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蓋並不認同崔賾的辦法,更不敢把拯救東都的希望寄托在以鮮卑八姓勳貴為主的虜姓老貴族集團身上。
這一政治集團在大一統改革中立場保守,與聖主和改革派衝突不斷,大業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鮮卑勳貴賀若弼、宇文弼就與高潁一起被殺,其後八姓勳貴日漸衰落,以元氏為首的鮮卑豪門無奈之下,隻能在政治上采取騎牆策略,哪邊風大就往哪邊倒,既不敢與風頭強勁的改革派針鋒相對,也不敢與保守勢力攜手結盟,而改革派則對他們保持著高度戒備,保守勢力則竭力拉攏。去年的政治風暴中,鮮卑勳貴於仲文倒了,劉士龍亦被斬殺,虜姓老貴族再遭重創,這使得漢虜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再度升級,虜姓老貴族與聖主和改革派之間的衝突也達到了頂點。
在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蓋有理由認定,以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的立場和手段,在今日東都危局下,他們必定冷眼旁觀,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聖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癡心妄想。
“京畿衛戍,還有滎陽、河陽、偃師和柏穀四大都尉。”樊子蓋不好直接否決崔賾,隻能旁敲側擊的予以提醒,“而這四大都尉中,滎陽都尉和河陽都尉都會傾盡全力支持越王,但你為何視而不見？”
滎陽都尉崔寶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壯中堅,理所當然支持越王,而河陽都尉與博陵崔氏的關係同樣密切。
今日河陽都尉身份顯赫,乃秦王楊浩,一位貨真價實的親王。
楊浩是前秦王楊俊之子,他的母親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這位崔氏就是大權貴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壽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統大戰,秦王楊俊的背後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為首的山東貴族集團,結果楊俊敗了,死了,據查是被妒婦崔氏毒死的,於是崔氏被廢,並處以死刑,其子楊浩連坐,取消世子資格,不能繼嗣襲爵,而時為河南王妃的崔鈺受到連累亦被廢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飽受打擊,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風雨飄零之中。聖主登基稱帝後,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結盟山東貴族集團,於是博陵崔氏東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楊浩也因此得以恢複世子身份,繼承了秦王爵位,並步入仕途,他的起點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衛府任職,平步青雲,第一次東征之前被聖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為重要的河陽都尉。
河陽在大河以北,隔大河與邙山相望,距離東都不足百裏,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禦線,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聖主將這一舉足輕重的位置托付於年輕的秦王楊浩,可見聖主對他其還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蓋看來,聖主之所以把楊浩安排在河陽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麵是利用他背後博陵崔氏和山東人的力量,確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麵則是利用他尊崇的親王身份,在東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楊侗又難以駕馭局勢之際,由他這位秦王,還有滎陽的郇王楊慶,還有弘農的蔡王楊智積,一起出麵合力輔佐,雖然這些親王們都不願介入新一輪皇統之爭,都不願在形勢尚未明朗前主動“站隊”,但事關國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關鍵時刻也隻能硬著頭皮“挺身而出”,畢竟政治上的不作為和政治博弈中的搖擺所導致的後果完全不一樣,一旦東都政局出現了不利於二次東征,甚至直接導致二次東征功虧一簣,那麽在接下來的政治清算中,這些“不作為”的親王必定首當其衝。
目前東都形勢很不好,京畿局麵也“風雨欲來”,越王楊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親王們的幫助,但滎陽那邊的郇王楊慶被通濟渠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疲憊不堪,而弘農方向的蔡王楊智積則對西京保持著高度戒備,不敢有絲毫懈怠,這兩位親王自顧不暇,根本顧及不到東都,最後隻剩下秦王楊浩尚有餘力幫助越王。
河陽都尉府位於河內郡,秦王楊浩這位河陽都尉有權調度河內諸鷹揚和地方武裝,而河內的世家豪望們與河北豪門關係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麵子上,也會盡心盡力支持秦王楊浩。
樊子蓋據此認定,隻要崔賾與東都的崔氏家族成員達成共識,做出決策,讓越王楊侗向秦王楊浩“求助”,則楊浩必能調一部分河內軍隊進入京畿東部防區,如此一來還用得著向元文都“低聲下氣”,向鮮卑八姓勳貴為主的虜姓老貴族集團做出妥協和讓步？
樊子蓋的不滿,也是越王楊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賾為什麽會把緩解東都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現在東都缺的不是錢,而是軍隊,是絕對忠誠於聖主並願意為越王楊侗衝鋒陷陣的軍隊,但以元文都之力,顯然無法為越王楊侗從衛府中拉來一支俯首聽命的軍隊。
雖然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始終是越王楊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楊侗的“左膀右臂”,是絕對可以信賴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內史令元壽病逝,於仲文和劉士龍又在政治風暴中死去,緊跟著一大批虜姓將領又被逐出軍隊後,虜姓老貴族集團在軍政兩界的實力遭到了沉重打擊,短期內難以恢複。實際上實力的恢複不過是時間問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經此打擊後,他們對漢姓貴族集團,對聖主和改革派充滿了仇恨,雙方之間的信任幾乎崩潰,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難以恢複的。
麵對樊子蓋的疑問和楊侗的疑惑,崔賾不得不做出解釋。
目前危局下,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秦王楊浩雖然可以獨當一麵,但實力十分有限,對拯救東都危局基本上沒什麽幫助,相比起來,虜姓老貴族集團的實力就非常龐大了,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底蘊深厚,在河洛地區苦心經營了兩百餘年,曆史上他們曾遭受了無數次打擊,甚至都有亡國的打擊,但最終他們都挺過來了,至今還活得很滋潤,所以去年的政治風暴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算什麽,毛毛雨而已,傷不了筋動不了骨,隻是造成的政治後果很嚴重,直接損害了鮮卑老貴族與漢姓貴族之間的信任,一旦形勢對漢姓貴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勳貴必然“推波助瀾”,必然蓄意惡化東都危機,比如幫助激進保守力量發動兵變以摧毀東都政局,比如幫助日益猖獗的叛賊中斷大運河以摧毀二次東征,以此來報複漢姓貴族,報複聖主和改革派對他們的打擊。
這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也是東都危機難以拯救的原因所在,為此必須“對症下藥”,解鈴還需係鈴人,當前隻能向元氏和八姓勳貴最大程度的讓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來換取他們的信任和合作,而我們隻要能重建與虜姓老貴族集團之間的信任,便擁有了拯救東都危機的可能,否則我們必將在未來局勢中一敗塗地。
樊子蓋聽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慮也更濃烈了,他感覺崔賾主動讓度政治利益,主動緩和與鮮卑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主動重建與元氏和八姓勳貴之間的信任,其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拯救東都危機,為了挽救越王楊侗的前途,其中可能還隱藏著更深的意圖。
楊侗也聽懂了,非常高興,非常支持。一直以來他的背後都是元氏和八姓勳貴,關係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間,聖主把博陵崔氏強行“推進”了越王府,並命令楊侗必須對崔氏言聽計從,這就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把元氏和八姓勳貴辛辛苦苦培養的“果實”直接搶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勞而獲”,還“鳩占鵲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風暴過於強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勳貴“鮮血淋漓”,鮮卑人豈能忍下這口氣？豈能讓聖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實際上是有苦難言,欲哭無淚,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縮著腦袋都沒能躲掉“池魚之災”,眼睜睜看著自己被聖主扔進了火“坑”裏,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勳貴也不是一介蠻夫,鷸蚌相爭的事堅決不於,堅決不上聖主的當,一不做二不休,於脆“遠離”越王府,惹不起還躲不起？老子不摻合了,你一個人去玩吧,於是崔氏“有驚無險”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煩就來了,而且還是天大的麻煩,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時崔氏就不是欲哭無淚,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賾匆匆離開王府,但他沒有直接去拜訪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書省校書郎崔處直。
崔處直一聽就明白了崔賾的真實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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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政治集團在大一統改革中立場保守,與聖主和改革派衝突不斷,大業三年的榆林事件中,鮮卑勳貴賀若弼、宇文弼就與高潁一起被殺,其後八姓勳貴日漸衰落,以元氏為首的鮮卑豪門無奈之下,隻能在政治上采取騎牆策略,哪邊風大就往哪邊倒,既不敢與風頭強勁的改革派針鋒相對,也不敢與保守勢力攜手結盟,而改革派則對他們保持著高度戒備,保守勢力則竭力拉攏。去年的政治風暴中,鮮卑勳貴於仲文倒了,劉士龍亦被斬殺,虜姓老貴族再遭重創,這使得漢虜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再度升級,虜姓老貴族與聖主和改革派之間的衝突也達到了頂點。
在這一政治背景下,樊子蓋有理由認定,以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的立場和手段,在今日東都危局下,他們必定冷眼旁觀,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甚至落井下石,指望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聖主和改革派,根本就是癡心妄想。
“京畿衛戍,還有滎陽、河陽、偃師和柏穀四大都尉。”樊子蓋不好直接否決崔賾,隻能旁敲側擊的予以提醒,“而這四大都尉中,滎陽都尉和河陽都尉都會傾盡全力支持越王,但你為何視而不見？”
滎陽都尉崔寶德是博陵崔氏的少壯中堅,理所當然支持越王,而河陽都尉與博陵崔氏的關係同樣密切。
今日河陽都尉身份顯赫,乃秦王楊浩,一位貨真價實的親王。
楊浩是前秦王楊俊之子,他的母親就是前秦王妃崔氏,而這位崔氏就是大權貴崔弘度、崔弘升、崔弘壽諸兄弟的妹妹。先帝朝皇統大戰,秦王楊俊的背後支持者就是以博陵崔氏為首的山東貴族集團,結果楊俊敗了,死了,據查是被妒婦崔氏毒死的,於是崔氏被廢,並處以死刑,其子楊浩連坐,取消世子資格,不能繼嗣襲爵,而時為河南王妃的崔鈺受到連累亦被廢黜,崔弘度兄弟更是飽受打擊,博陵崔氏一度陷入風雨飄零之中。聖主登基稱帝後,因政治需要,不得不結盟山東貴族集團,於是博陵崔氏東山再起,重入朝堂,而楊浩也因此得以恢複世子身份,繼承了秦王爵位,並步入仕途,他的起點非常高,不是在中央府署就是在十二衛府任職,平步青雲,第一次東征之前被聖主委以重任,出任京畿四大都尉府中最為重要的河陽都尉。
河陽在大河以北,隔大河與邙山相望,距離東都不足百裏,是京畿北部第一道防禦線,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聖主將這一舉足輕重的位置托付於年輕的秦王楊浩,可見聖主對他其還是寄予了厚望。
在樊子蓋看來,聖主之所以把楊浩安排在河陽都尉的位置上,一方麵是利用他背後博陵崔氏和山東人的力量,確保京畿北部的安全,另一方麵則是利用他尊崇的親王身份,在東都陷入危局,而年幼的越王楊侗又難以駕馭局勢之際,由他這位秦王,還有滎陽的郇王楊慶,還有弘農的蔡王楊智積,一起出麵合力輔佐,雖然這些親王們都不願介入新一輪皇統之爭,都不願在形勢尚未明朗前主動“站隊”,但事關國祚安危和皇族根本利益,關鍵時刻也隻能硬著頭皮“挺身而出”,畢竟政治上的不作為和政治博弈中的搖擺所導致的後果完全不一樣,一旦東都政局出現了不利於二次東征,甚至直接導致二次東征功虧一簣,那麽在接下來的政治清算中,這些“不作為”的親王必定首當其衝。
目前東都形勢很不好,京畿局麵也“風雨欲來”,越王楊侗有些“招架不住”了,需要親王們的幫助,但滎陽那邊的郇王楊慶被通濟渠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疲憊不堪,而弘農方向的蔡王楊智積則對西京保持著高度戒備,不敢有絲毫懈怠,這兩位親王自顧不暇,根本顧及不到東都,最後隻剩下秦王楊浩尚有餘力幫助越王。
河陽都尉府位於河內郡,秦王楊浩這位河陽都尉有權調度河內諸鷹揚和地方武裝,而河內的世家豪望們與河北豪門關係非常密切,即便是看在博陵崔氏的麵子上,也會盡心盡力支持秦王楊浩。
樊子蓋據此認定,隻要崔賾與東都的崔氏家族成員達成共識,做出決策,讓越王楊侗向秦王楊浩“求助”,則楊浩必能調一部分河內軍隊進入京畿東部防區,如此一來還用得著向元文都“低聲下氣”,向鮮卑八姓勳貴為主的虜姓老貴族集團做出妥協和讓步？
樊子蓋的不滿,也是越王楊侗心中的疑惑,他也不知道崔賾為什麽會把緩解東都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太府卿元文都身上。現在東都缺的不是錢,而是軍隊,是絕對忠誠於聖主並願意為越王楊侗衝鋒陷陣的軍隊,但以元文都之力,顯然無法為越王楊侗從衛府中拉來一支俯首聽命的軍隊。
雖然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始終是越王楊侗的支持者,是越王楊侗的“左膀右臂”,是絕對可以信賴的政治力量,然而自去年內史令元壽病逝,於仲文和劉士龍又在政治風暴中死去,緊跟著一大批虜姓將領又被逐出軍隊後,虜姓老貴族集團在軍政兩界的實力遭到了沉重打擊,短期內難以恢複。實際上實力的恢複不過是時間問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經此打擊後,他們對漢姓貴族集團,對聖主和改革派充滿了仇恨,雙方之間的信任幾乎崩潰,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難以恢複的。
麵對樊子蓋的疑問和楊侗的疑惑,崔賾不得不做出解釋。
目前危局下,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秦王楊浩雖然可以獨當一麵,但實力十分有限,對拯救東都危局基本上沒什麽幫助,相比起來,虜姓老貴族集團的實力就非常龐大了,元氏和鮮卑八姓勳貴底蘊深厚,在河洛地區苦心經營了兩百餘年,曆史上他們曾遭受了無數次打擊,甚至都有亡國的打擊,但最終他們都挺過來了,至今還活得很滋潤,所以去年的政治風暴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算什麽,毛毛雨而已,傷不了筋動不了骨,隻是造成的政治後果很嚴重,直接損害了鮮卑老貴族與漢姓貴族之間的信任,一旦形勢對漢姓貴族不利,元氏和八姓勳貴必然“推波助瀾”,必然蓄意惡化東都危機,比如幫助激進保守力量發動兵變以摧毀東都政局,比如幫助日益猖獗的叛賊中斷大運河以摧毀二次東征,以此來報複漢姓貴族,報複聖主和改革派對他們的打擊。
這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也是東都危機難以拯救的原因所在,為此必須“對症下藥”,解鈴還需係鈴人,當前隻能向元氏和八姓勳貴最大程度的讓度政治利益,以政治利益來換取他們的信任和合作,而我們隻要能重建與虜姓老貴族集團之間的信任,便擁有了拯救東都危機的可能,否則我們必將在未來局勢中一敗塗地。
樊子蓋聽懂了,也接受了,但心中的疑慮也更濃烈了,他感覺崔賾主動讓度政治利益,主動緩和與鮮卑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主動重建與元氏和八姓勳貴之間的信任,其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拯救東都危機,為了挽救越王楊侗的前途,其中可能還隱藏著更深的意圖。
楊侗也聽懂了,非常高興,非常支持。一直以來他的背後都是元氏和八姓勳貴,關係之密切感情之深可想而知,但突然間,聖主把博陵崔氏強行“推進”了越王府,並命令楊侗必須對崔氏言聽計從,這就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把元氏和八姓勳貴辛辛苦苦培養的“果實”直接搶走了,博陵崔氏不但“不勞而獲”,還“鳩占鵲巢”,如果不是去年底的政治風暴過於強烈,打得元氏和八姓勳貴“鮮血淋漓”,鮮卑人豈能忍下這口氣？豈能讓聖主白白占了大便宜
崔氏實際上是有苦難言,欲哭無淚,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崔氏縮著腦袋都沒能躲掉“池魚之災”,眼睜睜看著自己被聖主扔進了火“坑”裏,徒呼奈何？好在元氏和八姓勳貴也不是一介蠻夫,鷸蚌相爭的事堅決不於,堅決不上聖主的當,一不做二不休,於脆“遠離”越王府,惹不起還躲不起？老子不摻合了,你一個人去玩吧,於是崔氏“有驚無險”地接管了越王府,但很快麻煩就來了,而且還是天大的麻煩,有可能把自己都葬送了,到那時崔氏就不是欲哭無淚,而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崔賾匆匆離開王府,但他沒有直接去拜訪元文都,而是先找到了秘書省校書郎崔處直。
崔處直一聽就明白了崔賾的真實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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