉的目的就是欲借靖國神社問題，想做個一次性的“了斷”，妄想不負責任地徹底甩掉曆史包袱，消除“戰敗國”的痕跡，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這就是小泉“沒有戰略的戰略”。他聲稱，“參拜靖國神社純屬個人良心問題，別人不應說三道四”，“靖國神社不能成為外交牌，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追悼戰死者和祈求和平的方式”。不僅沒有絲毫反省之意，反倒是強詞奪理，倒打一耙。殊不知曆史的和解是現實合作的基礎。為了促進與亞洲鄰國的理解和信任，隻有徹底反省，通過協商、研究，了解對方的立場和看法，逐步尋求問題解決的途徑或方法，否認、超越或回避是行不通的。正如渡邊恒雄先生相信的那樣，除非日本能對戰爭中所作所為做出檢討，否則日本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
在亞洲外交漸陷困境的時候，2002年9月17日，小泉閃電訪問朝鮮，與金正日進行了日朝曆史上的首次首腦會談，聯合發表了《日朝平壤宣言》，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五十多年來第一位訪問朝鮮的日本首相。在國內政治醜聞不斷和經濟形勢不大明朗的情況下，小泉欲借訪問朝鮮來贏得國內的支持，也為自己的外交生涯添上一筆，果然一度下降的內閣支持率又有所上升。同年10月，當朝方按照兩國領導人所達成的協議，允許部分日方所稱的“被綁架者”回日本探親後，日本方麵卻單方麵違背諾言，拒絕將這些人送還朝鮮，兩國關係再度緊張，剛剛啟動的邦交正常化進程旋即中斷。2004年5月22日，小泉再度訪朝，向朝鮮承諾提供25萬噸糧食和價值1000萬美元醫療設備的援助，金正日則同意讓五名日本人質的家屬回日本。小泉訪朝，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依舊沒有取得進展，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對朝鮮的不信任感。盡管效果極其有限，但吸引了世人矚目，也成為小泉劇場的一個重要曲目。
乘著旋風而來，揚著沙塵而去。這位“煽情首相”、“強人首相”，在“砸碎自民黨”的口號下，將日本政治由“數量政治”切換到了“劇場政治”，倡導首相政治主導，衝擊了原有的55年體製，實現了一定的構造改革。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勇氣和決心，尚屬難得，精神可嘉。然而，當人們回過頭來評價小泉內閣的功過得失時，如東京大學禦廚貴教授所言，“實際上，他君臨相位的五年零五個月間，相應展開了充滿刺激的‘趣味’政治。然而，冷靜分析的話就會明白，小泉內閣沒有為日本提示什麽未來構想或長期戰略。即使是備受爭議的靖國神社參拜，也不能說為日本國家的將來傳遞什麽信息，結局隻能說是一個單純的表演而已。若不會引起誤會的話，小泉政治就是沒有計劃的‘賭博’，……小泉無非是個擁有天性的‘賭徒’。”
劇場政治一時打動了選民，而小泉改革卻逐漸拉大了社會差距，喪失了民心，造成三年後自民黨丟掉了政權。小泉本意想延續執政黨壽命，不料卻歪打正著最終真正地摧毀了自民黨，成為自民黨的“罪人”。換個角度來看，小泉或許也可以說是實現日本民主政治轉型和政權交替的“功臣”。功過評說大概需要留待後人從更長的曆史長河中去定位。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執政1980天的小泉，在即將交出大印之前的2006年8月15日，這個日本戰敗投降的最敏感的日子，第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兌現了他曾經許諾的“8·15參拜”。參拜行為，無疑作為外交“負遺產”傳給了他的後任和日本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