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崢看楊溥神色有些動榮，繼續道：“你看宋朝，疆土不及我大明一半，人口也比不上我大明，但宋代卻是所有朝代最為富裕的時代，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他的百姓土地並不多，可從熙寧十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這說明了什麽，說明宋朝的賦稅靠的不是土地，而是商業，而商業要取得大發展，靠的是什麽，請恕我大膽假設，是科技！”
“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不知閣老大人對下官這個說法認同不認同？”楊崢瞥了一眼楊溥。
楊溥道：“老夫看未必吧？”
楊崢知道在這個時代，是小農經濟的時代，人們看重的是農業，尤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定下了以農為本的調子，後來的皇帝也基本上延續了這種祖宗規矩，不曾改變過，因為壓榨百姓的賦稅，來提高國庫，這個結果，所以大明的國庫，也是大一統王朝最窮的一個，在明隆慶五年（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裏去）。
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麵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麽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麽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盡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這足以說明構成宋朝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征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並”。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並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製。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
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叛亂爆發，朝廷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麵，這種做法也限製了分工，限製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製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麵不抑兼並，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占全國總麵積的20%）；另一方麵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采），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隻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獲得這種好處的，就是宋朝沒有將百姓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大力發展商業，加上科技的突飛猛進，大宋一朝百姓的生活水準，始終在一個絕無僅有的高度，以至於到了後期，北宋重臣司馬光都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不少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可見當時的宋朝是生活水平是如此之高“。
可這種延續經過元朝後，並沒有延續下去，尤其是朱元璋見不得商人穿金戴銀，處處限製，加上朱程理學根深蒂固，天下人以讀書為榮，理學唯我獨尊，原本宋朝創造的良好開端，經過大元一朝，到大明由於朱元璋的局限，科技早已引起不起眾人的注意。
“科技是不是第一生產力？閣老不妨聽我說一說？“楊崢信心十足的道。
楊溥本就有這個意思，這樣的景色裏，暢談學問一直是他夢寐以求的生活，因此聽楊崢如此說，點了點頭道：“也好，老夫倒也聽聽，這科技如何是第一生產力。”
宋代的科技，可以說是通才科學家如沈括和蘇頌代表了宋朝早期科技經驗主義的思想。沈括通過精確測量子午圈，發現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歐洲早了四百年。沈括還確定出北極星幾個世紀運轉的位置。這使得海員在航行時利用指南針更準確地確定方向。沈括對地質學也頗有研究。在長期觀察奇怪的自然現象後，他闡明了一個地貌學和氣候變化原理。根據當時日食和月食的觀測情況，他分析出太陽和月亮是球狀的，而不是平麵的，從而擴展了中國早期天文學家的理論。擔任司天監期間，沈括舉薦北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衛樸，兩人一起運用宇宙學假設，描繪行星運行軌道的變更，包括逆行。在衛樸的協助下，沈括連續每晚三次記錄和測繪月亮的運行軌跡，從而修正了關於月亮的運行的誤差，這也是他的另一項重要成就。然而不幸的是，當時在朝廷上有很多政敵企圖破壞沈括的工作。最終朝廷接受了他們對於太陽和月亮的錯誤的修正，但隻是部分采納了沈括和衛樸提出的關於行星運行的軌道和變速度的理論。
蘇頌是沈括的政敵之一，於熙寧三年完成了一本藥物學著作──《本草圖經》，其中涵蓋了相關的學科的知識，如植物學、動物學、冶金學和礦物學。
該論著包括很多藥物應用，如麻黃等。他還是五幅不同的大型星圖的作者，他在地圖學的大量測繪記錄工作解決了宋朝和鄰國契丹自遼朝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邊界疆土問題。然而，蘇頌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水運儀象台，上層是機械驅動的渾天儀（天體測量之用），中層是渾象儀（天體運行演示），下層是司辰（自動報時器），元佑三年在當時的首都開封開始動工，
元佑七年竣工。蘇頌的水運儀象台在鍾擺機械的運用上雖然晚了歐洲安提基特拉機械十三個世紀。但蘇頌的水運儀象台卻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不中斷”鏈條傳送動力的裝備，最早的傳送機械動力鏈條由古希臘哲學家費羅於公元前3世紀所發明，在元佑七年他的著作《新儀象法要》中描述了設計要點。
這是宋代極為特質的例子，這兩人既是科學家，卻又是大宋的官兒，事實上不僅僅是他們，蘇軾、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對宋代文化科技都有極大發展的人，都是朝廷的高官，這也可以說明了宋朝任用了許多具備科學知識的官員，這些人掌握了多個學科的知識，有利於宋朝的管理、軍事和經濟發展。這些智者如沈括涉及多個領域如數學、地理學、地質學、經濟學、工程學、醫學、藝術評論、考古學、軍事戰略、外交等等。他曾經接受一個邊境調查的任務，用木頭和鋸末製作了一個三維的地圖來表現山脈、河流、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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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不知閣老大人對下官這個說法認同不認同？”楊崢瞥了一眼楊溥。
楊溥道：“老夫看未必吧？”
楊崢知道在這個時代，是小農經濟的時代，人們看重的是農業，尤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定下了以農為本的調子，後來的皇帝也基本上延續了這種祖宗規矩，不曾改變過，因為壓榨百姓的賦稅，來提高國庫，這個結果，所以大明的國庫，也是大一統王朝最窮的一個，在明隆慶五年（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裏去）。
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麵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麽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麽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盡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這足以說明構成宋朝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征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並”。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並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製。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
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叛亂爆發，朝廷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麵，這種做法也限製了分工，限製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製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麵不抑兼並，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占全國總麵積的20%）；另一方麵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采），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隻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獲得這種好處的，就是宋朝沒有將百姓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大力發展商業，加上科技的突飛猛進，大宋一朝百姓的生活水準，始終在一個絕無僅有的高度，以至於到了後期，北宋重臣司馬光都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不少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可見當時的宋朝是生活水平是如此之高“。
可這種延續經過元朝後，並沒有延續下去，尤其是朱元璋見不得商人穿金戴銀，處處限製，加上朱程理學根深蒂固，天下人以讀書為榮，理學唯我獨尊，原本宋朝創造的良好開端，經過大元一朝，到大明由於朱元璋的局限，科技早已引起不起眾人的注意。
“科技是不是第一生產力？閣老不妨聽我說一說？“楊崢信心十足的道。
楊溥本就有這個意思，這樣的景色裏，暢談學問一直是他夢寐以求的生活，因此聽楊崢如此說，點了點頭道：“也好，老夫倒也聽聽，這科技如何是第一生產力。”
宋代的科技，可以說是通才科學家如沈括和蘇頌代表了宋朝早期科技經驗主義的思想。沈括通過精確測量子午圈，發現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歐洲早了四百年。沈括還確定出北極星幾個世紀運轉的位置。這使得海員在航行時利用指南針更準確地確定方向。沈括對地質學也頗有研究。在長期觀察奇怪的自然現象後，他闡明了一個地貌學和氣候變化原理。根據當時日食和月食的觀測情況，他分析出太陽和月亮是球狀的，而不是平麵的，從而擴展了中國早期天文學家的理論。擔任司天監期間，沈括舉薦北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衛樸，兩人一起運用宇宙學假設，描繪行星運行軌道的變更，包括逆行。在衛樸的協助下，沈括連續每晚三次記錄和測繪月亮的運行軌跡，從而修正了關於月亮的運行的誤差，這也是他的另一項重要成就。然而不幸的是，當時在朝廷上有很多政敵企圖破壞沈括的工作。最終朝廷接受了他們對於太陽和月亮的錯誤的修正，但隻是部分采納了沈括和衛樸提出的關於行星運行的軌道和變速度的理論。
蘇頌是沈括的政敵之一，於熙寧三年完成了一本藥物學著作──《本草圖經》，其中涵蓋了相關的學科的知識，如植物學、動物學、冶金學和礦物學。
該論著包括很多藥物應用，如麻黃等。他還是五幅不同的大型星圖的作者，他在地圖學的大量測繪記錄工作解決了宋朝和鄰國契丹自遼朝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邊界疆土問題。然而，蘇頌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水運儀象台，上層是機械驅動的渾天儀（天體測量之用），中層是渾象儀（天體運行演示），下層是司辰（自動報時器），元佑三年在當時的首都開封開始動工，
元佑七年竣工。蘇頌的水運儀象台在鍾擺機械的運用上雖然晚了歐洲安提基特拉機械十三個世紀。但蘇頌的水運儀象台卻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不中斷”鏈條傳送動力的裝備，最早的傳送機械動力鏈條由古希臘哲學家費羅於公元前3世紀所發明，在元佑七年他的著作《新儀象法要》中描述了設計要點。
這是宋代極為特質的例子，這兩人既是科學家，卻又是大宋的官兒，事實上不僅僅是他們，蘇軾、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對宋代文化科技都有極大發展的人，都是朝廷的高官，這也可以說明了宋朝任用了許多具備科學知識的官員，這些人掌握了多個學科的知識，有利於宋朝的管理、軍事和經濟發展。這些智者如沈括涉及多個領域如數學、地理學、地質學、經濟學、工程學、醫學、藝術評論、考古學、軍事戰略、外交等等。他曾經接受一個邊境調查的任務，用木頭和鋸末製作了一個三維的地圖來表現山脈、河流、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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