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非但如此，他們以自身利益出發，百般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借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所以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他們比太監說犯的罪責更大，這話兒未免有些誇大，但也不能否認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並沒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反而將朝局推到了更惡劣的境地，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叫大臣來上朝，沒一個肯來的。崇禎曾六下罪己詔，但他臨終的遺言卻是“諸臣誤朕也。”罪了六次己，最終得出的感悟是：錯都在你們，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麵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麵，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麵，可以看出，他還是心係大明江山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以及善於把握動蕩時局的“能人”來獨當一麵，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獨掌大權，借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一舉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天啟皇帝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時，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他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從這個層麵上看文人未必就比太監治國強多好，之所以太監被後人口誅筆伐說到底是書寫天下的筆法在文人手裏罷了，基於這個認識，楊崢才覺得在權利麵前簡單的以太監與文人來區分就太過簡單的話了，一來人皆有私心，文人也例外，縱觀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把握權勢，利用權勢，造福天下百姓的無非是心係天下而已，但從這一點上看太監的表現其實並不差，文官有諸葛亮，有劉伯溫，有張居正，太監同樣有蔡倫，有高力士，有鄭和豐功偉績一點都不比文人少，看明白了這一點，楊崢再回過頭來看王振與這份奏章的批複可以說是用到了好處，從日後的局麵上看，倭寇毫無疑問是大明一大隱患，對這種生性殘忍的敵人，最有力的手段，無非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痛擊的機會，打到他們怕，畏懼為止，王振能認識這一點，不管他目的如何，但從楊崢內心而言，他是對王振有幾分好感的，隨著大明海防的鬆弛，商品貿易的展開，勢必會吸引更多的商客，既走不到和平的路子，那麽掠奪就成了最佳的手段了，而朝廷的海防既已鬆弛，加上朝廷不願意也無能力，去規範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結成海商集團，而不同集團為了壟斷利益又發展武裝、互相火並的局麵。這些人既然已經擁有了武力，而朝廷海防又脆弱不堪，那麽劫掠沿海地區就是順手而為的事情了。所以在東南沿海一帶，你若是留心點，就能看到很荒唐的一幕，每次倭寇來襲的時候，沿海軍民與之作戰時，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占，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製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一言就斷出了倭寇在東南沿海猖狂的根本原因，這種遇見朝廷的那些官兒不是看不到，但他們選擇了沉默，無他為利益說驅使而已，大明的科場看起來是公平，公正的，但談起讀書，北方終究是不如南方，若不是仁宗早早就定下了比例，以馬大人之才，未必能高中狀元，而且是北方第一個狀元，科舉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了，朝廷有一半以上的官兒來自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地方屏障的無非是海上貿易，這也是為何楊崢在開海禁，興市舶司的時候，朝廷的阻力最小，而提到鄭和下西洋的時，阻力卻大多來自江南，無非是下西洋與江南而言並無多大的好處，而海禁關乎著東南沿海與諸國的貿易，這個根源上的結果，導致了東南沿海的倭寇屢次驅逐不了，就在昨日，他還聽說，朝廷不少言官對王振插手這事兒大感不滿，紛紛上了奏章彈劾，大意是“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聲勢還不小，據說當時小皇帝嚇得以為天下大亂了，差點沒答應這事兒，虧得人家王公公頂住了壓力，執意朝廷加強海防這事兒才得以順利告終，而針對王公公對東南沿海采取的種種武力措施，朝廷還有不少官員認為是小題大做，甚至說出了壞祖宗之法的調子，所以不少官兒認為，東南沿海的倭寇猖獗是因大明海禁的限製太多了，建議朝廷將東南沿海一帶的禁令再放寬鬆些，對於這些簡單的將倭寇和海禁進行單線的聯係，是一種近乎天真的曆史解釋。說到底，沒有鞏固的海防作為前提，無論開禁還是嚴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究其原因，還是在於海上秩序的破壞，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著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麵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寥寥，實在令人吃驚。但通過曆史真相的背後，仔細去是探究，形成這種結果，不外乎明成祖打造了海洋局麵，後麵的繼承者並沒有很好的延續下去，甚至大麵積的破壞殆盡，帶來反噬的結果，後繼的帝王因能力，國力，甚至是見識的局限性，使得他們放棄或者固步自封的選擇性的丟掉了維持海上秩序的責任，從而導致永樂一朝打造了海洋秩序被無數的倭寇，以及沿海一帶的海盜打破，宣德年鄭和下西洋、上北海激勵了民間冒險者的出現，沿海大量優秀有名望的民間水手無法通過如明初張鄭易等行動統合轉化為官方力量，雜亂無章隻能淪為海盜。大航海時代海洋對國力的影響《論南洋事宜書》：“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竅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遊手，驅遊手為盜賊。”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說：“武帝乘其實而為民利，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害乎？”郡縣安南後朱棣鄭和采取以海養海的政策致“貧民致富”、“國用充足”餘錢更可反哺國庫。所以朱棣才會說“安南黎賊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肅清。”並一再強調黑龍江流域是“鎖鑰之地”。在永樂大帝死後，朝中無數大臣以各種理由開始向明仁宗進諫，要求廢船隊，絕海洋。然而鄭和卻擲地有聲、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陳述了這樣一番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製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言官以海禁為由，指責王振剿倭寇之舉未必都是出自私心，但這種穩而不實的法子並沒有獲得他的認同，況且大明文官係統的執行能力，有時候其實挺讓人無語的，反而是王振，簡簡單單對於字“殺”雖不好聽，但對於東南沿海的倭寇確實最為行之有效的法子。
據他掌握的消息看，為了剿滅這次的匪患，王公公破天荒的大方了一回，苦口婆心的說服了戶部尚書從國庫裏撥了二十萬兩銀子作為剿滅東南沿海的軍餉，非但如此，一向對王振言聽計從的小皇帝也從內庫裏撥出了十萬兩白銀，整整三十萬兩可謂是大明第一大手筆，一時之間朝廷上下為動容，庫銀通過東廠的番子，當日便運送到東南沿海，王公公對這事兒十分在意，非但下了錢財一分不少送到東南沿海將士的手中，還派出了自己的親信曹吉祥押送這批餉銀，幾番大動作下來，讓不少有意見的言官也閉了嘴。
“這麽大的手筆，不閉嘴才是怪事。”楊崢自言自語了聲，隨手將奏章放下了，拿起了第二本，如果說第一本奏章是王公公彰顯自己大手筆的話，那麽第二本彰顯的無疑是王振的野心了。
經過仁宣先後兩代帝王的努力，到正統年大明絕對算得上是盛世，這種盛世繁華從楊崢著手湊成了瓦刺的互市後，徹底達到了鼎盛，但再鼎盛的朝廷，內憂外患總少不了，麓川就是懸在大明頭頂上揮之不去的外憂了，這個不斷歸順，又不斷反叛的王國，宛如一張狗皮膏藥貼在了大明身上成了大明上下揮之不去的噩夢，無論是明太祖多次賞賜，甚至幫著平定了國內的戰亂，還是登基後的永樂仗著國力強盛，趁著麓川勢力漸衰，各地泰族頭人紛紛脫麓川自立的勢頭，分割出木邦、孟養、孟定、大侯、南甸五土州府和潞江）、灣甸）、孟連、者樂甸五長官司，使其轄地僅剩猛卯、隴川等地，這個不斷走向強大的朝廷，似乎從未想過感恩，沒想過放棄，一直致力於恢複祖上的榮光，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銳，他們終於有了足夠的實力，開始不斷的挑戰著大明的權威，但他們太過高看了自己，太過低估了大明統治者的決心，麵對外敵他們從未手軟過。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麵，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麵，可以看出，他還是心係大明江山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以及善於把握動蕩時局的“能人”來獨當一麵，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獨掌大權，借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一舉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天啟皇帝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時，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他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從這個層麵上看文人未必就比太監治國強多好，之所以太監被後人口誅筆伐說到底是書寫天下的筆法在文人手裏罷了，基於這個認識，楊崢才覺得在權利麵前簡單的以太監與文人來區分就太過簡單的話了，一來人皆有私心，文人也例外，縱觀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把握權勢，利用權勢，造福天下百姓的無非是心係天下而已，但從這一點上看太監的表現其實並不差，文官有諸葛亮，有劉伯溫，有張居正，太監同樣有蔡倫，有高力士，有鄭和豐功偉績一點都不比文人少，看明白了這一點，楊崢再回過頭來看王振與這份奏章的批複可以說是用到了好處，從日後的局麵上看，倭寇毫無疑問是大明一大隱患，對這種生性殘忍的敵人，最有力的手段，無非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痛擊的機會，打到他們怕，畏懼為止，王振能認識這一點，不管他目的如何，但從楊崢內心而言，他是對王振有幾分好感的，隨著大明海防的鬆弛，商品貿易的展開，勢必會吸引更多的商客，既走不到和平的路子，那麽掠奪就成了最佳的手段了，而朝廷的海防既已鬆弛，加上朝廷不願意也無能力，去規範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結成海商集團，而不同集團為了壟斷利益又發展武裝、互相火並的局麵。這些人既然已經擁有了武力，而朝廷海防又脆弱不堪，那麽劫掠沿海地區就是順手而為的事情了。所以在東南沿海一帶，你若是留心點，就能看到很荒唐的一幕，每次倭寇來襲的時候，沿海軍民與之作戰時，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占，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製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一言就斷出了倭寇在東南沿海猖狂的根本原因，這種遇見朝廷的那些官兒不是看不到，但他們選擇了沉默，無他為利益說驅使而已，大明的科場看起來是公平，公正的，但談起讀書，北方終究是不如南方，若不是仁宗早早就定下了比例，以馬大人之才，未必能高中狀元，而且是北方第一個狀元，科舉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了，朝廷有一半以上的官兒來自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地方屏障的無非是海上貿易，這也是為何楊崢在開海禁，興市舶司的時候，朝廷的阻力最小，而提到鄭和下西洋的時，阻力卻大多來自江南，無非是下西洋與江南而言並無多大的好處，而海禁關乎著東南沿海與諸國的貿易，這個根源上的結果，導致了東南沿海的倭寇屢次驅逐不了，就在昨日，他還聽說，朝廷不少言官對王振插手這事兒大感不滿，紛紛上了奏章彈劾，大意是“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聲勢還不小，據說當時小皇帝嚇得以為天下大亂了，差點沒答應這事兒，虧得人家王公公頂住了壓力，執意朝廷加強海防這事兒才得以順利告終，而針對王公公對東南沿海采取的種種武力措施，朝廷還有不少官員認為是小題大做，甚至說出了壞祖宗之法的調子，所以不少官兒認為，東南沿海的倭寇猖獗是因大明海禁的限製太多了，建議朝廷將東南沿海一帶的禁令再放寬鬆些，對於這些簡單的將倭寇和海禁進行單線的聯係，是一種近乎天真的曆史解釋。說到底，沒有鞏固的海防作為前提，無論開禁還是嚴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究其原因，還是在於海上秩序的破壞，從洪武開始，明朝就一直讓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沒想著去搞明白這個最近的鄰居實際政治生態到底如何，甚至對綿延兩百年的對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麵的記載也是各種糊塗賬，大明直到滅亡，真正知夷務的高級官員寥寥，實在令人吃驚。但通過曆史真相的背後，仔細去是探究，形成這種結果，不外乎明成祖打造了海洋局麵，後麵的繼承者並沒有很好的延續下去，甚至大麵積的破壞殆盡，帶來反噬的結果，後繼的帝王因能力，國力，甚至是見識的局限性，使得他們放棄或者固步自封的選擇性的丟掉了維持海上秩序的責任，從而導致永樂一朝打造了海洋秩序被無數的倭寇，以及沿海一帶的海盜打破，宣德年鄭和下西洋、上北海激勵了民間冒險者的出現，沿海大量優秀有名望的民間水手無法通過如明初張鄭易等行動統合轉化為官方力量，雜亂無章隻能淪為海盜。大航海時代海洋對國力的影響《論南洋事宜書》：“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竅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遊手，驅遊手為盜賊。”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說：“武帝乘其實而為民利，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害乎？”郡縣安南後朱棣鄭和采取以海養海的政策致“貧民致富”、“國用充足”餘錢更可反哺國庫。所以朱棣才會說“安南黎賊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肅清。”並一再強調黑龍江流域是“鎖鑰之地”。在永樂大帝死後，朝中無數大臣以各種理由開始向明仁宗進諫，要求廢船隊，絕海洋。然而鄭和卻擲地有聲、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陳述了這樣一番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製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言官以海禁為由，指責王振剿倭寇之舉未必都是出自私心，但這種穩而不實的法子並沒有獲得他的認同，況且大明文官係統的執行能力，有時候其實挺讓人無語的，反而是王振，簡簡單單對於字“殺”雖不好聽，但對於東南沿海的倭寇確實最為行之有效的法子。
據他掌握的消息看，為了剿滅這次的匪患，王公公破天荒的大方了一回，苦口婆心的說服了戶部尚書從國庫裏撥了二十萬兩銀子作為剿滅東南沿海的軍餉，非但如此，一向對王振言聽計從的小皇帝也從內庫裏撥出了十萬兩白銀，整整三十萬兩可謂是大明第一大手筆，一時之間朝廷上下為動容，庫銀通過東廠的番子，當日便運送到東南沿海，王公公對這事兒十分在意，非但下了錢財一分不少送到東南沿海將士的手中，還派出了自己的親信曹吉祥押送這批餉銀，幾番大動作下來，讓不少有意見的言官也閉了嘴。
“這麽大的手筆，不閉嘴才是怪事。”楊崢自言自語了聲，隨手將奏章放下了，拿起了第二本，如果說第一本奏章是王公公彰顯自己大手筆的話，那麽第二本彰顯的無疑是王振的野心了。
經過仁宣先後兩代帝王的努力，到正統年大明絕對算得上是盛世，這種盛世繁華從楊崢著手湊成了瓦刺的互市後，徹底達到了鼎盛，但再鼎盛的朝廷，內憂外患總少不了，麓川就是懸在大明頭頂上揮之不去的外憂了，這個不斷歸順，又不斷反叛的王國，宛如一張狗皮膏藥貼在了大明身上成了大明上下揮之不去的噩夢，無論是明太祖多次賞賜，甚至幫著平定了國內的戰亂，還是登基後的永樂仗著國力強盛，趁著麓川勢力漸衰，各地泰族頭人紛紛脫麓川自立的勢頭，分割出木邦、孟養、孟定、大侯、南甸五土州府和潞江）、灣甸）、孟連、者樂甸五長官司，使其轄地僅剩猛卯、隴川等地，這個不斷走向強大的朝廷，似乎從未想過感恩，沒想過放棄，一直致力於恢複祖上的榮光，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銳，他們終於有了足夠的實力，開始不斷的挑戰著大明的權威，但他們太過高看了自己，太過低估了大明統治者的決心，麵對外敵他們從未手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