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後，姐姐的一個好朋友對我說：那時，我才算知道什麽叫醉生夢死了。
姐姐有一個在軍區管檔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跟姐姐聊天，無意中說到他那裏存放著全戰區所有團以上幹部的檔案。這個朋友開著玩笑問我姐姐：怎麽樣，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紅色檔案？我姐姐隨口說了句想，於是，他倆就約好第二天在檔案館門口見。
姐姐打開父親那厚厚的一疊檔案，除了看見父親的戰功，還看見了那封信，那封父親在1950年上交給組織的大爺從江西的來信。
當時，姐姐雙手捧著那封信，旁邊的朋友看見，那被歲月浸得泛黃的一頁紙在她的手上窸窣著發抖，朋友還發現，姐姐瘦削憔悴的臉色特別特別的難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黽了，姐姐那陣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當大的。
五天後，姐姐回來了。當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裏吞下了整整兩瓶安定，還喝了大半瓶啤酒。姐姐將啤酒當水，將置她於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進胃裏。等有人發現，我姐姐年輕的身子早已涼透了。
姐姐死得很倉促，頭發零亂，衣衫不潔，她連將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沒有了，可見，死她是件多麽急迫的事情。
沒有誰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裏，幹了什麽，她沒給我們留下隻言片語。我隻能這麽說：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這個世界已沒有什麽能吸引她的了，連骨肉相連的親情也不能。
隨著我姐姐的死亡，尋找大爺以及跟大爺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實，尋找大爺的事情，自始至終不是一種家庭的行為，而是家庭中某一個成員的固執或者說是不可思議的熱情所致。除了我熱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們家沒有什麽人再會對他的杳無音訊和生死存亡牽著一份情，擔著一份心了。
大爺是誰？跟我們有什麽關係？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變我們相對穩定的生活嗎？我們認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們的生活無關，我們找他幹什麽呢？
我們那時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這麽簡單。別看我們成天把“全人類”之類的事情掛在自己的嘴邊，其實我們知道，越是宏偉越是遠大的東西，越是虛無越是縹緲。我們把些虛無和縹緲的東西成天掛在嘴裏，卻對跟我們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一些東西視而不見。比如血緣，比如親情。
那個年代，是個不允許人道主義抬頭的年代，對人道主義的警惕和批判，使我們對親情啦，血緣啦這類的詞匯感到無比生疏。不要說去想它們，更不要說去尋找它們了。
我在28歲那年，生下我的兒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親。那年，我年邁的父母雙親從千裏之外來到北京我的小家，幫助我們料理那段慌忙而雜亂的日子。
我父親的老態雖然不能用“龍鍾”來形容，但用“老態”是完全勝任的。他基本上幫不上什麽忙，他的到來，隻是起著一個“聲勢浩大”的作用。再說，他已基本上習慣了我母親的控製，對母親的“失控”，恐泊已不習慣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著。早上起來就滿屋子亂走，碰碰東，撞撞西，製造出許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響聲；晚上就守在電視前，一直等到最後一個電視台最後一個播音員親切地祝他晚安，約他明天再見。
一天晚上，我大約是白天睡多了，怎麽也睡不著了。燈是不能開的，會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台燈也不行。我想與其這樣翻來覆去地惹丈夫煩，還不如到客廳去陪陪父親說說話。父母來後，我光顧理直氣壯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連坐下來同父母談一談的時間都不給他們。想到這些，我有點內疚。
來到客廳，見父親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眯著眼睛打噸。電視裏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給看出來的破電視劇，我以為父親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經讓自己睡了，誰知我正要關電視，忽聽父親說，別關，我還看呢。
我嚇了一跳，回頭看了眼父親，說，這麽臭的東西你也看呀？我給你換個台吧。
父親不反對，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陣猛按，換了半天台，其他台都是一張沙沙的雪花臉，還惟有這個台在折磨人。父親說，別管了，就它吧！於是，我隻好坐下來，陪父親忍受著。音樂中出現了很悲很哀的嗩呐聲，接著畫麵上出現了一座新墳。一根樹枝插在墳邊，上邊綁了條白帶子，大概有什麽講究。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很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對我說：
於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爺的墳。我吃了一驚地望著父親。日光燈下的父親，頭發幾乎全白了，連短短的胡茬也若隱若現出一種模糊的白色。我突然意識到：父親老了，父親真的老了，父親從裏到外徹底地老了。
當然，我是不會允許年老的父親返老還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氣的。我知道，對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臉，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開玩笑說，爸，你怎麽淨徙記著死的？你怎麽就不想想有可能活著的大爺？
說完這句玩笑話，我心裏悚然一驚。我怎麽覺得這句話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幹年前，有誰說過這句話，或者說過與這句話非常相似的話。
是誰說的呢？我的大腦向前猛跑，跑著跑著，跑到了1974年的那個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於明的姐姐，說過與這極其相似的一句話。
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一一她當時問我們的父親：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呢？
那個時候的記憶忽然如無邊無際的浪濤，鋪天蓋地地撲到麵前：父親坐在一張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著他。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當時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樣子。父親當時的聲音就在耳邊——
父親深歎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係這麽久了，想又有什麽用？
我望著日光燈下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的父親，他蒼老的頭顱在日光燈下顯得有氣無力。
父親歎出一口氣來，那氣也歎得無精打采。父親底氣不足地說：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父親的樣子和父親的回答，令我有一種傷感在體內彌漫。我不知道是因為父親老了，對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懷有一種不可遏製
的向往和留戀，還是因為父親離職閑適下來，無官一身輕地返璞歸真了。我以為，這兩點對父親都有點為時已晚了。他老了，對一些對他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隻能有想法而無法有行動了。我想，這真是一種悲哀，一種於事無補的悲哀。
那天，去給兒子上戶口的丈夫，除了帶回―棟色的硬殼戶口本外，還帶回了一個鮮紅的小塑料證。我接過一看，是個獨生子女證。丈夫在一旁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本子，它一個月可以給兒子掙六塊錢哩。
我也緊接著開了一個玩笑說：我可真沒敢小看它。一個月六塊錢，剝奪了兒子享受兄弟姐妹快樂的權利，買斷了兒子終身的孤獨。
我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罾將享受一種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的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的叫做獨生子女的嬌慣。今後，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將連個與其血脈相通的親人的想頭都沒有。他將孤獨地承受著父母的血緣。他的生命注定著脆弱也注定著沉重。他的脆弱，在於他今後簡直就不能有個三長兩短，他連個可靠的血源都很難找到；他的沉重；在於他寄托和承擔了太多太多的東兩，恐怕他這一生都要為這種寄托和承擔所累。
我感到我傾兒子。
兒子在我的懷中很乖，他睜著黑亮的眼睛望著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說，未滿月的孩子是看不見東西的，我不信。這麽黑這麽亮的眼睛會看不見？他會看見的，他一定看見了他母親此刻臉上的愧色和憂鬱。
我搖著懷中很乖很乖的兒子，嘴裏輕輕地說些想說給他聽的話。我說，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這個時候，父親在那天晚上的蒼老的底氣不足的聲音響起在我的耳邊：
姐姐有一個在軍區管檔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跟姐姐聊天，無意中說到他那裏存放著全戰區所有團以上幹部的檔案。這個朋友開著玩笑問我姐姐：怎麽樣，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紅色檔案？我姐姐隨口說了句想，於是，他倆就約好第二天在檔案館門口見。
姐姐打開父親那厚厚的一疊檔案，除了看見父親的戰功，還看見了那封信，那封父親在1950年上交給組織的大爺從江西的來信。
當時，姐姐雙手捧著那封信，旁邊的朋友看見，那被歲月浸得泛黃的一頁紙在她的手上窸窣著發抖，朋友還發現，姐姐瘦削憔悴的臉色特別特別的難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黽了，姐姐那陣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當大的。
五天後，姐姐回來了。當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裏吞下了整整兩瓶安定，還喝了大半瓶啤酒。姐姐將啤酒當水，將置她於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進胃裏。等有人發現，我姐姐年輕的身子早已涼透了。
姐姐死得很倉促，頭發零亂，衣衫不潔，她連將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沒有了，可見，死她是件多麽急迫的事情。
沒有誰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裏，幹了什麽，她沒給我們留下隻言片語。我隻能這麽說：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這個世界已沒有什麽能吸引她的了，連骨肉相連的親情也不能。
隨著我姐姐的死亡，尋找大爺以及跟大爺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實，尋找大爺的事情，自始至終不是一種家庭的行為，而是家庭中某一個成員的固執或者說是不可思議的熱情所致。除了我熱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們家沒有什麽人再會對他的杳無音訊和生死存亡牽著一份情，擔著一份心了。
大爺是誰？跟我們有什麽關係？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變我們相對穩定的生活嗎？我們認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們的生活無關，我們找他幹什麽呢？
我們那時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這麽簡單。別看我們成天把“全人類”之類的事情掛在自己的嘴邊，其實我們知道，越是宏偉越是遠大的東西，越是虛無越是縹緲。我們把些虛無和縹緲的東西成天掛在嘴裏，卻對跟我們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一些東西視而不見。比如血緣，比如親情。
那個年代，是個不允許人道主義抬頭的年代，對人道主義的警惕和批判，使我們對親情啦，血緣啦這類的詞匯感到無比生疏。不要說去想它們，更不要說去尋找它們了。
我在28歲那年，生下我的兒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親。那年，我年邁的父母雙親從千裏之外來到北京我的小家，幫助我們料理那段慌忙而雜亂的日子。
我父親的老態雖然不能用“龍鍾”來形容，但用“老態”是完全勝任的。他基本上幫不上什麽忙，他的到來，隻是起著一個“聲勢浩大”的作用。再說，他已基本上習慣了我母親的控製，對母親的“失控”，恐泊已不習慣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著。早上起來就滿屋子亂走，碰碰東，撞撞西，製造出許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響聲；晚上就守在電視前，一直等到最後一個電視台最後一個播音員親切地祝他晚安，約他明天再見。
一天晚上，我大約是白天睡多了，怎麽也睡不著了。燈是不能開的，會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台燈也不行。我想與其這樣翻來覆去地惹丈夫煩，還不如到客廳去陪陪父親說說話。父母來後，我光顧理直氣壯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連坐下來同父母談一談的時間都不給他們。想到這些，我有點內疚。
來到客廳，見父親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眯著眼睛打噸。電視裏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給看出來的破電視劇，我以為父親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經讓自己睡了，誰知我正要關電視，忽聽父親說，別關，我還看呢。
我嚇了一跳，回頭看了眼父親，說，這麽臭的東西你也看呀？我給你換個台吧。
父親不反對，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陣猛按，換了半天台，其他台都是一張沙沙的雪花臉，還惟有這個台在折磨人。父親說，別管了，就它吧！於是，我隻好坐下來，陪父親忍受著。音樂中出現了很悲很哀的嗩呐聲，接著畫麵上出現了一座新墳。一根樹枝插在墳邊，上邊綁了條白帶子，大概有什麽講究。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很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對我說：
於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爺的墳。我吃了一驚地望著父親。日光燈下的父親，頭發幾乎全白了，連短短的胡茬也若隱若現出一種模糊的白色。我突然意識到：父親老了，父親真的老了，父親從裏到外徹底地老了。
當然，我是不會允許年老的父親返老還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氣的。我知道，對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臉，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開玩笑說，爸，你怎麽淨徙記著死的？你怎麽就不想想有可能活著的大爺？
說完這句玩笑話，我心裏悚然一驚。我怎麽覺得這句話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幹年前，有誰說過這句話，或者說過與這句話非常相似的話。
是誰說的呢？我的大腦向前猛跑，跑著跑著，跑到了1974年的那個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於明的姐姐，說過與這極其相似的一句話。
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一一她當時問我們的父親：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呢？
那個時候的記憶忽然如無邊無際的浪濤，鋪天蓋地地撲到麵前：父親坐在一張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著他。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當時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樣子。父親當時的聲音就在耳邊——
父親深歎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係這麽久了，想又有什麽用？
我望著日光燈下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的父親，他蒼老的頭顱在日光燈下顯得有氣無力。
父親歎出一口氣來，那氣也歎得無精打采。父親底氣不足地說：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父親的樣子和父親的回答，令我有一種傷感在體內彌漫。我不知道是因為父親老了，對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懷有一種不可遏製
的向往和留戀，還是因為父親離職閑適下來，無官一身輕地返璞歸真了。我以為，這兩點對父親都有點為時已晚了。他老了，對一些對他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隻能有想法而無法有行動了。我想，這真是一種悲哀，一種於事無補的悲哀。
那天，去給兒子上戶口的丈夫，除了帶回―棟色的硬殼戶口本外，還帶回了一個鮮紅的小塑料證。我接過一看，是個獨生子女證。丈夫在一旁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本子，它一個月可以給兒子掙六塊錢哩。
我也緊接著開了一個玩笑說：我可真沒敢小看它。一個月六塊錢，剝奪了兒子享受兄弟姐妹快樂的權利，買斷了兒子終身的孤獨。
我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罾將享受一種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的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的叫做獨生子女的嬌慣。今後，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將連個與其血脈相通的親人的想頭都沒有。他將孤獨地承受著父母的血緣。他的生命注定著脆弱也注定著沉重。他的脆弱，在於他今後簡直就不能有個三長兩短，他連個可靠的血源都很難找到；他的沉重；在於他寄托和承擔了太多太多的東兩，恐怕他這一生都要為這種寄托和承擔所累。
我感到我傾兒子。
兒子在我的懷中很乖，他睜著黑亮的眼睛望著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說，未滿月的孩子是看不見東西的，我不信。這麽黑這麽亮的眼睛會看不見？他會看見的，他一定看見了他母親此刻臉上的愧色和憂鬱。
我搖著懷中很乖很乖的兒子，嘴裏輕輕地說些想說給他聽的話。我說，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這個時候，父親在那天晚上的蒼老的底氣不足的聲音響起在我的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