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上午，武賁郎將來整率水師主力乘坐戰船，o著寬敞的通濟渠道揚帆而進，勢如破竹，順利殺至太陽門廣場，而武賁郎將費青奴則率偏師直殺東都南城，搶占月陂，與主力前後夾擊南郭，以解南郭之圍。
同一時間，在右候衛將軍屈突通的指揮下，河北討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軍，涿郡副留守陳棱的幽州軍，武賁郎將李公挺的東都衛戍軍，還有秦王楊浩所率的河陽都尉府軍隊，以及從長平、上黨兩郡支援而來的鷹揚衛，於邙山西麓的金穀擊潰了叛軍的阻擊，遂兵分兩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殺慈澗道，搶攻函穀關，試圖“關門打狗”；一路則直撲東都外圍的金墉城和回洛倉，力爭在最短時間內解皇城之圍。
此刻楊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澠池方向急進，楊玄縱亦已撤至函穀關、慈澗道一線堅守，唯有王仲伯還在東都戰場堅持，竭盡全力爭取時間。眼前衛府軍鋪天蓋地殺來，王仲伯知道無力再戰，遂於午時下令，所有軍隊全部撤離東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穀而去。
下午，右候衛將軍屈突通和水師副總管周法尚會師於太陽門廣場，而東都衛戍軍的武賁郎將李公挺和水師的武賁郎將費青奴亦會師於西苑，至此，被楊玄感的兵變軍隊包圍了一個多月的東都終於“獲救”。
越王楊侗率東都留守樊子蓋、觀國公楊恭仁、左監門郎將獨孤盛、右驍衛將軍李渾出太陽門“迎接”馳援將士，一時間鼓號震天，歡呼聲直衝雲霄。
黃昏時分，右翊衛大將軍、水師總管來護兒抵達東都，進皇城拜見越王。
晚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與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綽、治書侍禦史韋雲起亦趕至東都，先行拜見了越王，然後便在越王的主持下，於尚書都省連夜商討平叛和維穩之策。
楊玄感的叛軍要迅速平定，東都局勢要迅速穩定，這兩者都是當務之急，沒有主次之分，必須同時進行，所以一番商討後，越王楊侗和東都留守官員負責穩定東都局勢，而衛府兩位最高統帥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和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則負責圍剿楊玄感。
在東都維穩中有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楊玄感及其同黨的親朋故舊如何處置？那些在這場兵變中因為立場不堅定而在被俘後主動或被動投敵者，以及他們因此受累的親朋故舊，又如何處置？還有那些在這場兵變中失職、瀆職或不作為者，又如何處置？
賞罰要嚴明，處置要公正，違法者必懲，立功者必賞，這是安撫人心和穩定局麵的基本原則。如果該殺的不殺，該懲的不懲，該賞的不賞，必然激起眾怒，而更嚴重的則是律法的尊嚴會遭到褻瀆，中央的威權會遭到打擊，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踐踏，中央威權直線下降，則違法亂紀者越來越多，叛亂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個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則進一步惡化國內局勢。到那時朝廷即便動用武力強行鎮製“眾怒”，也於事無補了，也難以遏製叛亂大潮了，畢竟律法的尊嚴是立國之本，中央的威權是維穩之源，本源“坍塌”了，國祚的大廈焉能不倒？
然而，豪門世家互相維護，政治集團內部也互相維護，官官更是相護。當初衛文升在西京大開殺戒甚至掘人祖墳就已經激起了貴族官僚的“眾怒”，而這也直接導致他在澠池一戰中大敗而逃，如果不是楊玄感臨陣失策，衛文升就全軍覆沒了。東都的情況要好一些，樊子蓋還保持著理智，就殺了一個裴弘策，這已經是徹底得罪了河東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結下了，如果殺得更多，得罪的豪門世家也就更多，這個後果樊子蓋根本承擔不起。他可以不為自己考慮，但必須為子孫後代著想，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絕了。
尚書都省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決策，而宇文述雖然帶來了聖主的詔令，但聖主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同樣慎重而保守，他隻明確了一件事，該抓的統統抓起來，至於如何懲治，等待中樞審核之後再說。
聖的目的倒不是說要維護貴族官僚，而是要利用這場兵變，借誅殺楊玄感及其同黨的機會，把朝堂上的保守勢力一掃而空，也就是說，隻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沒有違法，我就是憑空誣陷也要給你戴個有罪的帽子，把你趕出朝堂。
實際上這種打擊政敵的事情不能拖，時間拖得越久變數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斬亂麻，把該殺的全殺了，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但現在形勢不允許，楊玄感還沒有突破潼關，關隴人還牢牢控製著西京，一旦東都這邊迫不及待地開始殺人，清洗保守勢力，那對西京的“衝擊”就太大，西京在走投無路之下，必然打開潼關大門，與楊玄感聯手抗衡東都，那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聖主有“先穩一穩，然後依次擊殺”的意思，但西京那邊豈肯上當？
宇文述到了行省後，就與治書侍禦史韋雲起、太常少卿韋霽具體商談過。西京那邊的底線是，楊玄感及其同黨因為叛大逆，的確該殺，但受他們所連累的親朋故舊，除了那些參與兵變者必須嚴懲外，餘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簡單，這些年政治風暴不斷，而慘遭誅殺者大多為關隴人，但關隴人是統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國祚的根基所在，如果這個根基不行了，搖搖欲墜了，國祚還能持久？楊玄感發動兵變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聖主和所有支持聖主的關隴籍中樞大臣應該從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機，應該認真地反思一下，而不應該繼續自相殘殺，讓親者痛、仇者快，在不歸路上越走越遠。
這是公開的威脅了，楊玄感及其同黨用武力威脅聖主，而西京那邊則用國祚的存亡來威脅聖主。宇文述束手無策，隻能妥協，而妥協的直接後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奪回京師的地位，不能重新成為中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那麽東都就必須給予以關隴人為主的保守勢力更多的權力和財富，換句話說，以楊玄感為首的激進保守勢力雖然覆滅了，但在瓜分這一政治勢力的權力和財富的時候，西京方麵必須拿到“大頭”。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嚴懲了叛亂者，又安撫了無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確保關隴貴族集團不會遭受重創，又能迅速穩定局勢，但這個要求卻未能滿足聖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訴求，亦沒有彌補因楊玄感叛亂而導致二次東征失利對聖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損失。
換句話說，西京是這場風暴的獲利者，聖主和改革派卻是這場風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難估猜到，聖主和中樞實在是難以接受西京的條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後果是什麽？短期內，風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會進一步惡化國內局勢，聖主和改革派受到的傷害會越來越嚴重，最終迫不得已還是要向西京“低頭”。既然遲早都要向西京妥協讓步，那倒不如當機立斷，答應西京的條件，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自身的損失。
宇文述急報聖主，而在聖主沒有做出回複之前，宇文述行使了聖主所授予的臨機處置之大權，接受了西京方麵提出的條件，以便爭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時間內剿殺楊玄感，平息這場叛亂，迅速穩定兩京局勢，把損失降到最低。
於是在宇文述和韋雲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維穩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叛逆的懲治問題無法形成決策，隻能“擱置”，等待聖主和中樞的最終裁決。
越王楊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後表態，從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連累者，嚴禁誅殺，即便生擒了楊玄感，也不要即刻梟首，而是交給聖主裁決。
七月二十一，淩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陽門廣場上的水師營地裏拜會來護兒和周法尚。
從當前複雜的兩京局勢裏可以看得出來，連續兩次東征失利和楊玄感叛亂對聖主和改革派的打擊太大了，東都政治中樞的地位已經受到了西京的公開“挑戰”，而聖主和中樞處境艱難，回旋餘地太小，十分被動。可以預見，接下來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撓下，必定是“聲大雨點小”，而抱成一團的保守勢力對改革的“反攻”會越來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為在國內外的政治軍事、國防外交等諸多“戰線”上連遭重挫，麵對保守勢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無力，節節敗退。
怎麽辦？如何逆轉困境？宇文述開始認真思考聖主提出來的進行第三次東征的建議，而若想發動第三次東征，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平息叛亂穩定兩京，而這需要來護兒、周法尚和水師將士傾盡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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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在右候衛將軍屈突通的指揮下，河北討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軍，涿郡副留守陳棱的幽州軍，武賁郎將李公挺的東都衛戍軍，還有秦王楊浩所率的河陽都尉府軍隊，以及從長平、上黨兩郡支援而來的鷹揚衛，於邙山西麓的金穀擊潰了叛軍的阻擊，遂兵分兩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殺慈澗道，搶攻函穀關，試圖“關門打狗”；一路則直撲東都外圍的金墉城和回洛倉，力爭在最短時間內解皇城之圍。
此刻楊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澠池方向急進，楊玄縱亦已撤至函穀關、慈澗道一線堅守，唯有王仲伯還在東都戰場堅持，竭盡全力爭取時間。眼前衛府軍鋪天蓋地殺來，王仲伯知道無力再戰，遂於午時下令，所有軍隊全部撤離東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穀而去。
下午，右候衛將軍屈突通和水師副總管周法尚會師於太陽門廣場，而東都衛戍軍的武賁郎將李公挺和水師的武賁郎將費青奴亦會師於西苑，至此，被楊玄感的兵變軍隊包圍了一個多月的東都終於“獲救”。
越王楊侗率東都留守樊子蓋、觀國公楊恭仁、左監門郎將獨孤盛、右驍衛將軍李渾出太陽門“迎接”馳援將士，一時間鼓號震天，歡呼聲直衝雲霄。
黃昏時分，右翊衛大將軍、水師總管來護兒抵達東都，進皇城拜見越王。
晚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與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綽、治書侍禦史韋雲起亦趕至東都，先行拜見了越王，然後便在越王的主持下，於尚書都省連夜商討平叛和維穩之策。
楊玄感的叛軍要迅速平定，東都局勢要迅速穩定，這兩者都是當務之急，沒有主次之分，必須同時進行，所以一番商討後，越王楊侗和東都留守官員負責穩定東都局勢，而衛府兩位最高統帥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和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則負責圍剿楊玄感。
在東都維穩中有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楊玄感及其同黨的親朋故舊如何處置？那些在這場兵變中因為立場不堅定而在被俘後主動或被動投敵者，以及他們因此受累的親朋故舊，又如何處置？還有那些在這場兵變中失職、瀆職或不作為者，又如何處置？
賞罰要嚴明，處置要公正，違法者必懲，立功者必賞，這是安撫人心和穩定局麵的基本原則。如果該殺的不殺，該懲的不懲，該賞的不賞，必然激起眾怒，而更嚴重的則是律法的尊嚴會遭到褻瀆，中央的威權會遭到打擊，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踐踏，中央威權直線下降，則違法亂紀者越來越多，叛亂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個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則進一步惡化國內局勢。到那時朝廷即便動用武力強行鎮製“眾怒”，也於事無補了，也難以遏製叛亂大潮了，畢竟律法的尊嚴是立國之本，中央的威權是維穩之源，本源“坍塌”了，國祚的大廈焉能不倒？
然而，豪門世家互相維護，政治集團內部也互相維護，官官更是相護。當初衛文升在西京大開殺戒甚至掘人祖墳就已經激起了貴族官僚的“眾怒”，而這也直接導致他在澠池一戰中大敗而逃，如果不是楊玄感臨陣失策，衛文升就全軍覆沒了。東都的情況要好一些，樊子蓋還保持著理智，就殺了一個裴弘策，這已經是徹底得罪了河東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結下了，如果殺得更多，得罪的豪門世家也就更多，這個後果樊子蓋根本承擔不起。他可以不為自己考慮，但必須為子孫後代著想，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絕了。
尚書都省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決策，而宇文述雖然帶來了聖主的詔令，但聖主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同樣慎重而保守，他隻明確了一件事，該抓的統統抓起來，至於如何懲治，等待中樞審核之後再說。
聖的目的倒不是說要維護貴族官僚，而是要利用這場兵變，借誅殺楊玄感及其同黨的機會，把朝堂上的保守勢力一掃而空，也就是說，隻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沒有違法，我就是憑空誣陷也要給你戴個有罪的帽子，把你趕出朝堂。
實際上這種打擊政敵的事情不能拖，時間拖得越久變數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斬亂麻，把該殺的全殺了，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但現在形勢不允許，楊玄感還沒有突破潼關，關隴人還牢牢控製著西京，一旦東都這邊迫不及待地開始殺人，清洗保守勢力，那對西京的“衝擊”就太大，西京在走投無路之下，必然打開潼關大門，與楊玄感聯手抗衡東都，那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聖主有“先穩一穩，然後依次擊殺”的意思，但西京那邊豈肯上當？
宇文述到了行省後，就與治書侍禦史韋雲起、太常少卿韋霽具體商談過。西京那邊的底線是，楊玄感及其同黨因為叛大逆，的確該殺，但受他們所連累的親朋故舊，除了那些參與兵變者必須嚴懲外，餘者一律不予追究。原因很簡單，這些年政治風暴不斷，而慘遭誅殺者大多為關隴人，但關隴人是統一中土的最大功臣，是國祚的根基所在，如果這個根基不行了，搖搖欲墜了，國祚還能持久？楊玄感發動兵變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聖主和所有支持聖主的關隴籍中樞大臣應該從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機，應該認真地反思一下，而不應該繼續自相殘殺，讓親者痛、仇者快，在不歸路上越走越遠。
這是公開的威脅了，楊玄感及其同黨用武力威脅聖主，而西京那邊則用國祚的存亡來威脅聖主。宇文述束手無策，隻能妥協，而妥協的直接後果是，西京如果不能奪回京師的地位，不能重新成為中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那麽東都就必須給予以關隴人為主的保守勢力更多的權力和財富，換句話說，以楊玄感為首的激進保守勢力雖然覆滅了，但在瓜分這一政治勢力的權力和財富的時候，西京方麵必須拿到“大頭”。
西京的要求看上去合情合理合法，既嚴懲了叛亂者，又安撫了無辜受累者，如此既能確保關隴貴族集團不會遭受重創，又能迅速穩定局勢，但這個要求卻未能滿足聖主和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利益訴求，亦沒有彌補因楊玄感叛亂而導致二次東征失利對聖主和改革派所造成的政治損失。
換句話說，西京是這場風暴的獲利者，聖主和改革派卻是這場風暴的受害者，由此不難估猜到，聖主和中樞實在是難以接受西京的條件。但是，如果不接受，後果是什麽？短期內，風暴肯定不能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會進一步惡化國內局勢，聖主和改革派受到的傷害會越來越嚴重，最終迫不得已還是要向西京“低頭”。既然遲早都要向西京妥協讓步，那倒不如當機立斷，答應西京的條件，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自身的損失。
宇文述急報聖主，而在聖主沒有做出回複之前，宇文述行使了聖主所授予的臨機處置之大權，接受了西京方麵提出的條件，以便爭取到西京的支持，在最短時間內剿殺楊玄感，平息這場叛亂，迅速穩定兩京局勢，把損失降到最低。
於是在宇文述和韋雲起等人的默契配合下，維穩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叛逆的懲治問題無法形成決策，隻能“擱置”，等待聖主和中樞的最終裁決。
越王楊侗代表留守中央，就此事做了最後表態，從此刻起，所有叛逆及其受連累者，嚴禁誅殺，即便生擒了楊玄感，也不要即刻梟首，而是交給聖主裁決。
七月二十一，淩晨，宇文述出皇城，到太陽門廣場上的水師營地裏拜會來護兒和周法尚。
從當前複雜的兩京局勢裏可以看得出來，連續兩次東征失利和楊玄感叛亂對聖主和改革派的打擊太大了，東都政治中樞的地位已經受到了西京的公開“挑戰”，而聖主和中樞處境艱難，回旋餘地太小，十分被動。可以預見，接下來的政治清算在西京的蓄意阻撓下，必定是“聲大雨點小”，而抱成一團的保守勢力對改革的“反攻”會越來越犀利，反之改革派因為在國內外的政治軍事、國防外交等諸多“戰線”上連遭重挫，麵對保守勢力的“反攻”必定是有心無力，節節敗退。
怎麽辦？如何逆轉困境？宇文述開始認真思考聖主提出來的進行第三次東征的建議，而若想發動第三次東征，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平息叛亂穩定兩京，而這需要來護兒、周法尚和水師將士傾盡全力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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