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八章和談受阻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11月26日帶到重慶，向汪兆銘、周佛海匯報。(看小說請牢記但最後汪兆銘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
汪兆銘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12月5日時周佛海先去昆明，三日之後汪兆銘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
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兆銘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兆銘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一行人的隊伍中，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就是華聯的死亡商人劉申，化名文刀田，作為此次的民間熱心人員，秘密參與了此次和談行動。
他受鍾泱的囑托，前去與日本主和派的政友會接觸，無論和平會談事成與否，重要的是在對方心中埋下一顆合作的種子。
中國人最仇恨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最仇恨的卻是蘇俄。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與蘇俄為了爭奪東亞地區的霸權，不經曆過多少戰爭，彼此都是傷痕累累，鮮血遍染東三省地區。
日本的可惡因為它是一個禽獸組成的人類國家，而蘇俄正好相反它的可恨在於它是一個人類組成的禽獸國家!
因為戰爭的不順利，日本軍部上層也開始浮現出了不同的聲音，雖然都是主戰派，但在對象的選擇上，已然有著區別。
關東軍因為中東路事件而恐懼與蘇俄的軍事工業能力，所以將入侵中國作為首選目標。在一開始，的確是成績斐然，壓製住了內部的反對聲音。
可一旦遭遇挫折，這種壓製就變得脆弱無比，被人輕輕一桶，就會悄然破碎。隨著日本國內師團的不斷到來，在華部隊的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關東軍不再是侵華日軍的唯一主力，他們的意見也因為接連兩次重大戰役的失敗而遭到了質疑。
中國與日本並非死敵，更沒有血海深仇，一切隻是利益使然。關東軍的狂熱和嗜殺，卻沒有完成占領中國的任務，在這個時候，終於遭到了反撲。
許多老兵和將領，都是經曆過日俄戰爭的生還者，對於橫跨亞歐大陸的北極熊，心懷刻骨的仇恨。他們借機發難，認為陸軍應該改變目標，停止南下的步伐，與中國的各方勢力和談，轉而北上攻擊蘇俄。
日本和德國是盟友，這也是兩國一開始密約中談好的事情。
鍾泱高座於雲端，以局外人的心態，對於這些時局的演化，可謂是洞若觀火。隻要能夠慫恿日軍北上，就算提供物資支援也未嚐不可。
但若讓華聯政府或者軍方派出官員聯絡，位麵對自身形象有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才會選擇了劉申這樣身份並不敏感的民間人士。
悄悄跟在汪兆銘身後，前往越南河內，加入了“低調俱樂部”，以及積極投身於秘密和談行動。
但在和談隊伍中，多年跟隨汪兆銘的陳公博並不汪兆銘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兆銘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
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嗎？”無錯網不跳字。
周佛海神色凝重，目光陰沉委員長暫時不知。”
汪兆銘正襟危坐，語氣淡然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他是胸中有正氣的文人，也勇於承擔責任，為了國家的利益，更是不惜的名聲。
陳公博可沒有這種氣魄，他聽後非常不安，語氣也是惶急汪，依公博之見，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
汪精衛不以為意，而是用寬仁的語氣向陳公博解釋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麽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苦苦勸說陳公博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
陳公博雖然心有戚戚，但見眾人都同意，他也無言以對，隻好同意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
不過最後陳公博還是做出表態汪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他未必有殺身成仁的勇氣與決斷，但他敬佩汪兆銘的人品與誌向，願意誓死相隨。
1938年12月8日，汪兆銘準備飛離重慶的，本來是薑瑞元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12月8日薑瑞元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
汪兆銘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十天之後，薑瑞元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兆銘以外出演講為名，偕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
劉申作為讚助人，秘密隨行。
汪兆銘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
這天晚上，汪兆銘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他把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薑瑞元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12月19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
據說汪兆銘在離開重慶前，給薑瑞元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現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兆銘“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戰派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
近衛在得知汪兆銘於12月19日到達河內後，於1938年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兆銘欺騙了。”
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兆銘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
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兆銘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12月29日，汪兆銘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
“豔電”這個詞並沒有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2月29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
汪兆銘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黨中央黨部、黨總裁蔣介石、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薑瑞元和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汪兆銘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中提及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兆銘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兆銘外出是代表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
12月24日，薑瑞元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由於汪兆銘在黨內的地位，薑瑞元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黨的信心和輿論，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兆銘前往河內治病，為其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薑瑞元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兆銘回重慶，王寵惠言辭懇切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仍然名正言順。”
汪精衛則一臉決然地回答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為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
“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兆銘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兆銘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1937年12月29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
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5天後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使汪兆銘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
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兆銘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他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銘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他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兆銘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兆銘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
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他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兆銘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他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兆銘出馬的有利條件，他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
而且汪兆銘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兆銘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
汪兆銘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他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兆銘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迫於軍部主戰派的壓力，政友會對整個日本的戰略政策控製，已經沒有多少主導權。
連內閣首相都要因為對華秘密協定之事引咎辭職，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尷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兆銘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薑瑞元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兆銘在文中責問薑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薑瑞元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麽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和談就不可以進行？”
“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薑瑞元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兆銘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他，因此對汪兆銘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同樣也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兆銘個人威望的打擊。
說來說去，曆史糾葛在人們的選擇之中，因為選擇的不同而相繼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預計和估算，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
在1939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兆銘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暗殺事件後，因為汪兆銘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兆銘，幫助其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銘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山東，暫時住在日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兆銘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感慨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
“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這時的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兆銘建立一個“反紅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兆銘在日占區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對此頗有為難之處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
“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麽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兩個人在對待和平的問題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也是後來汪兆銘能夠順利實施這個計劃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願撤兵，汪兆銘也希望能在日戰區內建立起一個中國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護生活在敵占區的民眾。
哪怕是背負起漢奸的惡名，他也在所不惜。
最難的事，不在於用死亡來宣示的正義，而是為了維護百姓利益，去舍棄榮耀和尊嚴。
汪兆銘不想做踏著萬民屍骨的英雄，他隻是去做別人不願做的“好人”，天下難容的“好人”。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11月26日帶到重慶，向汪兆銘、周佛海匯報。(看小說請牢記但最後汪兆銘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
汪兆銘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12月5日時周佛海先去昆明，三日之後汪兆銘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
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兆銘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兆銘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一行人的隊伍中，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就是華聯的死亡商人劉申，化名文刀田，作為此次的民間熱心人員，秘密參與了此次和談行動。
他受鍾泱的囑托，前去與日本主和派的政友會接觸，無論和平會談事成與否，重要的是在對方心中埋下一顆合作的種子。
中國人最仇恨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最仇恨的卻是蘇俄。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與蘇俄為了爭奪東亞地區的霸權，不經曆過多少戰爭，彼此都是傷痕累累，鮮血遍染東三省地區。
日本的可惡因為它是一個禽獸組成的人類國家，而蘇俄正好相反它的可恨在於它是一個人類組成的禽獸國家!
因為戰爭的不順利，日本軍部上層也開始浮現出了不同的聲音，雖然都是主戰派，但在對象的選擇上，已然有著區別。
關東軍因為中東路事件而恐懼與蘇俄的軍事工業能力，所以將入侵中國作為首選目標。在一開始，的確是成績斐然，壓製住了內部的反對聲音。
可一旦遭遇挫折，這種壓製就變得脆弱無比，被人輕輕一桶，就會悄然破碎。隨著日本國內師團的不斷到來，在華部隊的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關東軍不再是侵華日軍的唯一主力，他們的意見也因為接連兩次重大戰役的失敗而遭到了質疑。
中國與日本並非死敵，更沒有血海深仇，一切隻是利益使然。關東軍的狂熱和嗜殺，卻沒有完成占領中國的任務，在這個時候，終於遭到了反撲。
許多老兵和將領，都是經曆過日俄戰爭的生還者，對於橫跨亞歐大陸的北極熊，心懷刻骨的仇恨。他們借機發難，認為陸軍應該改變目標，停止南下的步伐，與中國的各方勢力和談，轉而北上攻擊蘇俄。
日本和德國是盟友，這也是兩國一開始密約中談好的事情。
鍾泱高座於雲端，以局外人的心態，對於這些時局的演化，可謂是洞若觀火。隻要能夠慫恿日軍北上，就算提供物資支援也未嚐不可。
但若讓華聯政府或者軍方派出官員聯絡，位麵對自身形象有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才會選擇了劉申這樣身份並不敏感的民間人士。
悄悄跟在汪兆銘身後，前往越南河內，加入了“低調俱樂部”，以及積極投身於秘密和談行動。
但在和談隊伍中，多年跟隨汪兆銘的陳公博並不汪兆銘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兆銘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
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嗎？”無錯網不跳字。
周佛海神色凝重，目光陰沉委員長暫時不知。”
汪兆銘正襟危坐，語氣淡然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他是胸中有正氣的文人，也勇於承擔責任，為了國家的利益，更是不惜的名聲。
陳公博可沒有這種氣魄，他聽後非常不安，語氣也是惶急汪，依公博之見，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
汪精衛不以為意，而是用寬仁的語氣向陳公博解釋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麽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苦苦勸說陳公博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
陳公博雖然心有戚戚，但見眾人都同意，他也無言以對，隻好同意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
不過最後陳公博還是做出表態汪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他未必有殺身成仁的勇氣與決斷，但他敬佩汪兆銘的人品與誌向，願意誓死相隨。
1938年12月8日，汪兆銘準備飛離重慶的，本來是薑瑞元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12月8日薑瑞元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
汪兆銘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十天之後，薑瑞元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兆銘以外出演講為名，偕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
劉申作為讚助人，秘密隨行。
汪兆銘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
這天晚上，汪兆銘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他把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薑瑞元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12月19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
據說汪兆銘在離開重慶前，給薑瑞元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現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兆銘“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戰派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
近衛在得知汪兆銘於12月19日到達河內後，於1938年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兆銘欺騙了。”
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兆銘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
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兆銘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12月29日，汪兆銘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
“豔電”這個詞並沒有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2月29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
汪兆銘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黨中央黨部、黨總裁蔣介石、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薑瑞元和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汪兆銘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中提及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兆銘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兆銘外出是代表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
12月24日，薑瑞元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由於汪兆銘在黨內的地位，薑瑞元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黨的信心和輿論，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兆銘前往河內治病，為其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薑瑞元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兆銘回重慶，王寵惠言辭懇切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仍然名正言順。”
汪精衛則一臉決然地回答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為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
“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兆銘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兆銘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1937年12月29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
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5天後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使汪兆銘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
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兆銘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他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銘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他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兆銘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兆銘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
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他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兆銘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他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兆銘出馬的有利條件，他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
而且汪兆銘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兆銘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
汪兆銘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他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兆銘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迫於軍部主戰派的壓力，政友會對整個日本的戰略政策控製，已經沒有多少主導權。
連內閣首相都要因為對華秘密協定之事引咎辭職，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尷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兆銘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薑瑞元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兆銘在文中責問薑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薑瑞元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麽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和談就不可以進行？”
“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薑瑞元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兆銘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他，因此對汪兆銘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同樣也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兆銘個人威望的打擊。
說來說去，曆史糾葛在人們的選擇之中，因為選擇的不同而相繼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預計和估算，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
在1939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兆銘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暗殺事件後，因為汪兆銘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兆銘，幫助其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銘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山東，暫時住在日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兆銘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感慨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
“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這時的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兆銘建立一個“反紅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兆銘在日占區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對此頗有為難之處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
“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麽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兩個人在對待和平的問題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也是後來汪兆銘能夠順利實施這個計劃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願撤兵，汪兆銘也希望能在日戰區內建立起一個中國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護生活在敵占區的民眾。
哪怕是背負起漢奸的惡名，他也在所不惜。
最難的事，不在於用死亡來宣示的正義，而是為了維護百姓利益，去舍棄榮耀和尊嚴。
汪兆銘不想做踏著萬民屍骨的英雄，他隻是去做別人不願做的“好人”，天下難容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