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風雲向韋福嗣透露了東征敗局已定的兩個機密:段文振遺策和中樞內奸


    之前他靠這兩個機密成功“忽悠”了李密,現在他如法炮製,又把它們拿出來“忽悠”韋福嗣,效果同樣出奇得好。


    韋福嗣不知道段文振有遺策,但他知道段文振的東征策略。韋福嗣在沒有罪黜之前是內史舍人,參加了東征策略的討論,對段文振的主張可謂一清二楚。以韋福嗣對段文振性格的了解,可以肯定段文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上奏進諫的機會,而以段文振的身份,他在臨終前的這份上奏份量肯定很重,段文振絕無可能放過最後一次進諫機會,所以當李風雲說出段文振遺策之後,韋福嗣馬上就相信了,這個機密絕對是真的,李風雲根本不可能憑空杜撰出此等真實的故事。


    至於中樞內奸,韋福嗣同樣相信,而且當李風雲說出這個機密的時候,他的腦海中頓時便掠過一個熟悉的身影。


    這個人與段文振矛盾激烈,兩人同在兵部,水火不容,而聖主把他放在兵部,顯然是想製約段文振,唯恐段文振大權獨攬。在討論東征策略的時候,兩人針鋒相對,爭論激烈,但因為這個人得到了聖主的支持,段文振落在了下風。為此段文振怒不可遏,曾當著很多中樞大臣的麵,指著這個人的鼻子破口大罵,甚至口不擇言,說他陰險狡詐,有通敵賣國之嫌。東征之前段文振被變相“逐出”中樞決策層,估計與他當時“口不擇言”有關。兩人矛盾公開化了,聖主從維護中樞的團結出發,當然要偏袒這個人,讓段文振暫時離開中樞去前線領兵。


    韋福嗣與這個人是政敵,仇怨甚深。這個人在齊王“失德”一案中推波助瀾,在打倒韋福嗣的過程中亦“大顯身手”,屢屢落井下石。


    先帝時代這個人所持的政治立場頗為保守,聖主登基後“大氣候”變了,這個人遂搖身一變以改革者自居,為聖主搖旗呐喊、衝鋒陷陣,就此贏得了聖主的信任。對於這種政治上的“騎牆”投機者,東都權貴頗為不齒,對其印象惡劣。韋福嗣因為是這個人的政敵,對其了解更多,知道一些有關這個人的秘密,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秘密是,這個人與禮部尚書楊玄感是政治盟友。楊玄感是東都保守勢力的領袖之一,所以可以肯定,這個人的政治立場是保守的,他之所以欺騙聖主,目的不過是想進入中樞,為保守勢力做內應。


    韋福嗣也是保守勢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清楚地知曉保守勢力對改革和東征的態度。東都的保守勢力迫於政治上的重壓和利益上的重大損失,決心摧毀改革,而現階段若能摧毀東征,則必能給聖主和改革派以致命一擊。而這個人現在主掌兵部,對東征機密了若指掌,如果他通敵賣國,則東征必敗。所以韋福嗣有相當的把握推定,如果中樞出內奸,有人背叛皇帝,把東征大業毀於一旦,十有**便是此人。


    韋福嗣既然相信李風雲所提供的這兩個機密,當然要重新審視李風雲,不但要對其真實身份做出推演,還要重新界定李風雲在當前複雜局麵中的地位和份量。


    之前李密從這兩個機密中推演出了許多他所需要的東西,然後重新“定位”了李風雲,將其放在了與自己對等的地位上,雙方之間的合作隨即變得更有誠意,而韋福嗣同樣經過了一番慎密的推敲,但他得出的結論卻與李密的結論迥然不同。


    韋福嗣沒有像楊玄感那樣調查過李風雲,但他與蘇威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可以肯定李風雲的消息不是來自蘇威。同時他也知道李風雲與宇文述之間有某種不為人知的秘密,所以他首先懷疑李風雲的消息來源於宇文述,但李風雲隨即就申明了自己與宇文述之間有著不死不休的仇恨。


    韋福嗣隨即便把目光轉向了中樞核心層中的另外幾個重臣。他首先排除了內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左人,而李風雲肯定不是江左人,這一點毋庸置疑。然後就剩下黃門侍郎裴世矩和禦史大夫裴蘊。裴世矩和裴蘊均來自河東裴氏,其中裴蘊是江左遺臣,曾在統一大戰中“請為內應”,受到先帝賞識而得以重用,大業初年聖主考績選官,裴蘊和樊子蓋官聲最好,遂撥擢重用,後因主持第二次刮戶運動而贏得聖主信任,就此步入中樞核心,所以以裴蘊江左遺臣和堅定改革派的身份,絕無可能與李風雲這樣的反賊有任何瓜葛。


    韋福嗣的懷疑對象最後隻剩下黃門侍郎裴世矩。


    裴世矩是山東高齊遺臣。高齊滅亡,裴世矩入仕北周。先帝受禪開國,裴世矩為其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為開國勳臣之一。開皇末年,裴世矩與長孫晟一起主持國防和外交事務,成功擊敗突厥人,穩定了西北疆域。聖主登基後,改革思路轉為激進,高潁、楊素、蘇威、裴世矩等先帝老臣轉眼便從改革派變成了保守派,雙方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裴世矩不願意在改革一事上與聖主發生激烈衝突,同時又想保住自己的權力,於是另辟蹊徑,獻上了經略西北的大策略,以專心國防和外交事務,一門心思建設新的國防和外交大戰略,來巧妙地回避因為改革加速而引發的激烈的政治鬥爭。


    在今日中樞核心決策層裏,蘇威因政治製衡而存在,裴世矩因南北關係而上位,宇文述則是聖主在軍方的代言人,唯有虞世基和裴蘊才是堅定的激進改革派,是聖主加快改革進程的左膀右臂。很顯然,隻要與南北關係有牽連的人和事,都與裴世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如果李風雲的背後有裴世矩的影子,受裴世矩的遙控,那裴世矩任由其造反的目的是什麽?韋福嗣認定,但凡與裴世矩有關聯的事,肯定與南北關係脫不了於係。


    就目前中外局勢而言,東征必須勝利才能威懾虎視眈眈的大漠北虜,但東都有很多人蓄意破壞東征,要以東征的失敗來打擊聖主和改革派,所以從裴世矩的立場來說,他的確有可能在通濟渠設下一個“局”,以這個“局”來挑起東都各方勢力之間的爭鬥,以此來混亂東都局勢,保障通濟渠的暢通,保障東征的勝利。唯有如此,他才能確保以其為核心所擬製的新的國防和外交大戰略的順利實施。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東征失敗,北虜南下入侵,南北關係破裂,那麽足以證明裴世矩的國防和外交大戰略失敗了,裴世矩必定要為此承擔責任黯然下台,這是裴世矩所不能接受的,他理所當然要竭盡全力、窮盡一切手段來保全自己的政治利益。


    當然,韋福嗣也認定,李風雲造反的背後玄機重重,其背後勢力肯定不止裴世矩一個,遠非推演的這般簡單,但以裴世矩與山東人之間的特殊淵源和密切關係來說,即便李風雲的造反與裴世矩沒有直接關係,裴世矩亦有可能利用李風雲和他背後的山東人,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利。


    如果東征如李風雲所推演,已成必敗之局,那皇帝和改革派為了穩定東都的政治局麵,肯定要向保守勢力妥協,那麽齊王入主東宮的機會就更大了,但李風雲為何非常肯定地說,齊王隻要不改變執政理念,就絕無可能贏得皇統呢


    對韋福嗣來說,東征的事是次要的,齊王的事才是頭等大事,所以他稍加權衡後,還是追問了下去,“東征若敗,國內外局勢必然緊張,聖主和中樞腹背受敵,危機四伏,按理應以妥協來拯救危局,而冊立儲君顯然是聖主力挽頹勢的最好辦法,但你卻認定齊王無緣儲君,這是為甚?”


    李風雲神情嚴肅,望著韋福嗣,一字一句地問道,“如果聖主和中樞以妥協為手段,以皇統繼承人為條件,要挾你們支持他發動第二次東征,你們是否接受?是否會支持他發動第二次東征?”


    韋福嗣略感錯愣。


    第二次東征?再以舉國之力發動第二次東征?這太瘋狂了,有失去理智之嫌,國力難以承受,不過聖主和改革派發動東征的目的就是要以軍事上的勝利來贏得政治上的絕對權威,然後以絕對權威來加快改革進程,如果第一次東征失敗,聖主和改革派權威大損,不得不向保守勢力妥協,那改革必定停滯甚至倒退,這是聖主和改革派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們的確有可能發動第二次東征,以第二次東征的勝利來重建權威,來保住既有的改革成果,來繼續維持政治上的優勢,堅持不懈地推進改革。


    但是,政治的本質是欺詐,政治承諾都不可信,如果聖主和改革派的妥協實質上是緩兵之計,二次東征勝利後,他們自食其言,違背承諾,向保守勢力大打出手,要老賬新帳一起算,那保守勢力就完蛋了,齊王的儲君夢也將徹底破碎。


    韋福嗣越推敲越覺得李風雲這句話可信,心緒不禁有些亂,遲遲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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