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本上實現了錢穆先生所說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態要惡化得多，朱元璋殺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飯，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辦事，又千方百計提防文臣，君臣的關係很難達到和諧狀態，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氣激蕩。張居正是整個明王朝“得君”達到最佳狀態的大臣，皇帝和太後幾乎對他言聽計從。連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後子孫安危，那麽整個文官集團還能繼續做“得君”之夢麽？早在張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陽明已經看出“得君行道”太艱難，因觸怒大太監劉瑾幾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貴州的深山裏，經過苦思而頓悟，把實現政治抱負的眼光投向民間，從“得君行道”的模式進步到“覺民行道”，即教化眾民，來實現政治清明，這庶幾近於公眾啟蒙運動了。
張居正死後僅四天即被彈劾，繼而被抄家，宮秩盡削，璽書誥命全奪，最終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後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這類傳統士大夫夢想的破滅。以後的東林人士企圖用講學、論政等民間輿論來影響朝政，但過於急切，平衡皇權和文官集團權利以及民眾權利的全新製度沒有建立，矛盾激化後無法調解，終於引發閹黨和東林黨的大火並，一大批有抱負有責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慘害，士大夫集團和明王朝也恩斷義絕，明朝的覆亡隻是時間問題，即使張居正這樣的救時宰相再生也回天無力。對於自己的結局，張居正倒也不是一無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他也曾在與友人們的書牘往來中說到自己身後很有可能的結局，但也已顧不得。也就是說以張居正的手腕與見識，為自己謀身並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見不到，而是不屑去理會罷了，同樣的人還有同時代的於謙，史書所寫北京保衛戰後，明代宗對於謙信任有加，加封他為太子少保。當時京城人心洶洶，副都禦史徐有貞主張“南遷”，實際上是放棄北京逃跑。於謙堅決反對，聲淚俱下地對皇帝說：京師乃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所在，一動大事盡去。敢言南遷者，斬!他也反對關閉九門困守的消極態度，主張積極出擊，挫敗敵軍的狂鋒，說：“不能戰，何以守?”他親臨前線，誓師六軍：如今事機在此一舉，一不奮勇則禍患立至，雖生不如死。
挽狂瀾於既倒，幹謙厥功至偉，朱祁鈺對他更加倚重。他兢兢業業忠心報國，經常在辦公室過夜，很少回家。操勞過度，痰疾發作。皇帝朱祁鈺不僅派遣太監輪番前往探視，而且自己親自上萬歲山砍伐竹子，提取竹瀝，送給於謙服用。《明史?於謙傳》對於這一細節，有這樣的感歎：“寵謙太過!”這話的含義意味深長，皇帝的過分寵信必然會引來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處於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書》所說：皇上推誠委任，於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言官們說他“柄用過重”，“目為跋扈”。《石匱書》也說他：“衿傲自用，遇勳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無當。”這對於於謙而言，並不是好事。
何況朱祁鈺登上皇帝寶座後，貪位心理作祟，一方麵把回歸的英宗朱祁鎮幽禁於南宮；另一方麵廢掉英宗長子朱見深的皇儲名位，改封為沂王；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儲。內閣六部大臣迫於皇帝壓力，起草文件，聲稱：陛下使國家中興，皇儲理應歸於聖子。於謙驚愕無語，考慮到皇帝對自己的恩寵，違心地在文件上簽了名。不久，朱祁鈺的獨子——皇儲朱見濟夭折，儲位虛懸，不少正直官員主張恢複沂王朱見深的皇儲名位，遭到皇帝的否決。於謙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讚成，也不便表示反對，隻能保持沉默。英宗複辟以後，這就成了政敵攻擊他的一條罪狀。於謙已經預感殺身之禍隨時可能降臨，引鏡自照，歎息道：此一腔熱血不知竟拋灑於何地?
一手策劃英宗複辟的石亨、徐有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鎮的寵信，公報私仇，誣陷於謙和內閣大學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為皇儲。三法司官員屈服於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謀逆”罪判處於、王二人極刑(淩遲)。對於這樣的誣陷，王文憤怒之極，眼若噴火，據理抗辯。於謙在一旁冷笑道：這是石亨、徐有貞的意思，辯也無用，不論事情有無，彼等一定要置我輩於死地。
這樣的判決，連英宗也於心不忍，說了一句良心話：“於謙實有功。”徐有貞聲色俱厲地回答：“不殺於謙，此舉為無名。”意思是說，假如不處死於謙，那麽把景泰皇帝趕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寶座，就名不正言不順。朱祁鎮隻得妥協，把於、王二人由極刑改為斬首。史書說：“(於謙)死之日，天日如驟變，陰霾四塞，天下並冤之。”以於謙之能，並非不能遇見這些身後之禍，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飽讀聖賢詩書的於謙、張居正豈能不明白，謀國與謀身同樣是一個謀字，可與他們而言，前者顯然是大於後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選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是於謙、張居正的選擇，並非他的選擇，用孟夫子的話說，“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並非人人都如此，楊崢自問做不到在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的事情來，謀國與謀身如果讓他選很大程度上他會選後者，這倒不是說他狹義，實則他對自己的認知太清楚過了，他不過是因緣際會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於謙、張居正那等覺悟，既沒有也就用不著去勉強，再者，從局勢上看當今的大明王朝還沒到需要他謀國的地步，土木堡一戰，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當時京師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大明有亡國的危險，張居正就更慘，大明王朝已走了兩百年，兼並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占，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有“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農民產去稅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戶的情況多所發生，加上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大明王朝各種矛盾叢生，可謂是風雨飄搖了，而今大明朝政雖有不少弊端，但經過將近百年幾代君王的重農政策，賑荒懲貪，繼續重用“三楊”，息兵養民，賑荒懲貪，朝政還算穩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並未出什麽亂子，更別說到國破家亡的地步，亂世要的是力挽狂瀾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問做不了於謙、張居正這樣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這來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顧私是坦蕩正氣，是一種境界。大公又顧私是中庸，是一種手段謀略。大私不顧公是現實，是一種最實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讓他選，他願意更實惠一些。
見楊崢遲遲不語，楊榮倒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湯，忽的問道；“不可知甘羅是如何死的？”
楊崢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楊榮這麽一問，竟有些回不過神來，楞了一下遲疑的問：“大人說什麽？”
楊榮隻能將自己的問話再對他說了一遍，楊崢頷了頷首道：“這個到是知道，說是那甘羅自幼聰明過人，小小年紀便拜入秦國丞相呂不韋門下，任其少庶子。十二歲時出使趙國，使計讓秦國得到十幾座城池，甘羅因功得到秦王政（後來的秦始皇）賜任上卿（相當於丞相）、封賞田地、房宅。至於怎麽死的，史書並無記載，倒是百姓口口相傳的有不少，說是秦王對甘羅十分喜愛，平日裏與王後一起對弈也讓甘羅作陪。一次，甘羅在幫皇後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時故意捏了一下王後的腳，以示對她一慣驕橫的不滿。王後對此大叫，要秦王斬了甘羅。但秦王愛才如命，就對王後解釋說：“甘羅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著而已，算了。”可甘羅一聽卻急忙一字一板地糾正說：“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腳的。”正如俗話所說的，“女人腳光看不能摸”，何況甘羅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後。秦王無奈，不得不依律而斬，十二歲的甘羅旋離人寰。另一種說法來自《東周列國誌》的第一百四回，有詩雲：甘羅早達子牙遲，遲早窮通各有時;請看春花與秋菊，時來自發不愆期。燕國太子丹在秦，聞秦之背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為友，欲資其謀，為歸燕計。忽一夕，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遂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楊榮道：“你以為如何？”
楊崢不知楊榮為何由此一問，但以楊榮的性子斷然不會沒有用意，所以心頭雖好奇，但還是老老實實應了聲：“兩種說法都不可信。就說第一種，被秦王所殺之說，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個神通怎麽會幹這麽愚蠢之事，與甘羅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種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問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漢武帝那一個成事了，所謂甘羅飛升依我看百姓對這位神通的喜愛，不忍他英年早逝罷了。“
楊榮嗯了聲道：“總算你還有幾分眼光，不過市井之言也並非空穴來風，那甘羅年少成名，出使燕趙不費吹灰之力為秦國立下大功，被封為上卿，被世人傳為佳話，試問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官拜相國、位高權重、名滿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滿，暗中用了什麽手段史書沒有記載，但未必就沒有，依老夫看甘羅之死，死於自己太過高調，不懂的收斂罷了！”說到這兒，楊榮看了一眼楊崢，語氣沉重的道：“為官之道，高調固然是好事，可太過高調難免引起禍端來，你年紀輕輕就位居兵部尚書，平安南、治江南、開海禁、興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謀劃漢王之功，十餘年裏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讓王振能做什麽，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羅，老夫希望你記住，官場與戰場是一樣的道理，有時候一味的進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來也許才是製勝之道。老夫為官四十載，也是昨日才明白了這個道理，老夫這一生什麽也不羨慕，唯獨羨慕秦時王翦，漢時蕭何做官做到了他們那個地步，仍懂得知進退，明得失不得不說是一種智慧，身在官場愈是處廟堂之高，愈掌控權勢，愈是要懂得收斂退讓，你身負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羅，做做王翦、蕭何謀國的時候也不要忘了謀身，有時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勝利。”
張居正死後僅四天即被彈劾，繼而被抄家，宮秩盡削，璽書誥命全奪，最終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後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這類傳統士大夫夢想的破滅。以後的東林人士企圖用講學、論政等民間輿論來影響朝政，但過於急切，平衡皇權和文官集團權利以及民眾權利的全新製度沒有建立，矛盾激化後無法調解，終於引發閹黨和東林黨的大火並，一大批有抱負有責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慘害，士大夫集團和明王朝也恩斷義絕，明朝的覆亡隻是時間問題，即使張居正這樣的救時宰相再生也回天無力。對於自己的結局，張居正倒也不是一無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他也曾在與友人們的書牘往來中說到自己身後很有可能的結局，但也已顧不得。也就是說以張居正的手腕與見識，為自己謀身並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見不到，而是不屑去理會罷了，同樣的人還有同時代的於謙，史書所寫北京保衛戰後，明代宗對於謙信任有加，加封他為太子少保。當時京城人心洶洶，副都禦史徐有貞主張“南遷”，實際上是放棄北京逃跑。於謙堅決反對，聲淚俱下地對皇帝說：京師乃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所在，一動大事盡去。敢言南遷者，斬!他也反對關閉九門困守的消極態度，主張積極出擊，挫敗敵軍的狂鋒，說：“不能戰，何以守?”他親臨前線，誓師六軍：如今事機在此一舉，一不奮勇則禍患立至，雖生不如死。
挽狂瀾於既倒，幹謙厥功至偉，朱祁鈺對他更加倚重。他兢兢業業忠心報國，經常在辦公室過夜，很少回家。操勞過度，痰疾發作。皇帝朱祁鈺不僅派遣太監輪番前往探視，而且自己親自上萬歲山砍伐竹子，提取竹瀝，送給於謙服用。《明史?於謙傳》對於這一細節，有這樣的感歎：“寵謙太過!”這話的含義意味深長，皇帝的過分寵信必然會引來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處於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書》所說：皇上推誠委任，於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言官們說他“柄用過重”，“目為跋扈”。《石匱書》也說他：“衿傲自用，遇勳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無當。”這對於於謙而言，並不是好事。
何況朱祁鈺登上皇帝寶座後，貪位心理作祟，一方麵把回歸的英宗朱祁鎮幽禁於南宮；另一方麵廢掉英宗長子朱見深的皇儲名位，改封為沂王；冊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儲。內閣六部大臣迫於皇帝壓力，起草文件，聲稱：陛下使國家中興，皇儲理應歸於聖子。於謙驚愕無語，考慮到皇帝對自己的恩寵，違心地在文件上簽了名。不久，朱祁鈺的獨子——皇儲朱見濟夭折，儲位虛懸，不少正直官員主張恢複沂王朱見深的皇儲名位，遭到皇帝的否決。於謙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讚成，也不便表示反對，隻能保持沉默。英宗複辟以後，這就成了政敵攻擊他的一條罪狀。於謙已經預感殺身之禍隨時可能降臨，引鏡自照，歎息道：此一腔熱血不知竟拋灑於何地?
一手策劃英宗複辟的石亨、徐有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鎮的寵信，公報私仇，誣陷於謙和內閣大學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為皇儲。三法司官員屈服於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謀逆”罪判處於、王二人極刑(淩遲)。對於這樣的誣陷，王文憤怒之極，眼若噴火，據理抗辯。於謙在一旁冷笑道：這是石亨、徐有貞的意思，辯也無用，不論事情有無，彼等一定要置我輩於死地。
這樣的判決，連英宗也於心不忍，說了一句良心話：“於謙實有功。”徐有貞聲色俱厲地回答：“不殺於謙，此舉為無名。”意思是說，假如不處死於謙，那麽把景泰皇帝趕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寶座，就名不正言不順。朱祁鎮隻得妥協，把於、王二人由極刑改為斬首。史書說：“(於謙)死之日，天日如驟變，陰霾四塞，天下並冤之。”以於謙之能，並非不能遇見這些身後之禍，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飽讀聖賢詩書的於謙、張居正豈能不明白，謀國與謀身同樣是一個謀字，可與他們而言，前者顯然是大於後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選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是於謙、張居正的選擇，並非他的選擇，用孟夫子的話說，“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並非人人都如此，楊崢自問做不到在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的事情來，謀國與謀身如果讓他選很大程度上他會選後者，這倒不是說他狹義，實則他對自己的認知太清楚過了，他不過是因緣際會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於謙、張居正那等覺悟，既沒有也就用不著去勉強，再者，從局勢上看當今的大明王朝還沒到需要他謀國的地步，土木堡一戰，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當時京師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大明有亡國的危險，張居正就更慘，大明王朝已走了兩百年，兼並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占，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有“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農民產去稅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戶的情況多所發生，加上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大明王朝各種矛盾叢生，可謂是風雨飄搖了，而今大明朝政雖有不少弊端，但經過將近百年幾代君王的重農政策，賑荒懲貪，繼續重用“三楊”，息兵養民，賑荒懲貪，朝政還算穩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並未出什麽亂子，更別說到國破家亡的地步，亂世要的是力挽狂瀾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問做不了於謙、張居正這樣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這來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顧私是坦蕩正氣，是一種境界。大公又顧私是中庸，是一種手段謀略。大私不顧公是現實，是一種最實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讓他選，他願意更實惠一些。
見楊崢遲遲不語，楊榮倒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湯，忽的問道；“不可知甘羅是如何死的？”
楊崢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楊榮這麽一問，竟有些回不過神來，楞了一下遲疑的問：“大人說什麽？”
楊榮隻能將自己的問話再對他說了一遍，楊崢頷了頷首道：“這個到是知道，說是那甘羅自幼聰明過人，小小年紀便拜入秦國丞相呂不韋門下，任其少庶子。十二歲時出使趙國，使計讓秦國得到十幾座城池，甘羅因功得到秦王政（後來的秦始皇）賜任上卿（相當於丞相）、封賞田地、房宅。至於怎麽死的，史書並無記載，倒是百姓口口相傳的有不少，說是秦王對甘羅十分喜愛，平日裏與王後一起對弈也讓甘羅作陪。一次，甘羅在幫皇後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時故意捏了一下王後的腳，以示對她一慣驕橫的不滿。王後對此大叫，要秦王斬了甘羅。但秦王愛才如命，就對王後解釋說：“甘羅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著而已，算了。”可甘羅一聽卻急忙一字一板地糾正說：“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腳的。”正如俗話所說的，“女人腳光看不能摸”，何況甘羅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後。秦王無奈，不得不依律而斬，十二歲的甘羅旋離人寰。另一種說法來自《東周列國誌》的第一百四回，有詩雲：甘羅早達子牙遲，遲早窮通各有時;請看春花與秋菊，時來自發不愆期。燕國太子丹在秦，聞秦之背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為友，欲資其謀，為歸燕計。忽一夕，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遂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楊榮道：“你以為如何？”
楊崢不知楊榮為何由此一問，但以楊榮的性子斷然不會沒有用意，所以心頭雖好奇，但還是老老實實應了聲：“兩種說法都不可信。就說第一種，被秦王所殺之說，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個神通怎麽會幹這麽愚蠢之事，與甘羅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種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問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漢武帝那一個成事了，所謂甘羅飛升依我看百姓對這位神通的喜愛，不忍他英年早逝罷了。“
楊榮嗯了聲道：“總算你還有幾分眼光，不過市井之言也並非空穴來風，那甘羅年少成名，出使燕趙不費吹灰之力為秦國立下大功，被封為上卿，被世人傳為佳話，試問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官拜相國、位高權重、名滿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滿，暗中用了什麽手段史書沒有記載，但未必就沒有，依老夫看甘羅之死，死於自己太過高調，不懂的收斂罷了！”說到這兒，楊榮看了一眼楊崢，語氣沉重的道：“為官之道，高調固然是好事，可太過高調難免引起禍端來，你年紀輕輕就位居兵部尚書，平安南、治江南、開海禁、興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謀劃漢王之功，十餘年裏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讓王振能做什麽，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羅，老夫希望你記住，官場與戰場是一樣的道理，有時候一味的進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來也許才是製勝之道。老夫為官四十載，也是昨日才明白了這個道理，老夫這一生什麽也不羨慕，唯獨羨慕秦時王翦，漢時蕭何做官做到了他們那個地步，仍懂得知進退，明得失不得不說是一種智慧，身在官場愈是處廟堂之高，愈掌控權勢，愈是要懂得收斂退讓，你身負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羅，做做王翦、蕭何謀國的時候也不要忘了謀身，有時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