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當局顯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蔣的消息，開來了一輛遮蓋嚴密的汽車。張少帥下了車，受到人群的歡呼致敬，接著下車的是薑瑞元委員長及其隨從，僅有二三個人認識他們，當時還以為眼花錯認了人。
隨後就是全體人員進入機艙後飛機起飛淩空而去，隻留下數道還明顯處於錯愕之中的身影。
當天夜晚，薑瑞元留宿洛陽，張漢卿的幕僚王化一，在這一天的深夜，聽到武漢街頭鞭炮聲、鑼鼓聲響成一片，幾十萬人走上街頭慶祝。無數報童免費贈送的“號外”，公布薑瑞元已離開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連漠然事變的民眾，也受氣氛的感染，不自覺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機降落在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時，《申報》的號外報道，“場內外佇立歡迎者，達四十萬人”。
27日，在黃埔路官邸，薑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徑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又從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卻依然麵無表情，隻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著不可預測的決心。
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劉健群。對劉健群“有所垂詢”後，他下達了第一個手諭。內容赫然是停辦藍衣社的機關報《中國日報》。
停辦《中國日報》是一個象征、一種姿態，表白的是薑瑞元解散藍衣社的決心。隨後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複興社書記任覺五、《中國日報》社社長顧希平。這兩個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無緣無故的入獄，使朝天宮更加震恐。
任覺五和押解他來南京的幾名特務還在路上，薑瑞元帶著3名外國基督徒，澳大利亞的端納、比利時的魏道明、美國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鎮，開始8天自己選擇的宗教閉關。
就在這8天裏，隨著戴笠、肖讚育、曾擴情等人先後回到南京，對藍衣社的不動聲色的清洗開始了。
奉命調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對任覺五、顧希平的審訊進行得極為簡單。戴笠受命問話，任、顧兩人，在“火並”後是否意欲不受“團體”控製？是否經常交談“打倒一二三、聯絡四五六、依靠七**”一類的話？
這番問話讓兩人目瞪口呆，又隻能低頭認罪。早在1934年秋天，這兩個人就曾設想依靠黃埔第七期以後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係。這些商議都極端隱蔽，誰能想到隔牆有耳？
問話結束後，這兩人開始了無限期的被羈押。戴笠似乎遺忘了他們，隨後，他開始調查曾擴情、肖讚育。
事變當夜，幾十名侍衛死傷，身為侍從秘書的肖讚育，卻一槍未發，束手就擒，並且事變中曾擴情更替張漢卿發表過廣播講話。
這兩人都令薑瑞元大為震怒，訓斥為“肖讚育無勇、曾擴情無恥”。由於事實確鑿，處置也極為便捷，肖讚育被勒令“停職候審”，曾擴情被幾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進了監獄。
第四個被扔進監獄的是河南書記蕭灑，河南擴充民軍的聲勢太大、動靜過於招搖，被薑瑞元認為必有異心。
富有意味的是，對蕭灑，戴笠親自主審，蕭灑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組織民軍是為“穩定地方、救出校長”。幾天的審問後，戴笠以“似有異心、查無實據”的結論，結束了這個深不可測的審訊。蕭灑與曾擴情等人成了難兄難弟。
緊接著，輪到了藍衣社書記長鄧文儀。
鄧文儀的立案名目，掩耳盜鈴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鄧文儀擔任書記長期間有“貪汙”嫌疑；之二是“亂用經費”。
“貪汙”嫌疑有兩條線索，在1936年時鄧文儀在南京蓋了一所極氣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區區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積攢不下這樣的一大筆錢。
同時，鄧文儀的父親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綁票。薑瑞元在溪口召見了他，當著戴笠的麵怒斥：“你如果不是貪汙，你哪得錢蓋這樣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貪汙，找了很多錢，為什麽土匪會把你的父親綁票？”
“亂用經費”針對的則是事變期間藍衣社的開銷，這時朝天宮共有經費20多萬元，事變中，藍衣社派遣數十位“代表”分赴各地，並頻繁組織大型群眾集會，這筆經費被花得蕩然一空。
薑瑞元認為，這是“以國家資財，佐濟不可測之居心”。
不論是按照國法，還是藍衣社的紀律，兩項罪名坐實的話，鄧文儀都可以被判處死刑。但薑瑞元決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剝奪了鄧文儀一切職務，隨後又勒令他進行檢討。
幾十年後，鄧文儀的兒子鄧元忠寫到，“至於鄧氏還遭何處分無從得知”。以父子之親、數十年光陰之漫長，仍然“無從得知”，可見鄧文儀當時煎熬之深，幾十年裏一直視為隱痛。
然後，是賀衷寒，這個在整個事變中最為活躍的主戰派頭目。
一直到1937年2月，薑瑞元才公開露麵。他或者在平靜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別墅，輪番召見大小官員。許多官員見到他後，都竊竊私議道，“委員長老了許多”。
似乎那驚濤駭浪的14天對他的折磨，使他提前變成了一個老人。
這期間，他先後接見了藍衣社最早的3個常務幹事，而最先接見的是騰傑。
在藍衣社經受了5年多從創始到離職、再到疏遠的曆程，這個不過32歲的青年，似乎已無當年的熱情、自信和意氣風發了。他變得老練、含蓄、深沉起來，經曆了喪妻之痛，幾絲魚尾紋，也不知道什麽時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隻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顯示著他身體裏，還潛伏著的、一旦有契機就能再被激發出來的熱烈與能力。他在薑瑞元麵前似乎也拘謹了，隻是禮節性地問候了薑瑞元。
但對他，兩個月來始終不苟言笑的薑瑞元的麵容上，難得地露出了一點笑意，他說：“在通電內沒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暫的會見結束後，騰傑出任南京特別市市長。
騰傑之後是康澤，可對康澤，薑瑞元就變得淡了許多。當康澤喋喋不休地匯報他的主要政敵、四川省主席劉湘在事變中的“異動”時，他用一句“知道了”來打斷康澤。
隨後他給康澤一個重大的任務，就是由顧祝同代表軍方，陳立夫代表黨部，張衝代表政府，而康澤代表藍衣社、青年，與吉少山等人談判赤軍的改編問題。
會見即將結束時，薑瑞元才表情平靜地指示康澤：“必須徹底解決劉湘，把四川經營成抗日聖戰的大後方。”
換句話來說，他是在要求康澤草擬出具體的行動計劃。這個計劃，就是著名的“四川整軍會議”。
康澤閉門草擬計劃的幾天裏，一個午後，薑瑞元召見了賀衷寒。這次召見的時間很長，對這個從前的得意門生、已被認為“腦後生有反骨”的人，薑瑞元毫不掩飾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罵開場。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槍子，你們在後方坐地打衝鋒，叫討伐。我還沒有死，你們就穿白衣，骨頭還沒硬，就想改換門庭？”
對一陣接一陣的咆哮，賀衷寒拿出的，則是他同樣著名的涕淚俱下。他筆直地挺立，既不辯解，也不低頭。據說，薑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個鍾頭，賀衷寒則涕淚滿襟。
薑瑞元的聲音終於低了下來，他想到的是什麽呢？是私人的念舊，還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顧念起近10年前的黃埔，他還是一個勢力單薄的武夫時，那個親近他、推崇他的年輕才子呢？還是僅僅考慮關、殺賀衷寒的話，會使許多仍然追隨賀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經無可考證了，但可知的是賀衷寒此後10餘年的鬱鬱不得誌，就從這個午後開始的。
三個多月後，賀衷寒被派出國，赴歐洲考察。南京官場普遍認為，這是薑瑞元對高級軍政幹部免職的習慣手法，事實上是一種放逐。
1937年3、4月間，薑瑞元的再一道手諭，終於到達了朝天宮。手諭很簡短，但充滿著威嚴、不容更改的語氣：“……即日起，停止一切團體活動”。
這個幾乎因為赤化思想而死去的軍事集團首腦，終於停止了這種瘋狂的理念渲染，並且下定決心開始對黨國內部進行改革，慢慢脫離赤化的體製和模式。
隻可惜，這一切都太晚了，中國沒有時間，薑瑞元更沒有，曆史已經成了脫韁的野馬，無人可以掌控民族的命運。野心在的絢麗花朵，是能結出甜美的果實，還是會在點燃的烈焰中化成灰燼？
1936年2月1日，根據西安方麵高層決定，西安方麵派李誌剛前往潼關談判妥協，中華紅門方麵亦派李克農前往接洽。
幾人尚未動身即被中華紅門左派軍官指揮的部隊攔截在城門內，不讓出城。東北軍特務團一部甚至包圍了於學忠的住地，要於學忠放棄成命，放棄頭天晚上的決定。
後因何柱國大怒，痛加訓斥，以執行軍紀相威脅，後者才被迫撤去。但這件事已經預示著不祥的苗頭，麵對東北軍上層將領的決定，激進的抗日同誌會的主要成員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人終於按捺不住，決心公開反抗了。
2月2日，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以抗日同誌會名義召開會議，一致決定發動政變，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導核心，改變一切妥協決定。
事變從上午開始發生至中午尚未結束，而紅門的第二領袖吉少山於中午1時致電馬子任等，通報了這一情況。電報的內容是：“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將主和首領槍決。”
事實上，首先被殺的67軍軍長王以哲這時並不是最堅決的主和首領，甚至在吉少山傳達中華紅門總部30日晚關於赤軍將與友軍同進退決定的時候，王甚至還曾一度讚成過左派的主張。
但同誌會成員這時幾乎把所有讚同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都視為他們奪權的障礙，孫銘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等一度在西安城內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派，不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並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
這就是紅門的行事風格，為了達到所謂的**理念，不講道德lun理，不講民族立場，隻有簡單而粗暴的武力奪權。
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躲入楊虎城的公寓，幸免於難。
“二二”事件隻持續了一天左右的時間。
至3日淩晨，事變仍在繼續中，但前線部隊已經撤了下來，且西安的這些年輕軍官根本難以取得指揮權，政變者除了得到十七路軍部分旅團長和西安城內左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個東北軍內部明顯地處於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
事至於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麵，一方麵找到左派軍官，“批評殺王之錯誤”，一方麵又打電話給楊虎城、於學忠，勸說楊、於兩人共同出麵主持局麵。
3日上午，苗、孫、應等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達不到控製東北軍的目的，並且此一行動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他們不得不找到**代表的駐地，表示“悔過認罪”，請求吉少山等協助平息此事。
考慮到紅門門徒中劉鼎等人與應德田、孫銘九等長期以來關係密切，必會因此而受到牽連，吉少山當即著劉鼎帶苗劍秋等人乘車秘密出城遠避三原赤軍駐地。
於此同時吉少山告誡雲陽的彭得華等赤軍的領導人，言及劉鼎帶來之人務要秘密，目前不可與任何外人見麵，此事關係重大，千萬注意。
無論犯下何種罪行，隻要是黨內的核心成員，吉少山都回極力保下。他不僅僅是一位深信因果報應的佛教徒，更是紅門的高級領導階層，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包括公理、良心與正義。
但是，“二二”事件畢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遠遠超出了吉少山這時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謂部隊掌握在少壯派手中的估計全然錯誤，這種錯誤，成為了徹底毀滅東北奉軍的導火索。
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10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106師也宣布效命南京，脫離西安。
緊接著，過去深為張漢卿所信任的東北軍105師劉多荃部也轉而與潼關中央軍接頭，逮捕和槍殺曾經積極協助張漢卿與紅門聯手的高福源等少壯軍官，反過來向西安方麵警戒。東北軍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已難以維持。
這種情況的發生不能不讓馬子任等中華紅門的領導人深感意外。同樣是胸懷大誌的馬子任對此感到非常氣憤，幾次致電吉少山等，堅決主張:殺王首犯必須槍決，無論是左派是黨員均應如此，否則無從彌縫東北軍之分裂。
他的言語之中，其核心意思就即是從犯赤軍也不能收容。
如此局麵之下，馬子任無論如何都必須讓這群罔顧局勢的瘋子去填補裂痕，以免赤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點根基，又要在這場衝突中化為烏有。
吉少山很快告知馬子任，言明在“二二”事件後，少壯派已經潰亂，槍殺王以哲的特務連連長於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槍決，4個團長被扣，一個營跑走，政訓處跑散，張漢卿公館機要人員也跑光，機要文件被燒毀，在左派影響下的特務團及抗先隊已被迫遠避邠州，留在部隊的抗日同誌會會員大起恐慌。
目前東北軍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蔣調離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再打擊左派，隻能長右派氣焰，便利南京各個收買與分別指揮。
吉少山這時對東北軍的情況無疑比坐鎮後方的馬子任看得更清楚。中華紅門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畢竟吉少山的才能和學識，都要高於馬子任。
既然“二二”事件已經極大地分化了東北軍，迅速利用這一時機將除了中央軍以外的中國這個最大的軍事集團消融於無形，就成了南京方麵的必然選擇。
僅僅幾天之後，薑瑞元就作出決定，所有宣布忠於中央的東北軍部隊仍留原防不動，其餘東北軍則被東調豫皖，接受整編。
而東北軍中主要將領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樣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對中華紅門的信任。
孫銘九等4人由劉鼎帶往赤軍駐地避禍的情況也很快為東北軍高級將領所知，以致一些將領竟懷疑此4人所為曾受紅門指使，更有謠傳個別將領仍屬刺殺目標。
所有這些情況都弄得東北軍上層人心惶惶，大都擔心在西北將不可避免地與紅門赤軍糾紛不了，急於迅速離開此一貧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張漢卿回陝訓話之類的要求，自然變得可有可無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楊虎城和他的十七路軍。
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楊虎城曾經有所搖擺，東北軍將領這時對這人的誤會更深，並懷疑楊曾對東北軍將領不利。
雖經吉少山反複勸說，仍難釋其嫌，楊虎城亦因中央軍將到，確信十七路軍必受壓迫，自己的駐地又與東北軍犬牙交錯，雙方又缺乏信任，難免沒有衝突發生，以致楊的態度明顯地變得更加消沉。
他明確告訴吉少山十七路軍以後必難生存，一部分多半隻有交給赤軍才有出路，自己則隻好離開部隊。當然，楊虎城明確表示不論他今後行止如何，必將與紅門做朋友。
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
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
隨後，紅門赤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方分別開始與顧祝同談判。“三位一體”事實上已趨於瓦解。至3月初，東北軍正式開始東調，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被撤銷，楊虎城被迫出國。
內鬥和蠻不講理，紅門在這方麵一點也不輸於以前的孫逸仙，並且在道義上更為下作，簡直是翻臉如翻書，讓人歎為觀止。
隨後就是全體人員進入機艙後飛機起飛淩空而去，隻留下數道還明顯處於錯愕之中的身影。
當天夜晚，薑瑞元留宿洛陽，張漢卿的幕僚王化一，在這一天的深夜，聽到武漢街頭鞭炮聲、鑼鼓聲響成一片，幾十萬人走上街頭慶祝。無數報童免費贈送的“號外”，公布薑瑞元已離開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連漠然事變的民眾，也受氣氛的感染，不自覺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機降落在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時，《申報》的號外報道，“場內外佇立歡迎者，達四十萬人”。
27日，在黃埔路官邸，薑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徑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又從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卻依然麵無表情，隻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著不可預測的決心。
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劉健群。對劉健群“有所垂詢”後，他下達了第一個手諭。內容赫然是停辦藍衣社的機關報《中國日報》。
停辦《中國日報》是一個象征、一種姿態，表白的是薑瑞元解散藍衣社的決心。隨後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複興社書記任覺五、《中國日報》社社長顧希平。這兩個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無緣無故的入獄，使朝天宮更加震恐。
任覺五和押解他來南京的幾名特務還在路上，薑瑞元帶著3名外國基督徒，澳大利亞的端納、比利時的魏道明、美國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鎮，開始8天自己選擇的宗教閉關。
就在這8天裏，隨著戴笠、肖讚育、曾擴情等人先後回到南京，對藍衣社的不動聲色的清洗開始了。
奉命調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對任覺五、顧希平的審訊進行得極為簡單。戴笠受命問話，任、顧兩人，在“火並”後是否意欲不受“團體”控製？是否經常交談“打倒一二三、聯絡四五六、依靠七**”一類的話？
這番問話讓兩人目瞪口呆，又隻能低頭認罪。早在1934年秋天，這兩個人就曾設想依靠黃埔第七期以後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係。這些商議都極端隱蔽，誰能想到隔牆有耳？
問話結束後，這兩人開始了無限期的被羈押。戴笠似乎遺忘了他們，隨後，他開始調查曾擴情、肖讚育。
事變當夜，幾十名侍衛死傷，身為侍從秘書的肖讚育，卻一槍未發，束手就擒，並且事變中曾擴情更替張漢卿發表過廣播講話。
這兩人都令薑瑞元大為震怒，訓斥為“肖讚育無勇、曾擴情無恥”。由於事實確鑿，處置也極為便捷，肖讚育被勒令“停職候審”，曾擴情被幾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進了監獄。
第四個被扔進監獄的是河南書記蕭灑，河南擴充民軍的聲勢太大、動靜過於招搖，被薑瑞元認為必有異心。
富有意味的是，對蕭灑，戴笠親自主審，蕭灑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組織民軍是為“穩定地方、救出校長”。幾天的審問後，戴笠以“似有異心、查無實據”的結論，結束了這個深不可測的審訊。蕭灑與曾擴情等人成了難兄難弟。
緊接著，輪到了藍衣社書記長鄧文儀。
鄧文儀的立案名目，掩耳盜鈴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鄧文儀擔任書記長期間有“貪汙”嫌疑；之二是“亂用經費”。
“貪汙”嫌疑有兩條線索，在1936年時鄧文儀在南京蓋了一所極氣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區區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積攢不下這樣的一大筆錢。
同時，鄧文儀的父親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綁票。薑瑞元在溪口召見了他，當著戴笠的麵怒斥：“你如果不是貪汙，你哪得錢蓋這樣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貪汙，找了很多錢，為什麽土匪會把你的父親綁票？”
“亂用經費”針對的則是事變期間藍衣社的開銷，這時朝天宮共有經費20多萬元，事變中，藍衣社派遣數十位“代表”分赴各地，並頻繁組織大型群眾集會，這筆經費被花得蕩然一空。
薑瑞元認為，這是“以國家資財，佐濟不可測之居心”。
不論是按照國法，還是藍衣社的紀律，兩項罪名坐實的話，鄧文儀都可以被判處死刑。但薑瑞元決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剝奪了鄧文儀一切職務，隨後又勒令他進行檢討。
幾十年後，鄧文儀的兒子鄧元忠寫到，“至於鄧氏還遭何處分無從得知”。以父子之親、數十年光陰之漫長，仍然“無從得知”，可見鄧文儀當時煎熬之深，幾十年裏一直視為隱痛。
然後，是賀衷寒，這個在整個事變中最為活躍的主戰派頭目。
一直到1937年2月，薑瑞元才公開露麵。他或者在平靜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別墅，輪番召見大小官員。許多官員見到他後，都竊竊私議道，“委員長老了許多”。
似乎那驚濤駭浪的14天對他的折磨，使他提前變成了一個老人。
這期間，他先後接見了藍衣社最早的3個常務幹事，而最先接見的是騰傑。
在藍衣社經受了5年多從創始到離職、再到疏遠的曆程，這個不過32歲的青年，似乎已無當年的熱情、自信和意氣風發了。他變得老練、含蓄、深沉起來，經曆了喪妻之痛，幾絲魚尾紋，也不知道什麽時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隻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顯示著他身體裏，還潛伏著的、一旦有契機就能再被激發出來的熱烈與能力。他在薑瑞元麵前似乎也拘謹了，隻是禮節性地問候了薑瑞元。
但對他，兩個月來始終不苟言笑的薑瑞元的麵容上，難得地露出了一點笑意，他說：“在通電內沒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暫的會見結束後，騰傑出任南京特別市市長。
騰傑之後是康澤，可對康澤，薑瑞元就變得淡了許多。當康澤喋喋不休地匯報他的主要政敵、四川省主席劉湘在事變中的“異動”時，他用一句“知道了”來打斷康澤。
隨後他給康澤一個重大的任務，就是由顧祝同代表軍方，陳立夫代表黨部，張衝代表政府，而康澤代表藍衣社、青年，與吉少山等人談判赤軍的改編問題。
會見即將結束時，薑瑞元才表情平靜地指示康澤：“必須徹底解決劉湘，把四川經營成抗日聖戰的大後方。”
換句話來說，他是在要求康澤草擬出具體的行動計劃。這個計劃，就是著名的“四川整軍會議”。
康澤閉門草擬計劃的幾天裏，一個午後，薑瑞元召見了賀衷寒。這次召見的時間很長，對這個從前的得意門生、已被認為“腦後生有反骨”的人，薑瑞元毫不掩飾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罵開場。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槍子，你們在後方坐地打衝鋒，叫討伐。我還沒有死，你們就穿白衣，骨頭還沒硬，就想改換門庭？”
對一陣接一陣的咆哮，賀衷寒拿出的，則是他同樣著名的涕淚俱下。他筆直地挺立，既不辯解，也不低頭。據說，薑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個鍾頭，賀衷寒則涕淚滿襟。
薑瑞元的聲音終於低了下來，他想到的是什麽呢？是私人的念舊，還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顧念起近10年前的黃埔，他還是一個勢力單薄的武夫時，那個親近他、推崇他的年輕才子呢？還是僅僅考慮關、殺賀衷寒的話，會使許多仍然追隨賀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經無可考證了，但可知的是賀衷寒此後10餘年的鬱鬱不得誌，就從這個午後開始的。
三個多月後，賀衷寒被派出國，赴歐洲考察。南京官場普遍認為，這是薑瑞元對高級軍政幹部免職的習慣手法，事實上是一種放逐。
1937年3、4月間，薑瑞元的再一道手諭，終於到達了朝天宮。手諭很簡短，但充滿著威嚴、不容更改的語氣：“……即日起，停止一切團體活動”。
這個幾乎因為赤化思想而死去的軍事集團首腦，終於停止了這種瘋狂的理念渲染，並且下定決心開始對黨國內部進行改革，慢慢脫離赤化的體製和模式。
隻可惜，這一切都太晚了，中國沒有時間，薑瑞元更沒有，曆史已經成了脫韁的野馬，無人可以掌控民族的命運。野心在的絢麗花朵，是能結出甜美的果實，還是會在點燃的烈焰中化成灰燼？
1936年2月1日，根據西安方麵高層決定，西安方麵派李誌剛前往潼關談判妥協，中華紅門方麵亦派李克農前往接洽。
幾人尚未動身即被中華紅門左派軍官指揮的部隊攔截在城門內，不讓出城。東北軍特務團一部甚至包圍了於學忠的住地，要於學忠放棄成命，放棄頭天晚上的決定。
後因何柱國大怒，痛加訓斥，以執行軍紀相威脅，後者才被迫撤去。但這件事已經預示著不祥的苗頭，麵對東北軍上層將領的決定，激進的抗日同誌會的主要成員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人終於按捺不住，決心公開反抗了。
2月2日，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等以抗日同誌會名義召開會議，一致決定發動政變，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導核心，改變一切妥協決定。
事變從上午開始發生至中午尚未結束，而紅門的第二領袖吉少山於中午1時致電馬子任等，通報了這一情況。電報的內容是：“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將主和首領槍決。”
事實上，首先被殺的67軍軍長王以哲這時並不是最堅決的主和首領，甚至在吉少山傳達中華紅門總部30日晚關於赤軍將與友軍同進退決定的時候，王甚至還曾一度讚成過左派的主張。
但同誌會成員這時幾乎把所有讚同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都視為他們奪權的障礙，孫銘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等一度在西安城內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派，不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並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
這就是紅門的行事風格，為了達到所謂的**理念，不講道德lun理，不講民族立場，隻有簡單而粗暴的武力奪權。
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躲入楊虎城的公寓，幸免於難。
“二二”事件隻持續了一天左右的時間。
至3日淩晨，事變仍在繼續中，但前線部隊已經撤了下來，且西安的這些年輕軍官根本難以取得指揮權，政變者除了得到十七路軍部分旅團長和西安城內左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個東北軍內部明顯地處於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
事至於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麵，一方麵找到左派軍官，“批評殺王之錯誤”，一方麵又打電話給楊虎城、於學忠，勸說楊、於兩人共同出麵主持局麵。
3日上午，苗、孫、應等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達不到控製東北軍的目的，並且此一行動將不可避免地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他們不得不找到**代表的駐地，表示“悔過認罪”，請求吉少山等協助平息此事。
考慮到紅門門徒中劉鼎等人與應德田、孫銘九等長期以來關係密切，必會因此而受到牽連，吉少山當即著劉鼎帶苗劍秋等人乘車秘密出城遠避三原赤軍駐地。
於此同時吉少山告誡雲陽的彭得華等赤軍的領導人，言及劉鼎帶來之人務要秘密，目前不可與任何外人見麵，此事關係重大，千萬注意。
無論犯下何種罪行，隻要是黨內的核心成員，吉少山都回極力保下。他不僅僅是一位深信因果報應的佛教徒，更是紅門的高級領導階層，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包括公理、良心與正義。
但是，“二二”事件畢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遠遠超出了吉少山這時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謂部隊掌握在少壯派手中的估計全然錯誤，這種錯誤，成為了徹底毀滅東北奉軍的導火索。
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10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106師也宣布效命南京，脫離西安。
緊接著，過去深為張漢卿所信任的東北軍105師劉多荃部也轉而與潼關中央軍接頭，逮捕和槍殺曾經積極協助張漢卿與紅門聯手的高福源等少壯軍官，反過來向西安方麵警戒。東北軍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已難以維持。
這種情況的發生不能不讓馬子任等中華紅門的領導人深感意外。同樣是胸懷大誌的馬子任對此感到非常氣憤，幾次致電吉少山等，堅決主張:殺王首犯必須槍決，無論是左派是黨員均應如此，否則無從彌縫東北軍之分裂。
他的言語之中，其核心意思就即是從犯赤軍也不能收容。
如此局麵之下，馬子任無論如何都必須讓這群罔顧局勢的瘋子去填補裂痕，以免赤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點根基，又要在這場衝突中化為烏有。
吉少山很快告知馬子任，言明在“二二”事件後，少壯派已經潰亂，槍殺王以哲的特務連連長於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槍決，4個團長被扣，一個營跑走，政訓處跑散，張漢卿公館機要人員也跑光，機要文件被燒毀，在左派影響下的特務團及抗先隊已被迫遠避邠州，留在部隊的抗日同誌會會員大起恐慌。
目前東北軍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蔣調離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再打擊左派，隻能長右派氣焰，便利南京各個收買與分別指揮。
吉少山這時對東北軍的情況無疑比坐鎮後方的馬子任看得更清楚。中華紅門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畢竟吉少山的才能和學識，都要高於馬子任。
既然“二二”事件已經極大地分化了東北軍，迅速利用這一時機將除了中央軍以外的中國這個最大的軍事集團消融於無形，就成了南京方麵的必然選擇。
僅僅幾天之後，薑瑞元就作出決定，所有宣布忠於中央的東北軍部隊仍留原防不動，其餘東北軍則被東調豫皖，接受整編。
而東北軍中主要將領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樣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對中華紅門的信任。
孫銘九等4人由劉鼎帶往赤軍駐地避禍的情況也很快為東北軍高級將領所知，以致一些將領竟懷疑此4人所為曾受紅門指使，更有謠傳個別將領仍屬刺殺目標。
所有這些情況都弄得東北軍上層人心惶惶，大都擔心在西北將不可避免地與紅門赤軍糾紛不了，急於迅速離開此一貧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張漢卿回陝訓話之類的要求，自然變得可有可無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楊虎城和他的十七路軍。
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楊虎城曾經有所搖擺，東北軍將領這時對這人的誤會更深，並懷疑楊曾對東北軍將領不利。
雖經吉少山反複勸說，仍難釋其嫌，楊虎城亦因中央軍將到，確信十七路軍必受壓迫，自己的駐地又與東北軍犬牙交錯，雙方又缺乏信任，難免沒有衝突發生，以致楊的態度明顯地變得更加消沉。
他明確告訴吉少山十七路軍以後必難生存，一部分多半隻有交給赤軍才有出路，自己則隻好離開部隊。當然，楊虎城明確表示不論他今後行止如何，必將與紅門做朋友。
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
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
隨後，紅門赤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方分別開始與顧祝同談判。“三位一體”事實上已趨於瓦解。至3月初，東北軍正式開始東調，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被撤銷，楊虎城被迫出國。
內鬥和蠻不講理，紅門在這方麵一點也不輸於以前的孫逸仙，並且在道義上更為下作，簡直是翻臉如翻書，讓人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