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由紀夫hatoyama yukio 1947.2.11— )
出任第93屆(2009.9.16—2010.6.8)內閣首相
鳩山由紀夫(1947年— )日本民主黨的主要創建者，是開創民主黨政權的第一位首相，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1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他出生於日本政壇曆史最久的政治豪門，與其父和弟弟創造了父子三人同步國會議事堂的政界“奇跡”，與祖父鳩山一郎一道成為日本第一對“爺孫宰相”，被譽為“日本的肯尼迪家族”；其擁有億萬資產，雄踞政治家財富排名榜首。綽號“外星人”的鳩山，奉行“友愛”哲學，帶領民主黨將祖父創建的“萬年執政黨”自民黨趕下台，實現了日本真正意義上的政權交替。他高舉“政治主導”的大旗，推行了民主黨新政，在日本當代政治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然而，在自身政治資金醜聞和美軍基地問題的困擾下，“風雲人物”鳩山宏願未竟，卻淪為政局轉換期的犧牲品，執政八個月，揮淚而去，成為日本新世紀第一個“超短命內閣”。
鳩山由紀夫1947年2月11日出生於東京都。鳩山家族是一個曆史最為悠久的政治世家， “四代六人”同為政治家，見證了日本整個120年的國會史，堪稱日本政壇奇跡。曾祖父鳩山和夫1894年當選眾議員，1896年就任眾議院議長，還擔任過外務次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早稻田大學校長等職務。祖父鳩山一郎是日本自由黨(1945—1948)、民主黨(1954—1955)和自民黨的創始人，是日本民主黨的首任首相、自民黨的首任首相，也是“55年體製”的締造者。曆史的巧合是，半個世紀後，孫子鳩山由紀夫也成為“新”民主黨政權的首任首相。叔祖父鳩山秀夫曾先後擔任東京大學教授、律師，1932年當選眾議員。父親鳩山威一郎曾擔任大藏省事務次官，1974年當選參議員，很快就被提拔為福田赳夫內閣的外相，負責與中國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弟弟鳩山邦夫曾任民主黨副黨首和自民黨政權的文部、勞動、法務、總務大臣等要職。此外，鳩山的外祖父石橋正二郎是全球最大的輪胎製造商普利司通公司的創始人，是鳩山家族維持政治力量和財富基礎的重要源泉。還有，鳩山的表妹鄉悅子是宮澤喜一首相之子宮澤裕夫的妻子，表舅石橋慶一是池田勇人首相的女婿。
鳩山是日本第一位理工科畢業的首相。1969年鳩山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部，祖孫四代六人均畢業於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在日本曆史上亦屬罕見。其後鳩山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1976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擔任東京工業大學助教、專修大學副教授。他曾打算“技術報國”，改變鳩山家族“長子從政”的傳統，然而當他親眼目睹美國人在1976年紀念建國200周年所表現出的激情時，心底萌生了以政治改變日本的想法。1984年鳩山決定棄教從政，在母親安子的支持下，從北海道祖父的地盤出馬，1986年當選眾議員，隸屬田中派，時年39歲。兄弟倆扶著有病在身的父親鳩山威一郎三人拾級而上走進國會議事堂開會的情景被傳為佳話。不惑之年當選的鳩山，比弟弟整整晚了十年。在派閥政治盛行、金權醜聞泛濫的時代，鳩山憑借雄厚的財力、豪門出身的名望和祖輩積累的人際關係，加上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頗具理想主義色彩而真誠坦率的言行，很快成為日本政界的一顆新星。
鳩山1986年組建跨派係的政治團體“烏托邦政治研究會”，揭批利庫路特醜聞。1993年他脫離自民黨，與武村正義等建立先驅新黨。1993年大選後與其他在野黨組建了七黨一派聯合政權，將自民黨一度趕下台，打破了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55年體製”。1996年9月，鳩山與弟弟邦夫、菅直人等人組建民主黨，鳩山與菅直人共同擔任黨首，即現在民主黨的前身。為了組建新政黨，鳩山兄弟出資15億日元，占了建黨經費的一半以上，被稱為“民主黨的大老板”。1998年4月，民主黨與其他小黨合並成立新的民主黨。2003年9月，民主黨又與小澤一郎的自由黨合並，勢力逐漸壯大。2007年參議院選舉民主黨戰勝自民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2009年8月，在眾議院大選中一舉擊敗自民黨，奪得政權。1996年、1999年、2009年鳩山三度擔任黨首，在民主黨成長和奪權的道路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9年8月日本眾議院大選，曆史性地改變了日本政治的格局。執掌日本政權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黯然下台，“艱苦創業”13年的民主黨大獲全勝，9月16日鳩山上台組建了民主黨、社民黨和國民新黨聯合政權，實現了戰後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權更替。據朝日新聞社9月16—17日的輿論調查，鳩山內閣支持率高達71%，僅低於小泉內閣，與細川內閣並列，在曆屆內閣中排名第二。
鳩山內閣本著“友愛”的理念，高舉“政治主導”的大旗，以“不破不立”的氣勢，提出以“實現真正的國民主權”和“富有內涵的地區主權”為兩大政策支柱，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方麵厲行改革，展開一係列別具一格的民主黨新政。正當鳩山躊躇滿誌、準備大顯身手、實施其所謂“不流血的平成維新”時，卻遇到了棘手的新“三k”難題(日語“獻金”kenkin、“景氣”keiki、“基地”kichi)，特別是政治資金醜聞的困擾。
政治資金問題本是自民黨的“軟肋”，但民主黨上台後，卻變成了民主黨的“痛處”。早在2009年3月“西鬆建設非法獻金案”中，時任民主黨代表小澤被迫引咎辭職。民主黨上台後，檢查部門再次出擊，讓小澤深陷“土地門”。與此同時，同年6月，鳩山虛假獻金記錄問題開始曝光，其政治收支報告書中記錄的一些個人捐贈者被發現早已死亡，還有一些否認曾向鳩山捐贈。鳩山當上民主黨首任總理大臣後，舊賬未了又添新賬，新聞界曝出其暗中接受母親的巨額資金，涉嫌違法獻金或偷逃贈與稅。2009年12月，東京地方檢察廳以違反《政治獻金規正法》罪名起訴了鳩山前秘書勝場啟二和芳賀大輔。不過，檢方以沒有證據證明鳩山直接參與獻金虛假記錄為由，決定不予起訴。對此醜聞，鳩山一直表示不知情，但在前秘書被起訴、真相暴露的情況下，被迫承認了近七年間從母親那裏接受了約12億日元資金的事實，並補交了約6億日元的稅款，暫時勉強“過關”。
為了打破以往自民黨時代“依賴官僚”的政治體製，實現“政治主導”、“官邸主導”和“首相主導”，鳩山在上台後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表示，首先要進行“戰後行政大掃除”，為此新政府實施了一係列機構改革，踐行民主黨選舉時的承諾。
第一，新設國家戰略室、行政改革會議兩個行政機構，旨在強化內閣綜合決策功能，打破條塊分割體製，擺脫官僚主導的局麵。2009年9月18日，根據鳩山首相決定，在內閣官房設置了首相的直屬機構“國家戰略室”，負責財稅規劃、經濟運營基本方針及其他內閣重要政策的策劃、方案擬定和綜合調整等事務。副首相菅直人兼任國家戰略擔當大臣。為了進一步強化官邸的作用，製訂國家中長期的財稅政策規劃與經濟發展戰略，民主黨政府欲通過修改法律，將“國家戰略室”升格為“國家戰略局”。
新設的“行政改革會議”，由行政改革大臣仙穀由人掌管，議長是鳩山首相。2009年11月，“行政改革會議”對各省廳及獨立行政法人等提出的預算概算中的447個項目進行了甄別，原計劃削減3萬億，實際上削減了6770億日元。2010年4—5月，針對獨立行政法人和公益法人，行政改革會議展開了第二輪“事業甄別”。這一活動最大的亮點在於“公開、透明”。 甄別人員不僅吸納了民間人士參加，還全程通過網絡進行直播。以往自民黨當政時代一直是“密室”確定的政府預算內容以及有關法人的內部運營首次公開於眾，獲得了國民的廣泛支持，是民主黨執政以來少有的政治“賣點”。雖然自民黨指責其是政治“鬧劇”，但還是獲得了國民的積極支持。
第二，建立大臣、副大臣和政務官組成的“政務三方”體製，廢止執政黨事前審查的慣例，實現決策一元化，防止“族議員”的產生。民主黨建政後，在各省廳具體決策過程中，副大臣和大臣政務官等人通過“各省政策會議”，在聽取執政黨議員意見或提案的基礎上，匯報給大臣，召開“政務三方”會議，協調意見、擬定政策。作為官方決策，從始至終不是在執政黨方麵，而是在政府內進行。
第三，設置閣僚委員會，廢除事務次官會議。長期以來，在自民黨時代形成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體製下，最高職位的官僚——事務次官負責輔助大臣並監督所屬機構工作，而出身議員的大臣是省廳最高長官，負責決策。然而實際上在內閣大臣頻繁更換的情況下，多年以來不少省廳形成了官僚獨大、把持政治的局麵。在內閣會議前一天召開的事務次官會議成了重要的決策機構。鳩山上任後，廢除了有著120餘年沿革的事務次官會議，設立閣僚委員會，由鳩山本人親自掛帥，帶領官房長官、相關閣僚和工作人員組成閣僚委員會，讓政治家親自帶頭進行重大的決策和調整。與此相應，2009年10月6日，新政府決定國會上禁止官僚作為政府參考人進行答辯，改由大臣等政治家回答。
第四，新設“地區主權戰略會議”。民主黨政府的目的是將“國家與地方自治體關係由上下主從關係改變為對等合作關係”，“從根本上改變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中央集權體製，以實現‘地區主權國家’”。鳩山在2009年《voice》雜誌上發表的《我的政治哲學》中指出，廢除國家對地方“附設條件的補助金”製度，改為一攬子撥款，將財源、權限大幅度地移交給基層自治體，以激發地方的自主性、責任心。
為了推進地方分權改革，2009年11月政府新設“地區主權戰略會議”。鳩山首相親任議長，於12月主持召開了首次會議。政府方麵匯報了“分權改革進程工作方案”和“地方分權改革推進計劃方案”，計劃將2010年作為“地區主權革命元年”，以2013年夏為目標製訂《地區主權推進大綱》。
“國民生活第一”是2009年民主黨競選時打出的口號。因此，如何履行選舉承諾，製訂有效的政策，促進日本經濟發展，切實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成為民主黨新政權的試金石。
在國民熱切的期待中，麵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鳩山政權倡導“從混凝土到人”的理念，在2010年度所謂“守護生命的預算”中，大幅削減了18.3%的公共事業開支，增加了9.8%的社會保障經費、5.2%的文教科學研究費，從育兒、教育、農業、醫療保險、雇用等“民生”領域著手，加大改革力度，通過一些直接補助國民的措施，展開了“守護國民生命、保障國民生活的政治”，力求兌現選舉承諾，展現政權更替的現實成果。
第一，育兒和教育方麵。育兒補貼是民主黨新政的金字招牌。民主黨創設了向每位兒童每月發放2.6萬日元補貼的新製度，一直到初中畢業。該製度不設收入限製，受到國民歡迎。高中免費教育是民主黨新政的又一大亮點。民主黨采取發放補助的方式，完全減免公立高中每年約12萬日元的學費。私立高中的學生，同樣享受等額補助，而對於上私立高中的低收入家庭，則補貼最高達到24萬日元。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這有利於減輕普通家庭的負擔，避免青少年因經濟原因輟學。
第二，養老金和醫療方麵。曾經引以為榮的日本養老金製度，在步入“不惑”之年後，不僅由於代際間支付與回報的不公，財政赤字狀況嚴峻，麵臨製度性危機，而且由於社保廳的違規挪用、養老保險數據遺失，以及滯納養老金行為等，使日本養老金製度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可以說能否重建養老金製度，是民主黨新政成敗的關鍵。鳩山首相在2009年10月的參議院大會上表示，要盡最大努力，在四年內創建新的養老金製度。改革思路：一是將國民、厚生、共濟三種養老金統一為一種形式；二是創設“收入比例養老金”；三是以消費稅為財源設置“最低保障養老金”。根據優先順序，政府將爭取在兩年內解決“消失的養老金”問題，恢複國民信任，逐步摸索養老金製度改革的具體方法。
醫療製度改革同樣是一個新的挑戰。麵對政府負擔加重、醫療投入比例失衡、醫護人員短缺、“醫療體製解體”的形勢，鳩山首相提出：“要改變以往僅從財政觀點出發一味控製醫護費用的方針，著手創建能夠提供高效、穩定、高質量醫護服務的體製。”具體做法是：一是要廢除自民黨2006年製訂的“高齡老人醫療製度”，創建新的醫療製度。二是將醫生人數增加1.5倍，充實急診、婦產科、兒科和外科，重建地方醫療體製。
第三，增加雇用，刺激經濟發展。民主黨在世界金融危機重創日本經濟的困境中上台，2010年日本經濟恢複依然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雇用形勢依然嚴峻。
鳩山認為：“全球化經濟已經破壞了日本的國民經濟，市場至上主義已經破壞了日本的傳統社會。”今後政府 “不應盲目樂觀於經濟指標的數字，而是要在增加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擴大個人消費的同時，在醫療衛生、環境、旅遊、文化體育等新領域創造出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實現內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為此，鳩山內閣相繼於2009年12月頒布了兩個重要文件：《為了明天的安心與發展的緊急經濟對策》(12月8日)和《新發展戰略(基本方針)》(12月30日)，其中保障就業均是核心問題之一。鳩山政權在推進長期雇用、原則上禁止短期派遣或向製造業派遣員工的同時，強化了失業保險製度的功能；並且擴充雇用調整補助金，預算比上一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迎來《日美安全條約》修訂50周年之際，新上台的民主黨在走向“普通國家”戰略未變的情況下，調整了自民黨時代“追隨美國”或曰“對美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打出“自立外交”、“自主外交”的口號。其行動集中表現為兩個重點，即追求日美“對等”關係的對美外交和倡導“東亞共同體”的重視亞洲的外交。
對美外交方麵，鳩山在承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軸”的同時，更加強調要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開展“自立”、“自主”的外交。民主黨上台以來展開了一係列有別於自民黨的外交行動。譬如2009年9月9日“三黨聯合政權協議書”中表明要重新審視美軍基地問題。9月16日，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下令成立調查組調查“日美核密約問題”。2010年1月15日，防衛大臣北澤俊美下令撤回在印度洋為美國等提供供油服務的軍艦，中止了八年來的供油行動。代表性的是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在日美關係中如刺在喉。與其強調其重要性，毋寧說它在日本外交或日美關係的戰略調整中更具象征意義。
與此相對照的，是鳩山政權對亞洲及對華關係的“接近”，即提出積極創建“東亞共同體”，加強與中韓等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鳩山在2009年8月26日《紐約時報》發表的“日本的新道路”中強調：“我們不能忘記自己是亞洲國家的身份，必須將經濟充滿活力、聯係日益緊密的東亞地區作為我國生存的基本空間，不斷努力為該地區創造穩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體製。”“我認為，地區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是我們在實現日本憲法主張的和平主義和多邊合作原則方麵應該遵循的道路。這也是為保護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在身處美中之間的情況下追求我們利益應該遵循的適當道路。”2010年新年講話中，鳩山首相再次強調了推進“重視亞洲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政策。
重視對華關係的積極姿態，是民主黨外交的重要舉措。民主黨要人在對曆史問題有相對比較清醒認識的基礎上，表現出更為現實性地“接近”中國。2009年9月22日，鳩山首相與胡錦濤主席在紐約舉行了首次中日首腦會談。鳩山表示，日本政府在曆史問題上將堅持“村山談話”精神，在台灣問題上將繼續恪守日中聯合聲明，並且希望兩國克服種種分歧，建立相互信賴，共創東亞共同體。同年12月10日，小澤幹事長率領643人的日本民主黨代表團暨第16次“長城計劃”友好交流使節團訪華，其中包括143名民主黨議員。這是民主黨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訪華團隊，表現出民主黨重視對華關係的態度。民主黨實質性的對華政策，有待在政權穩固的基礎上逐步清晰化。然而，在中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進口和出口對象國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推進政治安全互信與經濟合作，以“充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成為民主黨政權的重要課題。
鳩山內閣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遇到的問題可謂堆積如山，有些問題難以一蹴而就，實施的政策不免存在一些漏洞而遭到種種非議，加之鳩山本人優柔寡斷、搖擺不定，導致內閣支持率一路下跌，2010年2月，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71%降至41%，首次低於不支持率45%，5月支持率已跌到21%，不支持率則達到64%。其中關鍵的幾組關係包括“3k”問題如何處理，以及結果如何，都直接影響到了鳩山政權的穩定乃至政治生命。
一是政治資金問題。新政權成立以來，鳩山首相和小澤幹事長的政治資金問題相繼成為輿論焦點。這一醜聞直接打擊了國民對鳩山政權的信任和高支持率，削弱了民主黨的執政基礎，成為在野黨攻擊現政權的靶子，嚴重影響了國會運營，也影響了2010年參議院選舉，進而成為鳩山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民主黨內部的雙重權力即鳩山與小澤的關係問題。在主張“政治主導”、“首相主導”和“黨政決策一體化”的情況下，存在著主持政務的鳩山首相與負責黨務的幹事長小澤權力如何協調、任務如何分工的問題。統領民主黨最大派閥“小澤軍團”的小澤一郎，被輿論稱為“幕後將軍”，被認為是真正的實權人物。不容否認，從內閣人事，到黨務安排，再到預算製訂以及外交運籌等，處處可以看到小澤強大的影響力。因此，鳩山如何發揮領導能力，協調雙方關係，靈活運用小澤的影響力，整合內部力量，以推進民主黨新政是關鍵問題之一。
三是鳩山政權內聯合政黨的關係。推翻自民黨上台執政的民主黨，在眾議院占據多數的情況下，依靠與社民黨、國民新黨聯合，維持著參議院的多數。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立足未穩、資曆尚淺的民主黨，估計還可能聯合有關小黨，以維持穩定的政局。故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民主黨不得不尊重其他聯合執政黨的意見，例如，安全問題上社民黨的主張和經濟對策上國民新黨的意見。典型的就是普天間機場問題，除去自己的考慮之外，鳩山首相還夾在美國和社民黨、衝繩縣等地國民之間，進退兩難，考驗著聯合政權的關係和鳩山本人的能力。最終，2010年5月30日，社民黨因不滿政府的駐日美軍基地搬遷方案而退出聯合政權，成為壓垮鳩山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四是民主黨與官僚的關係。“政治主導”不能停留在口號上，也不能是單純形式上的政治家“主導”。民主黨議員普遍缺乏執政經驗，有近一半是新當選的議員，能否取代精英官僚進行實質性的有效決策，並領導指揮官僚切實貫徹實施政策是問題的核心。所以，“擺脫依賴官僚”，不是簡單地“敲打官僚”，削減官僚權力，而是隨著公務員製度改革，如何協調關係，利用官僚，逐步加強政治家的立案、決策能力，走向真正的“政治主導”，否則即使大量議員進入政府，也會變成“依賴官僚的脫官僚”體製。
五是民主黨與美國的關係。對美關係成為民主黨外交的核心問題，其中以“普天間機場”為焦點的基地問題，也成為一個讓鳩山撓頭的事情。短期來看，在野的民主黨上台後存在一個角色轉換，即與美國磨合的技術層麵問題，長期來看，則是日本外交理念和戰略轉換的問題，就是鳩山強調的“自立自主”、“對等”的“有尊嚴外交”，也是小澤在冷戰結束後就曾主張的“使日美關係與時代變化相適應”的“普通國家”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日美同盟關係短時期內難以發生劇變，正如鳩山首相改變上台之初的口氣，在2010年1月的施政演說中反複強調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毋庸諱言，日美關係的調整，極具艱巨性與複雜性。鳩山在5月13日自食其言，放棄此前設定的5月底落實美軍基地搬遷問題，造成外交工作的迷局，導致了社民黨退出聯合政權，引發政壇地震。鳩山內閣支持率直降為17%，不支持率升到70%(《朝日新聞》5月29、30日輿論調查)。
顯然，辭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舉之牌”。鳩山麵臨的最直接壓力，來自於民主黨內部。黨內一直持續不斷要求鳩山和小澤引咎辭職的呼聲一舉高漲。麵對7月中旬即將舉行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特別是參議院的幹部和議員認為，照此下去，必輸無疑，強烈要求首相辭職，因為“民意”不可違。原本想堅持下去、共渡“國難”的鳩山，不得不痛下決斷。6月2日，鳩山含淚宣布將與小澤一郎幹事長雙雙辭職。
由此，鳩山被媒體批為“日本憲政史上的愚蠢宰相”，八個月有餘的執政，被斥為“罪該萬死的失政”，是“日本之惡夢”。然而，鳩山內閣建立的最大意義在於改變了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格局，為日本政壇政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的常態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執政黨打破內部既得利益結構，調整外交策略提供了一定條件。鳩山強調的政策理念、決策程序固然存在新意，然而，具體政策內容方麵，亦存在著相當的模糊性或不確定性，有待在實踐中充實完善。
出任第93屆(2009.9.16—2010.6.8)內閣首相
鳩山由紀夫(1947年— )日本民主黨的主要創建者，是開創民主黨政權的第一位首相，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1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他出生於日本政壇曆史最久的政治豪門，與其父和弟弟創造了父子三人同步國會議事堂的政界“奇跡”，與祖父鳩山一郎一道成為日本第一對“爺孫宰相”，被譽為“日本的肯尼迪家族”；其擁有億萬資產，雄踞政治家財富排名榜首。綽號“外星人”的鳩山，奉行“友愛”哲學，帶領民主黨將祖父創建的“萬年執政黨”自民黨趕下台，實現了日本真正意義上的政權交替。他高舉“政治主導”的大旗，推行了民主黨新政，在日本當代政治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然而，在自身政治資金醜聞和美軍基地問題的困擾下，“風雲人物”鳩山宏願未竟，卻淪為政局轉換期的犧牲品，執政八個月，揮淚而去，成為日本新世紀第一個“超短命內閣”。
鳩山由紀夫1947年2月11日出生於東京都。鳩山家族是一個曆史最為悠久的政治世家， “四代六人”同為政治家，見證了日本整個120年的國會史，堪稱日本政壇奇跡。曾祖父鳩山和夫1894年當選眾議員，1896年就任眾議院議長，還擔任過外務次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早稻田大學校長等職務。祖父鳩山一郎是日本自由黨(1945—1948)、民主黨(1954—1955)和自民黨的創始人，是日本民主黨的首任首相、自民黨的首任首相，也是“55年體製”的締造者。曆史的巧合是，半個世紀後，孫子鳩山由紀夫也成為“新”民主黨政權的首任首相。叔祖父鳩山秀夫曾先後擔任東京大學教授、律師，1932年當選眾議員。父親鳩山威一郎曾擔任大藏省事務次官，1974年當選參議員，很快就被提拔為福田赳夫內閣的外相，負責與中國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弟弟鳩山邦夫曾任民主黨副黨首和自民黨政權的文部、勞動、法務、總務大臣等要職。此外，鳩山的外祖父石橋正二郎是全球最大的輪胎製造商普利司通公司的創始人，是鳩山家族維持政治力量和財富基礎的重要源泉。還有，鳩山的表妹鄉悅子是宮澤喜一首相之子宮澤裕夫的妻子，表舅石橋慶一是池田勇人首相的女婿。
鳩山是日本第一位理工科畢業的首相。1969年鳩山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部，祖孫四代六人均畢業於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在日本曆史上亦屬罕見。其後鳩山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1976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擔任東京工業大學助教、專修大學副教授。他曾打算“技術報國”，改變鳩山家族“長子從政”的傳統，然而當他親眼目睹美國人在1976年紀念建國200周年所表現出的激情時，心底萌生了以政治改變日本的想法。1984年鳩山決定棄教從政，在母親安子的支持下，從北海道祖父的地盤出馬，1986年當選眾議員，隸屬田中派，時年39歲。兄弟倆扶著有病在身的父親鳩山威一郎三人拾級而上走進國會議事堂開會的情景被傳為佳話。不惑之年當選的鳩山，比弟弟整整晚了十年。在派閥政治盛行、金權醜聞泛濫的時代，鳩山憑借雄厚的財力、豪門出身的名望和祖輩積累的人際關係，加上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頗具理想主義色彩而真誠坦率的言行，很快成為日本政界的一顆新星。
鳩山1986年組建跨派係的政治團體“烏托邦政治研究會”，揭批利庫路特醜聞。1993年他脫離自民黨，與武村正義等建立先驅新黨。1993年大選後與其他在野黨組建了七黨一派聯合政權，將自民黨一度趕下台，打破了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55年體製”。1996年9月，鳩山與弟弟邦夫、菅直人等人組建民主黨，鳩山與菅直人共同擔任黨首，即現在民主黨的前身。為了組建新政黨，鳩山兄弟出資15億日元，占了建黨經費的一半以上，被稱為“民主黨的大老板”。1998年4月，民主黨與其他小黨合並成立新的民主黨。2003年9月，民主黨又與小澤一郎的自由黨合並，勢力逐漸壯大。2007年參議院選舉民主黨戰勝自民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2009年8月，在眾議院大選中一舉擊敗自民黨，奪得政權。1996年、1999年、2009年鳩山三度擔任黨首，在民主黨成長和奪權的道路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9年8月日本眾議院大選，曆史性地改變了日本政治的格局。執掌日本政權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黯然下台，“艱苦創業”13年的民主黨大獲全勝，9月16日鳩山上台組建了民主黨、社民黨和國民新黨聯合政權，實現了戰後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權更替。據朝日新聞社9月16—17日的輿論調查，鳩山內閣支持率高達71%，僅低於小泉內閣，與細川內閣並列，在曆屆內閣中排名第二。
鳩山內閣本著“友愛”的理念，高舉“政治主導”的大旗，以“不破不立”的氣勢，提出以“實現真正的國民主權”和“富有內涵的地區主權”為兩大政策支柱，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方麵厲行改革，展開一係列別具一格的民主黨新政。正當鳩山躊躇滿誌、準備大顯身手、實施其所謂“不流血的平成維新”時，卻遇到了棘手的新“三k”難題(日語“獻金”kenkin、“景氣”keiki、“基地”kichi)，特別是政治資金醜聞的困擾。
政治資金問題本是自民黨的“軟肋”，但民主黨上台後，卻變成了民主黨的“痛處”。早在2009年3月“西鬆建設非法獻金案”中，時任民主黨代表小澤被迫引咎辭職。民主黨上台後，檢查部門再次出擊，讓小澤深陷“土地門”。與此同時，同年6月，鳩山虛假獻金記錄問題開始曝光，其政治收支報告書中記錄的一些個人捐贈者被發現早已死亡，還有一些否認曾向鳩山捐贈。鳩山當上民主黨首任總理大臣後，舊賬未了又添新賬，新聞界曝出其暗中接受母親的巨額資金，涉嫌違法獻金或偷逃贈與稅。2009年12月，東京地方檢察廳以違反《政治獻金規正法》罪名起訴了鳩山前秘書勝場啟二和芳賀大輔。不過，檢方以沒有證據證明鳩山直接參與獻金虛假記錄為由，決定不予起訴。對此醜聞，鳩山一直表示不知情，但在前秘書被起訴、真相暴露的情況下，被迫承認了近七年間從母親那裏接受了約12億日元資金的事實，並補交了約6億日元的稅款，暫時勉強“過關”。
為了打破以往自民黨時代“依賴官僚”的政治體製，實現“政治主導”、“官邸主導”和“首相主導”，鳩山在上台後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表示，首先要進行“戰後行政大掃除”，為此新政府實施了一係列機構改革，踐行民主黨選舉時的承諾。
第一，新設國家戰略室、行政改革會議兩個行政機構，旨在強化內閣綜合決策功能，打破條塊分割體製，擺脫官僚主導的局麵。2009年9月18日，根據鳩山首相決定，在內閣官房設置了首相的直屬機構“國家戰略室”，負責財稅規劃、經濟運營基本方針及其他內閣重要政策的策劃、方案擬定和綜合調整等事務。副首相菅直人兼任國家戰略擔當大臣。為了進一步強化官邸的作用，製訂國家中長期的財稅政策規劃與經濟發展戰略，民主黨政府欲通過修改法律，將“國家戰略室”升格為“國家戰略局”。
新設的“行政改革會議”，由行政改革大臣仙穀由人掌管，議長是鳩山首相。2009年11月，“行政改革會議”對各省廳及獨立行政法人等提出的預算概算中的447個項目進行了甄別，原計劃削減3萬億，實際上削減了6770億日元。2010年4—5月，針對獨立行政法人和公益法人，行政改革會議展開了第二輪“事業甄別”。這一活動最大的亮點在於“公開、透明”。 甄別人員不僅吸納了民間人士參加，還全程通過網絡進行直播。以往自民黨當政時代一直是“密室”確定的政府預算內容以及有關法人的內部運營首次公開於眾，獲得了國民的廣泛支持，是民主黨執政以來少有的政治“賣點”。雖然自民黨指責其是政治“鬧劇”，但還是獲得了國民的積極支持。
第二，建立大臣、副大臣和政務官組成的“政務三方”體製，廢止執政黨事前審查的慣例，實現決策一元化，防止“族議員”的產生。民主黨建政後，在各省廳具體決策過程中，副大臣和大臣政務官等人通過“各省政策會議”，在聽取執政黨議員意見或提案的基礎上，匯報給大臣，召開“政務三方”會議，協調意見、擬定政策。作為官方決策，從始至終不是在執政黨方麵，而是在政府內進行。
第三，設置閣僚委員會，廢除事務次官會議。長期以來，在自民黨時代形成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體製下，最高職位的官僚——事務次官負責輔助大臣並監督所屬機構工作，而出身議員的大臣是省廳最高長官，負責決策。然而實際上在內閣大臣頻繁更換的情況下，多年以來不少省廳形成了官僚獨大、把持政治的局麵。在內閣會議前一天召開的事務次官會議成了重要的決策機構。鳩山上任後，廢除了有著120餘年沿革的事務次官會議，設立閣僚委員會，由鳩山本人親自掛帥，帶領官房長官、相關閣僚和工作人員組成閣僚委員會，讓政治家親自帶頭進行重大的決策和調整。與此相應，2009年10月6日，新政府決定國會上禁止官僚作為政府參考人進行答辯，改由大臣等政治家回答。
第四，新設“地區主權戰略會議”。民主黨政府的目的是將“國家與地方自治體關係由上下主從關係改變為對等合作關係”，“從根本上改變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中央集權體製，以實現‘地區主權國家’”。鳩山在2009年《voice》雜誌上發表的《我的政治哲學》中指出，廢除國家對地方“附設條件的補助金”製度，改為一攬子撥款，將財源、權限大幅度地移交給基層自治體，以激發地方的自主性、責任心。
為了推進地方分權改革，2009年11月政府新設“地區主權戰略會議”。鳩山首相親任議長，於12月主持召開了首次會議。政府方麵匯報了“分權改革進程工作方案”和“地方分權改革推進計劃方案”，計劃將2010年作為“地區主權革命元年”，以2013年夏為目標製訂《地區主權推進大綱》。
“國民生活第一”是2009年民主黨競選時打出的口號。因此，如何履行選舉承諾，製訂有效的政策，促進日本經濟發展，切實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成為民主黨新政權的試金石。
在國民熱切的期待中，麵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鳩山政權倡導“從混凝土到人”的理念，在2010年度所謂“守護生命的預算”中，大幅削減了18.3%的公共事業開支，增加了9.8%的社會保障經費、5.2%的文教科學研究費，從育兒、教育、農業、醫療保險、雇用等“民生”領域著手，加大改革力度，通過一些直接補助國民的措施，展開了“守護國民生命、保障國民生活的政治”，力求兌現選舉承諾，展現政權更替的現實成果。
第一，育兒和教育方麵。育兒補貼是民主黨新政的金字招牌。民主黨創設了向每位兒童每月發放2.6萬日元補貼的新製度，一直到初中畢業。該製度不設收入限製，受到國民歡迎。高中免費教育是民主黨新政的又一大亮點。民主黨采取發放補助的方式，完全減免公立高中每年約12萬日元的學費。私立高中的學生，同樣享受等額補助，而對於上私立高中的低收入家庭，則補貼最高達到24萬日元。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這有利於減輕普通家庭的負擔，避免青少年因經濟原因輟學。
第二，養老金和醫療方麵。曾經引以為榮的日本養老金製度，在步入“不惑”之年後，不僅由於代際間支付與回報的不公，財政赤字狀況嚴峻，麵臨製度性危機，而且由於社保廳的違規挪用、養老保險數據遺失，以及滯納養老金行為等，使日本養老金製度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可以說能否重建養老金製度，是民主黨新政成敗的關鍵。鳩山首相在2009年10月的參議院大會上表示，要盡最大努力，在四年內創建新的養老金製度。改革思路：一是將國民、厚生、共濟三種養老金統一為一種形式；二是創設“收入比例養老金”；三是以消費稅為財源設置“最低保障養老金”。根據優先順序，政府將爭取在兩年內解決“消失的養老金”問題，恢複國民信任，逐步摸索養老金製度改革的具體方法。
醫療製度改革同樣是一個新的挑戰。麵對政府負擔加重、醫療投入比例失衡、醫護人員短缺、“醫療體製解體”的形勢，鳩山首相提出：“要改變以往僅從財政觀點出發一味控製醫護費用的方針，著手創建能夠提供高效、穩定、高質量醫護服務的體製。”具體做法是：一是要廢除自民黨2006年製訂的“高齡老人醫療製度”，創建新的醫療製度。二是將醫生人數增加1.5倍，充實急診、婦產科、兒科和外科，重建地方醫療體製。
第三，增加雇用，刺激經濟發展。民主黨在世界金融危機重創日本經濟的困境中上台，2010年日本經濟恢複依然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雇用形勢依然嚴峻。
鳩山認為：“全球化經濟已經破壞了日本的國民經濟，市場至上主義已經破壞了日本的傳統社會。”今後政府 “不應盲目樂觀於經濟指標的數字，而是要在增加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擴大個人消費的同時，在醫療衛生、環境、旅遊、文化體育等新領域創造出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實現內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為此，鳩山內閣相繼於2009年12月頒布了兩個重要文件：《為了明天的安心與發展的緊急經濟對策》(12月8日)和《新發展戰略(基本方針)》(12月30日)，其中保障就業均是核心問題之一。鳩山政權在推進長期雇用、原則上禁止短期派遣或向製造業派遣員工的同時，強化了失業保險製度的功能；並且擴充雇用調整補助金，預算比上一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迎來《日美安全條約》修訂50周年之際，新上台的民主黨在走向“普通國家”戰略未變的情況下，調整了自民黨時代“追隨美國”或曰“對美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打出“自立外交”、“自主外交”的口號。其行動集中表現為兩個重點，即追求日美“對等”關係的對美外交和倡導“東亞共同體”的重視亞洲的外交。
對美外交方麵，鳩山在承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軸”的同時，更加強調要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開展“自立”、“自主”的外交。民主黨上台以來展開了一係列有別於自民黨的外交行動。譬如2009年9月9日“三黨聯合政權協議書”中表明要重新審視美軍基地問題。9月16日，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下令成立調查組調查“日美核密約問題”。2010年1月15日，防衛大臣北澤俊美下令撤回在印度洋為美國等提供供油服務的軍艦，中止了八年來的供油行動。代表性的是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在日美關係中如刺在喉。與其強調其重要性，毋寧說它在日本外交或日美關係的戰略調整中更具象征意義。
與此相對照的，是鳩山政權對亞洲及對華關係的“接近”，即提出積極創建“東亞共同體”，加強與中韓等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鳩山在2009年8月26日《紐約時報》發表的“日本的新道路”中強調：“我們不能忘記自己是亞洲國家的身份，必須將經濟充滿活力、聯係日益緊密的東亞地區作為我國生存的基本空間，不斷努力為該地區創造穩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體製。”“我認為，地區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是我們在實現日本憲法主張的和平主義和多邊合作原則方麵應該遵循的道路。這也是為保護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在身處美中之間的情況下追求我們利益應該遵循的適當道路。”2010年新年講話中，鳩山首相再次強調了推進“重視亞洲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政策。
重視對華關係的積極姿態，是民主黨外交的重要舉措。民主黨要人在對曆史問題有相對比較清醒認識的基礎上，表現出更為現實性地“接近”中國。2009年9月22日，鳩山首相與胡錦濤主席在紐約舉行了首次中日首腦會談。鳩山表示，日本政府在曆史問題上將堅持“村山談話”精神，在台灣問題上將繼續恪守日中聯合聲明，並且希望兩國克服種種分歧，建立相互信賴，共創東亞共同體。同年12月10日，小澤幹事長率領643人的日本民主黨代表團暨第16次“長城計劃”友好交流使節團訪華，其中包括143名民主黨議員。這是民主黨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訪華團隊，表現出民主黨重視對華關係的態度。民主黨實質性的對華政策，有待在政權穩固的基礎上逐步清晰化。然而，在中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進口和出口對象國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推進政治安全互信與經濟合作，以“充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成為民主黨政權的重要課題。
鳩山內閣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遇到的問題可謂堆積如山，有些問題難以一蹴而就，實施的政策不免存在一些漏洞而遭到種種非議，加之鳩山本人優柔寡斷、搖擺不定，導致內閣支持率一路下跌，2010年2月，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71%降至41%，首次低於不支持率45%，5月支持率已跌到21%，不支持率則達到64%。其中關鍵的幾組關係包括“3k”問題如何處理，以及結果如何，都直接影響到了鳩山政權的穩定乃至政治生命。
一是政治資金問題。新政權成立以來，鳩山首相和小澤幹事長的政治資金問題相繼成為輿論焦點。這一醜聞直接打擊了國民對鳩山政權的信任和高支持率，削弱了民主黨的執政基礎，成為在野黨攻擊現政權的靶子，嚴重影響了國會運營，也影響了2010年參議院選舉，進而成為鳩山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民主黨內部的雙重權力即鳩山與小澤的關係問題。在主張“政治主導”、“首相主導”和“黨政決策一體化”的情況下，存在著主持政務的鳩山首相與負責黨務的幹事長小澤權力如何協調、任務如何分工的問題。統領民主黨最大派閥“小澤軍團”的小澤一郎，被輿論稱為“幕後將軍”，被認為是真正的實權人物。不容否認，從內閣人事，到黨務安排，再到預算製訂以及外交運籌等，處處可以看到小澤強大的影響力。因此，鳩山如何發揮領導能力，協調雙方關係，靈活運用小澤的影響力，整合內部力量，以推進民主黨新政是關鍵問題之一。
三是鳩山政權內聯合政黨的關係。推翻自民黨上台執政的民主黨，在眾議院占據多數的情況下，依靠與社民黨、國民新黨聯合，維持著參議院的多數。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立足未穩、資曆尚淺的民主黨，估計還可能聯合有關小黨，以維持穩定的政局。故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民主黨不得不尊重其他聯合執政黨的意見，例如，安全問題上社民黨的主張和經濟對策上國民新黨的意見。典型的就是普天間機場問題，除去自己的考慮之外，鳩山首相還夾在美國和社民黨、衝繩縣等地國民之間，進退兩難，考驗著聯合政權的關係和鳩山本人的能力。最終，2010年5月30日，社民黨因不滿政府的駐日美軍基地搬遷方案而退出聯合政權，成為壓垮鳩山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四是民主黨與官僚的關係。“政治主導”不能停留在口號上，也不能是單純形式上的政治家“主導”。民主黨議員普遍缺乏執政經驗，有近一半是新當選的議員，能否取代精英官僚進行實質性的有效決策，並領導指揮官僚切實貫徹實施政策是問題的核心。所以，“擺脫依賴官僚”，不是簡單地“敲打官僚”，削減官僚權力，而是隨著公務員製度改革，如何協調關係，利用官僚，逐步加強政治家的立案、決策能力，走向真正的“政治主導”，否則即使大量議員進入政府，也會變成“依賴官僚的脫官僚”體製。
五是民主黨與美國的關係。對美關係成為民主黨外交的核心問題，其中以“普天間機場”為焦點的基地問題，也成為一個讓鳩山撓頭的事情。短期來看，在野的民主黨上台後存在一個角色轉換，即與美國磨合的技術層麵問題，長期來看，則是日本外交理念和戰略轉換的問題，就是鳩山強調的“自立自主”、“對等”的“有尊嚴外交”，也是小澤在冷戰結束後就曾主張的“使日美關係與時代變化相適應”的“普通國家”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日美同盟關係短時期內難以發生劇變，正如鳩山首相改變上台之初的口氣，在2010年1月的施政演說中反複強調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毋庸諱言，日美關係的調整，極具艱巨性與複雜性。鳩山在5月13日自食其言，放棄此前設定的5月底落實美軍基地搬遷問題，造成外交工作的迷局，導致了社民黨退出聯合政權，引發政壇地震。鳩山內閣支持率直降為17%，不支持率升到70%(《朝日新聞》5月29、30日輿論調查)。
顯然，辭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舉之牌”。鳩山麵臨的最直接壓力，來自於民主黨內部。黨內一直持續不斷要求鳩山和小澤引咎辭職的呼聲一舉高漲。麵對7月中旬即將舉行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特別是參議院的幹部和議員認為，照此下去，必輸無疑，強烈要求首相辭職，因為“民意”不可違。原本想堅持下去、共渡“國難”的鳩山，不得不痛下決斷。6月2日，鳩山含淚宣布將與小澤一郎幹事長雙雙辭職。
由此，鳩山被媒體批為“日本憲政史上的愚蠢宰相”，八個月有餘的執政，被斥為“罪該萬死的失政”，是“日本之惡夢”。然而，鳩山內閣建立的最大意義在於改變了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格局，為日本政壇政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的常態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執政黨打破內部既得利益結構，調整外交策略提供了一定條件。鳩山強調的政策理念、決策程序固然存在新意，然而，具體政策內容方麵，亦存在著相當的模糊性或不確定性，有待在實踐中充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