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兩個少年來說，整天算算術實在太過枯燥無聊，所以在這方麵花費的時間並不多，一開始純粹是好玩，後來更是隻為了應付趙旉檢查而已，而沈大用也從此在心算能力上拉開了兩人一大段距離，這令他幹勁更足，優勢也逐年擴大。隨著速算法越用越熟，沈大用漸漸發現自己可以在腦海中虛擬手勢（注1），這無疑進一步提高了計算的速度，到沈大用十八歲的時候，十三位以內的基本運算，他都能隨口報出正確答案，比打算盤還要快得多。另外沈大用還有一樁意外的驚喜，他在長期刻苦地練習速算法的過程中，鍛煉出了極強的情景模擬與記憶能力，這在日後對沈大用產生了很大的幫助。
但在那個時候，沈大用神乎其神的心算能力並沒有引起趙旉的重視，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人算得再快，也不如多找幾個帳房先生管用。趙旉對沈大用他們三人的期許甚高，讓他們學習速算法隻是為了讓他們多一項特殊技能而已，但如果花費太多時間鑽進去，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說起來，要不是趙旉無意中發現速算法還有開發智力的奇效，他恐怕就要阻止沈大用繼續“浪費時間”了，那麽沈大用的努力很可能就會半途而廢，對此趙旉現在依然慶幸不已。而因為一位特殊人才的投效，令沈大用本來略顯雞肋的神算特技一下子綻放出了眩目的光華，此人就是兩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理財專家趙開
本來趙旉是讓孫默拜師的，因為這個小子口風很緊，不易泄密，而且他對於數據也比較敏感。但孫默雖然平時沉默寡言，卻並不喜歡枯燥無比的財務管理，學習起來明顯缺乏積極性。趙旉雖然對此頗為不滿，但想到自己當年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沒有報考“錢”途無量的財會專業，趙旉就沒有苛求，畢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但財務工作雖然枯燥乏味，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而趙旉也不想趙開的絕學就此失傳，於是本著“廢物利用”的原則，讓那三個少年之中能力最差卻也最勤奮好學的沈大用接替了孫默的崗位
誰知這一無心之舉，卻在日後收到了極為豐厚的回報，其中固然有趙開與沈大用甚為相得，而毫無保留地將自己財務知識與多年理財的經驗傾囊相授的原因，沈大用的神算與超強記憶力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倒並不是因為沈大用仗著這門絕技，光靠他自己就能將王府極為冗雜的財務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條，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沈大用的神算再怎麽厲害，也最多就相當於十個擅打算盤的賬房先生罷了。
可是擁有這項絕技，卻使得沈大用能夠很快看出賬目之中存在的問題，那些慣於篡改賬目以求渾水摸魚的混蛋很快便被一個個揪了出來，再配合嚴刑峻法與高薪養廉這兩大利器（注2），一向最容易滋生蛆蟲的財政部門，清廉程度竟然逐漸高居衛王府各部門前列，而且工作效率也大大超出了趙旉的期望。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孫默執掌的內衛可以騰出更多的人手用於其他部門，尤其是對外的情報工作上，所以內衛係統的出色工作成效之中，其實也有沈大用的一份功勞。
不過，那時趙旉隻以為這一切都是趙開這個財政專家的功勞，如今趙開已經致仕回鄉養老去了，趙旉又遲遲不歸，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沈大用依然能夠將王府的財務打理得井井有條，足見他過人的才能。雖然由於運輸係統紊亂的緣故，淮南堆積如山的各種物資沒能及時運到各地，但那就不是隻管財務的沈大用的責任了。
但是，雖然沈大用得到了趙旉的肯定和讚許，但他潛意識中的那兩位競爭對手卻也不遜於他，掌管核心部門內衛係統的孫默就不用多說了，自小興趣廣泛而一直沒有明確方向的詹會龍在這兩年漸漸開始將精力集中於外交領域，並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初步顯露出他昔日天下第一神童的風采。
自從中日新航線開通以後，詹會龍就頻繁往返於兩國之間，主要忙於兩件事，一是完善琉球與鹿兒島的港口設施，為擴大兩國之間的貿易量和日後增加駐軍做好準備，在進一步深入了解日本之後，詹會龍已經部分認同了趙旉的觀點，對日本生出幾分防範之心。再說，不管怎樣，有武力作為後盾總是最安全的。
第二項工作則是一項長期任務，但卻更為重要，那就是在日本尋找並扶持親宋派人士，以保護和擴大大宋特別是衛王府在日本的利益。這些日本親宋派人士之中，固然有像平清盛這樣的上層人物，但更多的則是在日本地位並不算高的商人。詹會龍這樣做純粹是覺得大宋在日本的利益以商貿為主，自然要和那些日本商人處好關係，但趙旉聽完匯報後卻想得更加深遠。
在理解了馬基雅維利關於“人民的王”這一概念的論述以後，趙旉當時突然想起了前世記憶中的一段曆史。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外逃之後，中國境內根本就沒有類似後來“3－14”之類的民族分裂活動，為什麽改革開放之後，邊疆地區各族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民族矛盾（如果在民眾之中獲得不了任何支持，光靠外來勢力是鬧不起來的，當然這增大也隻是相對來說，在民族關係上中國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要好很多。）反而增大了呢？境外分裂勢力的煽動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六十年代中國與美國還是敵對關係，甚至周邊各國根本就沒幾個跟中國關係和睦，他們獲得的支持隻會更多，怎麽反而鬧騰不起來呢？
在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執政期間，對於民族地區的管理，采取的是下層路線，也即是說主要依靠那些出身於解放農奴的少數民族共產黨幹部。這些人雖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們既能密切聯係群眾，又對黨和政府感恩戴德，邊疆地區自然穩如泰山。而在改革開放之後，政治氛圍日漸寬鬆，很多原先在押的少數民族政治犯也得到了釋放，其中的不少人還被委以重任，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
注1：這段並非筆者杜撰，事實上有些學校在進行珠算特色教學時，同時有將算盤在腦中模擬，升級為腦算的內容。筆者昔日就讀的小學就以這一點聞名，雖然那是我上高中以後的事了，但因為小學的校領導一時不察，給那座實驗樓起了個叫作“珠腦樓”的名字，諧音令人巨寒，廣播裏又反複提到，想記不住也難
注2：兩者缺一不可，光靠嚴刑峻法，隻會令官府工作效率大減，而且由於生計所迫，官吏腐敗還是無法避免的，典型的例子是明初朱元璋統治時期，不過那時雖然吏治達不到朱元璋的預期，但比起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時期，總要好得多了，顯然並非全無效果；而光靠高薪養廉卻沒有嚴刑峻法配合，就更加愚不可及，因為官吏沒有了顧忌，必然更加為所欲為，而高薪待遇則愈發加大了他們的胃口。這樣做固然可以收買知識分子，令反對者群龍無首而難以成事，卻不但令隻能苟延殘喘的底層百姓失去對國家和朝廷的認同，也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動員能力，一旦遇到強有力的外來威脅，則常有亡國之危，例如宋朝和
但在那個時候，沈大用神乎其神的心算能力並沒有引起趙旉的重視，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人算得再快，也不如多找幾個帳房先生管用。趙旉對沈大用他們三人的期許甚高，讓他們學習速算法隻是為了讓他們多一項特殊技能而已，但如果花費太多時間鑽進去，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說起來，要不是趙旉無意中發現速算法還有開發智力的奇效，他恐怕就要阻止沈大用繼續“浪費時間”了，那麽沈大用的努力很可能就會半途而廢，對此趙旉現在依然慶幸不已。而因為一位特殊人才的投效，令沈大用本來略顯雞肋的神算特技一下子綻放出了眩目的光華，此人就是兩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理財專家趙開
本來趙旉是讓孫默拜師的，因為這個小子口風很緊，不易泄密，而且他對於數據也比較敏感。但孫默雖然平時沉默寡言，卻並不喜歡枯燥無比的財務管理，學習起來明顯缺乏積極性。趙旉雖然對此頗為不滿，但想到自己當年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沒有報考“錢”途無量的財會專業，趙旉就沒有苛求，畢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但財務工作雖然枯燥乏味，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而趙旉也不想趙開的絕學就此失傳，於是本著“廢物利用”的原則，讓那三個少年之中能力最差卻也最勤奮好學的沈大用接替了孫默的崗位
誰知這一無心之舉，卻在日後收到了極為豐厚的回報，其中固然有趙開與沈大用甚為相得，而毫無保留地將自己財務知識與多年理財的經驗傾囊相授的原因，沈大用的神算與超強記憶力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倒並不是因為沈大用仗著這門絕技，光靠他自己就能將王府極為冗雜的財務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條，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沈大用的神算再怎麽厲害，也最多就相當於十個擅打算盤的賬房先生罷了。
可是擁有這項絕技，卻使得沈大用能夠很快看出賬目之中存在的問題，那些慣於篡改賬目以求渾水摸魚的混蛋很快便被一個個揪了出來，再配合嚴刑峻法與高薪養廉這兩大利器（注2），一向最容易滋生蛆蟲的財政部門，清廉程度竟然逐漸高居衛王府各部門前列，而且工作效率也大大超出了趙旉的期望。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孫默執掌的內衛可以騰出更多的人手用於其他部門，尤其是對外的情報工作上，所以內衛係統的出色工作成效之中，其實也有沈大用的一份功勞。
不過，那時趙旉隻以為這一切都是趙開這個財政專家的功勞，如今趙開已經致仕回鄉養老去了，趙旉又遲遲不歸，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沈大用依然能夠將王府的財務打理得井井有條，足見他過人的才能。雖然由於運輸係統紊亂的緣故，淮南堆積如山的各種物資沒能及時運到各地，但那就不是隻管財務的沈大用的責任了。
但是，雖然沈大用得到了趙旉的肯定和讚許，但他潛意識中的那兩位競爭對手卻也不遜於他，掌管核心部門內衛係統的孫默就不用多說了，自小興趣廣泛而一直沒有明確方向的詹會龍在這兩年漸漸開始將精力集中於外交領域，並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初步顯露出他昔日天下第一神童的風采。
自從中日新航線開通以後，詹會龍就頻繁往返於兩國之間，主要忙於兩件事，一是完善琉球與鹿兒島的港口設施，為擴大兩國之間的貿易量和日後增加駐軍做好準備，在進一步深入了解日本之後，詹會龍已經部分認同了趙旉的觀點，對日本生出幾分防範之心。再說，不管怎樣，有武力作為後盾總是最安全的。
第二項工作則是一項長期任務，但卻更為重要，那就是在日本尋找並扶持親宋派人士，以保護和擴大大宋特別是衛王府在日本的利益。這些日本親宋派人士之中，固然有像平清盛這樣的上層人物，但更多的則是在日本地位並不算高的商人。詹會龍這樣做純粹是覺得大宋在日本的利益以商貿為主，自然要和那些日本商人處好關係，但趙旉聽完匯報後卻想得更加深遠。
在理解了馬基雅維利關於“人民的王”這一概念的論述以後，趙旉當時突然想起了前世記憶中的一段曆史。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外逃之後，中國境內根本就沒有類似後來“3－14”之類的民族分裂活動，為什麽改革開放之後，邊疆地區各族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民族矛盾（如果在民眾之中獲得不了任何支持，光靠外來勢力是鬧不起來的，當然這增大也隻是相對來說，在民族關係上中國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要好很多。）反而增大了呢？境外分裂勢力的煽動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六十年代中國與美國還是敵對關係，甚至周邊各國根本就沒幾個跟中國關係和睦，他們獲得的支持隻會更多，怎麽反而鬧騰不起來呢？
在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執政期間，對於民族地區的管理，采取的是下層路線，也即是說主要依靠那些出身於解放農奴的少數民族共產黨幹部。這些人雖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們既能密切聯係群眾，又對黨和政府感恩戴德，邊疆地區自然穩如泰山。而在改革開放之後，政治氛圍日漸寬鬆，很多原先在押的少數民族政治犯也得到了釋放，其中的不少人還被委以重任，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
注1：這段並非筆者杜撰，事實上有些學校在進行珠算特色教學時，同時有將算盤在腦中模擬，升級為腦算的內容。筆者昔日就讀的小學就以這一點聞名，雖然那是我上高中以後的事了，但因為小學的校領導一時不察，給那座實驗樓起了個叫作“珠腦樓”的名字，諧音令人巨寒，廣播裏又反複提到，想記不住也難
注2：兩者缺一不可，光靠嚴刑峻法，隻會令官府工作效率大減，而且由於生計所迫，官吏腐敗還是無法避免的，典型的例子是明初朱元璋統治時期，不過那時雖然吏治達不到朱元璋的預期，但比起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時期，總要好得多了，顯然並非全無效果；而光靠高薪養廉卻沒有嚴刑峻法配合，就更加愚不可及，因為官吏沒有了顧忌，必然更加為所欲為，而高薪待遇則愈發加大了他們的胃口。這樣做固然可以收買知識分子，令反對者群龍無首而難以成事，卻不但令隻能苟延殘喘的底層百姓失去對國家和朝廷的認同，也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動員能力，一旦遇到強有力的外來威脅，則常有亡國之危，例如宋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