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國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給富人辦喪事，自己家裏人跟著去吃酒飯，過著寄生蟲的生活。儒家利益與統治階級完全一致，兩者間妥協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與統治階級利益並不一致，統治階級為了要利用墨家，作暫時的勉強的有限度的讓步，墨家對統治階級則是忠實服務，竭盡心力，成為最馴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麵對儒家猛烈攻擊，企圖奪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麵視死如歸地為國君貴族守城禦敵，保衛他們的利益，以為這樣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幾行施自己的學說。事實卻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機會，儒家雖受攻擊，依然為國君貴族所尊重。
但雙方的爭鬥還是你死我活，。儒家主張“親親有術（等差），尊賢有等”，嚴格區別親疏尊卑，鞏固封建等級製度。墨家不反對等級，但反對儒家所說的等級，主張兼愛、節葬、尚賢、尚同。。儒家主張有命在天，壽、夭、貧、富，安、危、治、亂都是不可改變的天命。
墨家反對宿命論，認為天欲義（善政）而惡不義（亂政），鬼神賞賢而罰暴，命是暴王（亡國之君）所作，窮人（怠惰人）所述。
儒家主張繁飾禮樂，教富貴人糜費財物，自己分肥得食。
墨家反對不勞而食，主張節葬、非樂，斥儒者“貪於飲食，惰於作務”。儒家主張穿古衣，說古話，“循（述）而不作”，“仍舊貫，何必改作”。墨家反對保守，主張創造新事物。(多適合建立現代強國的文化)
儒家主張不顯諫，待國君問，問小答小，問大答大，不問不言。墨家反對庸言庸行，主張“事上竭忠，……有過則諫”，“務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古人常說“文死諫，武死戰”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學說，被儒家冒用了)強使國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擊儒家，與荀子痛斥賤儒很多相同處，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後學，墨家則直接攻擊儒家創始人孔子。
孔子主張複西周之古，按照周禮所規定的等級分配生活資料，這自然是一種空想。
墨子雖也承認貴賤的等級，以為天子、三公、諸侯、卿、大夫下至鄉長、裏長、家君（家長）各級正長，都是有智慧有威權能統一是非表率萬民的貴人，萬民則是賤者愚者。
但墨子主張選擇賢良為正長，並複大禹之古，要求各級貴人學大禹過著與萬民同樣勤勞菲薄的生活，放棄剝削的權利。這更是一種空想，永遠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采納。“將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雖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墨家就在這個空想的追求中幻滅了。（不可能！天地可滅，墨家幻想建立人類大同的宏願也不會滅亡，想想現代西方文明，不就是實現了墨家的很多理想嗎？）
孔子尊天信命遠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隻許祭戶神或灶神，祭鬼隻許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張人無貴賤，都有權祭天和眾鬼神。
這些在兩家的著作裏，多有記載，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墨子·耕柱》)
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於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誇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
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於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於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
使之及於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愛家人，推而至於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倡導的。這其間並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
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後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於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人應當行仁義？
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製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愛》篇的話與本章
所引《孟子》論“四端”的話加以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家的根本分歧，雙方就這些問題，爭鬥幾十年，仍舊不休不止，楊崢有些擔心，自己這個西方的哲學，會不會演變成一場意氣之爭，最後學問沒學到，反而因為爭鬥而傷了和氣，丟了原本大好的局麵。
但很快他又釋然了，亞裏士多德去百科全書一般的人物，學問係統，經過後來幾百年的發展可以看，除了幾個學問被後來的伽利略、牛頓推翻了外，其餘的一起都基本上是正確的，尤其是哲學上，他的學說算得上是完善的，隻要是正確的東西就不怕別人檢驗，再者哲學這東西就是需要去辯，越變越明朗，那麽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各自權衡了一番後，他是決定冒險試一試做出些改變。
院中的庶吉士可不知道他心裏已經百轉千回過，還以為是掌院大人在生氣呢，不免人人心頭忐忑。
楊崢看了看，道：“時候不早了，上課吧？”
楊崢講學的時間並不多，但出奇的被這些庶吉士喜歡，此時聽了這話兒，眾人先是鬆了一口氣，繼而是一陣驚喜，楊崢的詩詞講學，眾人還是極為喜歡的，尤其是詞的三種境界，更是讓人回味無窮之餘，也略微做了幾首詩詞試了一試，除了意境相差太遠外，根本就達不到發乎心的境界，因此在備受打擊後，對《楊氏詞話》越發看重起來，寄希望日後功力深厚之時，也能寫上一篇上得境界的詞兒來。
此時聽楊崢要上課，本能的以為是詩詞了，人人歡喜之餘，各自神態恭敬了許多。
楊崢早已將眾人的神色看在眼裏，淡然一笑，道：“我剛才說過了，詩詞歌賦不過是小道，學得再好，於國於民無大的用處，後主李煜詞兒倒是不錯，可如何，不會治國，最終國破家亡，自己也被人毒死，落得一個淒慘的下場，試想若是當年後主，不寄情詩詞歌賦，專心治國依著父輩留下的半壁江山，未必就不可作為，可見詩詞寫得再好，除了滿足個人的聲名外，與百姓，與朝政有何用呢？”
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說話。
好一會兒才有人道：“詩詞歌賦於國於民有沒有好處，我不知道，不過在我大明除了四書五經，剩下的就是詩詞歌賦了，我們不學這些，還能學什麽，大人總不會讓我們卻學習操練兵馬吧？”
楊崢聽他們語氣中對武將頗有幾分輕視，心頭有些不滿，可今日他不想在這方麵多做爭論，想了想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才是治國之道，大宋過分重文輕武，才落得處處被人欺負的下場，可見文有文的好處，武有武的妙用，一個國家的強大離不開文，也離不武，若沒有那些邊疆將士死守國門，諸位還能安然坐在這裏享受著四周景色的熏陶，誦讀著聖人之言麽，未必吧？”
眾人彼此看了一眼，低頭不語，顯然是有些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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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諸事不順，咱們明日再說，著實弄得心煩得很！一個字沒碼，用的是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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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雙方的爭鬥還是你死我活，。儒家主張“親親有術（等差），尊賢有等”，嚴格區別親疏尊卑，鞏固封建等級製度。墨家不反對等級，但反對儒家所說的等級，主張兼愛、節葬、尚賢、尚同。。儒家主張有命在天，壽、夭、貧、富，安、危、治、亂都是不可改變的天命。
墨家反對宿命論，認為天欲義（善政）而惡不義（亂政），鬼神賞賢而罰暴，命是暴王（亡國之君）所作，窮人（怠惰人）所述。
儒家主張繁飾禮樂，教富貴人糜費財物，自己分肥得食。
墨家反對不勞而食，主張節葬、非樂，斥儒者“貪於飲食，惰於作務”。儒家主張穿古衣，說古話，“循（述）而不作”，“仍舊貫，何必改作”。墨家反對保守，主張創造新事物。(多適合建立現代強國的文化)
儒家主張不顯諫，待國君問，問小答小，問大答大，不問不言。墨家反對庸言庸行，主張“事上竭忠，……有過則諫”，“務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古人常說“文死諫，武死戰”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學說，被儒家冒用了)強使國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擊儒家，與荀子痛斥賤儒很多相同處，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後學，墨家則直接攻擊儒家創始人孔子。
孔子主張複西周之古，按照周禮所規定的等級分配生活資料，這自然是一種空想。
墨子雖也承認貴賤的等級，以為天子、三公、諸侯、卿、大夫下至鄉長、裏長、家君（家長）各級正長，都是有智慧有威權能統一是非表率萬民的貴人，萬民則是賤者愚者。
但墨子主張選擇賢良為正長，並複大禹之古，要求各級貴人學大禹過著與萬民同樣勤勞菲薄的生活，放棄剝削的權利。這更是一種空想，永遠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采納。“將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雖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墨家就在這個空想的追求中幻滅了。（不可能！天地可滅，墨家幻想建立人類大同的宏願也不會滅亡，想想現代西方文明，不就是實現了墨家的很多理想嗎？）
孔子尊天信命遠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隻許祭戶神或灶神，祭鬼隻許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張人無貴賤，都有權祭天和眾鬼神。
這些在兩家的著作裏，多有記載，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墨子·耕柱》)
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於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誇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
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於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於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
使之及於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愛家人，推而至於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倡導的。這其間並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
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後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於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人應當行仁義？
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製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愛》篇的話與本章
所引《孟子》論“四端”的話加以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家的根本分歧，雙方就這些問題，爭鬥幾十年，仍舊不休不止，楊崢有些擔心，自己這個西方的哲學，會不會演變成一場意氣之爭，最後學問沒學到，反而因為爭鬥而傷了和氣，丟了原本大好的局麵。
但很快他又釋然了，亞裏士多德去百科全書一般的人物，學問係統，經過後來幾百年的發展可以看，除了幾個學問被後來的伽利略、牛頓推翻了外，其餘的一起都基本上是正確的，尤其是哲學上，他的學說算得上是完善的，隻要是正確的東西就不怕別人檢驗，再者哲學這東西就是需要去辯，越變越明朗，那麽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各自權衡了一番後，他是決定冒險試一試做出些改變。
院中的庶吉士可不知道他心裏已經百轉千回過，還以為是掌院大人在生氣呢，不免人人心頭忐忑。
楊崢看了看，道：“時候不早了，上課吧？”
楊崢講學的時間並不多，但出奇的被這些庶吉士喜歡，此時聽了這話兒，眾人先是鬆了一口氣，繼而是一陣驚喜，楊崢的詩詞講學，眾人還是極為喜歡的，尤其是詞的三種境界，更是讓人回味無窮之餘，也略微做了幾首詩詞試了一試，除了意境相差太遠外，根本就達不到發乎心的境界，因此在備受打擊後，對《楊氏詞話》越發看重起來，寄希望日後功力深厚之時，也能寫上一篇上得境界的詞兒來。
此時聽楊崢要上課，本能的以為是詩詞了，人人歡喜之餘，各自神態恭敬了許多。
楊崢早已將眾人的神色看在眼裏，淡然一笑，道：“我剛才說過了，詩詞歌賦不過是小道，學得再好，於國於民無大的用處，後主李煜詞兒倒是不錯，可如何，不會治國，最終國破家亡，自己也被人毒死，落得一個淒慘的下場，試想若是當年後主，不寄情詩詞歌賦，專心治國依著父輩留下的半壁江山，未必就不可作為，可見詩詞寫得再好，除了滿足個人的聲名外，與百姓，與朝政有何用呢？”
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說話。
好一會兒才有人道：“詩詞歌賦於國於民有沒有好處，我不知道，不過在我大明除了四書五經，剩下的就是詩詞歌賦了，我們不學這些，還能學什麽，大人總不會讓我們卻學習操練兵馬吧？”
楊崢聽他們語氣中對武將頗有幾分輕視，心頭有些不滿，可今日他不想在這方麵多做爭論，想了想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才是治國之道，大宋過分重文輕武，才落得處處被人欺負的下場，可見文有文的好處，武有武的妙用，一個國家的強大離不開文，也離不武，若沒有那些邊疆將士死守國門，諸位還能安然坐在這裏享受著四周景色的熏陶，誦讀著聖人之言麽，未必吧？”
眾人彼此看了一眼，低頭不語，顯然是有些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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