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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編纂的時間太倉促，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於是派歐陽佑等人到全國各地調集順帝一朝資料，於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開史局，仍命宋濂、王禕為總裁，率領趙塤，朱右、貝瓊等十五人繼續纂修，經過一百四十三天，七月初一書成，增編順帝紀十卷，增補元統以後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誌》各一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三十六卷，共計五十三卷。然後合前後二書，按本紀、誌、表、列傳厘分後，共成二百一十卷，也就是現在的卷數。兩次纂修，曆時僅三百三十一天。
元朝雖不足一百年，但怎麽也說也是大一統的王朝，且疆域遼闊，若是從成吉思汗算起，其實時間也不算太短，這樣的一個王朝，修的史書竟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其中的記錄可想而知了，明顯是太倉促了，做得不夠細膩，更別說，這本史書是在迎合朱元璋要求的前提下編修的，光是史官就有好幾波，宋濂倒也罷了，人家畢竟是正兒八經的文學之士，可朱元璋為了彰顯自己求才若渴，征來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塤等十六人參加纂修，這些的才學著實讓人懷疑，事實證明，《元史》因為時間倉促，編纂人數太多，導致許多不足之處，就資料而言，在長期戰亂之後，史籍散失很多，一時難以征集，很難完備，已經收集到的資料，限於翻譯條件，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檔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問題主要是：隨得隨抄，前後重複，失於剪裁；又不彼此互對，考定異同，時見抵牾。如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同一專名，譯名不一。史文譯改，有時全反原意。沿襲案牘之文，以致《河渠誌》、《祭祀誌》出現了耿參政、田司徒、郝參政等官稱而不記其名。又據案牘編宰相年表，僅刪去其官銜而不予考訂，以致有姓無名。
《元史》列傳照抄碑誌家傳之類，取舍不當之處甚多。改寫紀年的幹支，竟有誤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況，使史實完全錯亂。史料中沒有具體廟號的皇帝，改寫時弄錯的例子甚多，如將tai祖誤為太宗，太宗誤為tai祖，憲宗誤為世祖，世祖誤為憲宗等。纂修人對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製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軍號、郡名，《地理誌》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後代後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後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錢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因此下筆“無不差謬”。清代汪輝祖的《元史本證》指出《元史》中三千七百多餘項錯誤。例如：《元史》中存在有一人兩傳的缺失，如速不台與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與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是一個人，《元史》中都列有兩傳。再者，譯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譯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種種問題不勝枚舉，讓人望而生畏。
便是有明朝第一才子美譽的解縉，在奉成祖皇命的情況下，隻是對《元史》做了修改，他寫了《元史正誤》一書。後來，參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寫《元史拾遺》，許浩作《元史闡微》等，都是對《元史》的訂正和補充，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如今讓自己來修編這樣一套漏洞百出的史書，那還不是要了小命，再說了他也不想做個皓首窮經的儒生，這樣的工作，一年兩年是做不出來成果，萬一耗上了一輩子，那可是大大的劃不來？如其陷進去，還不如幹脆退出來。
此話一出，聽得“噗嗤——？“正喝湯的胡瀅又是一口魚湯噴了出來：”這人老子莫非有問題不成？“
於謙也暗暗嘀咕道：“旁人羨慕都羨慕不來，這個楊兄弟可好，竟不願去，這人比人可不是氣死人？“
楊士奇倒是不急不躁的看了一眼楊崢，對這個結果似有預料，心道：“皇帝果然最了解楊小弟的人，竟如此細心到讓老夫提前來說一聲，若不然等改日在朝堂被這麽一拒絕，皇帝該是多沒麵子啊，嗬嗬一笑，問道：”楊小弟可是有什麽顧慮？“
楊崢嘿嘿一笑，道：“楊大哥是博學之人，難道還用小弟說明麽？“
楊士奇點了點頭道：“《元史》由於編修時間倉促，而且出於眾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曆來就遭到學者們的非難。但楊小弟隻看到了壞處，卻沒看到壞到了極致，就是好處了？”
楊崢實在想不出修出這樣一本史書能有什麽好處，哦了聲道：“這個小弟還真不知？“
楊士奇哈哈一笑道：“以楊小弟的聰明才智，不是不知，而是不願意知道而已，《元史》固然有不少缺點，但比起其他正史，因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價值，如元代的十三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其部分內容賴《元史》得以保存下來。《元史》的本紀和誌占去全書一半，而本紀占全書近四分之一，《文宗紀》竟多達一年一卷。有人批評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這種作法卻起到保存上述失傳史料的作用。列傳部分，由於元代史館的資料就不完備，漢族文人常有碑傳可資參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無從搜尋，因此立傳有詳於文人，略於蒙古將相大臣的現象。如丞相見於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傳的不及一半。tai祖諸弟、諸子僅各有一人有傳，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可是就見於列傳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這些都是寶貴的東西，再者，當年纂修者違反了修史的慣例，沒有刪去儒家學者認為不屑一提的史實。如有人批評“作佛事則本紀必書，遊皇城入之禮樂誌”。又批評它“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但這些保留或增加的內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會內容的史實。此外如《地理誌》附錄河源、西北地、安南郡縣等項，《祭祀誌》附國俗舊禮，《食貨誌》增創歲賜一卷，這都是根據元代實際情況保留下來的重要史料。這些不都是他的好處，憑著楊小弟的聰明才智，隻需從這幾個方麵入手，想要編纂這本史書倒也不是不可能！“說到了這兒，麵色忽然變得凝重起來，盯著楊崢、於謙道：”楊小弟，節庵你們二人雖有大才，但還年輕，在我大明想要做官，年輕可不行，需要熬，慢慢熬，多學多看，在煎熬慢慢熬出資曆，熬出水平，等朝廷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就會發現，當年你們不願意幹，不願意去的地方，才是你們最大的資本，對你們終生有益的東西？“
楊崢還沒從沒見過楊士奇如此認真說話，平日裏看這老頭嘻嘻哈哈，頗有幾分老頑童的風範，還以為他性子裏根本就沒有認真二字呢，卻不想這一認真起來，說出的話兒，還真有幾分道理，在大明這個論資排輩的官場上，你若沒點資曆還真不能讓人看得起你，而在翰林院做編修工作無疑是最大的資曆，因為修前朝史之所以為曆代統治者所重視，除了發揮曆史的鑒戒功能、尋找治亂興衰的樞機，以鞏固王朝統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說明新王朝繼統合法性的必要手段。為此，曆代統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為朝政大事來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經逐漸發展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慣例。唐太宗貞觀三年，史館修史製度正式確立。從此之後，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業有了製度上的保障，每當王朝鼎革之後，新興王朝往往會開設史館，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資纂修前朝史書。於是，唐修晉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相沿不斷，使得編修史書也是功勳一件，在盛世無論是對帝王，還是對官員都有莫大的好處，因此楊士奇說是熬資曆一點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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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這裏不是在黑《元史》，綜觀二十四五史，無論是亂世的史書，比如《三國誌》都編修得極好，也極為仔細，唯獨元史錯誤太多，最為倉促，所以後世的學者都元史多不評價，其中的緣由不用我多說了吧！
由於編纂的時間太倉促，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於是派歐陽佑等人到全國各地調集順帝一朝資料，於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開史局，仍命宋濂、王禕為總裁，率領趙塤，朱右、貝瓊等十五人繼續纂修，經過一百四十三天，七月初一書成，增編順帝紀十卷，增補元統以後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誌》各一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三十六卷，共計五十三卷。然後合前後二書，按本紀、誌、表、列傳厘分後，共成二百一十卷，也就是現在的卷數。兩次纂修，曆時僅三百三十一天。
元朝雖不足一百年，但怎麽也說也是大一統的王朝，且疆域遼闊，若是從成吉思汗算起，其實時間也不算太短，這樣的一個王朝，修的史書竟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其中的記錄可想而知了，明顯是太倉促了，做得不夠細膩，更別說，這本史書是在迎合朱元璋要求的前提下編修的，光是史官就有好幾波，宋濂倒也罷了，人家畢竟是正兒八經的文學之士，可朱元璋為了彰顯自己求才若渴，征來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塤等十六人參加纂修，這些的才學著實讓人懷疑，事實證明，《元史》因為時間倉促，編纂人數太多，導致許多不足之處，就資料而言，在長期戰亂之後，史籍散失很多，一時難以征集，很難完備，已經收集到的資料，限於翻譯條件，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檔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問題主要是：隨得隨抄，前後重複，失於剪裁；又不彼此互對，考定異同，時見抵牾。如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同一專名，譯名不一。史文譯改，有時全反原意。沿襲案牘之文，以致《河渠誌》、《祭祀誌》出現了耿參政、田司徒、郝參政等官稱而不記其名。又據案牘編宰相年表，僅刪去其官銜而不予考訂，以致有姓無名。
《元史》列傳照抄碑誌家傳之類，取舍不當之處甚多。改寫紀年的幹支，竟有誤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況，使史實完全錯亂。史料中沒有具體廟號的皇帝，改寫時弄錯的例子甚多，如將tai祖誤為太宗，太宗誤為tai祖，憲宗誤為世祖，世祖誤為憲宗等。纂修人對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製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軍號、郡名，《地理誌》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後代後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後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錢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因此下筆“無不差謬”。清代汪輝祖的《元史本證》指出《元史》中三千七百多餘項錯誤。例如：《元史》中存在有一人兩傳的缺失，如速不台與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與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是一個人，《元史》中都列有兩傳。再者，譯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譯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種種問題不勝枚舉，讓人望而生畏。
便是有明朝第一才子美譽的解縉，在奉成祖皇命的情況下，隻是對《元史》做了修改，他寫了《元史正誤》一書。後來，參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寫《元史拾遺》，許浩作《元史闡微》等，都是對《元史》的訂正和補充，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如今讓自己來修編這樣一套漏洞百出的史書，那還不是要了小命，再說了他也不想做個皓首窮經的儒生，這樣的工作，一年兩年是做不出來成果，萬一耗上了一輩子，那可是大大的劃不來？如其陷進去，還不如幹脆退出來。
此話一出，聽得“噗嗤——？“正喝湯的胡瀅又是一口魚湯噴了出來：”這人老子莫非有問題不成？“
於謙也暗暗嘀咕道：“旁人羨慕都羨慕不來，這個楊兄弟可好，竟不願去，這人比人可不是氣死人？“
楊士奇倒是不急不躁的看了一眼楊崢，對這個結果似有預料，心道：“皇帝果然最了解楊小弟的人，竟如此細心到讓老夫提前來說一聲，若不然等改日在朝堂被這麽一拒絕，皇帝該是多沒麵子啊，嗬嗬一笑，問道：”楊小弟可是有什麽顧慮？“
楊崢嘿嘿一笑，道：“楊大哥是博學之人，難道還用小弟說明麽？“
楊士奇點了點頭道：“《元史》由於編修時間倉促，而且出於眾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曆來就遭到學者們的非難。但楊小弟隻看到了壞處，卻沒看到壞到了極致，就是好處了？”
楊崢實在想不出修出這樣一本史書能有什麽好處，哦了聲道：“這個小弟還真不知？“
楊士奇哈哈一笑道：“以楊小弟的聰明才智，不是不知，而是不願意知道而已，《元史》固然有不少缺點，但比起其他正史，因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價值，如元代的十三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其部分內容賴《元史》得以保存下來。《元史》的本紀和誌占去全書一半，而本紀占全書近四分之一，《文宗紀》竟多達一年一卷。有人批評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這種作法卻起到保存上述失傳史料的作用。列傳部分，由於元代史館的資料就不完備，漢族文人常有碑傳可資參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無從搜尋，因此立傳有詳於文人，略於蒙古將相大臣的現象。如丞相見於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傳的不及一半。tai祖諸弟、諸子僅各有一人有傳，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可是就見於列傳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這些都是寶貴的東西，再者，當年纂修者違反了修史的慣例，沒有刪去儒家學者認為不屑一提的史實。如有人批評“作佛事則本紀必書，遊皇城入之禮樂誌”。又批評它“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但這些保留或增加的內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會內容的史實。此外如《地理誌》附錄河源、西北地、安南郡縣等項，《祭祀誌》附國俗舊禮，《食貨誌》增創歲賜一卷，這都是根據元代實際情況保留下來的重要史料。這些不都是他的好處，憑著楊小弟的聰明才智，隻需從這幾個方麵入手，想要編纂這本史書倒也不是不可能！“說到了這兒，麵色忽然變得凝重起來，盯著楊崢、於謙道：”楊小弟，節庵你們二人雖有大才，但還年輕，在我大明想要做官，年輕可不行，需要熬，慢慢熬，多學多看，在煎熬慢慢熬出資曆，熬出水平，等朝廷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就會發現，當年你們不願意幹，不願意去的地方，才是你們最大的資本，對你們終生有益的東西？“
楊崢還沒從沒見過楊士奇如此認真說話，平日裏看這老頭嘻嘻哈哈，頗有幾分老頑童的風範，還以為他性子裏根本就沒有認真二字呢，卻不想這一認真起來，說出的話兒，還真有幾分道理，在大明這個論資排輩的官場上，你若沒點資曆還真不能讓人看得起你，而在翰林院做編修工作無疑是最大的資曆，因為修前朝史之所以為曆代統治者所重視，除了發揮曆史的鑒戒功能、尋找治亂興衰的樞機，以鞏固王朝統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說明新王朝繼統合法性的必要手段。為此，曆代統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為朝政大事來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經逐漸發展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慣例。唐太宗貞觀三年，史館修史製度正式確立。從此之後，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業有了製度上的保障，每當王朝鼎革之後，新興王朝往往會開設史館，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資纂修前朝史書。於是，唐修晉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相沿不斷，使得編修史書也是功勳一件，在盛世無論是對帝王，還是對官員都有莫大的好處，因此楊士奇說是熬資曆一點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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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這裏不是在黑《元史》，綜觀二十四五史，無論是亂世的史書，比如《三國誌》都編修得極好，也極為仔細，唯獨元史錯誤太多，最為倉促，所以後世的學者都元史多不評價，其中的緣由不用我多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