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哥家的日子讓她這輩子的物質生活到達了豐盛的頂端：在席夢思床上睡覺，在整體浴室洗澡，在真皮沙發上看電視，時不時就下館子吃飯。大哥讓她吃什麽，她就吃什麽。大哥讓她喝什麽，她就喝什麽。當著他們，她隻說：“好。”大哥很是欣慰和自豪，甚至為此炫耀起來。他認為自己盡孝的方式也在與時俱進。我不止一次聽他說：“奶奶說她喜歡萬福飯店的清蒸鱸魚。”“奶奶說她喜歡雙貴酒樓的太極雙羹。”
我不信，悄悄問她，她抿嘴一笑：“哪兒能記住那些花哨名兒，反正都好吃。”不過，對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來的。從日本運到這兒，還不餿？”
夏天，大哥家裏的空調轟轟地響著。他們一出門，她就把空調關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就不是正經日子。”她說。“熱不著也凍不著，不是福氣麽？”我問。“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熱。”她說，“不是正經日子，就不是正經福氣。”
吃著大棚裏種出來的不分時節的蔬菜，她也會嘮叨：“冬天就該吃白菜，夏天就該吃黃瓜。冬天的黃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沒味兒。”
“你知道這些菜有多貴麽？”“是吃菜，又不是吃錢。”她說，“再貴也還是沒味兒。”
看到大嫂二嫂都給兒子們買名牌服裝，她就教訓我：“越是嬌兒，越得賤養。這麽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誤就中，穿上可別太慣了。一年一長個子，穿那麽好有什麽用？”
“你就隻會說我，怎麽不說她們？”我說，“吃柿子撿軟的捏！”“看你這個柿子多軟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話得說給會聽的人。媳婦的心離我百丈遠，隻能說給閨女聽。”“你的好話還不就這幾句？我早就背會了。”“好文不長，好言不多。背會了沒用，吃透了才中。”……那天，小侄子的隨身聽在茶幾上放著，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問我這是做什麽用的。我說可以聽音樂。她害羞地沉默著，我明白過來，連忙去找磁帶，找了半天，都沒有合適的。隻好放了一盤貝多芬的《命運》。
聽了大約十幾分鍾，她把耳機取了下來。“好聽。”她說，“就是太涼。”她也看電視。有時候，我悄悄地走進大哥家，就會看見她中規中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電麵前，靜靜地看著屏幕，很專注的樣子。邊看她邊自言自語。“這嗓子真亮堂。一點兒都不費力。”是宋祖英在唱歌。“可不是，那時候穿的就是這衣裳。”畫麵上有個女人穿著旗袍。“哎呀，咋又死了個人？”武俠片。
大哥回來，看的都是體育節目。她也跟著看。一邊歎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還穿那麽少？不凍得慌？那麽多人拍一個球，咋就拍不爛？誰負責掏錢買球？開始我們還解釋得很耐心，後來發現這些問題又衍生出了新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連環套，不由得就有些氣餒，解釋的態度就敷衍起來。她也就不再問那麽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蘭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們一起看球。二哥也經常去。哥哥們偶爾會靠著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嬌——她現在唯一的作用似乎隻是無條件地供我們撒嬌。多年之後，我才明白：能容納你無條件撒嬌的那個人，就是你生命裏最重要的人。她顯然也很享受哥哥們的撒嬌。球賽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卻也不去睡，在我們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會很滿足地笑起來。
看到球員跌倒，她會說：“疼了吧？多疼。快起來吧。”
慢鏡頭把這個動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進了網，她說：“多不容易。”
慢鏡頭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說進就又進了一個。”
我們大笑，對她解釋說這是慢鏡頭回放，是為了讓觀眾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數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這我哪兒懂。”
剛才進球的過程換了個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鏡頭。
“看看，又進了。又進了。”她說。聽我們一片靜默，她忐忑起來，“這個算數不算數？”
住了一段時間，她越來越多地被摻和到兩個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後的生活倒很太平。這讓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安分的毒，這毒的總量是恒定的，不過是發作的時機不同而已。這事不發那事發，此處不發彼處發，遲不發早發，早不發遲發，早早遲遲總要發作出來才好。我是早發類的，發過就安分了。哥哥們和姐姐卻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聽話的姐姐在出嫁後著了魔似的非要生個男孩，為此東躲西藏狼狽不堪，懷了一個又一個，流產了一次又一次，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女孩，那個兒子的理想還沒有實現。大哥仕途順利，已經由副職提成了正職，重權在握，趨奉者眾，於是整天笙歌豔舞，夜不歸宿，嫂子常常為此疑猜，和他慪氣。二哥自從財經學院畢業之後，在縣城一家銀行當了小職員，整天數錢的他顯然為這些並不屬於自己的錢而深感焦慮，於是他整天謀算的就是怎麽掙錢。他謀算錢的方式就兩種，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將。白天他在工作之餘慌著看股市大盤，一下班就忙著湊三缺一，和二嫂連句正經話都懶得說，二嫂為此也是怨聲載道。
沒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長。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嘮叨，然後期望她能夠發發威，改改孫子們的毛病。她也說過哥哥們幾次，自然全不頂用，於是她就隻有自嘲：“可別說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黃六月的麥茬，是個等著翻進土裏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會悄悄地對我講：這個媳婦說了什麽，那個媳婦臉色怎樣。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於是一向都是批評她：“怎麽想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的事？”
“哼，我什麽都知道。”她很不服氣，“我又沒瞎，你怎麽叫我假裝看不見？”“你知道那麽多有什麽用？你懂不懂人有時候應該糊塗？”終於，有一次，我對她說。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這樣，想糊塗的人糊塗不了，想聰明的人難得聰明。”
“這麽說，我奶奶是糊塗不了的聰明人了？”我逗她。她撲哧一聲笑了。
最後一次孕前檢查，醫生告訴我是個男孩。婆家弟兄三個裏，董排行最小。前兩個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這回你公公總算見到下輩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說。
兒子滿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們一起過來看我，薄棉襖外麵罩著那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我剛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給她買的這件毛衣，幾乎已經成了她最重要的禮服。她給了兒子一個紅包。
“放好。錢多。”她悄悄說。
等她走後，我把這個紅包拿了出來，發現除了一張一百元，還有一張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們給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著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終於落了淚。
我不信，悄悄問她，她抿嘴一笑：“哪兒能記住那些花哨名兒，反正都好吃。”不過，對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來的。從日本運到這兒，還不餿？”
夏天，大哥家裏的空調轟轟地響著。他們一出門，她就把空調關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就不是正經日子。”她說。“熱不著也凍不著，不是福氣麽？”我問。“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熱。”她說，“不是正經日子，就不是正經福氣。”
吃著大棚裏種出來的不分時節的蔬菜，她也會嘮叨：“冬天就該吃白菜，夏天就該吃黃瓜。冬天的黃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沒味兒。”
“你知道這些菜有多貴麽？”“是吃菜，又不是吃錢。”她說，“再貴也還是沒味兒。”
看到大嫂二嫂都給兒子們買名牌服裝，她就教訓我：“越是嬌兒，越得賤養。這麽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誤就中，穿上可別太慣了。一年一長個子，穿那麽好有什麽用？”
“你就隻會說我，怎麽不說她們？”我說，“吃柿子撿軟的捏！”“看你這個柿子多軟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話得說給會聽的人。媳婦的心離我百丈遠，隻能說給閨女聽。”“你的好話還不就這幾句？我早就背會了。”“好文不長，好言不多。背會了沒用，吃透了才中。”……那天，小侄子的隨身聽在茶幾上放著，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問我這是做什麽用的。我說可以聽音樂。她害羞地沉默著，我明白過來，連忙去找磁帶，找了半天，都沒有合適的。隻好放了一盤貝多芬的《命運》。
聽了大約十幾分鍾，她把耳機取了下來。“好聽。”她說，“就是太涼。”她也看電視。有時候，我悄悄地走進大哥家，就會看見她中規中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電麵前，靜靜地看著屏幕，很專注的樣子。邊看她邊自言自語。“這嗓子真亮堂。一點兒都不費力。”是宋祖英在唱歌。“可不是，那時候穿的就是這衣裳。”畫麵上有個女人穿著旗袍。“哎呀，咋又死了個人？”武俠片。
大哥回來，看的都是體育節目。她也跟著看。一邊歎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還穿那麽少？不凍得慌？那麽多人拍一個球，咋就拍不爛？誰負責掏錢買球？開始我們還解釋得很耐心，後來發現這些問題又衍生出了新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連環套，不由得就有些氣餒，解釋的態度就敷衍起來。她也就不再問那麽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蘭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們一起看球。二哥也經常去。哥哥們偶爾會靠著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嬌——她現在唯一的作用似乎隻是無條件地供我們撒嬌。多年之後，我才明白：能容納你無條件撒嬌的那個人，就是你生命裏最重要的人。她顯然也很享受哥哥們的撒嬌。球賽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卻也不去睡，在我們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會很滿足地笑起來。
看到球員跌倒，她會說：“疼了吧？多疼。快起來吧。”
慢鏡頭把這個動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進了網，她說：“多不容易。”
慢鏡頭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說進就又進了一個。”
我們大笑，對她解釋說這是慢鏡頭回放，是為了讓觀眾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數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這我哪兒懂。”
剛才進球的過程換了個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鏡頭。
“看看，又進了。又進了。”她說。聽我們一片靜默，她忐忑起來，“這個算數不算數？”
住了一段時間，她越來越多地被摻和到兩個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後的生活倒很太平。這讓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安分的毒，這毒的總量是恒定的，不過是發作的時機不同而已。這事不發那事發，此處不發彼處發，遲不發早發，早不發遲發，早早遲遲總要發作出來才好。我是早發類的，發過就安分了。哥哥們和姐姐卻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聽話的姐姐在出嫁後著了魔似的非要生個男孩，為此東躲西藏狼狽不堪，懷了一個又一個，流產了一次又一次，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女孩，那個兒子的理想還沒有實現。大哥仕途順利，已經由副職提成了正職，重權在握，趨奉者眾，於是整天笙歌豔舞，夜不歸宿，嫂子常常為此疑猜，和他慪氣。二哥自從財經學院畢業之後，在縣城一家銀行當了小職員，整天數錢的他顯然為這些並不屬於自己的錢而深感焦慮，於是他整天謀算的就是怎麽掙錢。他謀算錢的方式就兩種，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將。白天他在工作之餘慌著看股市大盤，一下班就忙著湊三缺一，和二嫂連句正經話都懶得說，二嫂為此也是怨聲載道。
沒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長。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嘮叨，然後期望她能夠發發威，改改孫子們的毛病。她也說過哥哥們幾次，自然全不頂用，於是她就隻有自嘲：“可別說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黃六月的麥茬，是個等著翻進土裏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會悄悄地對我講：這個媳婦說了什麽，那個媳婦臉色怎樣。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於是一向都是批評她：“怎麽想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的事？”
“哼，我什麽都知道。”她很不服氣，“我又沒瞎，你怎麽叫我假裝看不見？”“你知道那麽多有什麽用？你懂不懂人有時候應該糊塗？”終於，有一次，我對她說。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這樣，想糊塗的人糊塗不了，想聰明的人難得聰明。”
“這麽說，我奶奶是糊塗不了的聰明人了？”我逗她。她撲哧一聲笑了。
最後一次孕前檢查，醫生告訴我是個男孩。婆家弟兄三個裏，董排行最小。前兩個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這回你公公總算見到下輩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說。
兒子滿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們一起過來看我，薄棉襖外麵罩著那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我剛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給她買的這件毛衣，幾乎已經成了她最重要的禮服。她給了兒子一個紅包。
“放好。錢多。”她悄悄說。
等她走後，我把這個紅包拿了出來，發現除了一張一百元，還有一張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們給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著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終於落了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