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崢算是頭一次見識了真實的楊榮，心頭除了敬佩之外，更多的還是震撼，時至今日他才明白為何後人讚三楊的話兒，尤以楊榮居多，光他知道的就有楊士奇，誠孝張皇後、陳循、王直等當代名臣，後人更是不計其數，錢習禮、孫繼宗、唐樞、王世貞、張廷玉、紀曉嵐、蔡東藩這些人要麽是名噪一時的大學問家，要麽就是政壇要人，卻不約而同的對楊榮大加讚揚，之所以如此，無外乎藏於楊榮骨子裏的正直，仁愛的品格了。
楊榮也是頭一次袒露自己的心聲，這些年這件事算是壓在他心頭的一塊巨石，除了每年撫恤那些為朝廷獻出生命的將士遺孀外，救濟鄉人也是他俸祿裏最重要的一項開支，平日返回家鄉，他總少不了查點鄉裏平時有向家中借錢糧而無力償還的人，將他們的欠條全部焚毀。又幫助族中貧窮的人安葬其家人；幫助容撫養窮苦弱小而不能自謀生計的人，助其娶妻或嫁人；看到為家產而爭奪的人，把自己家的田地分給他們，一來二去少不了要違背自己心願的時候，而這些他又沒有背著旁人，因此在名望上他也落了一個貪財好利名頭，為官四十載好的名聲沒落下，臨到老了還背負著貪財好利名頭，或多或少有些諷刺的意味。
好在楊崢沒繼續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兩人尋了一張小桌落了座，段譽將準備好的禮品送了上來，楊崢則拍開了酒湯，上等的女兒紅經過歲月的沉澱後，一旦破封香氣四溢，楊榮吧唧吧唧了嘴巴，將手中的書本放到了一旁，等楊崢滿上了酒湯，倒也不含糊，端起酒杯一仰頭將一杯酒湯喝了幹淨，伸手摸了一把嘴角，吧唧吧唧了嘴巴道：“好酒，老夫許久沒喝到過這等好酒了。”
楊崢道：“大人若是喜歡，我讓人給你送上兩壇可好？”
楊榮擺了擺手笑道：“老夫倒是想，但王振未必肯給老夫這個機會。不怕告訴你，再過一炷香的功夫，老夫就要離開京城了，以老夫這身子骨此去怕是再也回不來了，這好酒還是留著好。”
楊崢道：“大人說什麽胡話。”
楊榮道：“孔子自十五誌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聖人之說是大有道理的，老夫今年七十了到了古稀之年，早就不懼生死了，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朝局罷了，東裏兄有意將這副擔子交給你，說句不好聽的話，老夫起先是不答應的，你太過年輕，鋒芒太過逼人，老夫擔心你挑不起這份擔子，可這你年老夫看你沉穩內斂甚是高明，難得是勇於任事，老夫倒也覺得東裏兄並沒有選錯人，時至今日老夫還是這麽認為的。今日尋你來也沒什麽大事，無非是有幾句實誠話兒要與你說說，好讓你把肩上的這份擔子挑得更穩妥一些。”
楊崢神色安詳，似早就料到楊榮今日的舉動一般，並無任何的驚訝之色。
楊榮見他神色如常，暗暗點了點頭，心道：“堂堂內閣次輔說教，麵無懼色，孺子可教也。”醞釀了片刻，楊榮重新開口說道：“王振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幸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此人雖是太監但手段卻不比讀書人差多少，今日早朝便是證明，你不日便能入閣做這首輔，切莫以振為太監而輕視了他。”
楊崢心道：“王振乃大明第一個把持權柄的太監，開大明太監幹政先河這樣的人我又豈能輕視他。”
“王振手段了得，我豈敢輕視。”
楊榮點了點頭道：“難得你明白，但光是不輕視還不足以撼動王振，我聽東裏兄談起你的計劃，莊公克段手段雖好，但未必合用，王振此人野心不小，此番早朝一舉將內閣一幫老臣剔除，聲望大漲，再者孫太後、皇上對其信任有加，倘若老夫估計得不錯的話，王振必會借助這股風氣穩固自己的權勢，打壓正麵官員倒是其次，收起黨羽、安插親信、培養自己的實力，達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他最大的目的，你被東裏兄寄予厚望早已是首輔最佳人選，以王振的性子又豈會容你坐穩根基，以王振的狡猾沒有道理不知道內閣與司禮監天生就是死對頭，司禮監唯有壓製內閣，才能達到掌櫃內權勢，所以內閣無疑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後快，你年少成名，又是東裏兄的結義兄弟，卻屢次立下大功，與朝廷而言比他王振高了許多，此番你入內閣，繼任首輔，天下官兒觀望依附之人必然不少，剛剛被壓製的內閣勢必會重新把握朝廷的局勢，試問王振隱忍數十年才得到今日的局麵，又豈會任由你收拾朝局，坐穩內閣呢？依老夫愚見，王振眼下最怕的便是你，最想除掉的也是你，你以莊公克段的手段來迎合王振，這手段固然沒錯，但前提是你得活下來才行。謀身與謀國看似都是一個謀字，但意義卻大不相同，國事固然大，可少了謀國之人，國事又能如何？”
楊榮的這一番話讓楊崢想到了日後的大明最有權勢的首輔張居正，大清官海瑞對他的評價就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這是對張居正一生中肯而準確的評價，但這番話由海瑞說出，難免使一般人覺得驚訝不解。海瑞給後世人的印象是剛直不阿，而張居正精於權謀，可兩人的結局確實證明張居正“謀身”不如海瑞。張居正積勞成疾不到60歲便亡歿，死後被眾廷臣攻擊詆毀，被萬曆帝清算，家產被抄沒，長子自殺，其他兒子被發配到煙瘴地麵充軍，他80歲的老母尚在，目睹這樣一番家破人亡的慘劇，情何以堪！海瑞以75歲高齡善終，生前和死後享有盛名，幾乎成了500年來中國清官的代名詞，包括皇帝在內，無人敢否定他的標杆價值。謀國奇才從“謀國”來說，海瑞的功業遠不如張居正。海瑞自冒死直諫嘉靖後，聲名鵲起，其不畏權勢、清廉無比的另類形象牢牢地樹立在大明的官場之中，沒有誰願意將這樣一個模範典型置於死地，而把自己擺在全社會輿論的對立麵，因此劍出偏鋒的海瑞，由於自身近於嚴酷的道德操守，使他成為幾乎無人能攻倒的一尊金剛。但這樣的人在官場注定隻是一個用來擺設用來宣傳的標杆，而不可能掌握實際權力，幹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業，他到死也隻是一個有政治地位而無實權的南京右都禦史。張居正位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顧命大臣、宰輔、帝師三位一體，他所掌握的權力，大明近300年中，沒有一個文臣能與之比肩。無論從國防、財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後江河日下的頹勢，營建了萬曆初期的繁華，《明史?萬曆紀》評價道：“神宗衝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國防方麵。隆慶朝時，張居正鼎力支持北方邊防最高長官宣大總督王崇古，對威脅明朝北疆最大的韃靼俺答部，采取羈縻政策，封俺達為順義王，開互市，換來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決了，抗倭名將戚繼光調到薊州把守都城東北的門戶，另一位名將李成梁出山海關，深入遼東取得數次大捷，東北基本平靜，女真各部還在相互攻伐，努爾哈赤還沒有登上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脅十數年後才顯露出來。財政方麵。經過清丈法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全國統計上來新增耕地麵積182萬餘頃，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稅源也就增加了。萬曆五年帝國中央銀庫太倉庫收銀436萬兩，比11年前隆慶帝登基時201萬兩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總後勤部）當年的歲入銀兩也超過了400萬兩，京師倉庫所存的糧食足夠6年消費。民生方麵。全國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別是江南一帶民間經濟十分活躍。張居正重用了潘季馴，於萬曆七年完成了黃河的治理和運河的疏通。吏治方麵。隨著考成法的推行，官員懶散推諉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為提高，基本上實現了“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如果沒有張居正變法帶來的國力增強，很難想象他死去若幹年後，萬曆朝能打贏寧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規模戰爭。皇權製度使良臣悲劇無法避免這樣一位為大明立下卓越功勳的人，卻不能善終，並禍及子孫，其“謀國”與“謀身”不能兩全的根本原因在哪裏？筆者以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製度和政治生態使政治家在幹一番大事業保護好自身和全家之間，有著不能解決的矛盾和衝突。這正是皇權製度到了明清時期僵化停滯、毫無出路的悲哀。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海瑞，這類起於民間的士人精英，他們無不希望能“治國平天下”，他們的理想亦是千千萬萬傳統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對公平的科舉製度也使門第並不高貴的精英，如張居正、海瑞這類人有進入廟堂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
但在皇權製度下，這類精英要富民強國，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得君”。即碰到一個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勵精圖治。因此中國曆史上凡是強盛時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濟的佳話。如周公輔佐成王，李世民對待魏征，明宣宗對待“三楊”，所謂“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國曆朝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幫昏君、暴君中乃屬鳳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終難免不會卸磨殺驢、鳥盡弓藏，如李斯、張居正等人的下場。對這點，張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預感，但為了江山社稷，他說出了“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的悲壯之言。在隻能“得君”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政治生態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權利保障不依賴於製度而依賴於君王個人，因此風險很大。在這樣的體製下，得聖眷時犯法違規亦可逍遙，失寵時則小毛病可能被找出來作為整肅的理由，榮辱生死係於君王個人。拿張居正本人來說，當年幼的萬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聖太後充分信任他時，他擁有無人能比的權威，用霹靂手段清吏治、財政，得罪了一大幫既得利益者，但沒誰敢公開挑戰他。在這種除皇帝外沒有誰能監督製約他的情況下，他必定會獨斷專行，必定會因權力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有時連他自己也沒法控製。比如他當國時，舉國官僚相方設法巴結他遠在湖北老家的父親，他無可奈何。對他的奉承拍馬更是花樣百出，人性是有弱點的，讓所有人都成為百毒莫浸的海瑞顯然不現實。而皇帝信任他時，甚至默許、鼓勵他以權謀私，比如他的三個兒子連續兩屆考中進士，其中有狀元有榜眼。身為首輔的他在兒子參加殿試前向皇帝請求回避，不參加閱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訴他，先生對社稷功勞太大，無以回報，隻能看顧先生的子孫。然而，才過幾年的功夫，皇帝動了整治他的心思，這些又被翻出來，全部成為懲罰張居正後代的理由。士大夫們“得君行道”的無奈與反醒餘英時先生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中詳細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異。宋代是最優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後世子孫不許殺一個文臣。所以蘇東坡盡管一貶再貶，其生活還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厲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廢除，王安石被罷相，他依然可以悠遊於林下。
楊榮也是頭一次袒露自己的心聲，這些年這件事算是壓在他心頭的一塊巨石，除了每年撫恤那些為朝廷獻出生命的將士遺孀外，救濟鄉人也是他俸祿裏最重要的一項開支，平日返回家鄉，他總少不了查點鄉裏平時有向家中借錢糧而無力償還的人，將他們的欠條全部焚毀。又幫助族中貧窮的人安葬其家人；幫助容撫養窮苦弱小而不能自謀生計的人，助其娶妻或嫁人；看到為家產而爭奪的人，把自己家的田地分給他們，一來二去少不了要違背自己心願的時候，而這些他又沒有背著旁人，因此在名望上他也落了一個貪財好利名頭，為官四十載好的名聲沒落下，臨到老了還背負著貪財好利名頭，或多或少有些諷刺的意味。
好在楊崢沒繼續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兩人尋了一張小桌落了座，段譽將準備好的禮品送了上來，楊崢則拍開了酒湯，上等的女兒紅經過歲月的沉澱後，一旦破封香氣四溢，楊榮吧唧吧唧了嘴巴，將手中的書本放到了一旁，等楊崢滿上了酒湯，倒也不含糊，端起酒杯一仰頭將一杯酒湯喝了幹淨，伸手摸了一把嘴角，吧唧吧唧了嘴巴道：“好酒，老夫許久沒喝到過這等好酒了。”
楊崢道：“大人若是喜歡，我讓人給你送上兩壇可好？”
楊榮擺了擺手笑道：“老夫倒是想，但王振未必肯給老夫這個機會。不怕告訴你，再過一炷香的功夫，老夫就要離開京城了，以老夫這身子骨此去怕是再也回不來了，這好酒還是留著好。”
楊崢道：“大人說什麽胡話。”
楊榮道：“孔子自十五誌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聖人之說是大有道理的，老夫今年七十了到了古稀之年，早就不懼生死了，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朝局罷了，東裏兄有意將這副擔子交給你，說句不好聽的話，老夫起先是不答應的，你太過年輕，鋒芒太過逼人，老夫擔心你挑不起這份擔子，可這你年老夫看你沉穩內斂甚是高明，難得是勇於任事，老夫倒也覺得東裏兄並沒有選錯人，時至今日老夫還是這麽認為的。今日尋你來也沒什麽大事，無非是有幾句實誠話兒要與你說說，好讓你把肩上的這份擔子挑得更穩妥一些。”
楊崢神色安詳，似早就料到楊榮今日的舉動一般，並無任何的驚訝之色。
楊榮見他神色如常，暗暗點了點頭，心道：“堂堂內閣次輔說教，麵無懼色，孺子可教也。”醞釀了片刻，楊榮重新開口說道：“王振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幸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此人雖是太監但手段卻不比讀書人差多少，今日早朝便是證明，你不日便能入閣做這首輔，切莫以振為太監而輕視了他。”
楊崢心道：“王振乃大明第一個把持權柄的太監，開大明太監幹政先河這樣的人我又豈能輕視他。”
“王振手段了得，我豈敢輕視。”
楊榮點了點頭道：“難得你明白，但光是不輕視還不足以撼動王振，我聽東裏兄談起你的計劃，莊公克段手段雖好，但未必合用，王振此人野心不小，此番早朝一舉將內閣一幫老臣剔除，聲望大漲，再者孫太後、皇上對其信任有加，倘若老夫估計得不錯的話，王振必會借助這股風氣穩固自己的權勢，打壓正麵官員倒是其次，收起黨羽、安插親信、培養自己的實力，達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他最大的目的，你被東裏兄寄予厚望早已是首輔最佳人選，以王振的性子又豈會容你坐穩根基，以王振的狡猾沒有道理不知道內閣與司禮監天生就是死對頭，司禮監唯有壓製內閣，才能達到掌櫃內權勢，所以內閣無疑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後快，你年少成名，又是東裏兄的結義兄弟，卻屢次立下大功，與朝廷而言比他王振高了許多，此番你入內閣，繼任首輔，天下官兒觀望依附之人必然不少，剛剛被壓製的內閣勢必會重新把握朝廷的局勢，試問王振隱忍數十年才得到今日的局麵，又豈會任由你收拾朝局，坐穩內閣呢？依老夫愚見，王振眼下最怕的便是你，最想除掉的也是你，你以莊公克段的手段來迎合王振，這手段固然沒錯，但前提是你得活下來才行。謀身與謀國看似都是一個謀字，但意義卻大不相同，國事固然大，可少了謀國之人，國事又能如何？”
楊榮的這一番話讓楊崢想到了日後的大明最有權勢的首輔張居正，大清官海瑞對他的評價就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這是對張居正一生中肯而準確的評價，但這番話由海瑞說出，難免使一般人覺得驚訝不解。海瑞給後世人的印象是剛直不阿，而張居正精於權謀，可兩人的結局確實證明張居正“謀身”不如海瑞。張居正積勞成疾不到60歲便亡歿，死後被眾廷臣攻擊詆毀，被萬曆帝清算，家產被抄沒，長子自殺，其他兒子被發配到煙瘴地麵充軍，他80歲的老母尚在，目睹這樣一番家破人亡的慘劇，情何以堪！海瑞以75歲高齡善終，生前和死後享有盛名，幾乎成了500年來中國清官的代名詞，包括皇帝在內，無人敢否定他的標杆價值。謀國奇才從“謀國”來說，海瑞的功業遠不如張居正。海瑞自冒死直諫嘉靖後，聲名鵲起，其不畏權勢、清廉無比的另類形象牢牢地樹立在大明的官場之中，沒有誰願意將這樣一個模範典型置於死地，而把自己擺在全社會輿論的對立麵，因此劍出偏鋒的海瑞，由於自身近於嚴酷的道德操守，使他成為幾乎無人能攻倒的一尊金剛。但這樣的人在官場注定隻是一個用來擺設用來宣傳的標杆，而不可能掌握實際權力，幹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業，他到死也隻是一個有政治地位而無實權的南京右都禦史。張居正位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顧命大臣、宰輔、帝師三位一體，他所掌握的權力，大明近300年中，沒有一個文臣能與之比肩。無論從國防、財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後江河日下的頹勢，營建了萬曆初期的繁華，《明史?萬曆紀》評價道：“神宗衝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國防方麵。隆慶朝時，張居正鼎力支持北方邊防最高長官宣大總督王崇古，對威脅明朝北疆最大的韃靼俺答部，采取羈縻政策，封俺達為順義王，開互市，換來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決了，抗倭名將戚繼光調到薊州把守都城東北的門戶，另一位名將李成梁出山海關，深入遼東取得數次大捷，東北基本平靜，女真各部還在相互攻伐，努爾哈赤還沒有登上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脅十數年後才顯露出來。財政方麵。經過清丈法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全國統計上來新增耕地麵積182萬餘頃，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稅源也就增加了。萬曆五年帝國中央銀庫太倉庫收銀436萬兩，比11年前隆慶帝登基時201萬兩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總後勤部）當年的歲入銀兩也超過了400萬兩，京師倉庫所存的糧食足夠6年消費。民生方麵。全國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別是江南一帶民間經濟十分活躍。張居正重用了潘季馴，於萬曆七年完成了黃河的治理和運河的疏通。吏治方麵。隨著考成法的推行，官員懶散推諉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為提高，基本上實現了“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如果沒有張居正變法帶來的國力增強，很難想象他死去若幹年後，萬曆朝能打贏寧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規模戰爭。皇權製度使良臣悲劇無法避免這樣一位為大明立下卓越功勳的人，卻不能善終，並禍及子孫，其“謀國”與“謀身”不能兩全的根本原因在哪裏？筆者以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製度和政治生態使政治家在幹一番大事業保護好自身和全家之間，有著不能解決的矛盾和衝突。這正是皇權製度到了明清時期僵化停滯、毫無出路的悲哀。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海瑞，這類起於民間的士人精英，他們無不希望能“治國平天下”，他們的理想亦是千千萬萬傳統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對公平的科舉製度也使門第並不高貴的精英，如張居正、海瑞這類人有進入廟堂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
但在皇權製度下，這類精英要富民強國，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得君”。即碰到一個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勵精圖治。因此中國曆史上凡是強盛時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濟的佳話。如周公輔佐成王，李世民對待魏征，明宣宗對待“三楊”，所謂“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國曆朝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幫昏君、暴君中乃屬鳳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終難免不會卸磨殺驢、鳥盡弓藏，如李斯、張居正等人的下場。對這點，張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預感，但為了江山社稷，他說出了“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的悲壯之言。在隻能“得君”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政治生態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權利保障不依賴於製度而依賴於君王個人，因此風險很大。在這樣的體製下，得聖眷時犯法違規亦可逍遙，失寵時則小毛病可能被找出來作為整肅的理由，榮辱生死係於君王個人。拿張居正本人來說，當年幼的萬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聖太後充分信任他時，他擁有無人能比的權威，用霹靂手段清吏治、財政，得罪了一大幫既得利益者，但沒誰敢公開挑戰他。在這種除皇帝外沒有誰能監督製約他的情況下，他必定會獨斷專行，必定會因權力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有時連他自己也沒法控製。比如他當國時，舉國官僚相方設法巴結他遠在湖北老家的父親，他無可奈何。對他的奉承拍馬更是花樣百出，人性是有弱點的，讓所有人都成為百毒莫浸的海瑞顯然不現實。而皇帝信任他時，甚至默許、鼓勵他以權謀私，比如他的三個兒子連續兩屆考中進士，其中有狀元有榜眼。身為首輔的他在兒子參加殿試前向皇帝請求回避，不參加閱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訴他，先生對社稷功勞太大，無以回報，隻能看顧先生的子孫。然而，才過幾年的功夫，皇帝動了整治他的心思，這些又被翻出來，全部成為懲罰張居正後代的理由。士大夫們“得君行道”的無奈與反醒餘英時先生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中詳細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異。宋代是最優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後世子孫不許殺一個文臣。所以蘇東坡盡管一貶再貶，其生活還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厲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廢除，王安石被罷相，他依然可以悠遊於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