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與中原都是風和日麗。
在早晨清新的陽光下，準備轟炸西安的各地空軍正整裝待發。就於此時，一架從西安來的飛機先到洛陽，幾個小時後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蔣鼎文，攜帶薑瑞元致洛陽機場、丁家橋的手書回到南京。
這份手令措辭溫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應欽、賀衷寒，“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手令在丁家橋引起震動，大批**軍的元老勳臣、政學係官僚團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齡、孔祥熙。
主戰派大勢已去，但此時的賀衷寒、鄧文儀，卻極為牽強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薑瑞元手令末尾的“順頌戎祉”四字。
這個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釋，被賀衷寒、鄧文儀煞有介事地用來四處動員。第二日，在他們的密令下，戰爭終於在渭河流域打響。
這一天拂曉，桂永清部隊向華縣一帶的小股奉軍，發動首次攻擊。戰鬥迅速結束，教導總隊在繳械兩營後，沿渭河南岸急速西進。與此同時，十幾架飛機轟炸渭南、華陰、三原等縣城，渭河車站當即變成一堆瓦礫。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達赤水一線，略事休整後，於次日拂曉作主力攻擊。18輛輕裝甲車迅速撕開奉軍陣地。兩軍膠著一團。隨即，大批騎兵、步兵在炮火掩護下，迅速切割、包圍了奉軍大部。
至下午四時，奉軍被擊潰。該役光彩之極，教導總隊殲敵近3千，損失僅死34人、傷28人。
36小時之內，桂永清連下華縣、東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門戶已經洞開，在他前頭的，是百裏沃野，奉軍已無險可守。
直到此時，何應欽的停戰手令終於來了。
也是這一天，在西安，一種奇異的感覺，占據了宋美齡的心靈。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會有的一種預感，似乎夢境一般地，曆史在創造中，人物在活動裏。
這一天，宋美齡她不顧勸阻，在充滿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機。在她一行幾人中，還包括一個特殊人物，戴笠。
戴笠出示了張漢卿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艱險的境況”下，“代表起黃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個最後的保障”。
於是，戴笠也登上了飛機，飛機向北飛去。到達西安之後，終於他們見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花花少帥張漢卿。
而心急似火的宋美齡也見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薑瑞元。薑瑞元告訴她，他正讀書到“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
在過去那被俘的10天裏，這個曾經野心勃勃的黨國之主以毫無表情的麵容，或讀《聖經》，或臥床休息。他緊抿的嘴唇，似乎透露著一種倔強、一些不屑。
期間很少說話，就算說，也是“你們殺了我吧”，以及“我是你們的領袖”這一類的硬氣話。他猶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這些短暫的日子，他的心中，卻有著驚濤巨*。在隨時可能死去的這個房間裏，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飄雪止，然而一堵灰牆，卻隔絕了他與自己統治下的廣漠土地。這使他開始以一種近乎宗教的情緒，回味他曲折、漫長的一生。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複雜、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從1927年開始，外界、包括西方，對他就有著各種各樣的評論。有人說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有人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儒教徒”，還有的，則說他是軍人、“獨夫”、陰謀家。
但始終，對薑瑞元的評述與看法都是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誰都無法說清楚他，就仿佛這個人就和這詭異無序的曆史一樣，斷裂而複雜。
從溪口小鎮的“豐鎬房”走出來後，那個單薄、年輕的軀體，介於儒教徒和流民之間。他讀四書五經長大，對母親、亡父甚至祖父，都有著深沉的、中國式的孺慕情緒。
然而，“我九歲喪父，當時家裏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汙辱和虐待的對象……”，這種慘淡的小鎮生活、苛酷的生存競爭，使他又多少能夠直麵著lun理、宗族的虛偽和脆弱。
與這個沉悶年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決定社會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選擇了從軍的道路。隨後，在保定、在東京、在上海，他一麵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麵又因宋明理學的熏陶，暗自克製與懺悔。
他仍然是一個在流民與儒教徒的夾縫裏，不斷徘徊的人。並且在佛教虛構的那個極樂世界中，尋找著精神的依托，生於亂世，這是許多人的選擇，無關貧富貴賤。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時勢造英雄，他卻並沒有成為一個純粹的儒教徒，甚至因為婚姻，而改變了對佛教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門下。
他那種身上的流民色彩，還始終執拗地抬頭著。但這個動蕩的民初亂世，似乎就是這樣的人的天下。
從黃埔開始，他繼承了孫逸仙遺產的一部分。他擁有了長江中下遊五省。不過是40歲出頭的年齡，他就成了最大的軍閥。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軍閥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孫逸仙的遺產是如此沉重，他繼承幾千名年輕軍人的同時，還繼承了一個最渙散的、“大染缸”一般的**黨，一個讓他回天乏力的時局。
是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內，兩次下野，也最終迫使他，下定了讚助藍衣社的決心。
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時期。這短暫而紛繁的兩年，他漸漸地眼熱起軍國的日本，並關注著法西斯的意大利、納粹的德國。他開始了從一個軍閥向一個獨夫的過渡階段。
從軍閥到“獨夫”的道路開始了。
他以“第二期**”為名義，追逐著“三大成就”，版圖的統一，文化的新生活運動，作為未來社會雛形的“新江西模式”。
薑瑞元要締造的事實上是一個“新中國”，但到1936年，統一的車輪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運動和“新江西模式”，也隨著以“火並”為象征的大大小小、層出不窮的內部傾軋，在一開始就注定了虎頭蛇尾的命運。
貌似波瀾壯闊的“第二期**”成就的，僅僅是他，這個剛滿50歲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壽辰上，以“獻機祝壽”儀式為高氵朝的所謂“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裏，經由端納、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經知道了這“威望”是怎麽一回事了。這使他進入了震驚、惶恐、寂寞的複雜心態。對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開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轉折，也在這短短幾天內，醍醐灌頂般地完成。
如果說，薑瑞元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時期，青年的軍人時期，壯年的“獨夫”時期，與晚年的腐朽“族長”時期的話，那麽，西安事變那驚濤駭浪般的14天，正是他從獨夫到族長的過渡日子。
這個過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為人察覺。
薑瑞元自西安事變後，其性格發生很大變化，不再苛求於人事，更不再以長者自命。這個未來的族長，驚喜地用《聖經》話語來迎接他的妻子。
此時，僅僅一步之遙，在張漢卿官邸的一間光線暗淡的地下室裏，戴笠正艱難地捱著他一生中最難熬的時光。
22日午後，飛機剛剛在西安降落，楊虎城部的一隊亂兵，就舉槍對準了戴笠的腦袋。與他私交不錯的張漢卿見狀，忙使個眼色，讓自己的衛兵“搶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這個人似乎被遺忘了。既沒有人傳訊，也沒有人探望，送飯。在黑暗裏，比黑暗更陰森的、無邊無際的死亡恐懼，一陣一陣地向這個用短短四年時間就取得驚人成就的特務頭子擠壓而來。
此時，他想到的會是什麽呢？
是他放蕩、淒苦的少年嗎？
那整整十年，已經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於人心險惡、市井勢利。他是一個頑童，既天真又惡劣，猶如懷揣億萬賭本的賭徒，他毫不吝惜地揮霍著一切際遇，揮霍母親在鄉間用一生積累的好聲名。
流竄，詐騙，鬥毆，大言不慚，幾乎所有人都把他當作一個毫無前途的“破落戶”、小癟三。
這個“破落戶”的隱蔽的心底，卻一直把自己當成一個潛伏的大人物。他對人吹噓過、自詡過，也曾以一種不屑的口氣，對待那些發了一筆小財、謀求得一份亂世小功名的同鄉士紳。這吹噓、自詡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麵的譏諷。
這個險惡的時世，沒有人肯略略容忍諒解他的揮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樣的譏諷，他怎樣走投無路，當韓信、劉伯溫的“誌向”，從來沒有被磨蝕過半點。
流民的慣性雖然一路貫延進黃埔，他在當黃埔學兵連的司務期間，還曾賭博輸掉全連的菜金，隨後潛逃。但他終於有了大徹大悟的一天。
隻是這一天來得是這樣的晚。
他已經30歲出頭了，兒子的身高已經到他的胸口了。許多年齡比他小幾歲的人，都已經是將軍了，他卻還是一個草芥一般的中尉。
浙江籍貫，純粹自學的特務技巧，以及不怕勞累的一個身體，就是他全部的、可憐的資本。他是多麽慘淡、多麽艱難地經營這些資本啊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藍衣社就是他的“好風”，湖南籍首腦一麵是大積累、大手筆，另一麵則是不諳官場深淺、張狂幼稚得近乎“五穀不分”的紈絝表現，更是他的“好風”。
搭乘著藍衣社的大船，以同樣可憐的區區145人，他刺殺楊銓，使自由主義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閩變”，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過危機。他上下其手，使“機場大火案”一舉平息……
堅忍，不事張揚，然而果敢，招招致命，這就是徹悟後的戴笠。
他終於兼並了調查課，終於有了使人聞風喪膽的“戴笠組織”。但，事變卻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隨宋美齡來到西安。
事變發生後，力行社幹事每晚都在開會，間有批評特務處在東北軍中未盡職者。如果說，他不重視來自朝天宮的這種批評的話，那麽，他不能不重視這種官場“輿論”。
不管以後是誰的天下，這樣的失職都是要追究的。剽竊天下者隻會以更理直氣壯、更理所當然的方式，剝奪他的權力。
他隻能追隨薑瑞元，如果說藍衣社曾經是他權力的基石的話，那麽薑瑞元就是他的根本。毫無背景的他，隻能去依靠薑瑞元這棵大樹。
12月23日下午，饑腸轆轆、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終於在勉強透進房間的一絲光線下，用拙劣字跡，留下自己的一封遺書：“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吾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戴笠絕筆。”
這一天，與戴笠一樣，產生了近乎絕望感的，還有胡宗南。
南京混亂一片時，三千裏外的胡宗南，一麵命令數萬部隊逼近西安，另一麵，則悄悄召集了河南書記蕭灑。在密室裏，他“一筆不著、盡得風流”地在碩大地圖上，用藍鉛筆為蕭灑圈描出一個十字形地域。
這個地域，東至淮泗，西抵隴東，南至大別山，而北向西安，進可攻，退可守，“盡得天子之氣”。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麽，這個“鐵十字架”可以輕易地問鼎中原，直逼南京。日後馬子任與朱代珍的縱橫萬裏，也正是從經略該地開始。
胡宗南言語含蓄地命令蕭灑，讓其於三月之內，利用河南藍衣社的驚人勢力，把“十萬民軍”擴充為“百萬民軍”。他神色淡然地說，這是“張子房、劉伯溫之功”。
蕭灑自是心領神會，回到開封後，他大量征集遺失在民間的槍支，招兵買馬。他要求每一個鄉鎮都組織一個民團，一時之間，河南“團長”、“司令”滿天飛。到23日，河南民軍已擴張至三四十萬人。
但“旁觀者清”，幾乎是宋美齡一抵達西安，胡宗南就意識到事情或有回轉之機。對河南的如此“異動”，難道薑瑞元不會有任何疑心嗎？調查蕭灑的話，誰又能保證蕭灑不會招供出他呢？
他隻能祈盼戴笠能活著回來，祈盼薑瑞元被釋放後不可避免的調查清洗，會是由戴笠來進行。他第一次意識到，戴笠已不再是那個仰仗著他、需要他來庇護和照顧的“小老弟”了。
一個陰毒的設想掠過胡宗南的頭腦，他打算著，一旦戴笠與薑瑞元一同活著回來，他就先下手為強，丟掉蕭灑這個“卒”，以保住自己這個“車”。
各懷心思的23日，兩個有著絕代風華的人，終於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吉少山，女的則是宋美齡。對這次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宋美齡後來寫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為國為民服務之誠意，必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這個決定曆史的口頭協議，就這樣達成了。這一天過去後，24日，宋美齡措辭強硬地對張漢卿表示，倘若25日他們不能回到南京的話，願與西安“同歸於盡”。
這是一個女子在即將失去丈夫之前的瘋狂與決意，沒有人會懷疑這樣的絕望所能爆發出來的狂野力量。
然後，在大風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綻放了。
這一天是西曆的“平安夜”，就在當天晚上，冒牌的基督徒薑瑞元，她的兄長宋子文，以及在這一夜扮演聖誕老人的端納，全然不顧大雪飄飛中的四伏殺機，一起度過了平靜的一夜。
在薑瑞元的家庭生活中，長期有一個約定，聖誕鍾聲敲響之際，誰先叫出“聖誕快樂”，這一天的家庭活動就由誰安排。1936年的聖誕節，在西安，是薑瑞元贏了。
但即便如此，贏得了生命，同樣也意味著他失去了整個帝國。西安事變帶來的影響是致命的，身為全國最高的軍事統帥，黨國實際上的權力核心，如今卻遭遇了這樣的兵諫，威望已經是蕩然無存。
原本積累下來的冤屈、怨恨和鮮血，將會蜂擁而起，直到真正撕裂這個原本就很鬆散的國家。而紅門左派餘孽在即將覆滅的關鍵時刻，卻獲得了喘息之機，並且立足西北，背靠蘇俄，成了心腹大患。
在日本方麵，中國暴露出來的不穩定政局，更是刺激了日軍內部主戰派的囂張氣焰，政友會再也無力壓製這些狂熱的暴徒，因為中國的虛弱與內亂，已經明白無誤的展示在了整個世界的麵前。
而罪魁禍首就是馬子任與吉少山這兩位陰謀的策動者，無論本意是為了什麽，整個國家和民族都要為此付出血淋淋的代價，犧牲一代人的性命，以及未來百年的國運。
國賊，這才是國賊，被掩埋於曆史之中的陰暗麵。
在早晨清新的陽光下，準備轟炸西安的各地空軍正整裝待發。就於此時，一架從西安來的飛機先到洛陽，幾個小時後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蔣鼎文，攜帶薑瑞元致洛陽機場、丁家橋的手書回到南京。
這份手令措辭溫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應欽、賀衷寒，“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手令在丁家橋引起震動，大批**軍的元老勳臣、政學係官僚團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齡、孔祥熙。
主戰派大勢已去，但此時的賀衷寒、鄧文儀，卻極為牽強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薑瑞元手令末尾的“順頌戎祉”四字。
這個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釋，被賀衷寒、鄧文儀煞有介事地用來四處動員。第二日，在他們的密令下，戰爭終於在渭河流域打響。
這一天拂曉，桂永清部隊向華縣一帶的小股奉軍，發動首次攻擊。戰鬥迅速結束，教導總隊在繳械兩營後，沿渭河南岸急速西進。與此同時，十幾架飛機轟炸渭南、華陰、三原等縣城，渭河車站當即變成一堆瓦礫。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達赤水一線，略事休整後，於次日拂曉作主力攻擊。18輛輕裝甲車迅速撕開奉軍陣地。兩軍膠著一團。隨即，大批騎兵、步兵在炮火掩護下，迅速切割、包圍了奉軍大部。
至下午四時，奉軍被擊潰。該役光彩之極，教導總隊殲敵近3千，損失僅死34人、傷28人。
36小時之內，桂永清連下華縣、東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門戶已經洞開，在他前頭的，是百裏沃野，奉軍已無險可守。
直到此時，何應欽的停戰手令終於來了。
也是這一天，在西安，一種奇異的感覺，占據了宋美齡的心靈。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會有的一種預感，似乎夢境一般地，曆史在創造中，人物在活動裏。
這一天，宋美齡她不顧勸阻，在充滿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機。在她一行幾人中，還包括一個特殊人物，戴笠。
戴笠出示了張漢卿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艱險的境況”下，“代表起黃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個最後的保障”。
於是，戴笠也登上了飛機，飛機向北飛去。到達西安之後，終於他們見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花花少帥張漢卿。
而心急似火的宋美齡也見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薑瑞元。薑瑞元告訴她，他正讀書到“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
在過去那被俘的10天裏，這個曾經野心勃勃的黨國之主以毫無表情的麵容，或讀《聖經》，或臥床休息。他緊抿的嘴唇，似乎透露著一種倔強、一些不屑。
期間很少說話，就算說，也是“你們殺了我吧”，以及“我是你們的領袖”這一類的硬氣話。他猶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這些短暫的日子，他的心中，卻有著驚濤巨*。在隨時可能死去的這個房間裏，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飄雪止，然而一堵灰牆，卻隔絕了他與自己統治下的廣漠土地。這使他開始以一種近乎宗教的情緒，回味他曲折、漫長的一生。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複雜、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從1927年開始，外界、包括西方，對他就有著各種各樣的評論。有人說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有人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儒教徒”，還有的，則說他是軍人、“獨夫”、陰謀家。
但始終，對薑瑞元的評述與看法都是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誰都無法說清楚他，就仿佛這個人就和這詭異無序的曆史一樣，斷裂而複雜。
從溪口小鎮的“豐鎬房”走出來後，那個單薄、年輕的軀體，介於儒教徒和流民之間。他讀四書五經長大，對母親、亡父甚至祖父，都有著深沉的、中國式的孺慕情緒。
然而，“我九歲喪父，當時家裏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汙辱和虐待的對象……”，這種慘淡的小鎮生活、苛酷的生存競爭，使他又多少能夠直麵著lun理、宗族的虛偽和脆弱。
與這個沉悶年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決定社會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選擇了從軍的道路。隨後，在保定、在東京、在上海，他一麵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麵又因宋明理學的熏陶，暗自克製與懺悔。
他仍然是一個在流民與儒教徒的夾縫裏，不斷徘徊的人。並且在佛教虛構的那個極樂世界中，尋找著精神的依托，生於亂世，這是許多人的選擇，無關貧富貴賤。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時勢造英雄，他卻並沒有成為一個純粹的儒教徒，甚至因為婚姻，而改變了對佛教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門下。
他那種身上的流民色彩，還始終執拗地抬頭著。但這個動蕩的民初亂世，似乎就是這樣的人的天下。
從黃埔開始，他繼承了孫逸仙遺產的一部分。他擁有了長江中下遊五省。不過是40歲出頭的年齡，他就成了最大的軍閥。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軍閥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孫逸仙的遺產是如此沉重，他繼承幾千名年輕軍人的同時，還繼承了一個最渙散的、“大染缸”一般的**黨，一個讓他回天乏力的時局。
是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內，兩次下野，也最終迫使他，下定了讚助藍衣社的決心。
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時期。這短暫而紛繁的兩年，他漸漸地眼熱起軍國的日本，並關注著法西斯的意大利、納粹的德國。他開始了從一個軍閥向一個獨夫的過渡階段。
從軍閥到“獨夫”的道路開始了。
他以“第二期**”為名義，追逐著“三大成就”，版圖的統一，文化的新生活運動，作為未來社會雛形的“新江西模式”。
薑瑞元要締造的事實上是一個“新中國”，但到1936年，統一的車輪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運動和“新江西模式”，也隨著以“火並”為象征的大大小小、層出不窮的內部傾軋，在一開始就注定了虎頭蛇尾的命運。
貌似波瀾壯闊的“第二期**”成就的，僅僅是他，這個剛滿50歲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壽辰上，以“獻機祝壽”儀式為高氵朝的所謂“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裏，經由端納、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經知道了這“威望”是怎麽一回事了。這使他進入了震驚、惶恐、寂寞的複雜心態。對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開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轉折，也在這短短幾天內，醍醐灌頂般地完成。
如果說，薑瑞元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時期，青年的軍人時期，壯年的“獨夫”時期，與晚年的腐朽“族長”時期的話，那麽，西安事變那驚濤駭浪般的14天，正是他從獨夫到族長的過渡日子。
這個過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為人察覺。
薑瑞元自西安事變後，其性格發生很大變化，不再苛求於人事，更不再以長者自命。這個未來的族長，驚喜地用《聖經》話語來迎接他的妻子。
此時，僅僅一步之遙，在張漢卿官邸的一間光線暗淡的地下室裏，戴笠正艱難地捱著他一生中最難熬的時光。
22日午後，飛機剛剛在西安降落，楊虎城部的一隊亂兵，就舉槍對準了戴笠的腦袋。與他私交不錯的張漢卿見狀，忙使個眼色，讓自己的衛兵“搶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這個人似乎被遺忘了。既沒有人傳訊，也沒有人探望，送飯。在黑暗裏，比黑暗更陰森的、無邊無際的死亡恐懼，一陣一陣地向這個用短短四年時間就取得驚人成就的特務頭子擠壓而來。
此時，他想到的會是什麽呢？
是他放蕩、淒苦的少年嗎？
那整整十年，已經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於人心險惡、市井勢利。他是一個頑童，既天真又惡劣，猶如懷揣億萬賭本的賭徒，他毫不吝惜地揮霍著一切際遇，揮霍母親在鄉間用一生積累的好聲名。
流竄，詐騙，鬥毆，大言不慚，幾乎所有人都把他當作一個毫無前途的“破落戶”、小癟三。
這個“破落戶”的隱蔽的心底，卻一直把自己當成一個潛伏的大人物。他對人吹噓過、自詡過，也曾以一種不屑的口氣，對待那些發了一筆小財、謀求得一份亂世小功名的同鄉士紳。這吹噓、自詡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麵的譏諷。
這個險惡的時世，沒有人肯略略容忍諒解他的揮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樣的譏諷，他怎樣走投無路，當韓信、劉伯溫的“誌向”，從來沒有被磨蝕過半點。
流民的慣性雖然一路貫延進黃埔，他在當黃埔學兵連的司務期間，還曾賭博輸掉全連的菜金，隨後潛逃。但他終於有了大徹大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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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30歲出頭了，兒子的身高已經到他的胸口了。許多年齡比他小幾歲的人，都已經是將軍了，他卻還是一個草芥一般的中尉。
浙江籍貫，純粹自學的特務技巧，以及不怕勞累的一個身體，就是他全部的、可憐的資本。他是多麽慘淡、多麽艱難地經營這些資本啊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藍衣社就是他的“好風”，湖南籍首腦一麵是大積累、大手筆，另一麵則是不諳官場深淺、張狂幼稚得近乎“五穀不分”的紈絝表現，更是他的“好風”。
搭乘著藍衣社的大船，以同樣可憐的區區145人，他刺殺楊銓，使自由主義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閩變”，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過危機。他上下其手，使“機場大火案”一舉平息……
堅忍，不事張揚，然而果敢，招招致命，這就是徹悟後的戴笠。
他終於兼並了調查課，終於有了使人聞風喪膽的“戴笠組織”。但，事變卻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隨宋美齡來到西安。
事變發生後，力行社幹事每晚都在開會，間有批評特務處在東北軍中未盡職者。如果說，他不重視來自朝天宮的這種批評的話，那麽，他不能不重視這種官場“輿論”。
不管以後是誰的天下，這樣的失職都是要追究的。剽竊天下者隻會以更理直氣壯、更理所當然的方式，剝奪他的權力。
他隻能追隨薑瑞元，如果說藍衣社曾經是他權力的基石的話，那麽薑瑞元就是他的根本。毫無背景的他，隻能去依靠薑瑞元這棵大樹。
12月23日下午，饑腸轆轆、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終於在勉強透進房間的一絲光線下，用拙劣字跡，留下自己的一封遺書：“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吾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戴笠絕筆。”
這一天，與戴笠一樣，產生了近乎絕望感的，還有胡宗南。
南京混亂一片時，三千裏外的胡宗南，一麵命令數萬部隊逼近西安，另一麵，則悄悄召集了河南書記蕭灑。在密室裏，他“一筆不著、盡得風流”地在碩大地圖上，用藍鉛筆為蕭灑圈描出一個十字形地域。
這個地域，東至淮泗，西抵隴東，南至大別山，而北向西安，進可攻，退可守，“盡得天子之氣”。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麽，這個“鐵十字架”可以輕易地問鼎中原，直逼南京。日後馬子任與朱代珍的縱橫萬裏，也正是從經略該地開始。
胡宗南言語含蓄地命令蕭灑，讓其於三月之內，利用河南藍衣社的驚人勢力，把“十萬民軍”擴充為“百萬民軍”。他神色淡然地說，這是“張子房、劉伯溫之功”。
蕭灑自是心領神會，回到開封後，他大量征集遺失在民間的槍支，招兵買馬。他要求每一個鄉鎮都組織一個民團，一時之間，河南“團長”、“司令”滿天飛。到23日，河南民軍已擴張至三四十萬人。
但“旁觀者清”，幾乎是宋美齡一抵達西安，胡宗南就意識到事情或有回轉之機。對河南的如此“異動”，難道薑瑞元不會有任何疑心嗎？調查蕭灑的話，誰又能保證蕭灑不會招供出他呢？
他隻能祈盼戴笠能活著回來，祈盼薑瑞元被釋放後不可避免的調查清洗，會是由戴笠來進行。他第一次意識到，戴笠已不再是那個仰仗著他、需要他來庇護和照顧的“小老弟”了。
一個陰毒的設想掠過胡宗南的頭腦，他打算著，一旦戴笠與薑瑞元一同活著回來，他就先下手為強，丟掉蕭灑這個“卒”，以保住自己這個“車”。
各懷心思的23日，兩個有著絕代風華的人，終於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吉少山，女的則是宋美齡。對這次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宋美齡後來寫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為國為民服務之誠意，必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這個決定曆史的口頭協議，就這樣達成了。這一天過去後，24日，宋美齡措辭強硬地對張漢卿表示，倘若25日他們不能回到南京的話，願與西安“同歸於盡”。
這是一個女子在即將失去丈夫之前的瘋狂與決意，沒有人會懷疑這樣的絕望所能爆發出來的狂野力量。
然後，在大風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綻放了。
這一天是西曆的“平安夜”，就在當天晚上，冒牌的基督徒薑瑞元，她的兄長宋子文，以及在這一夜扮演聖誕老人的端納，全然不顧大雪飄飛中的四伏殺機，一起度過了平靜的一夜。
在薑瑞元的家庭生活中，長期有一個約定，聖誕鍾聲敲響之際，誰先叫出“聖誕快樂”，這一天的家庭活動就由誰安排。1936年的聖誕節，在西安，是薑瑞元贏了。
但即便如此，贏得了生命，同樣也意味著他失去了整個帝國。西安事變帶來的影響是致命的，身為全國最高的軍事統帥，黨國實際上的權力核心，如今卻遭遇了這樣的兵諫，威望已經是蕩然無存。
原本積累下來的冤屈、怨恨和鮮血，將會蜂擁而起，直到真正撕裂這個原本就很鬆散的國家。而紅門左派餘孽在即將覆滅的關鍵時刻，卻獲得了喘息之機，並且立足西北，背靠蘇俄，成了心腹大患。
在日本方麵，中國暴露出來的不穩定政局，更是刺激了日軍內部主戰派的囂張氣焰，政友會再也無力壓製這些狂熱的暴徒，因為中國的虛弱與內亂，已經明白無誤的展示在了整個世界的麵前。
而罪魁禍首就是馬子任與吉少山這兩位陰謀的策動者，無論本意是為了什麽，整個國家和民族都要為此付出血淋淋的代價，犧牲一代人的性命，以及未來百年的國運。
國賊，這才是國賊，被掩埋於曆史之中的陰暗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