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職江南，赴任之時遭冷遇
官路(我的官樣年華) 作者：普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組織上安排我去江南掛職，臨行前張書記找我談話。張書記工作很忙，能夠抽出時間親自與我談話，這讓我很感動。談話時，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邊旅遊資源貧乏，我去之後開展工作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希望將來張書記能對我的工作進行指導和幫助。談話時間不長，二十多分鍾，張書記說話言簡意賅，精準到位。他說：“致遠啊，你是一個有思想、踏實肯幹的人，讓你進入官場也不是我的輕率之舉，組織部門觀察了你很長時間，這次到江南去掛職，希望你能夠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做一點實事，幹點成績出來，在百姓眼裏我們是當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們是為百姓服務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為他們辦事兒的實幹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說道：“張書記，您放心，旅遊是我的專長，到了江南，我會想辦法把那裏的旅遊產業好好搞一搞的。”張書記點點頭：“那你去吧，要與那邊的領導幹部相處好，以後工作上有什麽困難就提出來吧。”
對於我的下掛，旅遊局像過節一樣重視。章文雄局長說：“你是我們旅遊局自成立以來第一個被組織上下派到縣裏掛職的年輕幹部，前途無量。為了表示對你的重視，也為了給你撐撐麵子，我派李輝和趙良兩個副局長送你，待你安頓好以後我再單獨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謝謝您這幾年對我的栽培。”我誠懇地道。
於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個十分炎熱的晴朗之日，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員，在旅遊局兩位副局長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掛職之旅。車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員調侃我道：“寧市長……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種挨打的感覺。”
他很疑惑，追問道：“此話怎講？”
我反問：“你身為江南人，難道就沒聽說過‘挨打’的典故？”
他很尷尬，答：“願聞其詳。”
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江南市的一些曆史典故，並跟他講了關於更改江南市名稱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紹讓那位副主任科員大開眼界。他笑道：“進入角色蠻快呀，你從哪裏得來了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實，這並不神秘。某位領導到一個新地方履職之前，都會有許多當地官員以各種借口主動找上門來介紹那裏的情況，以表忠心。當然，介紹得最為詳盡的還是當地的人脈關係。對待這些人，不同的領導往往以不同的態度視之。絕大多數領導雖然從骨子裏鄙視他們，但在內心裏卻需要他們。這些“內線”、“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時期暗布的“東廠”或“西廠”特務，從他們的殷勤“匯報”中，領導可以掌控許許多多無法掌握的秘密信息。還有一部分領導因為升遷所需也采取了同樣的手段，所以對他們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比較看重的也就是這些人。剩下極少數像我這樣比較另類的人，處理方式則較為激進，不僅不會提拔、重用他們，還會在公開場合將他們跑官要官的醜行當典型進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為戒。第一位光顧我家的那位幹部，後來就被我拿到大會上給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實並不是通過上麵那種陰暗的渠道。網絡是一個開放的平台，什麽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雲夢市區42公裏，素有“魚米之鄉”、“茶葉之鄉”、“竹器之鄉”、“浮標之鄉”、“有色金屬之鄉”美譽的江南，應該是一座風景優美的現代化工業城市。它地理位置優越，京廣、京珠、武廣高速穿城而過，長江黃金水道依境東流。
然而，我在網上查到的關於江南的種種情況，卻讓我大跌眼鏡，一個財政收入不足三億的縣級市，與兄弟縣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會問題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從文化的角度撕開一角，處處皆能發現“文化挨打”的痕跡。
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標。一座不缺曆史但無地標的城市，渾渾噩噩地走過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為代表的軟實力競爭中如何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
其次，這座城市還存在嚴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個光顧我家的幹部，一見了我的麵就對我說：“我們江南人喜歡告狀，‘喜訴訟，好鬥毆’是寫進了縣誌的，您要嚴加提防！”後來我到了江南，發現當地人都喜歡重複這個句子，似乎“‘喜訴訟，好鬥毆’寫進了縣誌”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這種性格體現在經濟行為方麵表現出來的就是無休止的跟風內鬥。江南的茶葉曾經遠銷蒙古、俄羅斯而聞名天下，茶農們為爭搶市場份額，牟取暴利，紛紛往茶葉裏摻樹枝、牛糞，一時間砸了牌子，將市場拱手讓給了別的省市。江南的浮標曾經名揚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標”之說。由於行情好，江南的浮標老板相互壓價，過去一百多塊錢一支的標被壓到了七塊錢，浮標產業霎時崩潰……
江南人還有一句來客必做宣揚、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稱“一江南單位”，即“一丁點”的意思。雲夢市委書記張文昊到江南視察，江南當地領導敬酒：“給您隻加一lia子。”張書記揶揄道：“江南人總是喜歡說一lia子一lia子，什麽時候能夠變得大氣一點？”
張書記一語點破了問題的實質。文化胸懷的廣度，決定了經濟思維的寬度。江南總是把經濟落後歸罪於雲夢市把大型國有企業雲煉、南化劃給了大廠區，卻從來不從文化層麵去進行反思。雲煉、南化的劃出，固然影響了江南的發展，但不能夠成為永遠的借口。為什麽江南在經濟上處處被動挨打？有兩則坊間傳說很能說明問題。一則說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雲嶺煉油廠想把生活區建在江南，江南的領導說：“不行不行，上萬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鹽對付，莫把江南的物價搞高了。”結果，這個項目建在了長河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則與啤酒有關。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產規模10萬噸以上的啤酒廠，江南的主要領導聞訊後，頭搖得像個撥浪鼓：“年產10萬噸？那要耗掉我們江南多少水？我們月穀水庫的水自己喝都不夠，還要保雲煉，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轉身，將酒廠落地在了河西縣……
文化的被動必然導致經濟的挨打，經濟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選舉“重災縣”，這裏曾經發生過震驚全國的唯一市長候選人落選“事故”；每次換屆，從票箱裏跳市長是經常上演的保留節目。跳出來的多，落馬的也多。所以，雲夢的市直機關幹部，大多不願空降“江南”，就怕換屆落馬。
離江南的地界越來越近了，我沒有一絲激動，反倒十分忐忑。一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的地方，是福是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數。江南市委組織部長在一家簡陋的餐廳裏和我們見了麵。開飯前，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員，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禮節上的歡迎，鼓掌之後端起酒杯就算辦了交接！
當我見到市長柳博溫時，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了。
按照政府辦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個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給政府辦主任老童打過一個電話，老童態度有些漠然。我問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地答：“你來了就知道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長樓下。”我遲疑片刻，又問：“我需要帶鋪蓋行李嗎？”他回答：“你帶也可以，不帶也行。”說完，掛了電話。
我如刺鯁於喉般難受。
我當然不可能帶鋪蓋行李。按照一般慣例，赴任履職的幹部報到的時候，如果住房沒有安排好，就會先安排到縣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沒有招待所的，就在當地最好的賓館包一間房，一直住到騰出住房為止。這個時候是當地幹部和新任領導加深感情的最佳時機：先入為主，門好進。坊間經常會傳出某某領導和賓館的服務員或大堂經理有染的傳聞，如果屬實，一般都萌芽於這個階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時候，縣裏的招待所剛剛改製變賣，政府辦又想省錢，加之我這個“空降官”是職級最低的，所以省去了這一段經曆。
這次我到政府辦去報到，連老童的麵都見不到了。他派了個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帶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邊上，一棟兩層獨立小樓。上麵一層住著市長柳博溫，下麵一層被隔成了許多間供司機保安居住。分給我居住的那間房是用三膠板從市長司機住房中間隔出來的，間隔沒到頂，墊個椅子即可從門外翻進房內。
在我搬離那間房子之前，我經常忘記帶鑰匙，采取的就是這個方式進門。廁所在走廊上，是臨時改建的，一麵是牆，兩麵是窗戶，用報紙一糊簾子一拉，既當廁所又當浴室。看著這一即將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話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我很納悶，不知道好在哪裏。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樓上住著市長，對溜須之徒而言，的確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對於他的好意，我還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來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辦給我準備的床，是一張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拚湊起來的席夢思。床上鋪了薄薄一層棉絮，棉絮上鋪了一張涼席，放了一個枕頭，外加一個缺門的衣櫃（前任女市長用過的舊物），一部新裝的掛式空調，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當。送我的司機眉頭皺得老高：“一沒書桌二沒電視，連冬天的行李都沒有，這日子怎麽過？”他趕緊給章局長撥了個電話，章局長讓他轉告我，叫我不要發躁，他明天帶辦公室主任來幫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親自跑到江南來，幫我置齊了行李。
與宿舍比較，辦公室的設施相對要齊全一些，但也十分簡陋。辦公桌桌麵掉了好大一塊桌皮，讓它新來的主人很掉麵子。對麵坐著一位已經退線的老領導，不常來，桌麵上積滿了灰塵。桌上沒配電腦，我找老童，老童說：“政府辦沒這筆經費，副市長的電腦都是自己想辦法找別人讚助的。”沒辦法，我隻得再次向章局長求援。章局長把他自己家裏的筆記本電腦借給了我。
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調離江南去歸還電腦時，已退二線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當廢品賣200塊錢都沒人要，送給你作個紀念吧！”
當然，這都是後話。
住宿和辦公的問題勉強解決了，吃飯和交通卻成了難題。過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沒有改製前，領導在那裏開了個小食堂。後來，招待所賣給了一個浙江老板搞開發，市裏的“空降領導”便失去了開灶之地，隻能到處蹭飯。權力大的不用發愁，餐餐都有人請，權力小的就有些可憐了，隻能到其他機關去搭餐，每天敲著缽子擠食堂。後來，市委領導對兩辦負責人說：“讓一個縣領導在外麵蹭飯太沒麵子了，還是辦個食堂吧。”兩辦一合計，把食堂開在了縣農辦。農辦領導求之不得，一來經費上不會吃虧，二來辦事拉關係方便。
我去的時候，領導食堂剛辦起來不久，這便是我到江南以後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還是嚐到過蹭飯的滋味。沒辦這個食堂的時候，“空降派”領導們都覺得不方便，真的開起來了去的次數卻並不多，經常去吃晚飯的隻有我一個人。如果有剩菜剩飯，我會讓炊事員幫我熱一熱對付對付；如果沒飯了單獨為我一個人做飯，我怕給人家添麻煩，便往往會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樣上街去解決晚餐，路過一家飯店時，碰到某局的一個股長和另外幾個不認識的人，在飯店前坪擺了張桌子喝酒，股長很熱情地給我裝煙，問我吃飯沒有，我覺得一個縣領導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吃大喝影響不好，便撒了個謊說吃了。他說，吃了也沒啥，再喝幾杯酒吧？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其實，那個時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餓，真是死要麵子活受罪。
吃的問題因為食堂的開辦而變得不成問題，但交通工具卻成了一個大大的難題。我家離江南有四十多分鍾的車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車輛就隻能坐公共汽車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討這個問題。老童對我說，政府辦沒有車，有什麽事秘書科臨時安排調度，誰用車誰加油。我問：“那費用怎麽辦？”老童答：“不知道，要請示柳市長。”我又問：“我上下班怎麽辦？”他回答得很幹脆：“你可以搭家在雲夢的幾個領導的便車，否則就隻能搭公共汽車。”
“搭‘回頭的’拚車也不錯呀，15塊錢一個人，坐滿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補上一句。
我很無語地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說實話，初見老童，他給我的印象相當惡劣：冷漠、欺生、吝嗇，甚至有些盛氣淩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長和常務副市長，他可以淩駕於其他所有副市長之上。雖然我對他不滿，但我還得給他賠笑臉，畢竟他是地頭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長為什麽會安排這樣一個五十大幾又不會來事的老同誌來做辦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個掛職的幹部，他為什麽要給我下馬威。
這個問題，直到離開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實是我誤解了老童。他是一個有傲骨的人，在官場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諂媚，同他一批的政府辦主任在縣級領導崗位上都幹厭煩了，他還在政府辦主任的崗位上磨蹭，連個副處級待遇都解決不了。照常理，人大換屆政府辦主任是當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勸他提幾條藍蓋芙蓉王香煙到各代表團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願不當這個代表。結果不出意料，他當然落選，成了江南有史以來第一個落選人大代表的政府辦主任。
落選就落選，他毫不在意。在他眼裏尊嚴比權力重要。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居然很少開口找市長追加政府辦的辦公經費，要維持正常運轉隻有一個辦法：摳。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常常“目中無人”。在他眼裏隻有朋友沒有領導，尤其像我們這些掛職的年輕幹部更沒放在眼裏，初來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後即將離任之時，第一個打電話要請我吃飯的居然就是這位讓我曾經寒心透頂的老童。此時，他已“撿漏子”去政協當了副主席（前任因腐敗落馬了）。席間我問他：“依你這個脾氣是怎麽混了個副縣級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縣級的未必就比我強多少！”
我搖了搖頭，敬他一口酒：“你不適合當政府辦主任，再幹下去會把掛職幹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覺得後來我也有所改變了嗎？”
我細細一想，是有變化。在他離開政府辦之前，從省委統戰部來了一位掛職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處長。閑暇之餘我去他辦公室閑聊，正碰上秘書科給他派發辦公用品。我發現我剛來時每年配發手抽香紙巾四盒，他卻給配了六盒。當時我就開玩笑：“這個老童好勢利，省裏來的就是省裏來的，我們市裏來的他媽的就不是人，同樣是掛職，竟然少發兩坨衛生紙！”
老童聽了很尷尬地一笑：“你沒有發現，後來給你也多發了兩坨？”
我說道：“張書記，您放心，旅遊是我的專長，到了江南，我會想辦法把那裏的旅遊產業好好搞一搞的。”張書記點點頭：“那你去吧，要與那邊的領導幹部相處好，以後工作上有什麽困難就提出來吧。”
對於我的下掛，旅遊局像過節一樣重視。章文雄局長說：“你是我們旅遊局自成立以來第一個被組織上下派到縣裏掛職的年輕幹部，前途無量。為了表示對你的重視，也為了給你撐撐麵子，我派李輝和趙良兩個副局長送你，待你安頓好以後我再單獨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謝謝您這幾年對我的栽培。”我誠懇地道。
於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個十分炎熱的晴朗之日，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員，在旅遊局兩位副局長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掛職之旅。車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員調侃我道：“寧市長……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種挨打的感覺。”
他很疑惑，追問道：“此話怎講？”
我反問：“你身為江南人，難道就沒聽說過‘挨打’的典故？”
他很尷尬，答：“願聞其詳。”
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江南市的一些曆史典故，並跟他講了關於更改江南市名稱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紹讓那位副主任科員大開眼界。他笑道：“進入角色蠻快呀，你從哪裏得來了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實，這並不神秘。某位領導到一個新地方履職之前，都會有許多當地官員以各種借口主動找上門來介紹那裏的情況，以表忠心。當然，介紹得最為詳盡的還是當地的人脈關係。對待這些人，不同的領導往往以不同的態度視之。絕大多數領導雖然從骨子裏鄙視他們，但在內心裏卻需要他們。這些“內線”、“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時期暗布的“東廠”或“西廠”特務，從他們的殷勤“匯報”中，領導可以掌控許許多多無法掌握的秘密信息。還有一部分領導因為升遷所需也采取了同樣的手段，所以對他們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比較看重的也就是這些人。剩下極少數像我這樣比較另類的人，處理方式則較為激進，不僅不會提拔、重用他們，還會在公開場合將他們跑官要官的醜行當典型進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為戒。第一位光顧我家的那位幹部，後來就被我拿到大會上給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實並不是通過上麵那種陰暗的渠道。網絡是一個開放的平台，什麽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雲夢市區42公裏，素有“魚米之鄉”、“茶葉之鄉”、“竹器之鄉”、“浮標之鄉”、“有色金屬之鄉”美譽的江南，應該是一座風景優美的現代化工業城市。它地理位置優越，京廣、京珠、武廣高速穿城而過，長江黃金水道依境東流。
然而，我在網上查到的關於江南的種種情況，卻讓我大跌眼鏡，一個財政收入不足三億的縣級市，與兄弟縣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會問題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從文化的角度撕開一角，處處皆能發現“文化挨打”的痕跡。
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標。一座不缺曆史但無地標的城市，渾渾噩噩地走過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為代表的軟實力競爭中如何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
其次，這座城市還存在嚴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個光顧我家的幹部，一見了我的麵就對我說：“我們江南人喜歡告狀，‘喜訴訟，好鬥毆’是寫進了縣誌的，您要嚴加提防！”後來我到了江南，發現當地人都喜歡重複這個句子，似乎“‘喜訴訟，好鬥毆’寫進了縣誌”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這種性格體現在經濟行為方麵表現出來的就是無休止的跟風內鬥。江南的茶葉曾經遠銷蒙古、俄羅斯而聞名天下，茶農們為爭搶市場份額，牟取暴利，紛紛往茶葉裏摻樹枝、牛糞，一時間砸了牌子，將市場拱手讓給了別的省市。江南的浮標曾經名揚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標”之說。由於行情好，江南的浮標老板相互壓價，過去一百多塊錢一支的標被壓到了七塊錢，浮標產業霎時崩潰……
江南人還有一句來客必做宣揚、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稱“一江南單位”，即“一丁點”的意思。雲夢市委書記張文昊到江南視察，江南當地領導敬酒：“給您隻加一lia子。”張書記揶揄道：“江南人總是喜歡說一lia子一lia子，什麽時候能夠變得大氣一點？”
張書記一語點破了問題的實質。文化胸懷的廣度，決定了經濟思維的寬度。江南總是把經濟落後歸罪於雲夢市把大型國有企業雲煉、南化劃給了大廠區，卻從來不從文化層麵去進行反思。雲煉、南化的劃出，固然影響了江南的發展，但不能夠成為永遠的借口。為什麽江南在經濟上處處被動挨打？有兩則坊間傳說很能說明問題。一則說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雲嶺煉油廠想把生活區建在江南，江南的領導說：“不行不行，上萬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鹽對付，莫把江南的物價搞高了。”結果，這個項目建在了長河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則與啤酒有關。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產規模10萬噸以上的啤酒廠，江南的主要領導聞訊後，頭搖得像個撥浪鼓：“年產10萬噸？那要耗掉我們江南多少水？我們月穀水庫的水自己喝都不夠，還要保雲煉，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轉身，將酒廠落地在了河西縣……
文化的被動必然導致經濟的挨打，經濟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選舉“重災縣”，這裏曾經發生過震驚全國的唯一市長候選人落選“事故”；每次換屆，從票箱裏跳市長是經常上演的保留節目。跳出來的多，落馬的也多。所以，雲夢的市直機關幹部，大多不願空降“江南”，就怕換屆落馬。
離江南的地界越來越近了，我沒有一絲激動，反倒十分忐忑。一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的地方，是福是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數。江南市委組織部長在一家簡陋的餐廳裏和我們見了麵。開飯前，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員，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禮節上的歡迎，鼓掌之後端起酒杯就算辦了交接！
當我見到市長柳博溫時，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了。
按照政府辦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個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給政府辦主任老童打過一個電話，老童態度有些漠然。我問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地答：“你來了就知道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長樓下。”我遲疑片刻，又問：“我需要帶鋪蓋行李嗎？”他回答：“你帶也可以，不帶也行。”說完，掛了電話。
我如刺鯁於喉般難受。
我當然不可能帶鋪蓋行李。按照一般慣例，赴任履職的幹部報到的時候，如果住房沒有安排好，就會先安排到縣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沒有招待所的，就在當地最好的賓館包一間房，一直住到騰出住房為止。這個時候是當地幹部和新任領導加深感情的最佳時機：先入為主，門好進。坊間經常會傳出某某領導和賓館的服務員或大堂經理有染的傳聞，如果屬實，一般都萌芽於這個階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時候，縣裏的招待所剛剛改製變賣，政府辦又想省錢，加之我這個“空降官”是職級最低的，所以省去了這一段經曆。
這次我到政府辦去報到，連老童的麵都見不到了。他派了個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帶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邊上，一棟兩層獨立小樓。上麵一層住著市長柳博溫，下麵一層被隔成了許多間供司機保安居住。分給我居住的那間房是用三膠板從市長司機住房中間隔出來的，間隔沒到頂，墊個椅子即可從門外翻進房內。
在我搬離那間房子之前，我經常忘記帶鑰匙，采取的就是這個方式進門。廁所在走廊上，是臨時改建的，一麵是牆，兩麵是窗戶，用報紙一糊簾子一拉，既當廁所又當浴室。看著這一即將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話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我很納悶，不知道好在哪裏。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樓上住著市長，對溜須之徒而言，的確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對於他的好意，我還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來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辦給我準備的床，是一張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拚湊起來的席夢思。床上鋪了薄薄一層棉絮，棉絮上鋪了一張涼席，放了一個枕頭，外加一個缺門的衣櫃（前任女市長用過的舊物），一部新裝的掛式空調，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當。送我的司機眉頭皺得老高：“一沒書桌二沒電視，連冬天的行李都沒有，這日子怎麽過？”他趕緊給章局長撥了個電話，章局長讓他轉告我，叫我不要發躁，他明天帶辦公室主任來幫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親自跑到江南來，幫我置齊了行李。
與宿舍比較，辦公室的設施相對要齊全一些，但也十分簡陋。辦公桌桌麵掉了好大一塊桌皮，讓它新來的主人很掉麵子。對麵坐著一位已經退線的老領導，不常來，桌麵上積滿了灰塵。桌上沒配電腦，我找老童，老童說：“政府辦沒這筆經費，副市長的電腦都是自己想辦法找別人讚助的。”沒辦法，我隻得再次向章局長求援。章局長把他自己家裏的筆記本電腦借給了我。
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調離江南去歸還電腦時，已退二線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當廢品賣200塊錢都沒人要，送給你作個紀念吧！”
當然，這都是後話。
住宿和辦公的問題勉強解決了，吃飯和交通卻成了難題。過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沒有改製前，領導在那裏開了個小食堂。後來，招待所賣給了一個浙江老板搞開發，市裏的“空降領導”便失去了開灶之地，隻能到處蹭飯。權力大的不用發愁，餐餐都有人請，權力小的就有些可憐了，隻能到其他機關去搭餐，每天敲著缽子擠食堂。後來，市委領導對兩辦負責人說：“讓一個縣領導在外麵蹭飯太沒麵子了，還是辦個食堂吧。”兩辦一合計，把食堂開在了縣農辦。農辦領導求之不得，一來經費上不會吃虧，二來辦事拉關係方便。
我去的時候，領導食堂剛辦起來不久，這便是我到江南以後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還是嚐到過蹭飯的滋味。沒辦這個食堂的時候，“空降派”領導們都覺得不方便，真的開起來了去的次數卻並不多，經常去吃晚飯的隻有我一個人。如果有剩菜剩飯，我會讓炊事員幫我熱一熱對付對付；如果沒飯了單獨為我一個人做飯，我怕給人家添麻煩，便往往會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樣上街去解決晚餐，路過一家飯店時，碰到某局的一個股長和另外幾個不認識的人，在飯店前坪擺了張桌子喝酒，股長很熱情地給我裝煙，問我吃飯沒有，我覺得一個縣領導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吃大喝影響不好，便撒了個謊說吃了。他說，吃了也沒啥，再喝幾杯酒吧？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其實，那個時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餓，真是死要麵子活受罪。
吃的問題因為食堂的開辦而變得不成問題，但交通工具卻成了一個大大的難題。我家離江南有四十多分鍾的車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車輛就隻能坐公共汽車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討這個問題。老童對我說，政府辦沒有車，有什麽事秘書科臨時安排調度，誰用車誰加油。我問：“那費用怎麽辦？”老童答：“不知道，要請示柳市長。”我又問：“我上下班怎麽辦？”他回答得很幹脆：“你可以搭家在雲夢的幾個領導的便車，否則就隻能搭公共汽車。”
“搭‘回頭的’拚車也不錯呀，15塊錢一個人，坐滿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補上一句。
我很無語地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說實話，初見老童，他給我的印象相當惡劣：冷漠、欺生、吝嗇，甚至有些盛氣淩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長和常務副市長，他可以淩駕於其他所有副市長之上。雖然我對他不滿，但我還得給他賠笑臉，畢竟他是地頭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長為什麽會安排這樣一個五十大幾又不會來事的老同誌來做辦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個掛職的幹部，他為什麽要給我下馬威。
這個問題，直到離開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實是我誤解了老童。他是一個有傲骨的人，在官場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諂媚，同他一批的政府辦主任在縣級領導崗位上都幹厭煩了，他還在政府辦主任的崗位上磨蹭，連個副處級待遇都解決不了。照常理，人大換屆政府辦主任是當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勸他提幾條藍蓋芙蓉王香煙到各代表團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願不當這個代表。結果不出意料，他當然落選，成了江南有史以來第一個落選人大代表的政府辦主任。
落選就落選，他毫不在意。在他眼裏尊嚴比權力重要。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居然很少開口找市長追加政府辦的辦公經費，要維持正常運轉隻有一個辦法：摳。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常常“目中無人”。在他眼裏隻有朋友沒有領導，尤其像我們這些掛職的年輕幹部更沒放在眼裏，初來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後即將離任之時，第一個打電話要請我吃飯的居然就是這位讓我曾經寒心透頂的老童。此時，他已“撿漏子”去政協當了副主席（前任因腐敗落馬了）。席間我問他：“依你這個脾氣是怎麽混了個副縣級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縣級的未必就比我強多少！”
我搖了搖頭，敬他一口酒：“你不適合當政府辦主任，再幹下去會把掛職幹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覺得後來我也有所改變了嗎？”
我細細一想，是有變化。在他離開政府辦之前，從省委統戰部來了一位掛職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處長。閑暇之餘我去他辦公室閑聊，正碰上秘書科給他派發辦公用品。我發現我剛來時每年配發手抽香紙巾四盒，他卻給配了六盒。當時我就開玩笑：“這個老童好勢利，省裏來的就是省裏來的，我們市裏來的他媽的就不是人，同樣是掛職，竟然少發兩坨衛生紙！”
老童聽了很尷尬地一笑：“你沒有發現，後來給你也多發了兩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