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丁道：“作忠臣的後果？“說完不等沈傲問，自顧自的道：”天家有天家的臉麵，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輕易碰不得，我小時候聽人說，大唐的魏征能做好諫官，那是他聰明，他不做忠臣，而做了良臣，良臣，是說象後稷、契、皋陶那樣的人；忠臣，是說象龍逢、比幹那樣的人。良臣使自己獲得美好的名聲，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
忠臣則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使國君陷於深重的罪惡之中，國破家亡，空有一個忠臣的名聲。以此而言，相差太遠了！”魏征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明白自己要作什麽，一生進諫無數，雖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從未駁斥甚至治罪，看見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為古代進諫的典範，李世民成為古代明君的典範，李唐之初呈現貞觀之治的盛世景象，這就是做良臣的好處，君臣和睦，開創大唐盛世，再看看這忠臣，雖然他們一個個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這樣做的後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時候也是要臉麵，也要尊嚴，你們忠臣不管不顧，最後的結果，隻會讓皇帝下不來台，對你們也愈來愈不滿，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對的，卻因為忠臣的言語太過莽撞，弄得下不來台，最後還要沒答應，效果反而不如做個良臣？“
沈傲聽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說，這忠臣還做不得了？“
黎丁對於沈傲從骨子裏多了幾分敬佩，所以才願意對他繼續言語，想了想道：“這話兒對也不對，這，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但就做事的具體風格而言，忠臣重視的是事情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賢隱，粉飾太平。當時有兩位賢士，深受王莽器重，一個是漢哀帝時光祿大夫龔勝，一個是齊人薛方。兩人都不願就征，但朝庭都欲強而起之，無奈之下，龔勝采取的是絕食式的抗爭，餓至十四日才氣絕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則相對輕鬆些，隻對著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潁高風，請善為我辭。”使人回複朝命，將事情經過告訴王莽，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倒也放他過去了。兩者當時都被視為賢良，相較而言，龔勝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些，這也是忠臣的成本與代價。南宋嶽飛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紹興年間被任為武勝定**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時，當時湖北刑獄萬俟卨以為這是一個巴結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機會，悄悄向嶽飛麵陳擁兵自衛之計，讓嶽飛不顧朝廷旨命、擴充兵力、積累財帛，結交權臣，聯絡黨羽，以圖大計。嶽飛聽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將他痛罵一頓，使得萬俟卨挾怨而去。
後來，萬俟卨為報私仇，竟然為虎作倀，幫著秦檜將嶽飛迫害致死，這種結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卻也是由於嶽飛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緣固。武則天時丞相狄仁傑則相對圓融得多。長壽元年正月，狄仁傑因被武承嗣、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被捕入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認：“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其收監，不複嚴備。狄仁傑回到獄中，暗暗地在被單上寫明冤情，並通過家人上告武則天，終得辯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嶽飛身死，而使北伐成為畫餅，狄仁傑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這其實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個差別，所以黎某對於魏征與唐太宗的那番話兒很是讚同，大人渾身傲骨，又滿腹學問，若能做個良臣，為朝廷，為天下做點事情，也不無不可，又何必執著於一個“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說，還連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話讓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卻不明白，忠臣不賴寵而事君，孝子不怙愛而慕親，下官並非要做什麽忠臣，我這麽做，隻是不想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音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今日陛下不願意納諫，下官不才，願做一個忠臣？”
“你這是何必呢？”黎丁歎了聲道，看得出他對眼前這個一身傲骨的讀書人充滿了敬意，如今這個世道，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不念過往，英雄無悔，不畏將來，誌存高遠，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那些六道十三到起初到是一個個不怕死，可結果如何，一番恫嚇後，乖乖的退出了皇宮，與他們來說，這裏是一所名利場，來了便是名利，一旦名利的麵具被撕下，他們也就去了堅持最初的動力，最後不過一場鬧劇罷，唯獨眼前這個身材消瘦，臉龐剛毅的讀書人，一如既往，不為名，不為利，甚至不計生死，為的就是將利於朝廷的話兒送上去，做了一個臣子最後的本分，這樣的人怎能不讓人敬佩呢？
“皇上是要殺了我吧？“沈傲淡淡的道，仿佛說的不是自己的生死。
黎丁搖了搖頭道：“沒有，皇帝說大人是比幹，他不做比幹，所以不會殺大人，隻是讓我先把大人抓起來再說！“
“既如此，那大人請吧？”沈傲伸出了雙手淡淡的道。
黎丁依舊搖了搖頭道：“不用了，本官雖是個侍衛，但看人的本事還是有幾分的，大人前幾日便與妻兒告別，今日一早又抬著棺材前來，早就沒打算跑，既如此，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大人跟著我走便是？“
沈傲道：“多謝了！“
黎丁道：“大人客氣了，我能做的也就這些了，若來日皇帝要殺了你，我一樣不手軟？“
沈傲道：“下官明白！“說完，不再多言，跟著黎丁默默的走向宮門外。
皇城外，茶樓一反常態，往日過了午後喝茶的人到是有，但如今日這般多，還是頭一次，從四麵八方蜂擁而來的客人，仿佛就認準了這座小小的茶樓一般，明知道裏麵的人不少，卻偏偏肖著腦袋往裏麵擠，一時人滿為患。
當然了，出現這種情況，除了今日的天氣燥熱適合喝杯茶湯潤潤喉嚨外，更大的原因在於皇城的那場較量，自從登聞鼓被敲響後，聞風而來的看客都伸長著脖子看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較量，一時讓皇城腳下好不熱鬧。
因樓下人數太多，楊崢等人的陣地不得不做了轉移，先是二樓，跟著是三樓，若不是早先預備了這做雅間，還真未必又什麽去處。
張本平日裏跟糧草，銀子打得交道最多，眼看著小小茶樓裏外三層三，這一日的茶湯，就沒聽過，雖說一碗茶湯隻是兩文錢，但人家知識放了一大把西湖龍井，然後加入煮得沸騰的茶水，加以衝泡便可，既簡單，成本也地，這一日下來，銀子可不少，就在剛才，他默默算了下，差不多有五十兩銀子的收入，看這趨勢，今日怕是要破百，這還不算二樓，三樓的雅間，就在剛才他打聽過，二樓的二月春一碗茶湯五兩銀子，整個二樓光是雅間就有十幾個，還不用說三樓，這一番計算下來，這個小茶樓一日不少於三百兩紋銀，這還是保守的估計，看著好不羨慕。
“大人好手段，這裏開一家小茶樓，既為了朝廷辦了事情，又肥了口袋，還是敵人的銀子，嘖嘖嘖……？“張本笑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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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一直有忠臣與良臣之分，但最初以文字說出的，是唐代的魏征。
唐太宗剛剛即位的時候，勵精圖治處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臥室裏，向他谘詢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沒有什麽能讓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討事情，總是欣然采納接受（他的意見）。魏征也很慶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殫精竭慮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說出來。太宗曾經慰勞他說：“你所陳說的意見建議，前後有兩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極其忠誠地為了國家，怎麽能做到這樣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為尚書左丞。有人舉報魏征偏袒（自己的）親戚，太宗讓禦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案，沒有發現（魏征）有這樣的行為。
溫彥博上奏太宗說：“魏征作為臣子，應該注意自己的舉止行為，他不能遠避嫌疑，所以才招來了這種誹謗，雖然他的本意是無私，但是也有應該指責的地方。”太宗讓溫彥博責備魏征，並且說：“你以後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過了幾天，魏征進宮對太宗說：“君與臣和協默契，二者道義上如同一個整體。不考慮公道，隻考慮個人行為舉止對自己的影響。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這個原則，那國家的興衰，或許就不得而知了。”太宗驚訝地看著魏征，改變了臉色，說：“我已經後悔這樣說了。”魏征拜了兩拜說：“希望陛下讓我成為一個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問：“忠、良有什麽區別嗎？”魏征說：“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樣的人，忠臣是龍逢、比幹那樣的人。良臣讓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子孫孫世代相傳，福祿沒有邊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殺的命運，讓君主陷於不仁不義的大惡之名，國家和家庭都失去，隻剩一個忠臣的名號。就此說來，兩者相差很遠呢。”太宗深感魏征說得很對，就賞賜給了他五百匹綢緞。
“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一直都是曆代忠臣良臣所麵臨的界限，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為忠臣的別稱，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兩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區別不大，忠臣曆朝曆代都是備受推崇、大書特書的典範，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給人的感覺也都是形象飽滿、毫無瑕疵的。受著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人們的感覺中，忠臣往往也與能臣混為一談，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屬性。
事實上，這兩個卻是並不相同的概念：從衡量標準上講，忠臣往往側重於道德水準，是從思想、觀念以及行動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於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夠安邦治國並使國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說忠臣講究名聲，而良臣更多的是講究做事，就個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價換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結局則難有定論，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謀得天下之利，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的大臣。
忠臣往往與奸臣對應，而良臣則常常對應於庸臣。忠臣往往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在董仲舒為漢武帝設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的人之太義的思想，尚未成為官方主流思想時，忠臣的市場並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顯，活躍在曆史上的忠臣也相應減少。特別是先秦時代，伴隨著弱肉強食的政治特點，人才們也迎來了展示自身價值的黃金時期，追求良臣，尋求民富國強之策成為各國君主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管仲、商鞅、吳起、樂毅、範蠡、大批良臣也就應運而生了。尤其是*著人才優勢稱霸諸候的秦國，雖然擁有著一大批文臣武將，但基本上是其它國家的空降兵，這些人隻是借助於強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報負，大抵與忠臣沾不上邊。在這個時代，能稱得上忠臣的大概隻有楚國的屈原了，這位老先生忠心為國，卻無罪遭譴，他因此借助於楚辭這種文體，寫了一大堆懷才不遇的文章後，幹脆對著汩羅江水，縱身一躍，從此，在中華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應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頃襄王。屈原的自殺留給時人（後人）的是一種精神財富，並不能改變楚國被滅亡的命運。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場一直不大，戰國時有諸子百家，各種家交匯，思想也是百家齊鳴，早就了那個時代的能臣比較多。
真正意義上的忠臣，應該是從漢代後開始，董仲舒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忠君仁愛的思想就此確立，使得忠臣們逐漸走上政治舞台，這也是迎合帝王們的政治需要的。亂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維護，但畢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夠幫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奪取君主天下，所以，曆代皇帝上台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慮如何處置這些良臣，漢高祖、明tai祖的辦法是大開殺戒，光武帝、宋tai祖的方法是是厚贈金帛，方法也許不一樣，目的卻大抵相同，都是讓功臣們遠離權力中心，不要危及他們的統治，也即是鳥盡弓藏的意思。正因為長治久安的需要，開國帝王們從江山坐穩後，他們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無二的忠臣了。當然，這樣講是一種理論上的趨勢，具體到實際中的皇帝本人，則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忠臣們雖然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
如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隻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製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製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如他在嘉靖四十五年，在棺材鋪裏買好了棺材，並且將自己的家人托付給了一個朋友。然後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汙、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係風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話，還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
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於皇帝的不過是改變自己的作為，而這改變又非常容易，隻需要“翻然悔悟”，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夠真正振作，選擇合宜的道路，赴之以決心，他還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
這樣的奏疏確乎是史無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隻是批評一種或幾種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屍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其唐突之處，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裏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癡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仆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歎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嘉靖沒有給予海瑞任何懲罰，但是把奏章留中不發。他不能忘記這一奏疏，其中有那麽多的事實無可回避，可是就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麵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點！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幹，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嘉靖四十五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鬱悶不高興，召來閣臣徐階議論禪讓帝位給皇太子的事，世宗說：“海瑞所說的都對。朕已經病了很長時間，怎能臨朝聽政。”又說：“朕確實不自謹，導致身體多病。如果朕能夠在偏殿議政，豈能遭受這個人的責備辱罵呢？”遂逮捕海瑞關進詔獄，追究主使的人。獄詞送上後，仍然留在宮中不發布。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沒有殺死海瑞的心意，上書陳請將海瑞釋放。明世宗大怒，命錦衣衛杖責何以尚一百大棒，關進詔獄，晝夜用刑審問，足見皇帝並不是那麽昏庸。
大難不死的海瑞，在明世宗死後，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紮蘇州。且不說這裏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即使是一般地區，任命這樣一位不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巡撫，也已屬於罕見。但是這一地區曆來號為難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職，有識見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後果。事實不出所料，8個月之後，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職一經發表，南直隸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計到將會不能見容於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養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把他的轎夫由8人減至4人。舉出這些瑣事，就可以證明新巡撫大人聲勢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懾。
海瑞下車伊始，就把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縣公布。條約規定：境內成年男子一律從速結婚成家，不願守節的寡婦應立即改嫁，溺殺嬰孩一律停止。巡撫出巡各地，府縣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撫可以傳詢耆老聽取他們的控訴。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夥食標準為每天紋銀二錢至三錢，雞魚肉均可供應，但不得供應鵝及黃酒。境內的公文，今後一律使用廉價紙張；過去的公文習慣上在文後都留有空白，今後也一律廢止。自條約公布之日起，境內的若幹奢侈品要停止製造，包括特殊的紡織品、頭飾、紙張文具以及甜食。
這些規定，有的不免失之瑣碎苛細，本來就會生問題的。而他最後的垮台，則是因為他幹預了境內的農田所有權所致。本朝開國之初，tai祖洪武皇帝使用嚴厲的手段打擊豪紳富戶，兩千年來社會的根本問題即士地問題因而得以暫時緩和。中葉以來，這一問題又趨尖銳。高利貸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於自耕農，利率極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償還。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無力償還，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占有。雖然官方曾規定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款時間之長短，利息總數不得逾本金之半，但這種規定從來未能認真執行。與上述規定同時，官方還規定土地因不能還貸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內，仍可以用原價贖回，這也就在書麵上更增加了事情的複雜性。
海瑞之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出於保持法律的尊嚴，而且是為了維護道德的神聖。他有限製富戶過多地占有土地、縮小貧富差別的願望。這種衝動使他一往直前，義無反顧。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請，但這種做法的後果，蘇州一夜之間人心惶惶，商店關門，酒肆關門，一切娛樂活動都關門，這種情況，自是對蘇州不利，事實證明他的確不會做事，在他治理下，蘇州是一片怨聲載道，他本人很快也得到了監察官的參劾。參劾的理由是他不識大體，僅僅注意於節約紙張等細枝末節，有失巡撫的體統。隨後，給事中戴鳳翔以更嚴厲的措辭參劾海瑞，說他但憑一己的衝動隨意對百姓的產業作出判決，在他的治下，佃戶不敢向業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款。
吏部根據各種參劾的奏疏提出意見，說南直隸巡撫海瑞實為“誌大才疏”，應該調任閑曹。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沒有人敢於非議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後他卻成了眾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淵閣和吏部還因為海瑞的抗議，對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後他們卻建議皇帝讓他去重新擔任不負實際責任的官職。憤憤不平的海瑞終於在1570年春天被迫辭職回鄉，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這種一概罵倒的狷介之氣，使他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可見海瑞雖是千古忠臣，道德沒話好說，可與國家，並無多大用處。
這一點後來的張居正看得最明白，萬曆皇帝登極，張居正出任首輔。這位文淵閣的首腦和海瑞一樣，尊重法紀而討厭蘇鬆地區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經和張居正作過接觸，希望他主持公道。張居正給他的複信中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仆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這種以委婉的語句，告訴世人，輕率躁進而拒絕援之以手，使海瑞賦閑家居達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為南京右金都禦史。
而相對的張居正，在人品自是難以與海瑞相提並論，但就做事上就會做多了，他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淩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但讓我選，我還是選擇張居正。
其實不僅僅是他們兩人，曆史上還有很多，譬如大明朝天啟二年，新科狀元文震孟指責天啟帝沒有真正承擔起經國大任，竟上疏說：“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這封奏折上遞後，權閹魏忠賢故意留壓二沒有立即上奏。卻乘天啟帝觀看木偶劇時，適時將疏中“傀儡登場”語告訴皇帝，說文震孟惡意將皇帝帝比作偶人，並要求皇帝殺之。皇帝當然點頭同意，但終經眾臣苦勸力爭，硬是將震孟給保了下來，隻讓天啟皇帝憋了一肚子火，這也是忠臣們雖然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但讓人下不來台，皇帝也一肚子火。
當然，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但就做事的具體風格而言，忠臣重視的是事情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賢隱，粉飾太平。當時有兩位賢士，深受王莽器重，一個是漢哀帝時光祿大夫龔勝，一個是齊人薛方。兩人都不願就征，但朝庭都欲強而起之，無奈之下，龔勝采取的是絕食式的抗爭，餓至十四日才氣絕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則相對輕鬆些，隻對著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潁高風，請善為我辭。”使人回複朝命，將事情經過告訴王莽，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倒也放他過去了。兩者當時都被視為賢良，相較而言，龔勝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些，這也是忠臣的成本與代價。
再如，武則天時丞相狄仁傑則相對圓融得多。長壽元年正月，狄仁傑因被武承嗣、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被捕入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認：“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其收監，不複嚴備。狄仁傑回到獄中，暗暗地在被單上寫明冤情，並通過家人上告武則天，終得辯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嶽飛身死，而使北伐成為畫餅，狄仁傑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說這麽多，其實就說一點，忠臣很多的時候是忠於君主，為君主效忠的官吏，他們有完美的節操，有無與倫比的道德，但與國家的作用就不如良臣了。良臣有才幹，更多的是為國家，為家族謀劃，為了心頭的理想，有時候沒有注重道德，比如張居正，他不是忠臣，但你不能說他不是良臣！
忠臣則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使國君陷於深重的罪惡之中，國破家亡，空有一個忠臣的名聲。以此而言，相差太遠了！”魏征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明白自己要作什麽，一生進諫無數，雖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從未駁斥甚至治罪，看見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為古代進諫的典範，李世民成為古代明君的典範，李唐之初呈現貞觀之治的盛世景象，這就是做良臣的好處，君臣和睦，開創大唐盛世，再看看這忠臣，雖然他們一個個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這樣做的後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時候也是要臉麵，也要尊嚴，你們忠臣不管不顧，最後的結果，隻會讓皇帝下不來台，對你們也愈來愈不滿，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對的，卻因為忠臣的言語太過莽撞，弄得下不來台，最後還要沒答應，效果反而不如做個良臣？“
沈傲聽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說，這忠臣還做不得了？“
黎丁對於沈傲從骨子裏多了幾分敬佩，所以才願意對他繼續言語，想了想道：“這話兒對也不對，這，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但就做事的具體風格而言，忠臣重視的是事情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賢隱，粉飾太平。當時有兩位賢士，深受王莽器重，一個是漢哀帝時光祿大夫龔勝，一個是齊人薛方。兩人都不願就征，但朝庭都欲強而起之，無奈之下，龔勝采取的是絕食式的抗爭，餓至十四日才氣絕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則相對輕鬆些，隻對著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潁高風，請善為我辭。”使人回複朝命，將事情經過告訴王莽，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倒也放他過去了。兩者當時都被視為賢良，相較而言，龔勝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些，這也是忠臣的成本與代價。南宋嶽飛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紹興年間被任為武勝定**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時，當時湖北刑獄萬俟卨以為這是一個巴結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機會，悄悄向嶽飛麵陳擁兵自衛之計，讓嶽飛不顧朝廷旨命、擴充兵力、積累財帛，結交權臣，聯絡黨羽，以圖大計。嶽飛聽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將他痛罵一頓，使得萬俟卨挾怨而去。
後來，萬俟卨為報私仇，竟然為虎作倀，幫著秦檜將嶽飛迫害致死，這種結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卻也是由於嶽飛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緣固。武則天時丞相狄仁傑則相對圓融得多。長壽元年正月，狄仁傑因被武承嗣、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被捕入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認：“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其收監，不複嚴備。狄仁傑回到獄中，暗暗地在被單上寫明冤情，並通過家人上告武則天，終得辯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嶽飛身死，而使北伐成為畫餅，狄仁傑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這其實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個差別，所以黎某對於魏征與唐太宗的那番話兒很是讚同，大人渾身傲骨，又滿腹學問，若能做個良臣，為朝廷，為天下做點事情，也不無不可，又何必執著於一個“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說，還連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話讓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卻不明白，忠臣不賴寵而事君，孝子不怙愛而慕親，下官並非要做什麽忠臣，我這麽做，隻是不想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音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今日陛下不願意納諫，下官不才，願做一個忠臣？”
“你這是何必呢？”黎丁歎了聲道，看得出他對眼前這個一身傲骨的讀書人充滿了敬意，如今這個世道，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不念過往，英雄無悔，不畏將來，誌存高遠，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那些六道十三到起初到是一個個不怕死，可結果如何，一番恫嚇後，乖乖的退出了皇宮，與他們來說，這裏是一所名利場，來了便是名利，一旦名利的麵具被撕下，他們也就去了堅持最初的動力，最後不過一場鬧劇罷，唯獨眼前這個身材消瘦，臉龐剛毅的讀書人，一如既往，不為名，不為利，甚至不計生死，為的就是將利於朝廷的話兒送上去，做了一個臣子最後的本分，這樣的人怎能不讓人敬佩呢？
“皇上是要殺了我吧？“沈傲淡淡的道，仿佛說的不是自己的生死。
黎丁搖了搖頭道：“沒有，皇帝說大人是比幹，他不做比幹，所以不會殺大人，隻是讓我先把大人抓起來再說！“
“既如此，那大人請吧？”沈傲伸出了雙手淡淡的道。
黎丁依舊搖了搖頭道：“不用了，本官雖是個侍衛，但看人的本事還是有幾分的，大人前幾日便與妻兒告別，今日一早又抬著棺材前來，早就沒打算跑，既如此，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大人跟著我走便是？“
沈傲道：“多謝了！“
黎丁道：“大人客氣了，我能做的也就這些了，若來日皇帝要殺了你，我一樣不手軟？“
沈傲道：“下官明白！“說完，不再多言，跟著黎丁默默的走向宮門外。
皇城外，茶樓一反常態，往日過了午後喝茶的人到是有，但如今日這般多，還是頭一次，從四麵八方蜂擁而來的客人，仿佛就認準了這座小小的茶樓一般，明知道裏麵的人不少，卻偏偏肖著腦袋往裏麵擠，一時人滿為患。
當然了，出現這種情況，除了今日的天氣燥熱適合喝杯茶湯潤潤喉嚨外，更大的原因在於皇城的那場較量，自從登聞鼓被敲響後，聞風而來的看客都伸長著脖子看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較量，一時讓皇城腳下好不熱鬧。
因樓下人數太多，楊崢等人的陣地不得不做了轉移，先是二樓，跟著是三樓，若不是早先預備了這做雅間，還真未必又什麽去處。
張本平日裏跟糧草，銀子打得交道最多，眼看著小小茶樓裏外三層三，這一日的茶湯，就沒聽過，雖說一碗茶湯隻是兩文錢，但人家知識放了一大把西湖龍井，然後加入煮得沸騰的茶水，加以衝泡便可，既簡單，成本也地，這一日下來，銀子可不少，就在剛才，他默默算了下，差不多有五十兩銀子的收入，看這趨勢，今日怕是要破百，這還不算二樓，三樓的雅間，就在剛才他打聽過，二樓的二月春一碗茶湯五兩銀子，整個二樓光是雅間就有十幾個，還不用說三樓，這一番計算下來，這個小茶樓一日不少於三百兩紋銀，這還是保守的估計，看著好不羨慕。
“大人好手段，這裏開一家小茶樓，既為了朝廷辦了事情，又肥了口袋，還是敵人的銀子，嘖嘖嘖……？“張本笑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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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一直有忠臣與良臣之分，但最初以文字說出的，是唐代的魏征。
唐太宗剛剛即位的時候，勵精圖治處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臥室裏，向他谘詢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沒有什麽能讓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討事情，總是欣然采納接受（他的意見）。魏征也很慶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殫精竭慮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說出來。太宗曾經慰勞他說：“你所陳說的意見建議，前後有兩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極其忠誠地為了國家，怎麽能做到這樣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為尚書左丞。有人舉報魏征偏袒（自己的）親戚，太宗讓禦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案，沒有發現（魏征）有這樣的行為。
溫彥博上奏太宗說：“魏征作為臣子，應該注意自己的舉止行為，他不能遠避嫌疑，所以才招來了這種誹謗，雖然他的本意是無私，但是也有應該指責的地方。”太宗讓溫彥博責備魏征，並且說：“你以後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過了幾天，魏征進宮對太宗說：“君與臣和協默契，二者道義上如同一個整體。不考慮公道，隻考慮個人行為舉止對自己的影響。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這個原則，那國家的興衰，或許就不得而知了。”太宗驚訝地看著魏征，改變了臉色，說：“我已經後悔這樣說了。”魏征拜了兩拜說：“希望陛下讓我成為一個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問：“忠、良有什麽區別嗎？”魏征說：“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樣的人，忠臣是龍逢、比幹那樣的人。良臣讓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子孫孫世代相傳，福祿沒有邊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殺的命運，讓君主陷於不仁不義的大惡之名，國家和家庭都失去，隻剩一個忠臣的名號。就此說來，兩者相差很遠呢。”太宗深感魏征說得很對，就賞賜給了他五百匹綢緞。
“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一直都是曆代忠臣良臣所麵臨的界限，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為忠臣的別稱，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兩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區別不大，忠臣曆朝曆代都是備受推崇、大書特書的典範，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給人的感覺也都是形象飽滿、毫無瑕疵的。受著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人們的感覺中，忠臣往往也與能臣混為一談，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屬性。
事實上，這兩個卻是並不相同的概念：從衡量標準上講，忠臣往往側重於道德水準，是從思想、觀念以及行動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於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夠安邦治國並使國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說忠臣講究名聲，而良臣更多的是講究做事，就個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價換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結局則難有定論，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謀得天下之利，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的大臣。
忠臣往往與奸臣對應，而良臣則常常對應於庸臣。忠臣往往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在董仲舒為漢武帝設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的人之太義的思想，尚未成為官方主流思想時，忠臣的市場並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顯，活躍在曆史上的忠臣也相應減少。特別是先秦時代，伴隨著弱肉強食的政治特點，人才們也迎來了展示自身價值的黃金時期，追求良臣，尋求民富國強之策成為各國君主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管仲、商鞅、吳起、樂毅、範蠡、大批良臣也就應運而生了。尤其是*著人才優勢稱霸諸候的秦國，雖然擁有著一大批文臣武將，但基本上是其它國家的空降兵，這些人隻是借助於強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報負，大抵與忠臣沾不上邊。在這個時代，能稱得上忠臣的大概隻有楚國的屈原了，這位老先生忠心為國，卻無罪遭譴，他因此借助於楚辭這種文體，寫了一大堆懷才不遇的文章後，幹脆對著汩羅江水，縱身一躍，從此，在中華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應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頃襄王。屈原的自殺留給時人（後人）的是一種精神財富，並不能改變楚國被滅亡的命運。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場一直不大，戰國時有諸子百家，各種家交匯，思想也是百家齊鳴，早就了那個時代的能臣比較多。
真正意義上的忠臣，應該是從漢代後開始，董仲舒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忠君仁愛的思想就此確立，使得忠臣們逐漸走上政治舞台，這也是迎合帝王們的政治需要的。亂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維護，但畢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夠幫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奪取君主天下，所以，曆代皇帝上台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慮如何處置這些良臣，漢高祖、明tai祖的辦法是大開殺戒，光武帝、宋tai祖的方法是是厚贈金帛，方法也許不一樣，目的卻大抵相同，都是讓功臣們遠離權力中心，不要危及他們的統治，也即是鳥盡弓藏的意思。正因為長治久安的需要，開國帝王們從江山坐穩後，他們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無二的忠臣了。當然，這樣講是一種理論上的趨勢，具體到實際中的皇帝本人，則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忠臣們雖然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
如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於善、惡兩個道德範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隻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並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製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製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如他在嘉靖四十五年，在棺材鋪裏買好了棺材，並且將自己的家人托付給了一個朋友。然後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汙、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係風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話，還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
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於皇帝的不過是改變自己的作為，而這改變又非常容易，隻需要“翻然悔悟”，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夠真正振作，選擇合宜的道路，赴之以決心，他還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
這樣的奏疏確乎是史無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隻是批評一種或幾種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屍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其唐突之處，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裏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癡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仆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歎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嘉靖沒有給予海瑞任何懲罰，但是把奏章留中不發。他不能忘記這一奏疏，其中有那麽多的事實無可回避，可是就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麵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點！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幹，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後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嘉靖四十五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鬱悶不高興，召來閣臣徐階議論禪讓帝位給皇太子的事，世宗說：“海瑞所說的都對。朕已經病了很長時間，怎能臨朝聽政。”又說：“朕確實不自謹，導致身體多病。如果朕能夠在偏殿議政，豈能遭受這個人的責備辱罵呢？”遂逮捕海瑞關進詔獄，追究主使的人。獄詞送上後，仍然留在宮中不發布。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沒有殺死海瑞的心意，上書陳請將海瑞釋放。明世宗大怒，命錦衣衛杖責何以尚一百大棒，關進詔獄，晝夜用刑審問，足見皇帝並不是那麽昏庸。
大難不死的海瑞，在明世宗死後，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紮蘇州。且不說這裏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即使是一般地區，任命這樣一位不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巡撫，也已屬於罕見。但是這一地區曆來號為難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職，有識見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後果。事實不出所料，8個月之後，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職一經發表，南直隸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計到將會不能見容於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養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把他的轎夫由8人減至4人。舉出這些瑣事，就可以證明新巡撫大人聲勢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懾。
海瑞下車伊始，就把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縣公布。條約規定：境內成年男子一律從速結婚成家，不願守節的寡婦應立即改嫁，溺殺嬰孩一律停止。巡撫出巡各地，府縣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撫可以傳詢耆老聽取他們的控訴。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夥食標準為每天紋銀二錢至三錢，雞魚肉均可供應，但不得供應鵝及黃酒。境內的公文，今後一律使用廉價紙張；過去的公文習慣上在文後都留有空白，今後也一律廢止。自條約公布之日起，境內的若幹奢侈品要停止製造，包括特殊的紡織品、頭飾、紙張文具以及甜食。
這些規定，有的不免失之瑣碎苛細，本來就會生問題的。而他最後的垮台，則是因為他幹預了境內的農田所有權所致。本朝開國之初，tai祖洪武皇帝使用嚴厲的手段打擊豪紳富戶，兩千年來社會的根本問題即士地問題因而得以暫時緩和。中葉以來，這一問題又趨尖銳。高利貸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於自耕農，利率極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償還。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無力償還，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占有。雖然官方曾規定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款時間之長短，利息總數不得逾本金之半，但這種規定從來未能認真執行。與上述規定同時，官方還規定土地因不能還貸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內，仍可以用原價贖回，這也就在書麵上更增加了事情的複雜性。
海瑞之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出於保持法律的尊嚴，而且是為了維護道德的神聖。他有限製富戶過多地占有土地、縮小貧富差別的願望。這種衝動使他一往直前，義無反顧。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請，但這種做法的後果，蘇州一夜之間人心惶惶，商店關門，酒肆關門，一切娛樂活動都關門，這種情況，自是對蘇州不利，事實證明他的確不會做事，在他治理下，蘇州是一片怨聲載道，他本人很快也得到了監察官的參劾。參劾的理由是他不識大體，僅僅注意於節約紙張等細枝末節，有失巡撫的體統。隨後，給事中戴鳳翔以更嚴厲的措辭參劾海瑞，說他但憑一己的衝動隨意對百姓的產業作出判決，在他的治下，佃戶不敢向業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款。
吏部根據各種參劾的奏疏提出意見，說南直隸巡撫海瑞實為“誌大才疏”，應該調任閑曹。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沒有人敢於非議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後他卻成了眾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淵閣和吏部還因為海瑞的抗議，對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後他們卻建議皇帝讓他去重新擔任不負實際責任的官職。憤憤不平的海瑞終於在1570年春天被迫辭職回鄉，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這種一概罵倒的狷介之氣，使他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可見海瑞雖是千古忠臣，道德沒話好說，可與國家，並無多大用處。
這一點後來的張居正看得最明白，萬曆皇帝登極，張居正出任首輔。這位文淵閣的首腦和海瑞一樣，尊重法紀而討厭蘇鬆地區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經和張居正作過接觸，希望他主持公道。張居正給他的複信中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仆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這種以委婉的語句，告訴世人，輕率躁進而拒絕援之以手，使海瑞賦閑家居達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為南京右金都禦史。
而相對的張居正，在人品自是難以與海瑞相提並論，但就做事上就會做多了，他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淩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但讓我選，我還是選擇張居正。
其實不僅僅是他們兩人，曆史上還有很多，譬如大明朝天啟二年，新科狀元文震孟指責天啟帝沒有真正承擔起經國大任，竟上疏說：“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這封奏折上遞後，權閹魏忠賢故意留壓二沒有立即上奏。卻乘天啟帝觀看木偶劇時，適時將疏中“傀儡登場”語告訴皇帝，說文震孟惡意將皇帝帝比作偶人，並要求皇帝殺之。皇帝當然點頭同意，但終經眾臣苦勸力爭，硬是將震孟給保了下來，隻讓天啟皇帝憋了一肚子火，這也是忠臣們雖然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但讓人下不來台，皇帝也一肚子火。
當然，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但就做事的具體風格而言，忠臣重視的是事情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賢隱，粉飾太平。當時有兩位賢士，深受王莽器重，一個是漢哀帝時光祿大夫龔勝，一個是齊人薛方。兩人都不願就征，但朝庭都欲強而起之，無奈之下，龔勝采取的是絕食式的抗爭，餓至十四日才氣絕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則相對輕鬆些，隻對著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潁高風，請善為我辭。”使人回複朝命，將事情經過告訴王莽，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倒也放他過去了。兩者當時都被視為賢良，相較而言，龔勝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些，這也是忠臣的成本與代價。
再如，武則天時丞相狄仁傑則相對圓融得多。長壽元年正月，狄仁傑因被武承嗣、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被捕入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認：“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其收監，不複嚴備。狄仁傑回到獄中，暗暗地在被單上寫明冤情，並通過家人上告武則天，終得辯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嶽飛身死，而使北伐成為畫餅，狄仁傑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說這麽多，其實就說一點，忠臣很多的時候是忠於君主，為君主效忠的官吏，他們有完美的節操，有無與倫比的道德，但與國家的作用就不如良臣了。良臣有才幹，更多的是為國家，為家族謀劃，為了心頭的理想，有時候沒有注重道德，比如張居正，他不是忠臣，但你不能說他不是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