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節江寧辦差（1）
一路順河而下，洪波湧起，運河兩岸層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詠一番的秋風蕭瑟之景。
舟中的幾個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剛剛用過了晚飯，正圍坐在幾案前品茗談天。他們三個人都稱得上是理學大家，不過所學途徑卻殊無相侔。曾國藩是篤守程、朱，這一點和沈淮一樣，而孫瑞珍的理學則是由陸象山而來的王陽明之學。朱、陸各成門戶，有名的“鵝湖之會”，彼此辨疑質難，各不相下；這天在秋風颯颯的行舟中，三個人分作兩派，意氣激昂，各自當仁不讓，亦算不輸於前賢。
曾國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學，重在格物致知，以為“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窮物之理，以至於極，來擴充此心的知識，到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就是所謂“窮理盡性”。
但陸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良知”。如果說一個人定要讀書才會有良知；那麽堯舜並不曾讀書，何以成為聖賢？
發展到明朝的王陽明，本來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學說的，從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裏的一叢竹子，為何竹有節？為何竹長青？竹如何生筍？何以筍可食麵竹不可食？竹葉又為何與樹葉不同？這樣格來格去，格不出一個名堂；而焦勞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懨懨成病，很悲傷地在想，沒有這大力量去格物，聖賢是做不到的了！
於是王陽明就想：聖人到了這步田地，除此以外，還有什麽更好的辦法？這樣想來想去想到半夜裏，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聖人之道！自己心裏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經由格物去求。這比陸象山的學說更進了一步，而與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遠了。
但是，曾國藩不喜歡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另有緣故。王陽明的“致良知”的由來，近乎佛家的“頓悟”；他的《傳習錄》中，有“所機鋒”的禪味。而曾國藩所討厭的就是這一點禪味；因為在儒家看，那是異端！
“二公莫流於門戶之見！”看兩個人的爭論有流於意氣的跡象，沈淮趕忙勸阻：“照我看，二公的異處甚微，同處極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與之心，但求有利於民，不計個人榮辱安危，皆不愧為醇儒；第三，著書立說，力倡正學，皆不愧為大儒。”
曾國藩和孫瑞珍同時拱手一笑：“不敢，不敢。東川兄過獎了。”
爭論了一番，兩個人都暫時失去了說話的興趣，座艙中靜悄悄的，隻有河上刮過的風聲呼呼過耳，偶然有波濤拍打著船身，有節奏的聲響讓人昏昏欲睡。
“滌生兄，東川兄，此次辦差，非比尋常……，”孫瑞珍又挑起了話題：“……我大清小民於江寧換約之事始終耿耿於懷，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於行禮一節始終不肯低頭的話，民怨沸騰還是小事，傷了皇上識人之明，老夫就萬死不能嚐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點點頭，大聲附和到：“若是英使終究不肯於皇上之前低頭的話，即使皇上有意允準其進京，我等身為臣子的，也當犯言直諫，一力抗阻。”
“嗯，東川兄所言不愧為謀國之議。老夫當忝為驥尾，與東川兄聯名上奏。”孫瑞珍撚著短髯一笑，眼神從沈淮臉上轉到曾國藩：“滌生兄以為如何？”
對方問到自己，曾國藩不能不說話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會兒，慢吞吞的開口說到：“英公與東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為臣子的本分。隻是有一節，國藩心中狐疑，還請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當。”孫瑞珍趕忙擺擺手：“指教二字萬萬休提，隻是滌生兄若是有疑問，不妨提出來，我等共商便是。”
曾國藩也不客氣，徑直問到：“英公，東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寧辦差，本意為何？若是隻為與夷人講明道理，使其頓悟前執之不可行，張帆南返，隻需一紙上諭，將此事交由兩江總督陸大人和夷人曉諭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孫瑞珍同時一皺眉：“那，以曾兄之見呢？”
曾國藩苦笑著搖搖頭：“此事我也糾結於心，始終不曾通曉聖心為何。所以才拿出來與兩位大人相商。”
孫瑞珍心中鄙視：他雖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國藩召回殿中所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臨時寫就的上諭，但是論及皇帝的心思，他自問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樣的，這一次同行的三個人怕也都是心中了然，不過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說出來而已。
這會兒聽曾國藩提及，孫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態度了：“以老夫看來，皇上聖心為懷，於英夷有還遠之意。我等當上體天心，將此一節與英夷解說明白。並以前情為例，總要迫使英夷於我皇上麵前行君臣大禮的為是。”
孫瑞珍有了這樣的表態，曾國藩心中滿意，學著他剛才的樣子撚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國藩佩服。”
大清於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國人簽訂的《江寧條約》中關於英人在華有著很明確的規定：‘……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
條約中寫得清楚，但是實際上，來自中華上國的小民百姓對這些紅頭發，綠眼珠的夷人從來都是不肯以禮相待的。便以入城為例：上海和寧波還好一點，英國人很快就實現了目的；廈門不過是一個方圓一裏的炮台，英人主動放棄；至於福州，道光25年的時候實現了外交官入城，英國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時候才入的城。最讓英國人懊惱和無奈的就是廣州，因為入城一事幾乎再一次引發雙方激戰，最後沒有辦法，隻得擱置了此事。
其實，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國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麽自由和順暢，隻是中國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敵視的眼神，就讓生活在城中的‘所屬家眷’如芒刺在背，時時刻刻都得注意身後有沒有來自中國人的動作。一些領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連大門都不敢出。本來是想到這遙遠而陌生的東方古國來領略一番神秘文化的本意，到了這裏才發現，自己的生活起居和行動方式，與這裏本來信奉的文化卻是這樣的格格不入。
此等事體文翰無從過問，也無暇過問，他這一次從香港到上海投遞公文，本身是一件不很合乎情理之事――清朝自道光中葉之後，迫於外勢，任命兩廣總督同時兼理五口通商事物大臣的職銜，就近負責和身在香港的駐華公使聯絡和處理相關事宜。不過時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是個百分之百昧於外務的書生官員，隻從他和任廣東巡撫的葉名琛組織十萬民勇，不惜因入城之事與英人開戰就可見一斑。
文翰自知和他說不清楚道理，繞過五口通商大臣，直接到上海，派遣通譯麥華陀把由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關於廣州入城一事的照會交給了陸建瀛。並請他轉呈大清國皇帝陛下。
英國人的這種做法是很出乎常理的，陸建瀛總算不是傻瓜，知道這樣的事情不能輕易同意，當下通過通譯詢問：“既有公文，應在廣東總辦五口事物大臣處呈遞，因何遠至上海麵呈？”
麥華陀的答複是：“徐大人與我們不睦，不便呈遞。”
陸建瀛知道是因為道光二十九年之事引發的爭議，當下好言相勸，以自己職銜所限，不能轉呈為由，意圖將英國人打發回廣州，誰知道麥華陀在中國有年，很知道這些人色厲內荏的本色，當下說道：“若是大人不願意的話，我也隻能遠道奔赴天津，交付有司轉投了。”
陸建瀛一聽這個，有點害怕，當下以‘天津不在五口通商口岸之中，不應違約擅往。而且，沿途文武亦必盤詰攔阻’為由勸阻，誰知道麥華陀吃了秤砣一般的鐵下心來，非要到天津投遞公文不可。
沒奈何，陸建瀛隻得好言哄騙，最後答應把照會收下來，由自己代呈大清皇帝，然後等待批示事宜雲雲。這一次，英國人同意了。
一路順河而下，洪波湧起，運河兩岸層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詠一番的秋風蕭瑟之景。
舟中的幾個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剛剛用過了晚飯，正圍坐在幾案前品茗談天。他們三個人都稱得上是理學大家，不過所學途徑卻殊無相侔。曾國藩是篤守程、朱，這一點和沈淮一樣，而孫瑞珍的理學則是由陸象山而來的王陽明之學。朱、陸各成門戶，有名的“鵝湖之會”，彼此辨疑質難，各不相下；這天在秋風颯颯的行舟中，三個人分作兩派，意氣激昂，各自當仁不讓，亦算不輸於前賢。
曾國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學，重在格物致知，以為“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窮物之理，以至於極，來擴充此心的知識，到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就是所謂“窮理盡性”。
但陸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良知”。如果說一個人定要讀書才會有良知；那麽堯舜並不曾讀書，何以成為聖賢？
發展到明朝的王陽明，本來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學說的，從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裏的一叢竹子，為何竹有節？為何竹長青？竹如何生筍？何以筍可食麵竹不可食？竹葉又為何與樹葉不同？這樣格來格去，格不出一個名堂；而焦勞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懨懨成病，很悲傷地在想，沒有這大力量去格物，聖賢是做不到的了！
於是王陽明就想：聖人到了這步田地，除此以外，還有什麽更好的辦法？這樣想來想去想到半夜裏，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聖人之道！自己心裏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經由格物去求。這比陸象山的學說更進了一步，而與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遠了。
但是，曾國藩不喜歡王陽明“致良知”的學說，另有緣故。王陽明的“致良知”的由來，近乎佛家的“頓悟”；他的《傳習錄》中，有“所機鋒”的禪味。而曾國藩所討厭的就是這一點禪味；因為在儒家看，那是異端！
“二公莫流於門戶之見！”看兩個人的爭論有流於意氣的跡象，沈淮趕忙勸阻：“照我看，二公的異處甚微，同處極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與之心，但求有利於民，不計個人榮辱安危，皆不愧為醇儒；第三，著書立說，力倡正學，皆不愧為大儒。”
曾國藩和孫瑞珍同時拱手一笑：“不敢，不敢。東川兄過獎了。”
爭論了一番，兩個人都暫時失去了說話的興趣，座艙中靜悄悄的，隻有河上刮過的風聲呼呼過耳，偶然有波濤拍打著船身，有節奏的聲響讓人昏昏欲睡。
“滌生兄，東川兄，此次辦差，非比尋常……，”孫瑞珍又挑起了話題：“……我大清小民於江寧換約之事始終耿耿於懷，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於行禮一節始終不肯低頭的話，民怨沸騰還是小事，傷了皇上識人之明，老夫就萬死不能嚐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點點頭，大聲附和到：“若是英使終究不肯於皇上之前低頭的話，即使皇上有意允準其進京，我等身為臣子的，也當犯言直諫，一力抗阻。”
“嗯，東川兄所言不愧為謀國之議。老夫當忝為驥尾，與東川兄聯名上奏。”孫瑞珍撚著短髯一笑，眼神從沈淮臉上轉到曾國藩：“滌生兄以為如何？”
對方問到自己，曾國藩不能不說話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會兒，慢吞吞的開口說到：“英公與東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為臣子的本分。隻是有一節，國藩心中狐疑，還請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當。”孫瑞珍趕忙擺擺手：“指教二字萬萬休提，隻是滌生兄若是有疑問，不妨提出來，我等共商便是。”
曾國藩也不客氣，徑直問到：“英公，東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寧辦差，本意為何？若是隻為與夷人講明道理，使其頓悟前執之不可行，張帆南返，隻需一紙上諭，將此事交由兩江總督陸大人和夷人曉諭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孫瑞珍同時一皺眉：“那，以曾兄之見呢？”
曾國藩苦笑著搖搖頭：“此事我也糾結於心，始終不曾通曉聖心為何。所以才拿出來與兩位大人相商。”
孫瑞珍心中鄙視：他雖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國藩召回殿中所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臨時寫就的上諭，但是論及皇帝的心思，他自問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樣的，這一次同行的三個人怕也都是心中了然，不過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說出來而已。
這會兒聽曾國藩提及，孫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態度了：“以老夫看來，皇上聖心為懷，於英夷有還遠之意。我等當上體天心，將此一節與英夷解說明白。並以前情為例，總要迫使英夷於我皇上麵前行君臣大禮的為是。”
孫瑞珍有了這樣的表態，曾國藩心中滿意，學著他剛才的樣子撚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國藩佩服。”
大清於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國人簽訂的《江寧條約》中關於英人在華有著很明確的規定：‘……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
條約中寫得清楚，但是實際上，來自中華上國的小民百姓對這些紅頭發，綠眼珠的夷人從來都是不肯以禮相待的。便以入城為例：上海和寧波還好一點，英國人很快就實現了目的；廈門不過是一個方圓一裏的炮台，英人主動放棄；至於福州，道光25年的時候實現了外交官入城，英國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時候才入的城。最讓英國人懊惱和無奈的就是廣州，因為入城一事幾乎再一次引發雙方激戰，最後沒有辦法，隻得擱置了此事。
其實，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國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麽自由和順暢，隻是中國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敵視的眼神，就讓生活在城中的‘所屬家眷’如芒刺在背，時時刻刻都得注意身後有沒有來自中國人的動作。一些領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連大門都不敢出。本來是想到這遙遠而陌生的東方古國來領略一番神秘文化的本意，到了這裏才發現，自己的生活起居和行動方式，與這裏本來信奉的文化卻是這樣的格格不入。
此等事體文翰無從過問，也無暇過問，他這一次從香港到上海投遞公文，本身是一件不很合乎情理之事――清朝自道光中葉之後，迫於外勢，任命兩廣總督同時兼理五口通商事物大臣的職銜，就近負責和身在香港的駐華公使聯絡和處理相關事宜。不過時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是個百分之百昧於外務的書生官員，隻從他和任廣東巡撫的葉名琛組織十萬民勇，不惜因入城之事與英人開戰就可見一斑。
文翰自知和他說不清楚道理，繞過五口通商大臣，直接到上海，派遣通譯麥華陀把由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關於廣州入城一事的照會交給了陸建瀛。並請他轉呈大清國皇帝陛下。
英國人的這種做法是很出乎常理的，陸建瀛總算不是傻瓜，知道這樣的事情不能輕易同意，當下通過通譯詢問：“既有公文，應在廣東總辦五口事物大臣處呈遞，因何遠至上海麵呈？”
麥華陀的答複是：“徐大人與我們不睦，不便呈遞。”
陸建瀛知道是因為道光二十九年之事引發的爭議，當下好言相勸，以自己職銜所限，不能轉呈為由，意圖將英國人打發回廣州，誰知道麥華陀在中國有年，很知道這些人色厲內荏的本色，當下說道：“若是大人不願意的話，我也隻能遠道奔赴天津，交付有司轉投了。”
陸建瀛一聽這個，有點害怕，當下以‘天津不在五口通商口岸之中，不應違約擅往。而且，沿途文武亦必盤詰攔阻’為由勸阻，誰知道麥華陀吃了秤砣一般的鐵下心來，非要到天津投遞公文不可。
沒奈何，陸建瀛隻得好言哄騙，最後答應把照會收下來，由自己代呈大清皇帝，然後等待批示事宜雲雲。這一次，英國人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