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楊崢對大明的其他機構，什麽五軍都督府，什麽十三清吏司、儀製、祠祭、宴饗、精膳四清吏司、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不知道是什麽，但翰林院卻是如雷貫耳，而且還知道它的地位十分的崇高。
翰林院可以說，是古代長期存在著一個帶有濃厚的文化學術色彩的官署——翰林院。盡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動，但性質卻無大變化，直至伴隨著傳統時代的結束而壽終正寢。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被稱為翰林官，簡稱翰林，是傳統社會中層次最高的士人群體。
這個特殊的官職，最初從唐代而來，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製，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製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翰林待詔。此前，起草詔製本是丞相府屬官“中書舍人”之專職，而玄宗以其草詔難以保密且難應急需，從而挑選擅長文學之親信官員充待詔，以備草擬急詔，兼有撰寫詩文、以頌太平之責。開元二十六年，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從此，“職清地禁，雜流不入”。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職於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依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憲宗時，擇其中資深者一人為承旨，以統領諸學士。“
“安史之亂”後，戰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發重要，不但在草詔方麵分割中書舍人之權，且在得參謀議論方麵分割宰相之權。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隨著時光推移，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製，稱內製；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製。二者並稱兩製，而內製重於外製。宋沿唐製設學士院，也稱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充皇帝顧問，宰相多從翰林學士中遴選，自此翰林院開始發揮了它真正的作用，有大宋一朝，宰相大多數出自翰林人，這也使得翰林院在官員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多數製度繼承了大宋一朝，翰林院亦是如此，不過在大明翰林院成為外朝官署，並規定一甲進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製，狀元授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授編修（正七品）；還創立庶吉士製度。所謂庶吉士，就是在新科進士中再行選拔，以《尚書&#8226；；立政》篇中所雲“庶常吉士”之簡稱名之，在院學習三年後再試，合格者留院，稱留館，餘者外委為他官。但因曾就學於翰林院，世人對不能留館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視之。自此，“非進士不入翰林”。而自明tai祖廢丞相之後，成祖設內閣，置大學士，與丞相相類。大學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院成為培育高級文官的搖籃和涵養高層次學者的場所。
進入翰林院的翰林未必就有什麽行政實權，但名貴清華，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有的還實際上是皇帝的老師，他們所處的位置卻很重要，即使那些達官顯貴，也是不敢有絲毫慢待。甚至權貴們也不得不敷衍他們。因為他們手中有筆，有皇帝賦予的特殊的發言權，翰林們結成“清流”，看準時機，往往一封奏折，就可撼動甚至摧毀一個強大的權力派係。皇帝更是容許清流們“聞風言事”，即使言錯了，也不十分計較，起碼是不能殺頭的，因為那樣就要背個“堵塞言路”的罪名，這是統治者很忌諱的事。
因此，朝中地方大員為了穩定自己的地位，就設法拉攏翰林們。夏天要給他們送“冰敬”，冬天要送“炭敬”。不是真的送冰、送炭，關心他們冷暖啊，就是變相的一種賄賂，送的是白花花的銀子，或者銀票（就是取錢的支票呀）。不過這種賄賂呢，已經變成一種“你知我知的規矩”，一種官場的“正常來往”，連皇帝也不去追究的。嗬嗬，那意圖啊，就是希望清流們幫他們在皇帝麵前說說好話，起碼不要找他們的麻煩。可以說，進了翰林院的好處可以說不少，最直接的表現，待詔於院中，以備皇帝召見，陪伴天子下棋、作畫、寫字並為其占卜、治病。總之，他們各以其專長為皇帝遊居宴樂服務，若是被皇帝看順眼了，嘿嘿，入閣大有可能？因此，進入翰林院可是大明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地方，楊崢倒是沒想到皇帝對自己如此照顧，不免有些驚愕。
胡瀅不動聲色的皺了皺眉頭，心道：“看樣子皇帝還真有點讓他進入內閣的意思，雖說他年紀輕了點，可在翰林院磨礪了幾年，誰知道將來會有什麽結果呢？”
於謙則是一臉的羨慕，不過這羨慕是羨慕不來的，自己雖也是進士出身，可成績還不算太優秀，想進入翰林院那是夢了，而人家卻是皇帝點名進入，那足以說明，楊崢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低，而且進入翰林院之人，多半文詞、經學卜、醫、棋、術等都十分的出色，看來這位楊兄弟腹中學問也不簡單啊。
眾人羨慕的羨慕，讚揚的讚揚，唯獨楊崢的一臉榮辱不驚，倒不是他清高，實在是他對翰林院知之甚少，這就是人常說的，初生牛犢不怕虎了。沉默了一陣，問：“皇帝可說讓我做什麽？“
楊士奇看他一臉不明白的模樣，道：“在我朝翰林院最重要的是經筵典禮，不過這件事一般在八月後舉行，現在是七月，倒也不忙，日常工作則是論撰文史、纂修、編輯、校勘實錄、聖訓、本紀、玉牒及其他書史，楊小弟進去多半是編纂書籍，從洪熙元年朝廷就開始編纂《太宗實錄》，不過這事兒已經有人在幹了？隻怕論不大你？“
《太宗實錄》前九卷是“奉天靖難事跡”，其後記洪武三十五年到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事。
洪熙元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熾命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為監修官，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等為總裁官，負責纂修《明太宗實錄》，如今差不多已經展開了，他不過是剛剛進入翰林院的侍讀學士而已，與上麵的七人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再者他也沒打算去搶人家的功勞？所以楊士奇這話兒他半分想法都沒有。
“不過前些時日皇帝準備重新編纂一下《元史》，我看你八成是做個吧？“楊士奇漫不經心的道。
“編纂《元史》？“楊崢大吃一驚，倒也不怪他如此吃驚，在他前世他聽人說過，古代翰林院相當於前世的秘書一樣，他的作用和權力，因領導對他的信任程度而有所差別，平日裏的日常活動，既是履行其處理政事的職能，同時更具有鍛煉能力、增長見識的意義。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閣臣起草，但實際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筆，這項工作有助於翰林官適應政務、加深閱曆、加強對國家事務的熟悉；對明代曆朝實錄的編寫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負責實際編修，這項工作加強了翰林官對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算不上什麽大事，與那些機關裏的工作差不多，每日讀書喝茶消磨時間，若有心學習，大可埋頭苦讀一番便是，若是既不想讀書，那也不必怕，反正進了翰林院，不必擔心沒人結交，朝午晚九的上班，下班後大可吆喝一幫狐朋狗友，吃個便飯，喝個小酒，興致好的時候可以吟詩作對，說不定靈感大爆發，寫出了一首傳唱千古的詩作也說不定，這樣的日子才是翰林院幹的嘛，怎麽輪到自己就編纂《元史》呢？”
倒不是他對韃子有偏見，實則這《元史》編纂起來，可不容易，在按規矩，每次大一統後，新建立的朝代都會給被取代的朝代編修史書，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便下詔編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宮東）正式開局編寫，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征來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塤等十六人參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學家宋濂是主要負責人。這次編寫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結束，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本紀三十七卷，誌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共一百五十九卷。這次修史，以大將徐達從元大都繳獲的元十三朝實錄和元代修的典章製度史《經世大典》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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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可以說，是古代長期存在著一個帶有濃厚的文化學術色彩的官署——翰林院。盡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動，但性質卻無大變化，直至伴隨著傳統時代的結束而壽終正寢。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被稱為翰林官，簡稱翰林，是傳統社會中層次最高的士人群體。
這個特殊的官職，最初從唐代而來，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製，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製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翰林待詔。此前，起草詔製本是丞相府屬官“中書舍人”之專職，而玄宗以其草詔難以保密且難應急需，從而挑選擅長文學之親信官員充待詔，以備草擬急詔，兼有撰寫詩文、以頌太平之責。開元二十六年，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從此，“職清地禁，雜流不入”。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職於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依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憲宗時，擇其中資深者一人為承旨，以統領諸學士。“
“安史之亂”後，戰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發重要，不但在草詔方麵分割中書舍人之權，且在得參謀議論方麵分割宰相之權。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隨著時光推移，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製，稱內製；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製。二者並稱兩製，而內製重於外製。宋沿唐製設學士院，也稱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充皇帝顧問，宰相多從翰林學士中遴選，自此翰林院開始發揮了它真正的作用，有大宋一朝，宰相大多數出自翰林人，這也使得翰林院在官員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多數製度繼承了大宋一朝，翰林院亦是如此，不過在大明翰林院成為外朝官署，並規定一甲進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製，狀元授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授編修（正七品）；還創立庶吉士製度。所謂庶吉士，就是在新科進士中再行選拔，以《尚書&#8226；；立政》篇中所雲“庶常吉士”之簡稱名之，在院學習三年後再試，合格者留院，稱留館，餘者外委為他官。但因曾就學於翰林院，世人對不能留館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視之。自此，“非進士不入翰林”。而自明tai祖廢丞相之後，成祖設內閣，置大學士，與丞相相類。大學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院成為培育高級文官的搖籃和涵養高層次學者的場所。
進入翰林院的翰林未必就有什麽行政實權，但名貴清華，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有的還實際上是皇帝的老師，他們所處的位置卻很重要，即使那些達官顯貴，也是不敢有絲毫慢待。甚至權貴們也不得不敷衍他們。因為他們手中有筆，有皇帝賦予的特殊的發言權，翰林們結成“清流”，看準時機，往往一封奏折，就可撼動甚至摧毀一個強大的權力派係。皇帝更是容許清流們“聞風言事”，即使言錯了，也不十分計較，起碼是不能殺頭的，因為那樣就要背個“堵塞言路”的罪名，這是統治者很忌諱的事。
因此，朝中地方大員為了穩定自己的地位，就設法拉攏翰林們。夏天要給他們送“冰敬”，冬天要送“炭敬”。不是真的送冰、送炭，關心他們冷暖啊，就是變相的一種賄賂，送的是白花花的銀子，或者銀票（就是取錢的支票呀）。不過這種賄賂呢，已經變成一種“你知我知的規矩”，一種官場的“正常來往”，連皇帝也不去追究的。嗬嗬，那意圖啊，就是希望清流們幫他們在皇帝麵前說說好話，起碼不要找他們的麻煩。可以說，進了翰林院的好處可以說不少，最直接的表現，待詔於院中，以備皇帝召見，陪伴天子下棋、作畫、寫字並為其占卜、治病。總之，他們各以其專長為皇帝遊居宴樂服務，若是被皇帝看順眼了，嘿嘿，入閣大有可能？因此，進入翰林院可是大明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地方，楊崢倒是沒想到皇帝對自己如此照顧，不免有些驚愕。
胡瀅不動聲色的皺了皺眉頭，心道：“看樣子皇帝還真有點讓他進入內閣的意思，雖說他年紀輕了點，可在翰林院磨礪了幾年，誰知道將來會有什麽結果呢？”
於謙則是一臉的羨慕，不過這羨慕是羨慕不來的，自己雖也是進士出身，可成績還不算太優秀，想進入翰林院那是夢了，而人家卻是皇帝點名進入，那足以說明，楊崢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低，而且進入翰林院之人，多半文詞、經學卜、醫、棋、術等都十分的出色，看來這位楊兄弟腹中學問也不簡單啊。
眾人羨慕的羨慕，讚揚的讚揚，唯獨楊崢的一臉榮辱不驚，倒不是他清高，實在是他對翰林院知之甚少，這就是人常說的，初生牛犢不怕虎了。沉默了一陣，問：“皇帝可說讓我做什麽？“
楊士奇看他一臉不明白的模樣，道：“在我朝翰林院最重要的是經筵典禮，不過這件事一般在八月後舉行，現在是七月，倒也不忙，日常工作則是論撰文史、纂修、編輯、校勘實錄、聖訓、本紀、玉牒及其他書史，楊小弟進去多半是編纂書籍，從洪熙元年朝廷就開始編纂《太宗實錄》，不過這事兒已經有人在幹了？隻怕論不大你？“
《太宗實錄》前九卷是“奉天靖難事跡”，其後記洪武三十五年到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事。
洪熙元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熾命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為監修官，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等為總裁官，負責纂修《明太宗實錄》，如今差不多已經展開了，他不過是剛剛進入翰林院的侍讀學士而已，與上麵的七人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再者他也沒打算去搶人家的功勞？所以楊士奇這話兒他半分想法都沒有。
“不過前些時日皇帝準備重新編纂一下《元史》，我看你八成是做個吧？“楊士奇漫不經心的道。
“編纂《元史》？“楊崢大吃一驚，倒也不怪他如此吃驚，在他前世他聽人說過，古代翰林院相當於前世的秘書一樣，他的作用和權力，因領導對他的信任程度而有所差別，平日裏的日常活動，既是履行其處理政事的職能，同時更具有鍛煉能力、增長見識的意義。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閣臣起草，但實際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筆，這項工作有助於翰林官適應政務、加深閱曆、加強對國家事務的熟悉；對明代曆朝實錄的編寫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負責實際編修，這項工作加強了翰林官對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算不上什麽大事，與那些機關裏的工作差不多，每日讀書喝茶消磨時間，若有心學習，大可埋頭苦讀一番便是，若是既不想讀書，那也不必怕，反正進了翰林院，不必擔心沒人結交，朝午晚九的上班，下班後大可吆喝一幫狐朋狗友，吃個便飯，喝個小酒，興致好的時候可以吟詩作對，說不定靈感大爆發，寫出了一首傳唱千古的詩作也說不定，這樣的日子才是翰林院幹的嘛，怎麽輪到自己就編纂《元史》呢？”
倒不是他對韃子有偏見，實則這《元史》編纂起來，可不容易，在按規矩，每次大一統後，新建立的朝代都會給被取代的朝代編修史書，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便下詔編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宮東）正式開局編寫，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征來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塤等十六人參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學家宋濂是主要負責人。這次編寫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結束，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本紀三十七卷，誌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共一百五十九卷。這次修史，以大將徐達從元大都繳獲的元十三朝實錄和元代修的典章製度史《經世大典》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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