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了一早上的朱瞻基的確又渴又餓,接過灌腸吃了幾口,端起茶杯一口氣喝幹了才覺得饑餓與口渴減輕了許多,不由得讚賞的看了一眼王振,心道:“這個王先生可比海濤那奴才細心多了?”


    趁著喝茶這功夫,朱瞻基斷斷續續將眼前這份奏折說了一遍,王振弓著身子聽得仔細,卻沒有立即答話。


    朱瞻基見他不答話,微微皺了皺眉頭道:“王先生為何不說話?”


    王振道:”“奴才不敢?”


    朱瞻基一愣,隨即哈哈一笑道:“王先生不必擔心,雖說我朝祖訓太監不可幹政,但那是洪武爺鑒於唐朝宦官權勢過大,把持朝政才定下的規矩,王先生又不過是小小的寫字太監而已,今日此舉算不得幹政,你隻管言語才是?”


    在這宮中混了這麽多年,王振自知道洪武爺定下的規矩“太監不可幹政”在永樂一朝早已名存實亡,朱棣因靖難時,太監跟著他立下不少戰功,忠心耿耿,故視他們為親信,設東廠,由宦官主持。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分鎮等大權,頻頻下西洋,出使附屬國,隨處都能看到太監的身影,永樂皇帝在的時候,礙於他的權勢,文武大臣多是不敢說而已,洪熙繼位的時候,那些禦史,都察院開始抬頭,敢於幹涉皇帝的私生活,雖被皇帝痛打了一頓,但畢竟是開了頭,如今新皇帝手段還不知如何,萬一是個鎮不住那些都察院、禦史的主兒,今日多言,來日就是禍端,在宮中天子跟前伺候了這麽多年,可不是白伺候的,小心駛得萬年船。


    朱瞻基對王振的印象極好,若不是陳蕪從小跟著他,用得習慣,還不一定讓王振在身旁伺候,見他一臉擔心之色,嗬嗬一笑道:“tai祖曾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一二,惡者常千百。用之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為心腹,即心腹病。駐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怨,你既沒有揣測聖意,亂用職權,何來幹政之說“


    難得有這麽好機會,王振早就想表現一番,剛才一番言語,不過是不想日後被那些外臣抓住了把柄而已,此時聽皇帝如此說,最後的顧慮早已去得幹淨,忙磕頭道:“有陛下這句話兒,奴才便是被那些言官罵死,也在所不惜了!”


    朱瞻基哈哈一笑,道:“不可誹謗言官,好端端的他們罵你做什麽?”嘴上雖說得眼裏,神色卻沒有半分的怪罪之意。


    王振偷瞟了一眼,立即將提起的心放了下來。


    朱瞻基這會兒正想聽人說說話兒,好緩緩思路,見他放心便道:“說說吧?”


    王振心頭雖歡喜,但麵上卻沒有表現出來,這樣的機會錯過一次少一次,下一次不知道還能不能碰上,他可馬虎不得,皇帝的事情說大也不大,這些時日他來往內閣,倒也聽了幾個閣臣在他不注意的時候說起過蘇州的情況,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麵,說到底還是洪武爺用典過猛,在他執政的三十一年裏,大約有十五萬貪官人頭落地,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懾作用逐漸削弱,既得利益階層不斷增多,最後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歎的: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出現“天下繁劇難治之郡”有九,這九個州是蘇州、鬆江、常州、嘉興、湖州、吉安、開封、溫州、瓊州。在這些州中,又數蘇州更甚,賦稅繁重,官員冗多而**,百姓不堪負擔。蘇州地處要衝,周邊駐軍很多,駐軍的擾民問題也很嚴重,甚至公開在長江、太湖中搶劫商船,殺人越貨。此外,民風奢靡,重享樂、工巧取,妓院賭場遍布大市小鎮,地痞惡少結幫團夥,橫行城鄉,社會風氣與治安狀況十分惡劣,在這種風氣下,蘇州就造成了大戶及巾靴遊談之士,例不納糧,納糧無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定的局麵,而想要扭轉這種局麵說難也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一聲竟不敢開口。


    朱瞻基倒也不急,身為皇帝眼光自不一般,這奏折的問題,他其實早已看明白,之所以想讓王振談談看法,不過是想心頭的那點主意還不確定而已,想多一個人說說,或許能有些好的建議而已。


    約莫過了兩盞茶的功夫,王振才吸了一口氣,對著朱瞻基行了一禮,朗聲道:“洪武初,tai祖定天下官、民田賦,。。惟蘇、鬆、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鬆、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賦稅看似重些,但那是洪武爺鑒於我大明社稷未穩,百廢待舉,北方又飽經戰亂災荒,國家財政急需該地區支持,他隻能采取移民外出、興修水利、發展手工業等措施扶植生產,又通過臨時性的蠲免、降低官田科則、折色等手段進行社會救濟補苴說起來,這些號令對蘇鬆一帶大大有利,洪武四年,朝廷曾下詔“免江西田租”,其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皆以中國精銳,屯守邊要,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黎庶,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征轉運,事宜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狼驅蠶食,資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貪官汙吏,害民肥己,亦四載於茲。今雖掃除,尚未蘇醒。其免今歲秋糧。……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唯爾下民,體朕至意!“蘇州等地賦稅雖高,高的卻是留守的尋常百姓,他們為了完納苛重的賦稅,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說到這兒,王振抬頭看了一眼朱瞻基,見他點了一下頭露出深思之色。心頭暗暗鬆了一口氣,這些話兒,這些時日他在內閣聽了不少,此時加以自己潤色理解,一說便說到了問題的關鍵。


    朱瞻基道:“王先生所言極是,蘇、鬆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此舉著實對蘇州百姓不公,可那些大戶隻怕未必?“


    王振本就是個機靈的主兒,一聽皇帝這話兒哪裏還不知該如何說了,急忙道:“陛下說的是,自我朝洪武始,通過遷徙富民、籍沒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區大量民田向官田轉化,直接從土地上以私租額征收剩餘產品,該產品兼具地租與賦稅兩種性質,所以官田稅額在數量上要高於民田,抄沒官田又高於古額官田。到了明洪武時期,不僅官田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賦額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抄沒官田每畝一鬥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給農民耕種的,賦稅都需人民承擔,因此稅負奇重。洪武以後,官田數量極大地超過了民田,民田生產的糧食隻占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當時全年的田賦收入約三千萬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二百七十五萬石,約占全國的1/10;而蘇州一府七縣竟高達二百八十一萬石,超過了浙江六十六縣的稅額之和。蘇州共墾田劉萬陸仟零五十六頃,占全國墾田總數的1。1%,而繳納的稅糧卻占全國的9。5%,由此可見蘇州人民的負擔之重,不逃亡就會被困死,然後在我洪武一朝,蘇州賦稅極重,且尚能按時上交稅收,到建文帝即位後曾下詔:國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賦獨重,而蘇鬆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期?今悉與減免,畝毋踰一鬥。但其享國日短,成祖踐位後改革措施俱廢。我永樂帝北征蒙古、南蕩安南,遣鄭和通使域外,疏浚運河、營建北京,國家軍政耗費的增大,使得江南賦稅極大,拖欠還不大,如今才過洪熙一朝而已,賦稅累積如此之大,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來,多半是豪強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麵……?“


    王振見朱瞻基沒反對,想起前些時候聽夏元吉說過,蘇州賦稅年年虧欠,除了百姓逃亡,豪強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之外,第二個原因就是漕運管理混亂不堪,糧長“大鬥進小鬥出”;沒有固定儲糧場所;沒有收運記錄等弊端,助漲了貪汙之風。正是由於管理不清,官吏們才有機可乘,徇私舞弊,貪汙成風,敲詐成性,更增加了百姓的痛苦,許多的百姓是餓著肚子種田,凍著身子織布,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到頭來的收入還不夠繳稅——,又細細說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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