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abe shinzo 1954.9.21— )


    出任第90屆(2006.9.26—2007.9.26)內閣首相


    安倍晉三(1954— )是日本戰後出生的第一個首相,也是戰後以來日本最年輕的首相。與其外祖父岸信介一道,成為日本戰後政治史上的第一對“爺孫”首相。作為一名主張“擺脫戰後體製”而有著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新星,祖上的餘蔭為他的迅速崛起鋪平了道路。他的登台拜相,可謂圓了先父當首相的夙願,也創造了當代日本政治史上諸多打破常規而直線升遷的先例。上任後他閃電訪問中韓兩國,改善了日本與東亞鄰國的關係,然而“美麗國家”的劇場政治在內政上卻無所建樹,不得不在勉強執政滿一年後撂挑子而去,未能擺脫“短命政權”的宿命,誰知卻成為推倒自民黨政權這個“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


    1954年9月21日,安倍晉三出生於東京一個政治世家,祖籍山口縣大津郡油穀町(現在的長門市)。祖父安倍寬是戰前的眾議院議員,也是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好友。父親安倍晉太郎是中曾根內閣的外相、福田赳夫派的繼承者即安倍派的領袖。外祖父是日本第56、57任首相岸信介,外叔祖父是第61— 63任首相佐藤榮作,所以,安倍晉三可以說是一個“爺孫式”的“世襲首相”。因為在其母洋子看來,連其父安倍晉太郎之所以能夠1958年第一次出馬就當選眾議員,也是“現任首相岸信介”的招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政治家族中成長起來的安倍,從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在1960年的日美安保鬥爭中,33萬人的遊行隊伍包圍了國會和首相岸信介在涉穀南平台的官邸。據安倍回憶,“對於還是小孩子的我們來說,遠處傳來的遊行隊伍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節日活動的歌聲。當我們在外公和父親麵前調皮地跺著腳喊‘反對安保、反對安保’時,父親和母親半開玩笑似地批評說:‘快喊讚成安保’。外公則隻是微笑著看著我們。”在後來安倍的眼裏,祖父是“思考日本未來的嚴肅的政治家,在巨大的反對力量麵前,他的立場非常堅定,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員,我感到驕傲”。在這種家庭環境中熏陶出來的安倍,走向政壇後發誓要做一個堅強的“戰鬥的政治家”,也就不足為怪了。安倍本人也認為:“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其母洋子在介紹安倍時也說:“政策上像外祖父,性格上像他父親。”的確,安倍晉三在國家觀、思想立場、政治路線等方麵深受岸信介的影響,而處事方式和政治風格應該說相當程度上繼承於安倍晉太郎。


    安倍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生涯是在成蹊學園這樣一所貴族學校中度過的,沒有像同齡人那樣經曆過“考試戰爭”的洗禮或挫折。他並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從小學時代起,父母就為他們兄弟聘請了東京大學的學生做家教。1977年3月,安倍從成蹊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又去美國的語言學校和南加州大學留學兩年,為自己並不顯眼的學曆鍍了些金。1979年4月,安倍回國,進入神戶鋼鐵公司工作。就是這短短三年多的社會工作經曆,對於一直生長在富裕的高級官宦家庭的安倍來說,是一段難得的曆練經曆,成為他自己所謂的“我的起點”和“走向社會的出發點”。1982年11月,安倍晉太郎就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在父母的要求下,安倍晉三辭去公司工作,成為外相的秘書。這是通向政治家的一條捷徑,政治家子女一旦做了其父的秘書,就意味著他有意子承父業,將來繼承父親的政治地盤,去當一名政治家。


    “男人就要做政治家”,這是安倍晉三母親洋子的口頭禪。在她的影響下,給人以誠實厚道、不擅言談之感的安倍跟隨父親,學習從政經驗。在父親安倍晉太郎三年零八個月的外相任期內,他隨父跑了二十多個國家。1987年,安倍晉三與日本最大的糖果和巧克力製造商森永集團總裁鬆崎昭雄的長女鬆崎昭惠結婚,這樣“世襲”的安倍通過婚姻關係,自身獲得並鞏固了“閨閥”的地位。政官財結合形成的“閨閥世襲”家族或集團,實際上成為當代日本“隱形的統治結構”。


    安倍晉太郎是80年代後期與竹下登、宮澤喜一並列為中曾根康弘之後最有力的候選接班人,結果1987年中曾根下台時指定了竹下登為接班人。1991年5月,安倍晉太郎終因健康等原因,壯誌未酬,因病去世。1993年安倍晉三繼承父親的地盤,從山口縣出馬競選眾議員。對於安倍晉三,父親留下的最寶貴遺產,一是在家鄉山口縣長期構築的選舉地盤,另一個是在中央政界的關係網和在自民黨內的影響力。其母安倍洋子憑借參加祖父岸信介和父親安倍晉太郎選舉的經驗,親自披掛上陣,指導動用各方力量,聲援安倍晉三。聲援者中包括前首相竹下登,安倍洋子直言,竹下登今天之所以對安倍晉三的選舉如此盡心,就是因為他要通過這項行動向安倍家還債,以此取得自己良心上的平衡。據說,竹下登在酒後曾說過:“實際上當初之所以我能當選,還是由於安倍說了一句‘還是你先幹吧’,中曾根康弘才選了我。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已,如果當初我和安倍晉太郎的順序倒過來反倒好了。安倍晉太郎就可以當上總理之後去世,我也可以避開利庫路特案事件,建設一個長期政權。”


    1993年7月,當了八年多秘書的安倍繼承父親的地盤,首次出馬便當選為眾議員。在冷戰結束後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興起的情況下,剛剛正式步入政界的安倍,就加入了新成立的“自民黨曆史研究委員會”,開始參與美化侵略曆史的活動。1995年以後,他相繼擔任“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光明的日本國會議員聯盟”的事務局長代理,1997年又擔任“探討日本未來與曆史教育年輕議員聯盟”的事務局長、“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下設的“防衛、外交、領土問題”分會的負責人。此外,他還擔任過“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的事務局長,並參加了“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


    因長期擔任外相秘書,安倍當選的第一年就被破例推選為自民黨外交委員會委員。1999年10月升任為政務調查會社會部部長。2000年7月4日,第二屆森喜朗內閣組建,安倍被提拔為官房副長官,作為首相官邸的一員,登上了政治決策的前台。當天小泉純一郎看著電視上的閣僚名單,問他的同學政治評論家淺川博忠,這次組閣中最奪人眼球的人和事是什麽?淺川以為他說的是外務大臣或女大臣,但是小泉一口否定,狡黠地笑著說:“不對,不對,是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這是我推薦的。”


    2001年4月,小泉接替森喜朗出任首相,沿用了“福田康夫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副長官”的體製,左膀右臂竟然都是曾任本派領袖的公子。世紀之交,安倍親眼目睹了傳統型政治家森喜朗令人掩麵的超低人氣和“永田町怪人”小泉掀起的“小泉旋風”,痛感國民人氣的必要性,一直在尋找著拉開“安倍劇場”的時機。一年半後,安倍因“朝鮮綁架問題”而在對朝外交上一直持強硬態度,一舉成為備受矚目的政治新星。2002年9月,安倍隨同小泉首相訪問朝鮮。在平壤首腦會談的休息時間,安倍向小泉建議:“如果對方承認綁架而不道歉的話,那麽最好不要在共同宣言上簽字。”這話日後傳到日本國內,“果敢的安倍”形象在國民中廣為傳播,加之在整個訪朝過程中,他到處都以家屬會代表的形象出現,動輒就提及日本的國家利益,給人們留下了安倍時刻為民族大義著想的印象。按照《日本經濟新聞》的說法:“不是日本,而是朝鮮培育了‘安倍總理’。”


    為了報答老安倍的知遇之恩,2003年9月小泉破格將安倍提拔為自民黨幹事長,成為僅次於總裁的二號人物,在當時被稱為“驚天動地的任職”。沒有大臣經驗的年輕議員出任自民黨幹事長,成為極其特殊的事例,同時這一舉動也打破了多年來自民黨總裁與幹事長分屬於不同派閥的原則。換個角度看,應該說小泉重用安倍,也是出於將其當做“選舉招牌”,以應對2003年10月眾議院大選和翌年參議院選舉。然而,在2004年7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任職剛十個月的安倍,因沒有保住自民黨原有席位而引咎辭職。同年9月,在後任幹事長武部勤的要求下,安倍就任幹事長代理,這在自民黨曆史上也是極其異類的事情。2005年10月“郵政大選”後的小泉組建第三屆內閣,安倍被進一步提拔為內閣官房長官,協助首相主持內閣工作,頻繁的出鏡率,進一步提升了他的人氣,成為小泉後最有可能榮任首相的明星人物。


    在有力的競爭者福田康夫於2006年7月宣布放棄參選總裁的情況下,安倍的勝出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時隔5年零5個月,2006年9月20日,自民黨舉行新總裁選舉,安倍以絕對優勢當選第21任自民黨總裁。9月26日,剛過52歲生日的安倍在臨時國會上被選舉為第90任首相,超過54歲就任首相的田中角榮,成為日本戰後出生的首位首相,也是戰後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安倍晉三從當選議員到首相,隻用了短短的十三年時間,實現了當年其父未竟之夙願。安倍晉三的登台拜相之路,既沒有擔任大臣或長期擔任自民黨高層職位的經曆,也不像他父親或以往的大多數首相那樣通過競爭派閥領袖的地位而後再去角逐首相位置,可以說他的升遷之途打破了自民黨內擔任總裁和內閣首相的不成文的最低規定。除了上述安倍的關係背景發揮重要作用外,安倍利用媒體的“人氣誘導”的影響亦不可小覷,這也是小泉以來“劇場政治”的再次上演,這種黨外誘導人氣,進而黨內造勢的政治生態,實際上一定程度改變了過去自民黨內依靠黨內資曆和派係合縱連橫而勝出的慣例。據《日本經濟新聞》9月26—27日的輿論調查顯示,安倍內閣成立時的支持率高達71%,僅次於小泉上台之初的80%,高居第二位。《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調查的內閣支持率分別為63%和70.3%。


    安倍的政策口號是“美麗的國家”。在2006年7月競選總裁期間,他專門出版了《走向美麗的國家》一書,9月1日提出的競選綱領是《美麗的國家——日本》,9月29日,在國會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再次打出了“美麗的國家日本”的招牌。所謂“美麗的國家”,即“一是重視文化、傳統、自然和曆史的國家;二是以自由社會為基礎、尊重規律、擁有尊嚴的國家;三是未來有可持續發展能量的國家;四是讓世界信賴、尊敬和愛戴的、有領導風範的國家。安倍的主張,並無新意,目的無非是為了其所謂的“擺脫戰後體製”,給新世紀的日本重新定位。這實際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中曾根“戰後政治總決算”和“走向政治大國”路線在新時期的翻版。安倍入主首相府之後,人們更關注的是,在這些美麗辭藻的背後,作為一般印象中的日本鷹派和民族主義代表的安倍,將采取何種具體政策,將把日本帶向何處?


    上任12天後的2006年10月8日,安倍正式訪問中國,這次“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首腦互訪中斷五年的僵局,開啟了兩國共建“戰略互惠關係”的進程。將首訪國家定為中國,這在戰後日本曆屆首相中還是第一次。安倍訪問期間,先後與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並且雙方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會談中安倍指出,中日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日本將繼續遵循中日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發展兩國關係,將按照雙方關於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困難、促進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共識來妥善處理曆史問題;現在中日關係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把中日關係推向更高層次,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做出建設性貢獻是雙方承擔的時代使命和責任,為此要爭取將中日關係建成一個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


    翌日的10月9日,安倍緊接著從北京飛往首爾訪問了韓國,當天正值朝鮮進行地下核試驗,安倍原想重點討論朝鮮核試驗問題,而韓國總統盧武鉉卻重點強調了曆史問題,指出“參拜靖國神社、曆史教科書、慰安婦等問題,是阻礙日韓關係的重要問題,隻有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開拓未來”。雙方也一致認為朝鮮核試驗對周邊國家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將嚴肅對應。


    安倍上台之初的“閃電”外交,是其“有主張的外交”的重要一步,是在強調“為了世界和亞洲的日美同盟”的基礎上,邁出修複與重要鄰國中韓關係的關鍵一步。目的無非是對外清理小泉時代外交的負遺產,擺脫“亞洲孤兒”的困境,以進一步改善日本的國際經濟環境;對內則是發揮自己的外交特長,以實際政績來穩固政權,進而迎接即將到來的形勢嚴峻的選舉戰。


    的確,人們會發現右翼色彩的安倍在上台之初,有關曆史問題的發言發生了巨大變化。此前積極支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當選首相後則表示不希望這個問題成為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不打算就此明確表態。過去指責 “慰安婦問題是捏造”,而在訪華前10月3日眾議院的答辯中則表示要繼承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長官談話的基本立場和1995年“村山講話”的精神。並且,10月5日安倍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回答菅直人的提問時表明,“開戰的結果給亞洲人民留下了重大創傷,包括我外祖父(岸信介)在內的當時的領導人負有重大責任”,“政治在結果上要負責任的,因此當然可以說當時領導人的判斷是錯誤的”。然而,安倍的態度轉變,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並非是思想認識的徹底改變,或出自內心的真實反省。事實恰恰說明了安倍作為一名少壯派政治家,是基於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對具體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的現實調整,以及對曆史認識的暫時性修正。翌年3月,安倍就原形畢露,就記者關於“河野談話”的提問表示,“不存在證明二戰時日軍施行強製性措施的證言”。圍繞美國眾議院通過“慰安婦問題對日譴責決議案”,安倍則認為“決議案沒有客觀事實根據”,“即使通過決議,也不謝罪”。由此可見,安倍相比小泉,好像是更加“靈活”一些,結果隻能是在曆史認識問題上徒然失信於民,失信於國際社會,留下一個出爾反爾的“撒謊”名聲。


    與此同時,安倍倡導建立“日美印澳價值觀聯盟”,應和麻生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構想,強化日美軍事合作,對華政策的兩麵性大大抵消了其改善亞洲外交的效果。


    為了“擺脫戰後體製”,以實現“美麗的國家”目標,安倍積極主張修改憲法。首先是於2006年11月16日在在野黨缺席的情況下,執政黨單獨表決在眾議院通過新的《日本教育基本法》,12月15日,在在野黨一片反對聲中,強行通過參議院。新內閣成立不到三個月就強行通過了第一部法律,時隔59年,對堪稱日本“教育憲法”的《日本教育基本法》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公共精神”、“重視愛國心”等條文。2007年5月,日本國會又強行通過了《國民投票法》,為日後正式修改憲法鋪平了道路。強行表決變成了國會的家常便飯,粗暴的政治方式激怒了在野黨,也侵蝕了民眾對執政黨的信任。


    其次,2006年12月,日本參眾兩院通過了旨在將防衛廳升格的《防衛廳設置法修正案》,2007年1月,日本防衛省正式掛牌成立。看似一字之差的改變,本身就是防衛部門在日本國家中地位和作用加強的表現,是對憲法第九條禁止日本擁有軍隊的直接衝擊。實際上通過該法,日本把聯合國維和活動和基於日本《周邊事態法》實施的後方地區支援等《自衛隊法》所定的“附加任務”升格為“基本任務”,這種對自衛隊職能的重新定位,目的在於進一步為自衛隊“鬆綁”,擺脫對自衛隊走出國門的種種限製,以“名正言順”地在國際上發揮日本的“軍事作用”。


    “憲法已經施行了六十年……期待以此為契機,國民們能夠就修改憲法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2007年元旦,安倍首相在新年致辭中高調呼籲修憲之時,而國民的回應是對安倍內閣的失望。1月23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公布的民調顯示,不到四個月,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分別下跌了二十多個百分點,跌到39%和48%。最大的在野黨黨首小澤一郎尖銳地指出,安倍內閣已經出現了晚期症狀。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倍追求的修憲目標偏離了多數國民對縮小社會差距、改善經濟民生的期待,安倍成了一個距離國民感覺“遙遠的政治家”。這實際上恰好是“世襲政治家”在洞察民意方麵局限性的反映,也是安倍在內政上缺乏領導和實幹能力的印證。


    作為小泉的正宗接班人,安倍意欲塑造繼續改革的“戰鬥的政治家”形象,可是一則是相比小泉,其能力有限,繼承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並沒有消除日本的社會差距;二是允許郵政改革中被除名的造反派議員複歸自民黨,結果是當年反對改革的造反派和代表改革的“刺客”又變成了一家人,選民們感覺上當受騙,也戳破了安倍改革者的形象。而自己一手打造的“親信內閣”卻醜聞不斷,直接損害了安倍政權的公信力,逐漸侵蝕了自民黨政權的基礎。


    2006年12月,行政改革大臣佐田玄一郎因政治資金醜聞而引咎辭職;2007年5月農林水產大臣鬆岡利勝因事務所費用問題、政治資金醜聞等自縊身亡;7月防衛大臣久間章生因發表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是“無奈之舉”的言論而辭職;安倍新任命的“世襲子弟”赤城德彥上任不久就被曝出政治資金醜聞,處在風口浪尖上的赤城,還居然滿臉貼著藥膏出現在電視和記者麵前,這副十足的紈絝子弟的“愚蠢形象”,對參議院選舉形勢嚴峻的自民黨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這位“藥膏王子”也不得不於8月1日宣布辭職。此外,還有政府稅製調查會會長本間正明因涉嫌不當使用公務員宿舍而辭職,勞動厚生大臣柳澤伯夫尹因“女人是生孩子機器”的發言而遭到猛烈批判,文部大臣伊吹文明、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等也被曝出涉嫌政治資金醜聞等。


    正當醜聞纏身的安倍內閣倍感苦惱之時,2007年4月下旬,社會保障廳丟失5 000萬件社保人員資料的事件被在野黨民主黨揭露出來,輿論嘩然,民眾憤怒。據6月2、3日《朝日新聞》的民調顯示,安倍內閣的支持率進一步跌至30%,與內閣成立時相比,下降了一半多。在這樣的“背運”中,安倍內閣迎來了7月29日的參議院選舉。結果自民黨遭到曆史性慘敗,在改選的64席中僅得到37席,自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來第一次喪失了參議院第一大黨的地位,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失去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的地位。日本憲政史上繼1989年、1998年之後出現第三次“非常國會”,也是三次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其對日本政權交替產生了直接的重要影響。


    按照自民黨慣例理應辭職的安倍,力求通過改組內閣“起死回生”。8月27日,安倍吸取教訓,煞費苦心,一改此前“論功行賞”、“任人唯親”的作風,啟用各派閥領袖,挑選“清白賢能”之士,組成新一屆內閣。誰料不到一周,9月3日新任農林水產大臣遠藤武彥就因自身擔任理事長的農業互助協會謊報人數冒領保險金問題而向安倍首相提交了辭呈,成為安倍上台以來“出事”的第三位農相,也是因醜聞而“走人”的第五位內閣大臣。還有新任總務大臣增田寬也、環境大臣鴨下一郎等多人也被揭露出政治資金醜聞,甚至連一貫號稱政治廉潔的安倍首相本人,也被《現代周刊》雜誌質疑存在偷逃高額遺產繼承稅問題。在野黨趁機提出問責決議案,追究安倍的人事任命責任。


    9月9日,安倍在悉尼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反恐特別措施法》不能延長,自己就辭職”。翌日,第168屆臨時國會召開,安倍首相進行了施政方針演說,將本屆內閣定名為“政策實行內閣”,“美麗的國家”的詞匯在結束時隻用了一次。麵對民主黨控製的非常國會,眼看“特措法”延長無望,安倍在眾議院大會答辯之前的9月12日,突然宣布內閣辭職,理由是“希望和小澤黨首舉行會談,很遺憾被拒絕了。為了改變這種局麵,需要一位新首相帶領日本繼續進行反恐戰爭”。官房長官與謝野馨的說法是,安倍因本人腸胃欠佳的健康原因而辭職。也有輿論認為,安倍是為避免金錢醜聞殃及自身而主動請辭。還有說法是安倍聽從母親洋子的建議,麵對前景不妙的眾議院大選,還是全身而退為好,等等,不一而足。


    安倍執政一年驀然辭職,令人驚訝,亦使人感慨。麵對小泉時代在內政和外交方麵留下的“負遺產”,難題成堆,安倍可謂時運不佳,一定程度成了代人受過的“替罪羊”。而安倍本人作為“世襲政治家”,特殊的成長升遷經曆亦決定性地影響了其能力範圍,不僅表現在用人上多有失當之舉,而且反映在自身上則是意誌薄弱、優柔寡斷,亦缺乏領導魄力和實幹能力,意識形態性的、表演性的“劇場政治”,終究不能取代切實可行的政策行動。“安倍劇場”的命運,不僅反映了日本“世襲政治”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自民黨“一黨獨大體製”的界限,預示了自民黨前途多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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