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對這樣一群蝗蟲般的夫家的親戚，厭惡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從不多說什麽，因為她覺得她這個沒有工資同樣吃著父親閑飯的人在這種時候說話是不明智之舉。隻是她不怎麽跟他們說話，也說不到一起去，整天淡著一張臉。但父親這些厚道的親戚們卻對我母親這張淡臉總是視而不見，或者見到了也不往心裏去。他們或許還在心裏說，這是俺三叔家，你個娘兒們家箅個尿！
母親的口碑在父親的家鄉極差，他們一般能不提我母親盡量不提，實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個操蛋娘兒們”代替。這真是一群愛憎分明的人們，你給他們幾分顏色，他們找個機會是一定要還回去的。
每次這些窮親戚上門，最難受的要屬我的父親了。父親實在想善待他的親戚們，讓他們也跟他享幾天福，但我父親的工作又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時間陪他們，隻有把他們交給我的母親和公務員。公務員幫不了我父親多少忙，能幫他忙的父親又說了不算，因此父親的難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為來人太多，把我從我的房間擠進了父母的房間。很晚了，父親以為我睡覺了，就不把我當回事地同母親談開了。其實我沒睡著，父親和母親的對話我聽得一字不漏。父親說，你就不能笑笑？臉上好看一點？母親說，不能。父親說，為什麽不能？母親說，笑不出來。父親說，怎麽就笑不出來呢？
噢！你問我，我還沒問你呢！母親好像火了，聲音一下子高了許多。母親說，看著這黑壓壓的一片，你能笑得出來嗎？父親沉默了。他沒法不沉默。
我父親雖然保持了一些農民的質樸的淳厚，但他畢竟離開老家的年頭太久了，再加上他身邊有我這樣一位母親，所以父親的變化是跑不掉的。
父親的親戚們卻還把父親當成幾十年前的那個愣頭愣腦的莊稼漢，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飯前便後不洗手，他們的飯後不擦嘴不用溫水漱口，他們的上床睡覺前不洗腳不洗臉，他們手指甲縫裏的汙垢，他們隨地吐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把那口痰拉長的做派，他們滿口的髒話，甚至他們吃飯時上下嘴唇的吧嗒聲，都已讓父親覺得陌生，覺得不可思議，覺得難以接受，以至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他們吃飯的架勢跟我的父親很相似：那托著碗底的左手，那橫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親簡直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隻不過他們比我父親吃得凶猛，還比我父親多了一種迫不及待。那頻頻出擊的筷子，那把盤盤碗碗翻個底朝天的勁頭，讓同在一個飯桌上的我們很難適應和接受。我們把目光一齊壓向父親，父親的頭在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親把臉探進碗裏，像鴕鳥把頭埋進沙漠裏。父親放鬆了咬肌，細嚼慢咽，嘴裏的吧嗒聲忽然聽不見了。
就這麽不可思議！父親的鄉下親戚把我母親改造了十幾年也沒有改造成功的父親從鄉下帶來的毛病給改掉了。那時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經能很準確地使用那些從課本上學來的縐縐的成語典故了。大姐說，這叫“解鈴還須係鈴人”，父親在鄉下害下的病，就得讓這些鄉下的赤腳醫生來治。
到後來，父親實在草雞了這些鄉下的骨肉同胞們。父親給老家的一個當民辦教師的侄子寫了封信，不知這位堂兄是怎樣力挽狂瀾的，反正以後的日子安生清靜多了。
其實，要讓我這個旁觀者公平地說一下，我認為，我父親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們，這些一年四季掛著一身粗布衣褲的農村親戚們，即便是排著隊來，排著隊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們從我當政委的父親那兒得到的，還沒有我母親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島的舅舅和姨媽，這兩個城市親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發現，城市人和農村人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口音，也不在於穿戴，而在於為人處世的方式和方法。農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動聲色；農村人為一個針頭一條線腦能計較出臉紅脖子粗的效果來，城市人卻決不為一國一垣的得失而輕舉妄動。世上的便宜總是屬於那些能沉得住氣的人們。
城市人能沉得住氣，農村人就不行。
我的鄉下的堂哥堂姐們，他們對我們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著的。他們高喊著：“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盤子去呀！”沒頭蒼蠅一般，嗡嗡地來，嗡嗡地走。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遠一點的打箅，他們給什麽吃什麽，給什麽要什麽，不挑剔也不嫌棄。他們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順手牽羊地塞上一條毛巾圍巾或枕巾，掖走一塊肥皂香皂或一盒帶過濾嘴的好煙。他們基本上沿襲了北方農村收棗的方法，站在棗樹下，抻著脖子舉著頭，掄圓了杆子一陣亂打，能打多少箅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棗沒棗反正都要打幾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說，要不怎麽管他們叫農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棗的老杆子！
當年，我的舅舅和姨媽聯手將他們的妹妹我的母親推進我的父親的懷抱的時候，除了他們認為我父親有能力讓他們的妹妹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讓他們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對他們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沒有考慮的。但他們突出了前者，隱匿了後者，他們做得不留任何痕跡。
他們從不像父親那些鄉下親戚那樣，輕裝而來，沉重而去。他們從青島來到我們住的島子上，總是大包小包地帶，臨走反而讓我的母親覺得沒什麽給他們可帶的。島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產品對青島這個海濱城市來說，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東西。我們到碼頭上去送他們，對他們帶來的和即將帶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驚。在他們麵前，我們倒像我父親的那些鄉下親戚了，這讓我們有難為情的感覺。
但有一點卻被我們長久地忽視了，也就是說忘記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後來我們才懵然醒悟，原來我們是用不著那麽難為情的。
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媽，在填各種政審表格時，除了要老老實實填上外逃台灣的外祖父外，在社會關係一欄裏，他們就毫不客氣當仁不讓地填上我的父親。他們先是鄭重地寫上我父親比較鄉氣的名字，然後再鄭重地寫上**黨員，然後再鄭重地寫上中國人民解放軍xxxx部隊政治委員。
一個政審表上，能有我父親的胖身體壓著就夠分量了，我父親即便不能給予他們什麽，但也足夠跟我外逃台灣的外祖父分庭抗禮的了。
父親為他們做的好像還不止這些。舅舅家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姨媽家的兩個女兒，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視得跟個瞎子似的，其餘的表哥表姐們統統被我父親弄到了部隊，都入黨、提幹、當工農兵大學生去了。這是我父親的那些個鄉下親戚們做夢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為父親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親麵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氣，但我舅舅卻不。他從不跟我父親開玩笑，也不說任何出格過頭的話，他總是以一種平緩的沉穩的略帶一點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親對話。這種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對我父親的，也可以看成是對親人解放軍的。他跟我那父親客氣的彬彬有禮的樣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親手下的宣傳處長。
我的姨媽真是個好姨媽。她隻比我母親大兩歲，卻什麽都能幹，我們兄弟姐妹七個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棉衣棉褲棉鞋，都出自我們姨媽之手。沒有這個姨媽，我們恐怕要成為路上的凍死骨了。有時我就納悶，姨媽隻比我母親大兩歲且比我母親標致得多，但我母親憑什麽就比姨媽嬌貴得多呢？我們姊妹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很替我們的姨媽打抱不平。我認為還是我的二姐的見解對：咱媽純粹一個自己慣自己！
我們家跟我母親在青島的娘家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相互往來，要是非要挑出點毛病，大概就隻有挑我的那個姓歐陽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華名牌大學生，學的是工程力學，跟我姨媽結婚時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一九五七年底他從北京卷著鋪蓋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島，頭上還多了頂右派帽子。
我父親並不在意這個連襟頭上的這頂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親的家庭出身一樣。開始我母親還有顧慮，怕再跟姨媽家來往會影響我的父親。我父親說，扯淡！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帽子要給他戴，親戚也要同他走，搞運動不要和走親戚攪和到一塊去。
母親的口碑在父親的家鄉極差，他們一般能不提我母親盡量不提，實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個操蛋娘兒們”代替。這真是一群愛憎分明的人們，你給他們幾分顏色，他們找個機會是一定要還回去的。
每次這些窮親戚上門，最難受的要屬我的父親了。父親實在想善待他的親戚們，讓他們也跟他享幾天福，但我父親的工作又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時間陪他們，隻有把他們交給我的母親和公務員。公務員幫不了我父親多少忙，能幫他忙的父親又說了不算，因此父親的難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為來人太多，把我從我的房間擠進了父母的房間。很晚了，父親以為我睡覺了，就不把我當回事地同母親談開了。其實我沒睡著，父親和母親的對話我聽得一字不漏。父親說，你就不能笑笑？臉上好看一點？母親說，不能。父親說，為什麽不能？母親說，笑不出來。父親說，怎麽就笑不出來呢？
噢！你問我，我還沒問你呢！母親好像火了，聲音一下子高了許多。母親說，看著這黑壓壓的一片，你能笑得出來嗎？父親沉默了。他沒法不沉默。
我父親雖然保持了一些農民的質樸的淳厚，但他畢竟離開老家的年頭太久了，再加上他身邊有我這樣一位母親，所以父親的變化是跑不掉的。
父親的親戚們卻還把父親當成幾十年前的那個愣頭愣腦的莊稼漢，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飯前便後不洗手，他們的飯後不擦嘴不用溫水漱口，他們的上床睡覺前不洗腳不洗臉，他們手指甲縫裏的汙垢，他們隨地吐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把那口痰拉長的做派，他們滿口的髒話，甚至他們吃飯時上下嘴唇的吧嗒聲，都已讓父親覺得陌生，覺得不可思議，覺得難以接受，以至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他們吃飯的架勢跟我的父親很相似：那托著碗底的左手，那橫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親簡直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隻不過他們比我父親吃得凶猛，還比我父親多了一種迫不及待。那頻頻出擊的筷子，那把盤盤碗碗翻個底朝天的勁頭，讓同在一個飯桌上的我們很難適應和接受。我們把目光一齊壓向父親，父親的頭在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親把臉探進碗裏，像鴕鳥把頭埋進沙漠裏。父親放鬆了咬肌，細嚼慢咽，嘴裏的吧嗒聲忽然聽不見了。
就這麽不可思議！父親的鄉下親戚把我母親改造了十幾年也沒有改造成功的父親從鄉下帶來的毛病給改掉了。那時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經能很準確地使用那些從課本上學來的縐縐的成語典故了。大姐說，這叫“解鈴還須係鈴人”，父親在鄉下害下的病，就得讓這些鄉下的赤腳醫生來治。
到後來，父親實在草雞了這些鄉下的骨肉同胞們。父親給老家的一個當民辦教師的侄子寫了封信，不知這位堂兄是怎樣力挽狂瀾的，反正以後的日子安生清靜多了。
其實，要讓我這個旁觀者公平地說一下，我認為，我父親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們，這些一年四季掛著一身粗布衣褲的農村親戚們，即便是排著隊來，排著隊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們從我當政委的父親那兒得到的，還沒有我母親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島的舅舅和姨媽，這兩個城市親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發現，城市人和農村人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口音，也不在於穿戴，而在於為人處世的方式和方法。農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動聲色；農村人為一個針頭一條線腦能計較出臉紅脖子粗的效果來，城市人卻決不為一國一垣的得失而輕舉妄動。世上的便宜總是屬於那些能沉得住氣的人們。
城市人能沉得住氣，農村人就不行。
我的鄉下的堂哥堂姐們，他們對我們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著的。他們高喊著：“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盤子去呀！”沒頭蒼蠅一般，嗡嗡地來，嗡嗡地走。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遠一點的打箅，他們給什麽吃什麽，給什麽要什麽，不挑剔也不嫌棄。他們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順手牽羊地塞上一條毛巾圍巾或枕巾，掖走一塊肥皂香皂或一盒帶過濾嘴的好煙。他們基本上沿襲了北方農村收棗的方法，站在棗樹下，抻著脖子舉著頭，掄圓了杆子一陣亂打，能打多少箅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棗沒棗反正都要打幾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說，要不怎麽管他們叫農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棗的老杆子！
當年，我的舅舅和姨媽聯手將他們的妹妹我的母親推進我的父親的懷抱的時候，除了他們認為我父親有能力讓他們的妹妹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讓他們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對他們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沒有考慮的。但他們突出了前者，隱匿了後者，他們做得不留任何痕跡。
他們從不像父親那些鄉下親戚那樣，輕裝而來，沉重而去。他們從青島來到我們住的島子上，總是大包小包地帶，臨走反而讓我的母親覺得沒什麽給他們可帶的。島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產品對青島這個海濱城市來說，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東西。我們到碼頭上去送他們，對他們帶來的和即將帶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驚。在他們麵前，我們倒像我父親的那些鄉下親戚了，這讓我們有難為情的感覺。
但有一點卻被我們長久地忽視了，也就是說忘記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後來我們才懵然醒悟，原來我們是用不著那麽難為情的。
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媽，在填各種政審表格時，除了要老老實實填上外逃台灣的外祖父外，在社會關係一欄裏，他們就毫不客氣當仁不讓地填上我的父親。他們先是鄭重地寫上我父親比較鄉氣的名字，然後再鄭重地寫上**黨員，然後再鄭重地寫上中國人民解放軍xxxx部隊政治委員。
一個政審表上，能有我父親的胖身體壓著就夠分量了，我父親即便不能給予他們什麽，但也足夠跟我外逃台灣的外祖父分庭抗禮的了。
父親為他們做的好像還不止這些。舅舅家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姨媽家的兩個女兒，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視得跟個瞎子似的，其餘的表哥表姐們統統被我父親弄到了部隊，都入黨、提幹、當工農兵大學生去了。這是我父親的那些個鄉下親戚們做夢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為父親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親麵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氣，但我舅舅卻不。他從不跟我父親開玩笑，也不說任何出格過頭的話，他總是以一種平緩的沉穩的略帶一點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親對話。這種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對我父親的，也可以看成是對親人解放軍的。他跟我那父親客氣的彬彬有禮的樣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親手下的宣傳處長。
我的姨媽真是個好姨媽。她隻比我母親大兩歲，卻什麽都能幹，我們兄弟姐妹七個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棉衣棉褲棉鞋，都出自我們姨媽之手。沒有這個姨媽，我們恐怕要成為路上的凍死骨了。有時我就納悶，姨媽隻比我母親大兩歲且比我母親標致得多，但我母親憑什麽就比姨媽嬌貴得多呢？我們姊妹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很替我們的姨媽打抱不平。我認為還是我的二姐的見解對：咱媽純粹一個自己慣自己！
我們家跟我母親在青島的娘家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相互往來，要是非要挑出點毛病，大概就隻有挑我的那個姓歐陽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華名牌大學生，學的是工程力學，跟我姨媽結婚時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一九五七年底他從北京卷著鋪蓋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島，頭上還多了頂右派帽子。
我父親並不在意這個連襟頭上的這頂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親的家庭出身一樣。開始我母親還有顧慮，怕再跟姨媽家來往會影響我的父親。我父親說，扯淡！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帽子要給他戴，親戚也要同他走，搞運動不要和走親戚攪和到一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