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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富不仁義，天下都是這樣。所以說是救弊。如果案子是爭誰說得錯， 與其委屈鄉官， 不如委屈老百姓，這是為了讓當官的體麵。這麽做看似不公平，實則是最公平的，蘇州的權、勢、財都在富戶、大戶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貧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個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沒了保障，這時候他們隻能自己解決，可麵對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富戶、大戶，百姓根本無勝算，這裏麵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麵，也不是沒有認為的因素，吳中多刁民，性情凶頑好健訟，一
些刁民讀書無望，便充當了訟師，其中的危害，況大人身為知府，平日裏斷案無數，比我可清楚多了？“
況鍾點了點頭，所謂的訟師，其實就是幫大戶人家打官司的訟棍，朝廷斷案看似簡單，實則過程很複雜，尋常百姓，倘若要嚴格規定凡是訴訟活動都必須當事人自行進行訴訟活動，不得有代理人代為辦理。除了婦女、老幼、現任或退休官員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為出庭應訴，其他人一律都要親自出庭。即使是請人書寫訴狀，代寫人也不得對訴訟事實、情節有所加減。
從唐代時，對訟師多有約束，並專門設有“為人作辭牒”的律條：“諸為人作辭牒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為人代寫訴狀要負擔誣告反坐的刑事責任。而宋朝法律則直接規定代人訴訟為犯罪，景德二年詔規定：各類人物告訟與己無關的事就要處以決杖、“枷項令眾”十日。經常為人告訟、情節嚴重的，要上報皇帝，決杖後配軍籍。
除了直接替人訴訟外，向人傳授訴訟的知識更被視為大罪，南宋紹興十三年（敕規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辭訟文書者，處杖一百。並允許告發。再犯者，不得因大赦減免刑罰，一律要“鄰州編管”。從學者，各處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錄司法官員判詞的《名公書判清明集》，書中專設“嘩徒”、“把持”等門類，收集了不少懲治訟師的書判。大明延續前朝的規矩，專設“教唆詞訟”條：凡教唆詞訟、或者為別人寫作詞狀時有增減情罪情況的，就要作為誣告罪處理。接受委托人財產酬謝的，計贓以受財枉法罪從重論處，處罰甚是嚴重，洪武時，訟師倒也安分守己，隨著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約束，早已被人忘記，所以越來越多的訟師為報酬，教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委托人想打贏官司他就有辦法讓他贏，想讓人罪名成立他也有辦法使人身敗名裂。弄得蘇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而且蘇州訟師還有一大特色，極少是幫百姓打官司的，大多數為了錢財，權勢依附與豪門大戶，所以楊崢所說一旦碰上了不能真心為民的好官，百姓算得上狀告無門了，根本無公平可言，日積月累，百姓對朝廷也就失去了本該有的信任，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無不將田地轉入豪門大戶之下，尋得保護，這樣的結果，如其說是豪門大戶集聚天下天時地利人和所為外，更大的原因在於官府斷案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結果，他來蘇州之前，就聽過蘇州有富戶憑著打官司發家致富的事情，說是百姓訟其奪產，府縣官偏聽鄉宦官紳之言，每每判小民敗訴。其他富戶、大戶有樣學樣，使得訟棍之風愈演愈烈，百姓官司打不贏，田產奪不會不說，還要陪進去大筆的銀子，久而久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
見況鍾麵露沉思之色，楊崢並沒有急著說下去，他這套看似不公平的理論，早就經過了大明朝第一清官海大人親自驗證過，雖說當時海瑞在蘇州的表現不盡人意，無數的豪門大戶紛紛舉家逃跑，有劣跡的官員聽到消息不用海瑞動手，自己主動離職退休，等到海瑞來時，已經是一片狼藉。但不得不說，他這套“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的理念，對蘇州的百姓來說卻是最公平的，比起豪門大戶的權勢、財富、地位，平頭小老百姓所有的也不過是朝廷給的一畝三分地而已，這是他們為止奮鬥的資產，在麵對這些的時候，他們所求的並不多，僅僅是維護自己的資產在自己的手中，能讓自己活下去，海大人針對這一點，做到了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盡量保護經濟弱勢一方，說到底是維護了他們的利益，落入了他們的眼中，海大人無疑是世間最好的青天大老爺，加上海瑞嚴於律己，道德上毫無瑕疵，這樣的人不是好官，誰是好官。
要說海瑞有多大的本事，曆史早已公論，但要說海瑞不是最公平的清官，估計老百姓第一個不答應。
就在他思索這會兒功夫，況鍾似想明白了楊大人所給的六個差別，衝著他點了點頭道：“卑職受教了？”
楊崢正要客套兩句，忽聽得一旁的鄒亮抱拳道：“卑職還有些不解？“
楊崢哦了聲，道：“鄒大人何處不解，隻管說來？“
鄒亮稍作醞釀了片刻，斟酌著用詞說道：“若按大人說法，在蘇州斷案隻需按照百姓說話才算是公平麽？“
楊崢道：“話不能這麽說，蘇州富商好的也不是沒有，可畢竟是少數，與蘇州窮苦百姓相比，他們還是有些話語權的，我這麽做，是針對大多數的百姓而言，在麵對地主豪強，王侯公孫，他們終究是弱勢群體，上了公堂，總是要吃些虧的，就那蘇州來說吧，這些年為何擠壓了這麽多案子沒能審理清楚，並非這些案子多麽的複雜多變，而是富戶大戶仗著話語權，在不占理的時候，采用了拖字訣而已，百姓占理沒有銀子，富戶大戶占了銀子卻虧的理，看似是一個公平的案子，可一旦采用了拖字訣，公平的天秤就不自覺的倒向了富戶、大戶，他們有銀子有時間拖得起，百姓沒銀沒時間，單靠一個理字，是挽救不了這場官司，最後的結果要麽這官司不了了之，要麽就是百姓從有理變成沒理！所以我才說，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既然都是虧，虧了富戶、大戶總要好過虧了百姓，反正富戶大戶虧得起！”
鄒亮沒想到這幾句話後，還有如此深的見解，佩服之餘，急忙站起身來，抱拳道：“屬下受教了！“
楊崢擺了擺手，將目光看向況鍾，問道：“況大人還有何處不明？“
況鍾道：“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然民偽日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不能兩舍，將若之何？——卑職愚鈍，尚不能領悟其中精髓，還請大人指教？“
楊崢表示理解的點了點頭，這幾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後日大清官海瑞親力親為從蘇州總結出來的經驗，被前世冠以海瑞定理，這定理在前世看起來，愚不可及，甚至有失偏頗，但在大清官海瑞時，卻是最為實用的，如被前人所省略的第二段文字是：”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然民偽日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不能兩舍，將若之何？”這段文字同樣重要，是在於海瑞對於司法實踐，海瑞知道，在雙方均出庭陳詞辯論(”兩造具備”) 、經過規定的程序(”五聽三訊”) 的條件下，有六七成的案件可以查清，依法裁判。但由於當事人的策略行為(”民偽”) 以及海瑞沒有提及的其他技術和專業限製，會有兩至三成的案件雙方的證據和論證難分高下，無論判決何方勝訴，法理上都不為錯；此外有大約一成的案件--海瑞沒有論及--由於沒有或缺乏證據，完全無法決斷，成了兩可之間的案子，這也是曆來詬病海大人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前世被人忽略的地方，按照海大人的意思，經他手中的案子，根本就沒有兩可之間這麽一說，因為他的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的原則，早已做出了判決。
“這倒也不難，況大人隻需牢記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便可？“
況鍾本就是聰明人，這麽直白的話兒哪有聽不明白了，楊大人這是告訴他，在處理那些“兩可難決的案件時，大可從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在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盡量保護經濟弱勢一方”也就是窮人和小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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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富不仁義，天下都是這樣。所以說是救弊。如果案子是爭誰說得錯， 與其委屈鄉官， 不如委屈老百姓，這是為了讓當官的體麵。這麽做看似不公平，實則是最公平的，蘇州的權、勢、財都在富戶、大戶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貧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個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沒了保障，這時候他們隻能自己解決，可麵對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富戶、大戶，百姓根本無勝算，這裏麵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麵，也不是沒有認為的因素，吳中多刁民，性情凶頑好健訟，一
些刁民讀書無望，便充當了訟師，其中的危害，況大人身為知府，平日裏斷案無數，比我可清楚多了？“
況鍾點了點頭，所謂的訟師，其實就是幫大戶人家打官司的訟棍，朝廷斷案看似簡單，實則過程很複雜，尋常百姓，倘若要嚴格規定凡是訴訟活動都必須當事人自行進行訴訟活動，不得有代理人代為辦理。除了婦女、老幼、現任或退休官員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為出庭應訴，其他人一律都要親自出庭。即使是請人書寫訴狀，代寫人也不得對訴訟事實、情節有所加減。
從唐代時，對訟師多有約束，並專門設有“為人作辭牒”的律條：“諸為人作辭牒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為人代寫訴狀要負擔誣告反坐的刑事責任。而宋朝法律則直接規定代人訴訟為犯罪，景德二年詔規定：各類人物告訟與己無關的事就要處以決杖、“枷項令眾”十日。經常為人告訟、情節嚴重的，要上報皇帝，決杖後配軍籍。
除了直接替人訴訟外，向人傳授訴訟的知識更被視為大罪，南宋紹興十三年（敕規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辭訟文書者，處杖一百。並允許告發。再犯者，不得因大赦減免刑罰，一律要“鄰州編管”。從學者，各處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錄司法官員判詞的《名公書判清明集》，書中專設“嘩徒”、“把持”等門類，收集了不少懲治訟師的書判。大明延續前朝的規矩，專設“教唆詞訟”條：凡教唆詞訟、或者為別人寫作詞狀時有增減情罪情況的，就要作為誣告罪處理。接受委托人財產酬謝的，計贓以受財枉法罪從重論處，處罰甚是嚴重，洪武時，訟師倒也安分守己，隨著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約束，早已被人忘記，所以越來越多的訟師為報酬，教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委托人想打贏官司他就有辦法讓他贏，想讓人罪名成立他也有辦法使人身敗名裂。弄得蘇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而且蘇州訟師還有一大特色，極少是幫百姓打官司的，大多數為了錢財，權勢依附與豪門大戶，所以楊崢所說一旦碰上了不能真心為民的好官，百姓算得上狀告無門了，根本無公平可言，日積月累，百姓對朝廷也就失去了本該有的信任，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無不將田地轉入豪門大戶之下，尋得保護，這樣的結果，如其說是豪門大戶集聚天下天時地利人和所為外，更大的原因在於官府斷案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結果，他來蘇州之前，就聽過蘇州有富戶憑著打官司發家致富的事情，說是百姓訟其奪產，府縣官偏聽鄉宦官紳之言，每每判小民敗訴。其他富戶、大戶有樣學樣，使得訟棍之風愈演愈烈，百姓官司打不贏，田產奪不會不說，還要陪進去大筆的銀子，久而久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
見況鍾麵露沉思之色，楊崢並沒有急著說下去，他這套看似不公平的理論，早就經過了大明朝第一清官海大人親自驗證過，雖說當時海瑞在蘇州的表現不盡人意，無數的豪門大戶紛紛舉家逃跑，有劣跡的官員聽到消息不用海瑞動手，自己主動離職退休，等到海瑞來時，已經是一片狼藉。但不得不說，他這套“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的理念，對蘇州的百姓來說卻是最公平的，比起豪門大戶的權勢、財富、地位，平頭小老百姓所有的也不過是朝廷給的一畝三分地而已，這是他們為止奮鬥的資產，在麵對這些的時候，他們所求的並不多，僅僅是維護自己的資產在自己的手中，能讓自己活下去，海大人針對這一點，做到了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盡量保護經濟弱勢一方，說到底是維護了他們的利益，落入了他們的眼中，海大人無疑是世間最好的青天大老爺，加上海瑞嚴於律己，道德上毫無瑕疵，這樣的人不是好官，誰是好官。
要說海瑞有多大的本事，曆史早已公論，但要說海瑞不是最公平的清官，估計老百姓第一個不答應。
就在他思索這會兒功夫，況鍾似想明白了楊大人所給的六個差別，衝著他點了點頭道：“卑職受教了？”
楊崢正要客套兩句，忽聽得一旁的鄒亮抱拳道：“卑職還有些不解？“
楊崢哦了聲，道：“鄒大人何處不解，隻管說來？“
鄒亮稍作醞釀了片刻，斟酌著用詞說道：“若按大人說法，在蘇州斷案隻需按照百姓說話才算是公平麽？“
楊崢道：“話不能這麽說，蘇州富商好的也不是沒有，可畢竟是少數，與蘇州窮苦百姓相比，他們還是有些話語權的，我這麽做，是針對大多數的百姓而言，在麵對地主豪強，王侯公孫，他們終究是弱勢群體，上了公堂，總是要吃些虧的，就那蘇州來說吧，這些年為何擠壓了這麽多案子沒能審理清楚，並非這些案子多麽的複雜多變，而是富戶大戶仗著話語權，在不占理的時候，采用了拖字訣而已，百姓占理沒有銀子，富戶大戶占了銀子卻虧的理，看似是一個公平的案子，可一旦采用了拖字訣，公平的天秤就不自覺的倒向了富戶、大戶，他們有銀子有時間拖得起，百姓沒銀沒時間，單靠一個理字，是挽救不了這場官司，最後的結果要麽這官司不了了之，要麽就是百姓從有理變成沒理！所以我才說，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既然都是虧，虧了富戶、大戶總要好過虧了百姓，反正富戶大戶虧得起！”
鄒亮沒想到這幾句話後，還有如此深的見解，佩服之餘，急忙站起身來，抱拳道：“屬下受教了！“
楊崢擺了擺手，將目光看向況鍾，問道：“況大人還有何處不明？“
況鍾道：“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然民偽日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不能兩舍，將若之何？——卑職愚鈍，尚不能領悟其中精髓，還請大人指教？“
楊崢表示理解的點了點頭，這幾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後日大清官海瑞親力親為從蘇州總結出來的經驗，被前世冠以海瑞定理，這定理在前世看起來，愚不可及，甚至有失偏頗，但在大清官海瑞時，卻是最為實用的，如被前人所省略的第二段文字是：”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然民偽日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不能兩舍，將若之何？”這段文字同樣重要，是在於海瑞對於司法實踐，海瑞知道，在雙方均出庭陳詞辯論(”兩造具備”) 、經過規定的程序(”五聽三訊”) 的條件下，有六七成的案件可以查清，依法裁判。但由於當事人的策略行為(”民偽”) 以及海瑞沒有提及的其他技術和專業限製，會有兩至三成的案件雙方的證據和論證難分高下，無論判決何方勝訴，法理上都不為錯；此外有大約一成的案件--海瑞沒有論及--由於沒有或缺乏證據，完全無法決斷，成了兩可之間的案子，這也是曆來詬病海大人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前世被人忽略的地方，按照海大人的意思，經他手中的案子，根本就沒有兩可之間這麽一說，因為他的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的原則，早已做出了判決。
“這倒也不難，況大人隻需牢記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便可？“
況鍾本就是聰明人，這麽直白的話兒哪有聽不明白了，楊大人這是告訴他，在處理那些“兩可難決的案件時，大可從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在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盡量保護經濟弱勢一方”也就是窮人和小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