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聽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時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時我們李家的光景雖然不錯，和她王家卻是絕不能比的。他們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輩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們多，家裏還雇有十幾個長工，女人們便不用下地，隻是輪流在家做飯。她們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個，從小就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隻是學做女紅和廚藝。家裏開著方圓十幾裏最大的磨坊和粉坊，養著五六頭大牲口和幾十頭豬。農閑的時候，磨坊磨麵，粉坊出粉條，牲口們都派上了用場，豬也有了下腳料吃，豬糞再起了去壯地，一樣也不耽擱。到了趕集的日子，她們的爺爺會駕著馬車，帶她們去逛一圈，買些花布、頭繩，再給她們每人買個燒餅和一碗羊雜碎。家裏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婦，她們會瞞著長輩們偷偷地去聽房，當然也常常會被發現。一聽見爺爺的咳嗽聲，她們就會作鳥獸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時候，被一塊磚頭絆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過來的時候，因為知道婆家這邊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妝就格外豐厚：帶鏡子和小抽屜的臉盆架，雕花的衣架，紅漆四屜的首飾盒，一張八仙桌，一對太師椅，兩個帶鞋櫃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緞子麵棉被……還有那張水曲柳的黃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說。那時候的嫁妝是論“抬”的。小件的兩個人抬一樣，大件的四個人抬一樣。能有二十抬，確實很有規模。
說得興起，她就會打開樟木箱子，給姐姐看她新婚時的紅棉褲。隔著幾十年的光陰，棉褲的顏色依然很鮮豔。大紅底兒上起著淡藍色的小花，既喜氣，又沉靜。還有她的首飾。“文革”時被破“四舊”的人搶走了許多，不過她還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開一層層的紅布包，給姐姐看：兩支長長的鳳頭銀釵，因為時日久遠，銀都灰暗了。她說原本還有一對雕龍畫鳳的銀鐲子，三年困難時期，她響應國家號召向災區捐獻物資，狠狠心把那對鐲子捐了。後來發現戴在了一名村幹部的女兒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饃，又把鐲子拿了回來。他們到底理虧，沒敢朝我再要。”
“那鐲子呢？”
“賣了，換了二十斤黃豆。”
她生爸爸的時候，娘家人給她慶滿月送的銀鎖，每一把都有三兩重，一尺長，都佩著繁繁瑣瑣的銀鈴和胖胖的小銀人兒。她說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舊”時，被搶走了四把，就隻剩下了三把，後來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兒子，她就一家給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兒，她就沒給。
“你再生，要生出來兒子我就給你。”她對姐姐說，又把臉轉向我，“看你們誰有本事先生出兒子。遲早是你們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結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給我。”
“你說得沒錯，不是給你的，是給我重外孫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來，“你們要是都生了兒子，就把這個鎖回回爐，做兩個小的，一人一個。”
偶爾，她也會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歲。女大三，抱金磚。”她說，她總用“人家”這個詞來代指祖父。“我過門不多時，就亂了，煤窯廠子都關了，你太爺爺就回家閑了，家裏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磚？銀磚也沒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話不多。”
“就見過一麵，連‘人家’的臉都沒敢看清，就嫁給‘人家’了。那時候嫁人，誰不是暈著頭嫁呢？”
“和‘人家’過了三年，哪年都沒空肚子，前兩個都是四六風。可惜的，都是男孩兒呢。剛生下來的時候還好好兒的，都是在第六天頭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臍帶就中，哪兒會隻剩下你爸爸一個人？”
後來，“人家”當兵走了。
“八路軍過來的時候，‘人家’上了掃盲班，學認字。‘人家’腦子靈，學得快……不過，世上的事誰說得準呢？要是笨點兒，說不定也不會跟著隊伍走，現在還能活著呢。”
“哪個人傻了想去當兵？隊伍來了，不當不行了。”她毫不掩飾祖父當時的思想落後，“就是不跟著這幫人走，還有國民黨呢，還有雜牌軍呢，哪幫人都饒不了。還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開始不殺人的。進屋見了咱家供的菩薩，就趕忙跪下磕頭。看見小孩子還給糖吃，後來就不中了，見人就殺。還把周歲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兒上耍，那哪還能叫人？”
老日來的時候，她的臉上都是抹著鍋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時候，她去看他，要過黃河，黃河上的橋散了，隻剩下了個鐵架子。白天不敢過，隻能晚上過。她就帶著爸爸，一步一步地踩過了那條漫長的鐵架子，過了黃河。
“月亮可白。就是黃河水在腳底下，嘩啦啦地嚇人。”
“‘人家’那時候已經有通信員了，部隊上的人對我們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飽。住了兩天，我們就回來了。家屬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親回來，她又懷了孕，生下了一個女兒。女兒白白胖胖，麵如滿月，特別愛笑。但是，一次，一個街坊舉起孩子逗著玩的時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這個孩子就夭折了。才五個月。講這件事時，我和她坐在大門樓下。那個街坊正緩緩走過，還和她打著招呼。“歇著呢？”“歇著呢。”她和和氣氣地答應。“不要理他！”我氣惱她無原則地大度。“那還能怎麽著？賬哪能算得那麽清？他也不是蓄心的。”她歎氣，“死了的人死了，活著的人還得活著。”後來，她收到了祖父的陣亡通知書，“就知道了，人沒了。那個人，沒了。”“聽爸爸說，解放後你去找過爺爺一次。沒找到，就回來了。回來時還生了一場大病。”“哦。”她說，“一個人說沒就沒了，一張紙就說這個人沒了，總覺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你是哪一年去的？”“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記不清了。”“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兒？”“誰知道走到了哪兒。我一個大字不識的婦女，到外頭知道個啥？”
嫁過來的時候，因為知道婆家這邊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妝就格外豐厚：帶鏡子和小抽屜的臉盆架，雕花的衣架，紅漆四屜的首飾盒，一張八仙桌，一對太師椅，兩個帶鞋櫃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緞子麵棉被……還有那張水曲柳的黃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說。那時候的嫁妝是論“抬”的。小件的兩個人抬一樣，大件的四個人抬一樣。能有二十抬，確實很有規模。
說得興起，她就會打開樟木箱子，給姐姐看她新婚時的紅棉褲。隔著幾十年的光陰，棉褲的顏色依然很鮮豔。大紅底兒上起著淡藍色的小花，既喜氣，又沉靜。還有她的首飾。“文革”時被破“四舊”的人搶走了許多，不過她還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開一層層的紅布包，給姐姐看：兩支長長的鳳頭銀釵，因為時日久遠，銀都灰暗了。她說原本還有一對雕龍畫鳳的銀鐲子，三年困難時期，她響應國家號召向災區捐獻物資，狠狠心把那對鐲子捐了。後來發現戴在了一名村幹部的女兒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饃，又把鐲子拿了回來。他們到底理虧，沒敢朝我再要。”
“那鐲子呢？”
“賣了，換了二十斤黃豆。”
她生爸爸的時候，娘家人給她慶滿月送的銀鎖，每一把都有三兩重，一尺長，都佩著繁繁瑣瑣的銀鈴和胖胖的小銀人兒。她說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舊”時，被搶走了四把，就隻剩下了三把，後來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兒子，她就一家給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兒，她就沒給。
“你再生，要生出來兒子我就給你。”她對姐姐說，又把臉轉向我，“看你們誰有本事先生出兒子。遲早是你們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結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給我。”
“你說得沒錯，不是給你的，是給我重外孫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來，“你們要是都生了兒子，就把這個鎖回回爐，做兩個小的，一人一個。”
偶爾，她也會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歲。女大三，抱金磚。”她說，她總用“人家”這個詞來代指祖父。“我過門不多時，就亂了，煤窯廠子都關了，你太爺爺就回家閑了，家裏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磚？銀磚也沒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話不多。”
“就見過一麵，連‘人家’的臉都沒敢看清，就嫁給‘人家’了。那時候嫁人，誰不是暈著頭嫁呢？”
“和‘人家’過了三年，哪年都沒空肚子，前兩個都是四六風。可惜的，都是男孩兒呢。剛生下來的時候還好好兒的，都是在第六天頭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臍帶就中，哪兒會隻剩下你爸爸一個人？”
後來，“人家”當兵走了。
“八路軍過來的時候，‘人家’上了掃盲班，學認字。‘人家’腦子靈，學得快……不過，世上的事誰說得準呢？要是笨點兒，說不定也不會跟著隊伍走，現在還能活著呢。”
“哪個人傻了想去當兵？隊伍來了，不當不行了。”她毫不掩飾祖父當時的思想落後，“就是不跟著這幫人走，還有國民黨呢，還有雜牌軍呢，哪幫人都饒不了。還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開始不殺人的。進屋見了咱家供的菩薩，就趕忙跪下磕頭。看見小孩子還給糖吃，後來就不中了，見人就殺。還把周歲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兒上耍，那哪還能叫人？”
老日來的時候，她的臉上都是抹著鍋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時候，她去看他，要過黃河，黃河上的橋散了，隻剩下了個鐵架子。白天不敢過，隻能晚上過。她就帶著爸爸，一步一步地踩過了那條漫長的鐵架子，過了黃河。
“月亮可白。就是黃河水在腳底下，嘩啦啦地嚇人。”
“‘人家’那時候已經有通信員了，部隊上的人對我們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飽。住了兩天，我們就回來了。家屬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親回來，她又懷了孕，生下了一個女兒。女兒白白胖胖，麵如滿月，特別愛笑。但是，一次，一個街坊舉起孩子逗著玩的時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這個孩子就夭折了。才五個月。講這件事時，我和她坐在大門樓下。那個街坊正緩緩走過，還和她打著招呼。“歇著呢？”“歇著呢。”她和和氣氣地答應。“不要理他！”我氣惱她無原則地大度。“那還能怎麽著？賬哪能算得那麽清？他也不是蓄心的。”她歎氣，“死了的人死了，活著的人還得活著。”後來，她收到了祖父的陣亡通知書，“就知道了，人沒了。那個人，沒了。”“聽爸爸說，解放後你去找過爺爺一次。沒找到，就回來了。回來時還生了一場大病。”“哦。”她說，“一個人說沒就沒了，一張紙就說這個人沒了，總覺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你是哪一年去的？”“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記不清了。”“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兒？”“誰知道走到了哪兒。我一個大字不識的婦女，到外頭知道個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