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九章失意之人
為了讓中國和日本恢複和平的局麵，汪兆銘一直做著最大的努力，就如同一個愛國的新時代文人一樣，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的事業和人生。(
無論愛國的方式對或者不對，但首先汪兆銘熱愛祖國的心意，確實是沒有半點虛假。
就在今日，搭載和談隊伍的客輪秘密抵達了**，隻在這裏做短暫停留，真正的目的地是山東青島。
目前的**已經被華聯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懸掛著荷蘭國旗的商船，還是可以在這裏的港口靠岸。
海軍巡邏隊乘坐著快艇，在離港口還有三十海裏的時候，就已經了這艘在荷蘭注冊的客船。因為不是軍艦，也沒有運送任何違禁物資，所以也沒有多做留難。
汪兆銘站在船首默默地看著這裏的情景，黯然神傷，海風打濕了他的眼角，為俊逸的臉龐添上了幾筆淡淡的哀愁。
兩年以前，黨還是這裏的主宰者，**的繁華與絢爛，讓他依依不舍。
見汪兆銘黯然神傷的模樣，犬養健也拿著一杯紅酒走了，兩人同樣穿著西裝，文質彬彬。
將高腳水晶杯遞給了汪兆銘之後，犬養健轉身趴在了扶手前，眸光望向遠方的天際，嘴裏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汪，中日兩國陷入如今這個局麵，實在是有著太多的誤會和遺憾。”
聽了這話，汪兆銘也有一樣的心思，他的目光焦點同樣是放在了無垠的海麵之上，頭也不回地對犬養健說道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沒有多說，而是直接就關鍵點開始提問不知汪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要求？”
汪兆銘皺了皺眉，才細聲談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
怕犬養健誤會了的立場，他還對具體細節進行了補充說明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犬養健聽得出汪兆銘的擔心，他何嚐不是受困於國內的政治漩渦呢，連承諾都不敢請予，隻能苦笑著回答汪固然是愛國的家，我何嚐不是，但這種愛，國家裏的民眾未必會接受，無論中國還是日本，情況其實都是如此。~”
麵對這種慘痛的事實，汪兆銘不得不再次感慨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
這樣的話語是無比苦澀的，因為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
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
由於這些緣故，在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汪兆銘和犬養健都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
但為了彼此的國家，以及亞洲局勢的穩定，兩人都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他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和談者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
也隻有在勝利結束的時候，對於愛國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與昔日的同胞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負責和談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禎昭，就被這樣的一番話所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兆銘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呢？”
不管怎樣，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
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2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兆銘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對方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兆銘建立政府的這個設想。
1939年5月26日，汪兆銘在山東濟南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銘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
《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予汪兆銘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政府以及“遷都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遷都”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合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兆銘、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
日方盡管對汪兆銘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他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
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兆銘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兆銘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兆銘提出在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上，平沼先是說除了此事的起因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兆銘建立新政府。
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共有五點。
一是中央政府由汪兆銘、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兆銘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四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五是關於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紅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兆銘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兆銘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和談也陷入了困境，雙方都在關鍵性的問題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銘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板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板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兆銘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
有著軍方背景的板垣態度強硬難道除了北京，汪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
就是這一點，汪兆銘與日本軍部有著巨大的分歧。
雖然處於弱勢，但汪兆銘不是弱智，他對於這種事情，當然是極力反對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
板垣見汪兆銘態度強硬，便換了一個角度談論華北已經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
汪兆銘溫和的笑了笑我們不說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遷都北京。因為北洋軍政府時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現在的重慶都隻是被稱為陪都。遷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的臨時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
板垣聽後，無法直接駁斥，隻好拿著這個觀點來反論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政府經過與汪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
汪兆銘也是不甘就此放棄，他繼續據此反論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這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
最後板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兆銘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兆銘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內閣對汪兆銘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兆銘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他在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兆銘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事情非常不順，汪兆銘以及參與和談的一眾隨行人員，心情都是抑鬱。
一直以來，隊伍中最為沉默寡言的就是劉申，他的身份本就尷尬，也不願插手這種容易身敗名裂的政治事務。但他還是在這時站了出來汪，日本不可撤兵，和談就成了泡影。更何況是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內建立政府，就不怕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劉申這話問得尖銳，但同樣也是實在話。作為本次和談隊伍中唯一的民間人士，他隻是一個到處兜售“死亡”的軍火商人，的確與此事沒有任何的利害關係。
但是一年多相處下來，劉申早已被汪兆銘的人品、才學和氣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銘劉申的真正身份，雖然不是官身，但作為有著華聯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應商，劉申的背景和實力都讓人不敢輕視。汪兆銘溫聲笑著中國現在出了這麽多抗戰的‘英雄’，流血的卻大多是無辜百姓，總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銘的學識智慧，都是上上之選，哪裏不這件事的利害關係？就算真要做漢奸，汪兆銘又能得到？
劉申聽了之後，垂首不語，他能說些呢？
誠然，站在國家和政權的立場上，無論是黨還是華聯，都不可能同意並且支持這種“媚日”的舉動。和談就是賣國，這是所有人都認定的一個標杆，站在大後方，自然能夠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銘的立場，站在數億淪陷區民眾的立場，這種冷酷的愛國理念，是否就是正義呢？
日軍占領了偌大一個中國，一開始是實行簡單粗暴的軍事管理，甚至發生過底層士兵和軍官的失控，出現了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惡劣行徑。
汪兆銘希望成立偽政府，也是為了將日本的“軍管”轉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這樣做未必能拯救中國，但是客觀事實上，至少能夠遏製日軍在占領區內對中國百姓的直接迫害，保護了數億百姓的生存權力。
即使這些百姓不會感恩，甚至內心還會咒罵汪兆銘等人為狗腿子，但他們還是不惜此身。
劉申繼續說起就有人說《**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去送呢？”
汪兆銘聽後，寬聲一笑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劉申還是為汪兆銘感到惋惜，雖然彼此對愛國的理念不同，但他還是敬服於汪兆銘的胸襟不過我對於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兆銘則不以為意的搖了搖腦袋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唉，汪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說些，就此預祝得償所願。”擺了擺手，劉申便起身告辭，臨出門之前，臉上還滿是惋惜的神情。
在這件事情上，劉申也是知情者，華聯的所作所為並不光彩。不過這也是無奈，欲成霸業，本就不可能不考慮周詳。犧牲別人，始終都是最好的辦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況也還在華聯的掌控之中。
與日本政友會的暗中聯絡也非常順利，但是在徹底擊垮日本陸軍的主力之前，這種關係都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政治無論如何變幻莫測，最終還是要落實到軍事力量上麵，拳頭夠大夠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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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中國和日本恢複和平的局麵，汪兆銘一直做著最大的努力，就如同一個愛國的新時代文人一樣，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的事業和人生。(
無論愛國的方式對或者不對，但首先汪兆銘熱愛祖國的心意，確實是沒有半點虛假。
就在今日，搭載和談隊伍的客輪秘密抵達了**，隻在這裏做短暫停留，真正的目的地是山東青島。
目前的**已經被華聯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懸掛著荷蘭國旗的商船，還是可以在這裏的港口靠岸。
海軍巡邏隊乘坐著快艇，在離港口還有三十海裏的時候，就已經了這艘在荷蘭注冊的客船。因為不是軍艦，也沒有運送任何違禁物資，所以也沒有多做留難。
汪兆銘站在船首默默地看著這裏的情景，黯然神傷，海風打濕了他的眼角，為俊逸的臉龐添上了幾筆淡淡的哀愁。
兩年以前，黨還是這裏的主宰者，**的繁華與絢爛，讓他依依不舍。
見汪兆銘黯然神傷的模樣，犬養健也拿著一杯紅酒走了，兩人同樣穿著西裝，文質彬彬。
將高腳水晶杯遞給了汪兆銘之後，犬養健轉身趴在了扶手前，眸光望向遠方的天際，嘴裏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汪，中日兩國陷入如今這個局麵，實在是有著太多的誤會和遺憾。”
聽了這話，汪兆銘也有一樣的心思，他的目光焦點同樣是放在了無垠的海麵之上，頭也不回地對犬養健說道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沒有多說，而是直接就關鍵點開始提問不知汪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要求？”
汪兆銘皺了皺眉，才細聲談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
怕犬養健誤會了的立場，他還對具體細節進行了補充說明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犬養健聽得出汪兆銘的擔心，他何嚐不是受困於國內的政治漩渦呢，連承諾都不敢請予，隻能苦笑著回答汪固然是愛國的家，我何嚐不是，但這種愛，國家裏的民眾未必會接受，無論中國還是日本，情況其實都是如此。~”
麵對這種慘痛的事實，汪兆銘不得不再次感慨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
這樣的話語是無比苦澀的，因為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
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
由於這些緣故，在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汪兆銘和犬養健都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
但為了彼此的國家，以及亞洲局勢的穩定，兩人都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他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和談者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
也隻有在勝利結束的時候，對於愛國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與昔日的同胞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負責和談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禎昭，就被這樣的一番話所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兆銘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呢？”
不管怎樣，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
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2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兆銘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對方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兆銘建立政府的這個設想。
1939年5月26日，汪兆銘在山東濟南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銘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
《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予汪兆銘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政府以及“遷都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遷都”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合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兆銘、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
日方盡管對汪兆銘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他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
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兆銘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兆銘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兆銘提出在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上，平沼先是說除了此事的起因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兆銘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兆銘建立新政府。
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共有五點。
一是中央政府由汪兆銘、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兆銘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四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五是關於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紅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兆銘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兆銘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和談也陷入了困境，雙方都在關鍵性的問題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銘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板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板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兆銘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
有著軍方背景的板垣態度強硬難道除了北京，汪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
就是這一點，汪兆銘與日本軍部有著巨大的分歧。
雖然處於弱勢，但汪兆銘不是弱智，他對於這種事情，當然是極力反對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
板垣見汪兆銘態度強硬，便換了一個角度談論華北已經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
汪兆銘溫和的笑了笑我們不說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遷都北京。因為北洋軍政府時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現在的重慶都隻是被稱為陪都。遷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的臨時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
板垣聽後，無法直接駁斥，隻好拿著這個觀點來反論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政府經過與汪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
汪兆銘也是不甘就此放棄，他繼續據此反論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這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
最後板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兆銘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兆銘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內閣對汪兆銘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兆銘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他在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兆銘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事情非常不順，汪兆銘以及參與和談的一眾隨行人員，心情都是抑鬱。
一直以來，隊伍中最為沉默寡言的就是劉申，他的身份本就尷尬，也不願插手這種容易身敗名裂的政治事務。但他還是在這時站了出來汪，日本不可撤兵，和談就成了泡影。更何況是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內建立政府，就不怕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劉申這話問得尖銳，但同樣也是實在話。作為本次和談隊伍中唯一的民間人士，他隻是一個到處兜售“死亡”的軍火商人，的確與此事沒有任何的利害關係。
但是一年多相處下來，劉申早已被汪兆銘的人品、才學和氣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銘劉申的真正身份，雖然不是官身，但作為有著華聯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應商，劉申的背景和實力都讓人不敢輕視。汪兆銘溫聲笑著中國現在出了這麽多抗戰的‘英雄’，流血的卻大多是無辜百姓，總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銘的學識智慧，都是上上之選，哪裏不這件事的利害關係？就算真要做漢奸，汪兆銘又能得到？
劉申聽了之後，垂首不語，他能說些呢？
誠然，站在國家和政權的立場上，無論是黨還是華聯，都不可能同意並且支持這種“媚日”的舉動。和談就是賣國，這是所有人都認定的一個標杆，站在大後方，自然能夠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銘的立場，站在數億淪陷區民眾的立場，這種冷酷的愛國理念，是否就是正義呢？
日軍占領了偌大一個中國，一開始是實行簡單粗暴的軍事管理，甚至發生過底層士兵和軍官的失控，出現了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惡劣行徑。
汪兆銘希望成立偽政府，也是為了將日本的“軍管”轉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這樣做未必能拯救中國，但是客觀事實上，至少能夠遏製日軍在占領區內對中國百姓的直接迫害，保護了數億百姓的生存權力。
即使這些百姓不會感恩，甚至內心還會咒罵汪兆銘等人為狗腿子，但他們還是不惜此身。
劉申繼續說起就有人說《**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去送呢？”
汪兆銘聽後，寬聲一笑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劉申還是為汪兆銘感到惋惜，雖然彼此對愛國的理念不同，但他還是敬服於汪兆銘的胸襟不過我對於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兆銘則不以為意的搖了搖腦袋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唉，汪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說些，就此預祝得償所願。”擺了擺手，劉申便起身告辭，臨出門之前，臉上還滿是惋惜的神情。
在這件事情上，劉申也是知情者，華聯的所作所為並不光彩。不過這也是無奈，欲成霸業，本就不可能不考慮周詳。犧牲別人，始終都是最好的辦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況也還在華聯的掌控之中。
與日本政友會的暗中聯絡也非常順利，但是在徹底擊垮日本陸軍的主力之前，這種關係都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政治無論如何變幻莫測，最終還是要落實到軍事力量上麵，拳頭夠大夠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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