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對於千家萬戶都是一個小型的節日,合家歡聚一日,七天隻有這麽一次。采買、洗衣服,改善夥食……雖然勞累,甚至比上班還勞累,但這又算得了什麽!況且這是為自己幹,為自己的小家幹,隻有這一天是屬於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拚命做家務活,中國人似乎不大懂休息。這裏沒有海濱,也就沒有去洗海水浴的習慣,沒有郊外樹林,也就沒有野遊打獵的嗜好。隻有一堆平日沒有時間做的家務活兒。幹完了活兒,腰疼腿疼,樂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們要在這天把星期天的勞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遠遠望著街上穿梭般往來的人群,人們手提菜籃,購物袋,在為過一個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陣孤寂。他沒有這種忙碌,沒有那種樂在其中的福分。


    他這個家,三室一廳,兩口人住得蠻寬裕,然而有家如同沒有家。他和妻子分居兩室,從結婚起至今他們沒有同過床。


    他今年四十八歲了,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是大學的同學,第二個就是現在戶口本第二頁標著的徐力裏。


    第一個妻子隻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車禍帶走了她和她腹中四個月的胎兒。


    他很愛她。讀大學時,他學習上是班裏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親雖已去世,但他的大資本家成分給兒子帶來了抹不去的顏色。母親是父親的二姨太,雖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給了資本家,也無力給他政治上染上一點紅色。更不要說僑居美國經商的二伯和逃到台灣的大伯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懼的社會關係給他罩上的陰影了。


    他在大學沒能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東西。信任、榮譽、平等,這不是他努力爭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爭取過。入學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係黨總支辦公室的門口,手裏捧著他幾乎熬了一夜寫成的入黨申請書,像捧著自己一顆赤誠的心。看見係總支書記遠遠地走來,他趕緊迎上去,把這顆“心”雙手捧給了他。他沒有勇氣說一句話,說什麽?上麵寫著自己的心願,自己的靈魂和自己的信念。當係黨總支書記驚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裏的申請書時,柳若晨紅著臉,逃走了。他跑出多遠,心還怦怦地跳。後來,他後悔了,當時的樣子實在太不嚴肅,怎麽連一句鏗鏘的誓言都沒有表示,做賊似的溜掉。申請書寫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樣,他一直這樣想。沒有人找他就入黨問題談話,班上同學入黨,沒人通知他參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這樣想。直到後來,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無關係,倒是與他那些毫無聯係的社會關係和九泉之下的父親有直接關係。


    他埋頭於公式和書本裏,悄無聲息地拚命念書,班裏仿佛沒有他這樣一個人存在。


    但有人卻時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畢業前夕,她向他走來。“我喜歡你。”她說。他覺得自己像是在夢中,夢中也不曾希望夢見她這樣一個純潔、美麗而又根紅苗正的姑娘。


    他當然一點也沒有想到,是二年級時的一場班級籃球賽成為他倆的月老的。那次比賽,班裏少一名隊員,大家想到了他這個一米八三的“大蝦米”,作為團支部文體委員的她,代表組織交給了他這項光榮的任務———當一名班級籃球隊隊員,打一場球。他打得很賣力氣,賣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氣(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匯報中就這樣稱他的母親),他的血沸騰了,上下所有能活動的關節都在劇烈地、亢奮地活動。他的眼鏡被打掉了,膝蓋蹭掉了一塊皮,手腕搓傷了,他還是拚命地跑、跳、奪球,豁了命地躥上籃板去爭球,他忘了一切。他隻有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條生命,一條和別人具有同樣價值的,活生生的,跳躍著的,和榮譽聯係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觀眾覺他“滑稽”,把他看成一個笑料。隻有她沒有笑,卻哭了。他對她說過:“隻要是組織交給我的任務,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組織上沒有任務給他,因為不信任他,隻有這一次給他任務。這個幼稚得傻氣,而又真誠得可愛的大個子同學,從此進入了她的心扉。


    他當然不知道她的心路曆程,她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一個童話:一個美麗的公主向一個砍柴的樵夫求愛,樵夫答應了,從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舉世無雙的神力。


    她沒有給他金斧和神力,隻不過和他一起扛起了原來壓在他一個人身上的包袱。這包袱不輕,一個人背著沉重,兩個人背著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樣,畢業後她沒有分到科研部門,也沒有分到大工廠而分到一個偏僻的小廠,專業完全不對口。她成了一個普通技術工人。一個包袱壓碎了她成為科學家的夢。


    她哭過,埋怨過,一肚子的悶氣,但她沒有後悔,心甘情願為兩個相依為命的生命,孕育著一個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無聲息,毫無價值地消失了,連一個小型的追悼會也沒有開。一個資本家的兒媳婦去為她的丈夫買一件襯衣而遭車禍,即便有人給開個追悼會,又能說些什麽?她做了一年資本家老公公的兒媳婦,卻不知資產階級的生活是個什麽樣子。在那幢廈門路的漂亮小樓裏,她和他的房間四壁空空。原先家裏的物品他們一件也沒有要,一張木板床,一隻寫字台,兩隻柳條包是他們的全部財產。她和他一起動員“二姨太”為河北水災捐出了最後一筆存款。他們決計用自己的工資養活母親和弟妹。他們的生活開始拮據了,可心裏卻非常坦然,他們用自己的勞動開始了脫胎換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遠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個妻子徐力裏是怎麽走進自己生活裏來的?當時他沒有認真想,現在不願想。他隻知道,他與她誰也沒有進入過對方的心裏。


    他被落實了政策,不單是他的身份和職稱———工程師,而且還有他的家和資產———那幢小樓。


    “文革”之前,他一個人住在那幢小樓頂的閣樓裏,一間過去用人住的房子。但進入小院時,他仍常常感到不安,這條街的主人大都是為推翻剝削階級而流過血的革命者。隻有他家與對麵兩家屬於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後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親、弟弟、妹妹被趕到院子右邊的兩間平房,原先司機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卻感到慶幸,他心態平衡了。然而現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繼承了已故“二姨太”的這幢房子。他心有餘悸,不想要,要捐給國家。但組織上一再說明他要繼承下來。———他的二伯要回來了。二伯還活著,他老了,對故土的眷戀,使他的愛國之心濃縮在一個聚集點上,他要投資,支援祖國的四化建設。陪同回來的是他的兒子,哈佛大學的教授,一個比柳若晨小五歲,功業卻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親為國投資,兒子為國增光,父子倆的回國成了一件帶有很強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須立即回到廈門路小樓,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強的政治大事。有生以來,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緊接著,光環一圈圈地籠罩在柳若晨的頭上。先是他被調到研究所當工程師,然後又上調到一個大企業當總工程師。不久,市委副書記親自找到他,把市委書記的女兒徐力裏介紹給他。他又一次如墮入迷霧之中。夢裏都沒想到會發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連三地出現了。然後,他入了黨。在他想“紅”想得發瘋時,他一點紅色都沾不上。而當他自以為不再可能有作為時,卻突然紅得發紫了。這次,他沒有出現神話般的幻影,他已經不是做夢的年齡,他隻是覺得這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實還有幾分悵惘。


    “一個預備黨員,還封建?死去的人已經死了,活著的人應該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氣,向前看嘛!”為他說媒的袁副書記以四十年黨齡的資格,要求他這個新黨員肅清封建殘餘,忘掉死人,與活人成親。


    他無言以對。


    忘掉她,這不可能。“沒有朝氣”這倒是他的實際。自從她離開後,他就像一隻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無論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臨終前會對他說些什麽?勸他再娶,還是期待他說出一句永不變心的誓言?不,她什麽也不會說。她肯定知道他,一個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遠也不會忘了她。


    “你難道還相信人死去會有靈魂?”廠黨委書記奉命說服他。


    他當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張燃盡的紙,連灰燼早晚也要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你為什麽?”


    不為什麽,他一個人習慣了。一個人生活平靜。不怕外界的風和雨,不用讓另一個人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讓另一個人為他負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隻會給別人帶來痛苦,他不願意再有一個人和他“共苦”。當然,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麽現在,是該“同甘”了嗎?死去的她沒能與他“同甘”,為什麽要另找一個女人,為什麽一定要找這個徐力裏?與他“同甘”的人應該與他共過“苦”。


    “徐力裏同誌是個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經曆了很多不幸,你們會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術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終是這句話讓他點了頭。


    受過苦的人,至少跟他會有共同語言,可是產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況且他不願意讓關心他的領導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過去,連見都見不到的人物,現在不厭其煩地找他,固執會讓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會讓人誤解落實政策翹尾巴,會讓人誤認為他對黨有成見。他是通情達理的人,心腸也軟。他熱愛黨,在一些青年人已經不屑入黨的時候,他在入黨宣誓時仍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尊敬市委書記徐克同誌,由衷地敬愛。六五年他親耳聽徐克同誌在人民禮堂做過一次報告。徐克同誌講:“對知識分子,一定要注意團結,特別是我們黨培養的知識分子,更應該相信他們,依靠他們,發揮他們的作用。對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不能歧視,要重在表現……”這些話溫暖了他的心。他感動極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雖然那次講話沒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誌這段話。就為了這段話讓他走進徐克同誌的家門他也是情願的。毫無辦法的是他對照片上那個冷若冰霜的徐克同誌的女兒沒有一點好感。


    但他仍然點了頭。對他來說,那女人是什麽樣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結婚了。


    對方又等了一百天才點頭,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否則,即使他點了頭也可以再搖頭的。


    世界上竟有一個女人跟他一樣對此事要想一百天,卻並不要求見對方一麵。


    新婚那天,他們兩人從徐克同誌家回到他那幢小樓,原來相距不過幾百米。


    走進他草草收拾過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結婚的第一個晚上,當他和她單獨在一間屬於他和她的房間裏時,他立刻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一種不可遏製的衝動,一種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無法鎮靜在如火如荼的燃燒中,如醉如癡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滿足。當他慢慢平靜下來,恢複了理智的時候,他感到羞愧。他悄悄地望望她。她卻閉著眼睛,雙頰緋紅,一種幸福和陶醉使她分外美麗、動人。“就這樣,永遠永遠結為一體,不分離。”她說。


    可這一次入新房,他沒有一點點興奮,沒有一點點異樣的情緒。有的隻是疲倦和厭煩。整整一天,他應付了多少禮貌的恭賀之詞,說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話,表示答謝,表示喜悅,表示滿足和幸福,這些讓他的大腦疲憊不堪,口幹舌燥。難道隻是因為累了,或是沒有感情?為什麽自己的那部分絲毫感覺也沒有?人的身體器官不像房間裏的家具,不用了閑置起來,什麽時候用都可以。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理上有了毛病,他望著陌生的新娘,心裏產生了一種歉疚感,仿佛自己是個等待審判的人。


    徐力裏坐在沙發上,打量著房間,仿佛這屋裏並沒有他這個人。


    “這幢樓,全是你的嗎?”她問,並不看他。


    “對,還有我弟弟和妹妹。”


    “那我的房間呢?”


    “就是這間,噢,這是比較大的一間,而且向陽。”


    “那好吧,我們談完問題,你就回你的房間裏去吧。”


    柳若晨這才聽清楚,原來在徐力裏的概念裏,他與她應該是各有一個房間的。可他原來根本沒想到,除了這間新房外,他還要準備另一間,盡管這完全辦得到,而且很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有權者都有這種生活習慣,但他還是感到意外,起碼在新婚第一夜是意外的。


    “談問……題?”他有點遲疑地問。


    “我是個搞技術的。”她說。


    “我知道,我也是。”


    “我的意思是說我對家庭擔負不起什麽責任,我不會做家務,也不想學。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我惟一的嗜好是看書……可以這樣說,我對家庭生活缺乏準備而且非常不習慣。”


    “我們在這一點上有點相似。”


    “我們最好各自都是自由的,我不願意成為家庭的奴隸。”


    “這,您盡管放心,我這個人的性格,恐怕在社會和家庭裏都當不了奴隸主。”


    她露出一絲不易被察覺的微笑,這笑顯得有那麽點冷酷,像她那張照片。他覺得她在嘲弄他。


    “我的意思,”這是她第二次用這話開頭,仿佛她老在岔開他的話,“我們各自吃各自的飯。其他花銷,比如衣服、書籍也是各買各的。”


    “這個……”他雖然不了解徐力裏,卻沒有想到她如此之“獨”,結了婚還分灶、分賬,這是他又一個沒想到,第二次結婚與第一次果然處處不同。


    “好吧,這對我也挺習慣。”他說,覺得很掃興,盡管他本來就沒有什麽興。


    “我的意思是,”徐力裏第三次說這個開頭,“我不想做母親,有人結婚就是為了做母親,可我絕不做。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晚上住在一起,你結過婚,自然明白我說的意思。”


    這一次,他對她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她不想盡妻子的責任,也不要他盡丈夫的義務。兩人毫不相幹。這叫夫妻嗎?放到別人身上,這是絕不可以容忍的事。而柳若晨卻突然產生了一種解脫感。這樣好,最好。剛才那個毫無反應的部分給他造成的緊張,一下子放鬆了。


    “問題”很快談妥了,他回到另一個房間,那是他的書房,裏麵放著三天前剛剛從那大屋裏搬出的單人床。他感到好笑,這次婚姻就是換了一間房子,把原先當做臥室的房間讓給了她,自己睡到了書房裏。他用一間向陽的冬暖夏涼的大房間為自己換得了一個名分上的妻子,和一份不再被人叨擾的安靜。


    對這種生活方式,他們倆遵守著一個默契,誰也不曾吐露一點。連住在樓下的弟弟柳若明和妹妹柳若菲都沒有發現。


    不久,柳若明興衝衝地跑上樓同哥哥商量。市開發公司要買他們這幢樓,出價六十萬,另外再給他們三套單元房。柳若晨拿不定主意,他對這幢樓總有一種畏懼,一種厭惡,這是他父親用剝削的錢買來的,他們兄妹三人本不應在這裏住,隻是政策落實到他們頭上,才搬了回來。住可以,賣行嗎?柳若明看不上哥哥這種優柔寡斷的樣子。“算了吧,收起您那套左派論調吧,什麽不合適。買主是國家,賣就是於國於己有利,不賣就是給市政府出難題。”妹妹柳若菲鬧得更凶,她當了二十幾年狗崽子,不能白當,精神摧殘得要物質補償,她離開了丈夫那個小窩,可住在自己漂亮的小樓裏卻沒有錢買雙漂亮鞋,二伯父回來答應帶她去美國,雖說伯父有錢,但總不如自己有花得痛快,後半生她要過得舒服點,沒錢一切是個零。


    柳若晨為難了,一個剛剛轉正的黨員,可以這樣做嗎?他想到了妻子,隻有跟她商量商量了。


    “這是你們家的事,我不管。”徐力裏一把尺在圖紙上量來量去,頭也沒抬。仿佛這事與她毫無關係。


    “你去問問你父親。”他說,“我們不能犯錯誤。”


    徐力裏沒有說話。晚上,她推開他的房門,對他說:“父親說,政策允許,完全可以。”這是徐力裏參與柳家惟一的一件事,也是柳家幾十年來最大的一件事。他多少覺得她還算個柳家的人。


    房賣了,兄妹三人各分了二十萬元。弟弟高高興興拿著錢搬走了,妹妹拿著錢申請去美國找二伯。柳若晨把錢全部交了黨費。組織動員他留下,他執意要交,這一舉震動了全局,他被評為年度優秀黨員。


    他和徐力裏搬進了普店街對麵那幢二十二層的黃山大樓。三室一廳的單元房,仍是各住各的房間。沒有了樓下弟弟妹妹的喧囂,他覺得有些孤寂,這個小單元門一關,把他和她關在一個單獨的世界裏,但他們仍沒有把兩個人合到一個更小的世界。柳若晨和徐力裏就這樣清清白白而又不明不白,孤單而又自在地“共同”生活了五年。


    今天一大早,徐力裏就出去了。他從來不問她去做什麽。他們每天是用燈打招呼的。他下班回來看見她屋裏的燈亮著,就說明她回來了,還沒有睡。房間黑著燈,就表示她還沒有回來,或是睡了。誰知她會不會注意到她的房間之外還有一個住著他的房間,有一盞會亮也會滅的燈。


    窗外,是人聲鼎沸的熱鬧世界。柳若晨望著樓下那條已成為自由貿易市場的小街。個體攤販們一大早就吆喝上了,各式各樣的蔬菜,國營商店裏難得見到活蹦亂跳的鮮魚,糧店裏買不到的各樣品種的五穀雜糧……一個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他把目光聚集在密集的人流中,分解一個個的人。一個胖胖的老婦人領著個小男孩,那孩子指著一個貨攤拚命地拉那個老人,於是那孩子手上多了一把木製的大刀。一個中年婦女提著裝滿鮮菜的網兜和一個魚販激烈地爭執著什麽,突然扭身要走,魚販拉住她。不一會兒,那婦女的網兜裏多了一條魚。他的目光又落到一個戴著眼鏡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中年男子身上。那男人顯然是走得不耐煩了,拎著一隻活雞想往外走,又被一個女人拽住了。他甩開她,仍想走,可那女人硬扯著他朝一個人堆兒裏擠,那兒可能有什麽稀罕貨!中年男人無可奈何地垂著頭跟她走了。柳若晨看著這一對男女,他忽然有點羨慕,羨慕那被拉扯得垂頭喪氣的男人。一個男人,在生活裏也許需要一個女人拉扯一下,需要跟在一個女人屁股後麵無可奈何,垂頭喪氣。


    他想起死去的她,如果她活著,說不定他們今天也會擠到這人群中去,她會挽著他的胳膊,就像從對麵普店街走出走進的那一對對青年男女一樣。她有這個膽量,即使在那“興無滅資”的時代,她也敢在街上挽著他走路,在樹蔭下的暗處突然踮起腳兒來親他一下。可徐力裏不會這樣,也不能指望有這樣一天。


    他不由得有些傷感,有些沮喪,進而有點冒火。他感到了沒有家的悲哀,也感到一種對徐力裏的惱火。他相信天底下沒有人過著他這種生活,沒有他們這樣的夫妻。


    他扭轉身子,窗外的世界太刺激了。空蕩蕩的房間也讓他感到刺激。他不會抽煙,沒有賴以排遣煩惱和緩解惆悵的東西,每當他要思考的時候,他總是習慣地搓著手中的筆,久而久之,筆杆上被他搓出了深深的痕跡。他搓著筆一下又一下,一個念頭冒了出來,十分強烈。———到她房間裏去!他為什麽不可以進去看一看,坐一坐,翻一翻?那是妻子的房間,他完全有權利進去,以一個主人的身份進去。搬家時,是若明找朋友一起幫他搬的,他幫她把東西亂糟糟地堆在屋裏後,就再也沒進過那房間。


    他把筆插到口袋上,走到她的房間門口。門沒有鎖,他們是君子協議,兩個人又都是君子,誰也沒有違反過。可今天,柳若晨決定當一次小人。他打開了門。


    房間幹淨,陳設簡單。他結婚時買的那張床和一對椅子,她從娘家搬來的寫字台和一隻棕色皮箱,兩個書架。都是些他早已見過的東西,所不熟悉的是單身女人房間中特有的一種馨香。


    這不免讓他掃興,當了一次小人,卻一無所獲。他不甘心轉身就走,既然已經當了“小人”,索性就當到底。他在床上坐了坐,很快又站起來,把坐皺的床單拉平,他打開皮箱,裏麵整整齊齊放著她的內衣、內褲。他趕緊蓋上,仿佛自己做了件令人臉紅的事,心也有些發慌。他又走到寫字台前,玻璃板下壓著許多照片。每張照片都有她。她梳羊角辮兒的紅領巾照,戴著團徽和大學校徽的少女照,她與父親和弟弟徐援朝的合影,陳毅同誌和他們兄妹合影的紀念照,以及她各個階段的集體合影照。沒有他。他和她沒有拍過合影照,他曾有一張照片由介紹人轉交給她,但她沒有放在這兒,這不怪她,他們本來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


    左麵的抽屜,裏麵放著一疊錢。右麵的抽屜是梳子和剪子之類,中間的抽屜,裏麵是書和筆記本,會不會是日記?獵取她的秘密這一念頭牽動著他,他相信已接觸到了秘密,一個他想窺探的秘密。他看看身後,門是關著的。他急忙拿起一本翻開,不是日記,是工作筆記;又翻開一本,是會議記錄;再翻開一本,是學習劄記,一本本全翻過去,他徹底失望了。


    什麽也沒有得到,他再一次地失望了。


    剩下的是幾本外文專業書和一本小說。不會再有什麽了,他拿起小說,隨意翻著,這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簡?愛》,他覺得有點好笑,她還喜歡讀小說,讀這本充滿了愛與恨的《簡?愛》?這麽說她還不是一個不諳塵世情感的修女。或許這書裏有哪些話吸引過她,使她也像在那幾本外文專業書上一樣劃上些紅線。


    他沒有發現紅線,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張夾在書中間的照片,一個他所熟悉的人的照片。


    他驚呆了。


    是他,絕對是他。雖然照片上的他那樣年輕,額頭沒有皺紋,臉形要削瘦些,體形要健壯些。他還一眼就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現任市長,他每天都要見上一麵的閻鴻喚。


    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還用解釋嗎?他無力地合上書,放回抽屜裏。他終於發現了她的秘密,五年的謎底,輕而易舉地就被他探知了。原來,她心裏也有一個人,是過去的戀人,還是現在的情夫?


    他渾身顫抖地走出她的房間。


    保姆秦阿姨恰巧買菜回來,她立刻發現了柳副市長的這種“小人”行為。


    她對於柳家夫婦這種互不相幹的生活,已經由驚訝到習慣了。她的工作就是根據他們夫婦的不同口味,做好早晚兩餐飯,洗洗衣服收拾一下房間。她是個本分的農村婦女,從不幹涉主人的個人生活,可這一次,她驚訝了。


    “柳同誌,您……”秦阿姨情不自禁地問。


    “你少管!”柳若晨惡狠狠地嚷道,“記住,不許跟她說,你聽到沒有?不然我辭掉你!”


    “你們兩口子的事,我從不多嘴的。”秦阿姨被他的凶相嚇傻了,她從來沒看見柳同誌這樣凶過,他一貫是客客氣氣,文質彬彬,和風細雨的。但今天,柳同誌變了,變得像一隻要吃人的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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