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餘真家所在胡同的名字叫老柳巷。老柳巷很長，如果站在一所高屋的房頂往下看，就會發現老柳巷的輪廓真的活像一棵歪歪扭扭的老柳。餘真的家就是一片小小的柳葉，窩藏在老柳枝上的一角疙瘩裏。門牌號是73。“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兒女眼裏一根刺。”在民諺裏，七十三就是一道坎。都覺得這個門牌號不吉利，可門牌號碼不是垃圾袋，想換就換。於是對此大家心思盡有，卻隻是誰都不說。怕或許本來沒有，一說反而招了來，成了烏鴉嘴。也仿佛是不說就可以躲過去似的，有點兒掩耳盜鈴的意思。多年之後，一次，餘真回娘家和母親一起包餃子，閑話聊起單位的新房，說三樓四樓因為貴沒人要。母親說要是她她就挑四樓，雖然貴些，可光線好，七層住宅樓裏正屬於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安全。餘真說我決不要四樓。母親問是不是嫌四不好聽，餘真不語。母親得意道：“其實有些講究也是沒道理。像我們家七十三號怎麽了？你們幾個平平安安成家立業，不是也沒什麽糟心事？一條巷子比起來，也算好的了。”
餘真放下餃子，走到衛生間，眼淚已經掉了下來。她伸手去抹，從化妝鏡裏她看見，她的臉被沾了麵粉的手抹出了一片淡淡的雲白，如撲粉一般。
十六歲那年，餘真被強暴了。
那一年，她正讀高二。看著是爬坡爬到了半中間，其實她一點兒都不費力。因為根本就不想爬，隻是被推著，不得不走。之所以於百忙之中騰出了點兒精力勉強把學習成績掛在中遊，是不想在同學中間太沒麵子，也是讓父母不至於對自己太絕望，從而比較容易地套點兒零花錢。她的主要興趣就放在玩上。二老是雙職工，為了倆工資整天忙得屁都不能站著放一個，從小就對她粗養粗放，胡同裏的男孩子又極多，長著長著，她就把自己調教了出來，成了有名的壞孩子。
壞似乎是從幼兒園就開始的。起初也不壞。人之初性本善嘛。後來就不行了。一個小朋友向她要糖吃，她不給，他來搶，她推了他，結果她被老師罰了站。餘真明白了其中的規律。第二天，她把程序顛倒了過來：搶別人的糖，他推她，最後罰他站。老師要求大家把太陽畫成圓圓的，餘真畫成方方的。老師問為什麽，餘真說我把太陽裁了邊兒。於是又被罰站。下一節課她就不再畫太陽。老師問，她說今兒陰天。小學，老師教大家右手寫字，餘真用左手，結果小學期間她沒有同桌。一個人寬寬展展。也很少有老師提問她，因為老師一張口，往往就會被餘真反追得瞠目結舌。
“餘真，請談談你未來的理想。”“老師，理想本來就屬於未來吧？”“可以這麽說。”“那您為什麽還要說未來的理想呢？”“哦。那，談談你的理想吧。”“什麽是理想？”“就是你十年後，二十年後想要的那種生活。”“你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過理想嗎？”
“當然。”“是您目前的生活嗎？”
“……不是。”
“為什麽沒有實現？”
“嗬嗬，很多原因。其實大多數人的理想都實現不了。呃，還是，談談你的理想吧。”
“既然這樣，談一個很可能並不能實現的東西又有什麽意思呢？”
……上了初中，老師讓交日記，每篇日記都要求有主題。一天，學校請了一名解放軍來做講座，日記主題便是軍人。餘真閉著眼睛都可以想象出同學們會怎麽表達對軍人的崇拜和敬佩。她也寫了，寫的是自己對軍人的羨慕，原因是軍人穿衣服吃飯都不掏錢，還有槍，威風。日記交了，老師批注：你這素質成不了軍人。她在老師的批注下繼續批注：成不了軍人我也要成為軍嫂，成不了軍嫂我也要成為軍媽，軍奶奶！從此，她就有了不用再交日記的特權。討厭政治課，她大無畏地舉手報告，要求讀小說。看著政治老師鐵青的嘴唇，覺得自己比那些把書放在抽屜裏偷讀小說的人更磊落。她整日裏瞞天過海地說謊，無事生非地找茬，小橋流水般地花錢，被爸媽像伺候男孩子那樣狠揍——或許，大家都認為她壞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她不像個女孩子。
她確實不像個女孩子，也不想像個女孩子。她不會跳皮筋，不會踢雞毛毽子，翻牆爬樹是個高手，彈玻璃球水平也不錯。在不知道導尿管為何物的時候，她就發明了類似於導尿管的東西，想讓自己像男孩子一樣站著尿出來。和父母吵架一磚頭一磚頭地撂句子，把媽媽的胸罩帶子剪斷當鞋繩，十二三歲還不喜歡穿內褲，夜晚，她關好門，就裸睡。夢中明明感覺到例假來了也懶得起床，把床單和被子弄得血跡斑斑。第二天讓媽媽給她洗“紅旗”。最有名也最神氣的是和八個男同學勾肩搭背組成了一個“九英黨”，張口他媽的，閉口他媽的。哪個同學騎了新自行車一定要搶過來挨著遛一圈，向誰借錢或者討要零食不得逞，晚上必定偷偷地砸他們家後窗玻璃。義務勞動的時候，他們跟在看不慣的人後麵輪番丟蒜皮。有靦腆點兒的孩子穿件衣服時髦得讓他們硌眼，就山呼海嘯地朝他們打口哨，嚇得人家繞著走。總而言之，就是淘，活脫脫一個小太妹。“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壞公安，難壞法院”，就是她那時候的生動寫照。
誰都拿她這淘沒辦法。等二老緩過神來想要管教她的時候，她已經是沒臉沒皮，油鹽不浸。母親為此哭過無數次，最大的恐懼無非是怕她將來嫁不出去。就這德行，誰敢要啊？一天，她放學回家，聽見一位街坊大媽正娓娓道來地安慰著母親：“……好葫蘆開好瓢，好桃樹結好桃，你好人有好報，好飯遲起灶。再怎麽說，真真她還是個孩子呢。”餘真咣的一聲撞進門去，蹲到媽媽麵前，一絲不苟地重複道：“是啊，真真她還是個孩子呢。”母親撲哧一下笑了出來。
十六歲那年，餘真學會了喝酒。當然是白的。酒多半是董克搞來的。董克是“九英黨”成員之一，長得又瘦又小。餘真他們本來是看不上他的。可自從他哥哥犯了搶劫罪進了監獄他媽媽又病死之後，他們就把董克吸納了進來。從此，董克在校園裏不再受任何人欺負。家門不幸，無以解憂，董克的老爸就特別愛喝酒，每天都要呷二兩，董克就每天從他瓶子裏勻一點兒出來，存在一個瓶子裏，放在床底，大約十天半個月就能攢出一瓶子來，拿到學校，他們幾個分喝。酒其實是真不好喝，餘真喝隻是因為：一、它不好喝。二、他們同學，尤其是女同學都沒喝過。三、學校和家裏都不讓喝。
那天晚上，她也是喝了酒。喝酒的由頭是“九英黨”要慶祝期末考試勝利結束。按慣例，考試結束後放假三天，等老師改卷登分。之後還要再上大約兩周的新課才會放暑假。炎熱的六月，餘真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襯衣，套著一件自剪了腿的八分牛仔褲，和那幾個男孩子偷偷地鑽到一個背街小巷的酒館裏。他們中有五個人都從自家偷了白酒，什麽“桃杏溝”、“雙清渠”、“五家村”，都是當地的雜牌子。什麽度數的都有。他們要了幾個兩塊錢一份的小素菜：花生米、拌粉絲、拍黃瓜、海帶卷什麽的，一邊喝一邊討論著三天假期的安排。照著以往的作風，他們絕不會浪費這寶貴的三天假期。
從來沒有喝過這麽多白酒，而且還是如此龐雜的白酒，餘真自然而然地喝多了。不知道喝了多長時間，透過小酒館肮髒的玻璃窗，看看天黑得已經不像個樣子，他們搖搖晃晃地分手，回家。董克家離餘真家最近，要送她，餘真和他一起走到胡同口，就把他罵回去了。她不想讓爸爸媽媽看到自己和一個男孩子糾糾纏纏的，那會被他們誤會為談戀愛。一個以搗蛋著名的女孩子居然開始像別的女孩子一樣談戀愛，即使不是真的聽著也夠膩膩歪歪，該是多麽沒有麵子的事情啊。
那個夜晚，餘真跌跌撞撞地拐進老柳巷，一眼就發現巷裏第二盞路燈瞎了。老柳巷一共就三盞路燈，均等地安在拐彎狠些的地方。每盞都能管好多戶人家。餘真家在第三盞路燈後麵。不知怎的，她心裏有些怵。但家就在前麵，怵也得過去。她緊著步子，到了那盞瞎燈下。一陣風從後麵過來，她的腰突然就滯住了。兩眼一黑，喉嚨一緊，然後，她被拖上了一輛車。
喝了酒的她沒有一點兒力氣。一上車她就被剝光了。他把她的嘴巴塞住，手腳綁住，蜷放在前後座之間的空隙裏，很涼。很冷。很冰。很硬。但她卻是軟的。很軟。沒有骨頭的那種軟。
不知道行駛了多久，車終於停下。她嗅到了濃鬱的青草氣息，似乎是到郊外了。她耳聽著他打開前車門，下去。又打開後車門，上來。欺上她的身。他親吻她，撫摸她，嘴唇是顫抖的，手也是顫抖的。整個兒的他都是顫抖的，和她的身體一起。宛若兩個琴弦的合鳴——陌生的合鳴。
他做了兩次。第一次很凶猛，迫不及待。第二次，他的節奏便如出了峽穀的河流，變得舒緩，溫柔。
很疼。很疼。
他替她清洗了下麵——車上居然備有熱水和毛巾。他替她穿好衣服。然後，車開始啟動。也不知道是忘了還是怎的，他沒有再捆綁她，她完全可以解開眼睛上的布。但她沒有。
不知過了多久，她被放回到了路燈下。他把她抱下去之前，她清楚地記得，他仿佛是無限留戀地摸了一下她的頭。在他的手離她的頭越來越遠的時候，她能清楚地感覺到有幾根頭發還在依依不舍地追隨著他手指離去的方向。
在他的車發動的一瞬間，世界又回到了她的身邊。她全身上下的血液重新開始歡快地奔湧。
她慢慢地把眼睛上的布解開，發現再往前走幾米，就是她的老柳巷。路燈的光如刀子一般，刷刷地閃著她，把她的眼睛照得刺痛刺痛。
隻是，她的大腦一片空白。他的手是根魔杖，把她的什麽東西拿走了。永遠地拿走了。不，這東西不是她身體內的那層薄膜，這東西是看不見的。是屬於腦子的，屬於心的。
但那東西到底是什麽，在很長時間裏，她都不能確定，也不能明白。
那天晚上回家之後，她在衛生間待了許久。母親問她怎麽了，她說：“例假。”一整夜，她都把電扇開到最大擋。第二天，她如願以償地感冒了。那三天，她哪兒都沒去，就在床上躺了三天。
假期結束，一到學校，她就宣布退出“九英黨”。
“我看見你們就覺得惡心。”她說。
其實，她知道，她更惡心的，隻是自己。
上晚自習的時候，她第一次提出要爸爸去接。她說她做了一個噩夢，不想再一個人走夜路了。母親問她做了什麽噩夢，講出來可以解一解破一破，她道：“想不起來了。隻記得是鬼。”
“真真也知道害怕了。”母親笑。看得出來，她的笑容是安慰的。一個女孩子，說到天邊也不過是女孩子，總該有所畏懼才算正常。不然總是讓人擔憂的。
後來餘真要求住校。住校的一年裏，她開始勤奮讀書。她發誓要考一個很遠很遠的大學。能多遠，就多遠。那一年，她沒有一個朋友。不去走近任何人，任何人也別想走近她。“九英黨”失去了她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很快解散。八個男孩子裏除了董克，沒有人敢再招惹她。其實董克也不敢招惹。每逢周六晚上回家和周日晚上上學的時候，他隻是在胡同口等她。他可憐巴巴地站在那裏，用眼神和餘真打著招呼。餘真全都知道，全都看見，可她全都熟視無睹。
教室，圖書館，宿舍，餐廳，她每天都在這幾處直線行走，獨來獨往，對別人的事一律不聞不問。同宿舍一個女孩子失戀，哭得地動山搖，室友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安慰和同情，隻她沒有。那個人幸福的時候與自己無關，悲傷的時候憑什麽要加上自己？沒道理。這個世界說起來誰和誰都有關係，再說起來，誰和誰都無關。有同學曾經小心翼翼地批評過她，說她太驕傲太冷酷，把自己的門關得太緊，這樣享受不到集體的溫暖。她道：“我不是一個房間。我是一座墓。墓有門嗎？”
她把自己的野都收斂了起來。慢慢地，像一朵受了風寒的花，把自己的瓣，一片一片地聚起來，重又成了一個花苞。她變了一個人。安寧，內向，長久地不說話。看人總是寒光閃閃，像有一道玻璃嵌在裏麵。家裏人都說她懂事了，知道用功了，像個女孩子了。隻有她知道自己：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但大學畢業之後，她終還是回來了。因為她要嫁的人，就在這個城市。她沒法子不回。這個破了她初夜的城市，又要補給她一個完美的婚姻。她不能不要。她必須得寬宏大量，不計前嫌。
餘真家所在胡同的名字叫老柳巷。老柳巷很長，如果站在一所高屋的房頂往下看，就會發現老柳巷的輪廓真的活像一棵歪歪扭扭的老柳。餘真的家就是一片小小的柳葉，窩藏在老柳枝上的一角疙瘩裏。門牌號是73。“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兒女眼裏一根刺。”在民諺裏，七十三就是一道坎。都覺得這個門牌號不吉利，可門牌號碼不是垃圾袋，想換就換。於是對此大家心思盡有，卻隻是誰都不說。怕或許本來沒有，一說反而招了來，成了烏鴉嘴。也仿佛是不說就可以躲過去似的，有點兒掩耳盜鈴的意思。多年之後，一次，餘真回娘家和母親一起包餃子，閑話聊起單位的新房，說三樓四樓因為貴沒人要。母親說要是她她就挑四樓，雖然貴些，可光線好，七層住宅樓裏正屬於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安全。餘真說我決不要四樓。母親問是不是嫌四不好聽，餘真不語。母親得意道：“其實有些講究也是沒道理。像我們家七十三號怎麽了？你們幾個平平安安成家立業，不是也沒什麽糟心事？一條巷子比起來，也算好的了。”
餘真放下餃子，走到衛生間，眼淚已經掉了下來。她伸手去抹，從化妝鏡裏她看見，她的臉被沾了麵粉的手抹出了一片淡淡的雲白，如撲粉一般。
十六歲那年，餘真被強暴了。
那一年，她正讀高二。看著是爬坡爬到了半中間，其實她一點兒都不費力。因為根本就不想爬，隻是被推著，不得不走。之所以於百忙之中騰出了點兒精力勉強把學習成績掛在中遊，是不想在同學中間太沒麵子，也是讓父母不至於對自己太絕望，從而比較容易地套點兒零花錢。她的主要興趣就放在玩上。二老是雙職工，為了倆工資整天忙得屁都不能站著放一個，從小就對她粗養粗放，胡同裏的男孩子又極多，長著長著，她就把自己調教了出來，成了有名的壞孩子。
壞似乎是從幼兒園就開始的。起初也不壞。人之初性本善嘛。後來就不行了。一個小朋友向她要糖吃，她不給，他來搶，她推了他，結果她被老師罰了站。餘真明白了其中的規律。第二天，她把程序顛倒了過來：搶別人的糖，他推她，最後罰他站。老師要求大家把太陽畫成圓圓的，餘真畫成方方的。老師問為什麽，餘真說我把太陽裁了邊兒。於是又被罰站。下一節課她就不再畫太陽。老師問，她說今兒陰天。小學，老師教大家右手寫字，餘真用左手，結果小學期間她沒有同桌。一個人寬寬展展。也很少有老師提問她，因為老師一張口，往往就會被餘真反追得瞠目結舌。
“餘真，請談談你未來的理想。”“老師，理想本來就屬於未來吧？”“可以這麽說。”“那您為什麽還要說未來的理想呢？”“哦。那，談談你的理想吧。”“什麽是理想？”“就是你十年後，二十年後想要的那種生活。”“你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過理想嗎？”
“當然。”“是您目前的生活嗎？”
“……不是。”
“為什麽沒有實現？”
“嗬嗬，很多原因。其實大多數人的理想都實現不了。呃，還是，談談你的理想吧。”
“既然這樣，談一個很可能並不能實現的東西又有什麽意思呢？”
……上了初中，老師讓交日記，每篇日記都要求有主題。一天，學校請了一名解放軍來做講座，日記主題便是軍人。餘真閉著眼睛都可以想象出同學們會怎麽表達對軍人的崇拜和敬佩。她也寫了，寫的是自己對軍人的羨慕，原因是軍人穿衣服吃飯都不掏錢，還有槍，威風。日記交了，老師批注：你這素質成不了軍人。她在老師的批注下繼續批注：成不了軍人我也要成為軍嫂，成不了軍嫂我也要成為軍媽，軍奶奶！從此，她就有了不用再交日記的特權。討厭政治課，她大無畏地舉手報告，要求讀小說。看著政治老師鐵青的嘴唇，覺得自己比那些把書放在抽屜裏偷讀小說的人更磊落。她整日裏瞞天過海地說謊，無事生非地找茬，小橋流水般地花錢，被爸媽像伺候男孩子那樣狠揍——或許，大家都認為她壞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她不像個女孩子。
她確實不像個女孩子，也不想像個女孩子。她不會跳皮筋，不會踢雞毛毽子，翻牆爬樹是個高手，彈玻璃球水平也不錯。在不知道導尿管為何物的時候，她就發明了類似於導尿管的東西，想讓自己像男孩子一樣站著尿出來。和父母吵架一磚頭一磚頭地撂句子，把媽媽的胸罩帶子剪斷當鞋繩，十二三歲還不喜歡穿內褲，夜晚，她關好門，就裸睡。夢中明明感覺到例假來了也懶得起床，把床單和被子弄得血跡斑斑。第二天讓媽媽給她洗“紅旗”。最有名也最神氣的是和八個男同學勾肩搭背組成了一個“九英黨”，張口他媽的，閉口他媽的。哪個同學騎了新自行車一定要搶過來挨著遛一圈，向誰借錢或者討要零食不得逞，晚上必定偷偷地砸他們家後窗玻璃。義務勞動的時候，他們跟在看不慣的人後麵輪番丟蒜皮。有靦腆點兒的孩子穿件衣服時髦得讓他們硌眼，就山呼海嘯地朝他們打口哨，嚇得人家繞著走。總而言之，就是淘，活脫脫一個小太妹。“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壞公安，難壞法院”，就是她那時候的生動寫照。
誰都拿她這淘沒辦法。等二老緩過神來想要管教她的時候，她已經是沒臉沒皮，油鹽不浸。母親為此哭過無數次，最大的恐懼無非是怕她將來嫁不出去。就這德行，誰敢要啊？一天，她放學回家，聽見一位街坊大媽正娓娓道來地安慰著母親：“……好葫蘆開好瓢，好桃樹結好桃，你好人有好報，好飯遲起灶。再怎麽說，真真她還是個孩子呢。”餘真咣的一聲撞進門去，蹲到媽媽麵前，一絲不苟地重複道：“是啊，真真她還是個孩子呢。”母親撲哧一下笑了出來。
十六歲那年，餘真學會了喝酒。當然是白的。酒多半是董克搞來的。董克是“九英黨”成員之一，長得又瘦又小。餘真他們本來是看不上他的。可自從他哥哥犯了搶劫罪進了監獄他媽媽又病死之後，他們就把董克吸納了進來。從此，董克在校園裏不再受任何人欺負。家門不幸，無以解憂，董克的老爸就特別愛喝酒，每天都要呷二兩，董克就每天從他瓶子裏勻一點兒出來，存在一個瓶子裏，放在床底，大約十天半個月就能攢出一瓶子來，拿到學校，他們幾個分喝。酒其實是真不好喝，餘真喝隻是因為：一、它不好喝。二、他們同學，尤其是女同學都沒喝過。三、學校和家裏都不讓喝。
那天晚上，她也是喝了酒。喝酒的由頭是“九英黨”要慶祝期末考試勝利結束。按慣例，考試結束後放假三天，等老師改卷登分。之後還要再上大約兩周的新課才會放暑假。炎熱的六月，餘真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襯衣，套著一件自剪了腿的八分牛仔褲，和那幾個男孩子偷偷地鑽到一個背街小巷的酒館裏。他們中有五個人都從自家偷了白酒，什麽“桃杏溝”、“雙清渠”、“五家村”，都是當地的雜牌子。什麽度數的都有。他們要了幾個兩塊錢一份的小素菜：花生米、拌粉絲、拍黃瓜、海帶卷什麽的，一邊喝一邊討論著三天假期的安排。照著以往的作風，他們絕不會浪費這寶貴的三天假期。
從來沒有喝過這麽多白酒，而且還是如此龐雜的白酒，餘真自然而然地喝多了。不知道喝了多長時間，透過小酒館肮髒的玻璃窗，看看天黑得已經不像個樣子，他們搖搖晃晃地分手，回家。董克家離餘真家最近，要送她，餘真和他一起走到胡同口，就把他罵回去了。她不想讓爸爸媽媽看到自己和一個男孩子糾糾纏纏的，那會被他們誤會為談戀愛。一個以搗蛋著名的女孩子居然開始像別的女孩子一樣談戀愛，即使不是真的聽著也夠膩膩歪歪，該是多麽沒有麵子的事情啊。
那個夜晚，餘真跌跌撞撞地拐進老柳巷，一眼就發現巷裏第二盞路燈瞎了。老柳巷一共就三盞路燈，均等地安在拐彎狠些的地方。每盞都能管好多戶人家。餘真家在第三盞路燈後麵。不知怎的，她心裏有些怵。但家就在前麵，怵也得過去。她緊著步子，到了那盞瞎燈下。一陣風從後麵過來，她的腰突然就滯住了。兩眼一黑，喉嚨一緊，然後，她被拖上了一輛車。
喝了酒的她沒有一點兒力氣。一上車她就被剝光了。他把她的嘴巴塞住，手腳綁住，蜷放在前後座之間的空隙裏，很涼。很冷。很冰。很硬。但她卻是軟的。很軟。沒有骨頭的那種軟。
不知道行駛了多久，車終於停下。她嗅到了濃鬱的青草氣息，似乎是到郊外了。她耳聽著他打開前車門，下去。又打開後車門，上來。欺上她的身。他親吻她，撫摸她，嘴唇是顫抖的，手也是顫抖的。整個兒的他都是顫抖的，和她的身體一起。宛若兩個琴弦的合鳴——陌生的合鳴。
他做了兩次。第一次很凶猛，迫不及待。第二次，他的節奏便如出了峽穀的河流，變得舒緩，溫柔。
很疼。很疼。
他替她清洗了下麵——車上居然備有熱水和毛巾。他替她穿好衣服。然後，車開始啟動。也不知道是忘了還是怎的，他沒有再捆綁她，她完全可以解開眼睛上的布。但她沒有。
不知過了多久，她被放回到了路燈下。他把她抱下去之前，她清楚地記得，他仿佛是無限留戀地摸了一下她的頭。在他的手離她的頭越來越遠的時候，她能清楚地感覺到有幾根頭發還在依依不舍地追隨著他手指離去的方向。
在他的車發動的一瞬間，世界又回到了她的身邊。她全身上下的血液重新開始歡快地奔湧。
她慢慢地把眼睛上的布解開，發現再往前走幾米，就是她的老柳巷。路燈的光如刀子一般，刷刷地閃著她，把她的眼睛照得刺痛刺痛。
隻是，她的大腦一片空白。他的手是根魔杖，把她的什麽東西拿走了。永遠地拿走了。不，這東西不是她身體內的那層薄膜，這東西是看不見的。是屬於腦子的，屬於心的。
但那東西到底是什麽，在很長時間裏，她都不能確定，也不能明白。
那天晚上回家之後，她在衛生間待了許久。母親問她怎麽了，她說：“例假。”一整夜，她都把電扇開到最大擋。第二天，她如願以償地感冒了。那三天，她哪兒都沒去，就在床上躺了三天。
假期結束，一到學校，她就宣布退出“九英黨”。
“我看見你們就覺得惡心。”她說。
其實，她知道，她更惡心的，隻是自己。
上晚自習的時候，她第一次提出要爸爸去接。她說她做了一個噩夢，不想再一個人走夜路了。母親問她做了什麽噩夢，講出來可以解一解破一破，她道：“想不起來了。隻記得是鬼。”
“真真也知道害怕了。”母親笑。看得出來，她的笑容是安慰的。一個女孩子，說到天邊也不過是女孩子，總該有所畏懼才算正常。不然總是讓人擔憂的。
後來餘真要求住校。住校的一年裏，她開始勤奮讀書。她發誓要考一個很遠很遠的大學。能多遠，就多遠。那一年，她沒有一個朋友。不去走近任何人，任何人也別想走近她。“九英黨”失去了她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很快解散。八個男孩子裏除了董克，沒有人敢再招惹她。其實董克也不敢招惹。每逢周六晚上回家和周日晚上上學的時候，他隻是在胡同口等她。他可憐巴巴地站在那裏，用眼神和餘真打著招呼。餘真全都知道，全都看見，可她全都熟視無睹。
教室，圖書館，宿舍，餐廳，她每天都在這幾處直線行走，獨來獨往，對別人的事一律不聞不問。同宿舍一個女孩子失戀，哭得地動山搖，室友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安慰和同情，隻她沒有。那個人幸福的時候與自己無關，悲傷的時候憑什麽要加上自己？沒道理。這個世界說起來誰和誰都有關係，再說起來，誰和誰都無關。有同學曾經小心翼翼地批評過她，說她太驕傲太冷酷，把自己的門關得太緊，這樣享受不到集體的溫暖。她道：“我不是一個房間。我是一座墓。墓有門嗎？”
她把自己的野都收斂了起來。慢慢地，像一朵受了風寒的花，把自己的瓣，一片一片地聚起來，重又成了一個花苞。她變了一個人。安寧，內向，長久地不說話。看人總是寒光閃閃，像有一道玻璃嵌在裏麵。家裏人都說她懂事了，知道用功了，像個女孩子了。隻有她知道自己：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但大學畢業之後，她終還是回來了。因為她要嫁的人，就在這個城市。她沒法子不回。這個破了她初夜的城市，又要補給她一個完美的婚姻。她不能不要。她必須得寬宏大量，不計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