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浦坐在電腦前，慢條斯理寫著他的博客，不知怎麽，今天的思路有些不暢。呷了一口茶，醒醒腦，心裏忽然一動，隨即打開抽屜翻弄，在筆記本、鑰匙圈、名片等一大堆雜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這是一個中式信封。右上角貼著印有中華民國郵政字樣的郵票。從裏到外、從上到下，寫的都是繁體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種。
想起來，這封信還是阿陶給他看的。看過了，隨手往抽屜裏一丟，沒有還給阿陶。
阿陶自小喜歡古玩，有事沒事就跑博物館。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緣，經常前來請教。從廠裏出來擺地攤後，找李安浦的次數就更多了。
記得那天，他悄悄來到李安浦辦公室，手抖了幾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交給李安浦。
“這是從台灣寄來的……他說，他過幾天要來穀安，找幾個文化人聊聊。我認識的文化人，隻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誰寄給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灣人？”
李安浦覺得有些滑稽。十幾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樣。那時候，港台那邊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陸親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陸人鄙夷為“表叔”。沒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灣人。
“他在台灣是什麽老板，想來穀安投資嗎？”
“這……我也說不清楚。”
阿陶一臉茫然。
他對於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親在逝世前幾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訴阿陶說，他們家在台灣花蓮有一個麗表嬸，年齡跟她相仿，隻比她大半年。1949年從上海跟丈夫去了台灣，從此音訊全無。文化大革命前夕，麗表嬸卻突然寄來了一封信。幸虧投遞員也沾著一點親，沒有聲張，母親收下信件後，看了一遍就銷毀了，並且執意不讓父親回信，這件事才算過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沒有來找過任何麻煩。不知怎麽，母親臨終前竟突然提起這件往事。恰恰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時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經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處都在談論改革開放。可是，來大陸探親的台灣人還很少，來穀安投資的企業家也不多。不管怎麽樣，誰都得小心翼翼。
一個多月後，阿陶的表叔真的來到穀安。他矮而稍胖，皮膚白皙，看來因為不節製飲食，肚皮已經明顯地腆出來了。圓圓的臉上戴著一副碳素眼鏡，說一口閩南腔調濃濃的普通話，很有些儒雅風度。
阿陶陪著表叔，來到博物館。一見麵，表叔就握著李安浦的手說：
“李館長，久仰，久仰！我聽阿陶介紹，你給了他很多指教和幫助。我叫黃春明，但不是那個台灣鄉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寫過小說，編過電影，還在台北的一份報紙做過主筆，不過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頓飯，敘談敘談。您再幫忙約幾個本地的畫家，最好是畫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嗎？”
黃春明顯得自來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說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請哪些客人，定哪家飯店，點哪些酒菜。當然最後必須由他埋單，決不允許李安浦請客。
阿陶在一邊也說：“李館長，這次你就聽我表叔的吧！”
在穀安，能夠稱得上文化人的，其實並不多。李安浦掰著手指排隊：老畫家米祚之，他的兒子米誠，畫家楊不二，書法家倪府田，《穀安報》記者兼作家文棟，自己也算一個。加上阿陶和黃春明，也就八九個人吧。
席間，大家頻頻舉杯，談笑風生，原有的拘謹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黃春明非常健談，一會兒講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小時候怎麽被視作“問題少年”，後來去美國留學，移民局又怎麽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一會兒講那個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麽多情，又怎麽無情。他所講得這些，對於生活在小城穀安的人來說，顯得新鮮而有趣。
作家文棟喝了幾盅酒，臉頰一下子漲紅了，心裏興奮，話語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將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簽上名，托阿陶送給黃先生，請黃先生多多指教。誰知，黃先生讀了一個多小時，一見麵就說了幾條意見，令他耳目為之一新。
“如果你的視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黃春明思忖片刻，又說，“你再努力一下，兩年後，我可以幫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說集。但必須在兩年以後。”
他沒有說明理由。但是文棟覺得，他肯定是讓自己在這兩年內再努一把力，寫得更成熟些，心裏很是感激。玩了十幾年小說，出書的酸甜苦辣他是嚐夠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後再也不出書了！可是，寫了書沒辦法出版，這樣的作家還有什麽屁用！沒料想，阿陶的這位台灣表叔頗具慧眼，答應幫助自己出書。文棟悄悄地觀察著黃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麽狡詐的成份，一舉一動，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來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會說在兩年以後。
文棟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棟雖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沒有將他當一回事。今天卻不能不對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將滿滿的一杯五糧液傾入喉嚨口。他嘿嘿地笑著，顯得分外豪爽，又有難以掩飾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暢處，黃春明才說出了自己此行的來意。他說，他在台北福州街黃金地段開辦了一家博雅齋畫廊，希望能把諸位畫家的佳作拿去，開一個水墨畫展。
“是博雅齋，不是不雅齋——這名字可不能聽錯啦！嗯，考慮到海峽兩岸的情況不同，加上飛過來飛過去不方便，諸位的作品我隻能在台北裝裱，不管能否賣掉，都拿不回來了。所以，還是一次性買斷，免得有什麽後遺症。至於價格嘛，我們一起商議……”
阿陶插嘴道：“價格總歸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來乍到，對大陸的行情一無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輩，很想聽聽您的高見！”
“其實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說,“我的畫存得不多。這些年政府部門拿了一些，作為對外交往的禮品，給我一些報酬。我本身有工資，所以從不計較……”
米誠聽了，卻喜形於色。他也向父親學畫，卻進步不快，這幾年正漸漸轉向書畫交易，很想去海外開辦一家畫廊，所以比較關注台灣香港等地的畫廊經營情況，曾讀過多本台灣出版的《雄師》美術雜誌。他拉了拉坐在一邊的楊不二的手臂，說：
“我爸爸的畫，特別是江南水鄉題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這一路的，可以給他。我看，我們完全可以出到這個價……”
他在桌子邊伸出手，迅速比劃了一下。
楊不二笑笑，沒有說什麽。
大約在兩個月後，穀安的幾位畫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請柬上這樣印著：“台北博雅齋畫廊定於夏曆八月初十（陽曆9月22日）舉辦大陸江南水鄉水墨畫展，恭請蒞臨指教。備有茶點。”
隨信寄來的，還有一份漂亮的畫折，每一麵都選印了米祚之、米誠、楊不二等幾位畫家的代表作。雖然是拍攝照片後縮小的，並不比原作遜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棟雖然不是畫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棟看見他，歎息一聲說：“可惜台灣海峽還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塹，否則真想去那邊開開眼界！”
李安浦說：“你以後有機會去的。他不是答應你要出書嗎？”
文棟撫摸著手感極好的請柬，端詳著模壓的花紋和燙金的文字，說：“要是在台灣出一本書，也能印得這樣上檔次，就好啦！”
他讀過台灣女作家朱少麟的《傷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於台灣嘉義，輔大外文係畢業後，在政治公關公司工作。這位從未寫過散文和小說的女孩子，第一次寫下的長篇小說，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館工作後，已經很久不讀長篇小說了，這部小說拿到手，卻欲罷不能，竟然在短短兩天內全部讀完，而且覺得頗有收獲。對於台灣一代年輕人在當前社會架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下的質疑心態，確實有了不少了解。
別的不說，光是這位台灣新進女作家以獨特的語言描繪台北的璀燦夜色，就足以讓人震驚：
“一片燈光大海熠熠生輝的壯麗景觀，像一隻閃耀著千萬個金色鱗片的巨獸的，像集合了無數星鬥明滅著無數命運的，像一片碎鑽海洋的，台北。”
隨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說出了更為深刻更為形象的一段話：
“你看這片燈海像不像鑽石？每顆燈代表一個人，每個人代表一堆貨幣，我書讀得不多，但是市場經濟原理我還懂。貨幣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裏有凹洞它們就自動滾向哪裏，滾得越多帶動越大量的貨幣，聰明的人就挖夠大的洞，讓一大片的山坡的貨幣都滾進去……”
形象化的比喻，顯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資訊爆炸、金錢夢爆炸，經濟競爭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態。竭力追求經濟利益，努力出人頭地，是自由經濟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願如此，就勢必流落為社會邊緣人。
“而活著的生命啊，在長存的天地裏是何許的短暫渺小，窮其一生地迸發光亮，以為自己達到了什麽，改變了什麽，事實上連痕跡也不曾留下。人是風中的微塵。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盤之爭，那些自由之爭，即使爭到了，又算什麽呢？人不過是風中的微塵。來自虛無，終於虛無。還有什麽好苦惱執著的呢？就算是什麽也不苦惱執著，結果還是一樣，生命本身，和無生命比起來，一樣地沒有意義。”
女作家借助於主人公馬蒂的語言，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影響台灣的存在主義，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討，並由此展開了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也許在她看來，存在主義的虛無，並不導致悲觀，而是對人生的一種徹底了悟。同時，作家也對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自由”，作了艱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馬蒂為典型的台灣新新人類，走進傷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價，經曆了人生最混亂豐富的過程，看見了人間最浪漫壯麗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獨無情的人、掙紮著尋找生命意義的漫遊者，無可救藥的暗戀者，他們都敢於用生命作賭注，來換取一個出口。即使找到了名為自由的出口，但這自由，仍是那麽微妙。“自由是什麽？”“自由並不存在，這兩個字隻是人類跟自己開的一個玩笑”。“自由像風，隻存在於動態中……”
幾十年來一直構築自由經濟的台灣社會，充滿了激烈競爭。那樣的激烈，或許不是生活在大陸的我們所能體味的。顯然是因為受經濟利益的驅策，台灣人竭力尋找生存的空間，島嶼畢竟太小，向大陸拓展才是一種最佳的選擇。當兩岸的人們超越尋親尋根的起點，衝決一切政治藩籬，大膽地開始民間經濟交往時，必然會造成一股誰也不可阻擋的投資熱潮。
這是一個中式信封。右上角貼著印有中華民國郵政字樣的郵票。從裏到外、從上到下，寫的都是繁體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種。
想起來，這封信還是阿陶給他看的。看過了，隨手往抽屜裏一丟，沒有還給阿陶。
阿陶自小喜歡古玩，有事沒事就跑博物館。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緣，經常前來請教。從廠裏出來擺地攤後，找李安浦的次數就更多了。
記得那天，他悄悄來到李安浦辦公室，手抖了幾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交給李安浦。
“這是從台灣寄來的……他說，他過幾天要來穀安，找幾個文化人聊聊。我認識的文化人，隻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誰寄給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灣人？”
李安浦覺得有些滑稽。十幾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樣。那時候，港台那邊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陸親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陸人鄙夷為“表叔”。沒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灣人。
“他在台灣是什麽老板，想來穀安投資嗎？”
“這……我也說不清楚。”
阿陶一臉茫然。
他對於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親在逝世前幾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訴阿陶說，他們家在台灣花蓮有一個麗表嬸，年齡跟她相仿，隻比她大半年。1949年從上海跟丈夫去了台灣，從此音訊全無。文化大革命前夕，麗表嬸卻突然寄來了一封信。幸虧投遞員也沾著一點親，沒有聲張，母親收下信件後，看了一遍就銷毀了，並且執意不讓父親回信，這件事才算過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沒有來找過任何麻煩。不知怎麽，母親臨終前竟突然提起這件往事。恰恰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時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經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處都在談論改革開放。可是，來大陸探親的台灣人還很少，來穀安投資的企業家也不多。不管怎麽樣，誰都得小心翼翼。
一個多月後，阿陶的表叔真的來到穀安。他矮而稍胖，皮膚白皙，看來因為不節製飲食，肚皮已經明顯地腆出來了。圓圓的臉上戴著一副碳素眼鏡，說一口閩南腔調濃濃的普通話，很有些儒雅風度。
阿陶陪著表叔，來到博物館。一見麵，表叔就握著李安浦的手說：
“李館長，久仰，久仰！我聽阿陶介紹，你給了他很多指教和幫助。我叫黃春明，但不是那個台灣鄉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寫過小說，編過電影，還在台北的一份報紙做過主筆，不過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頓飯，敘談敘談。您再幫忙約幾個本地的畫家，最好是畫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嗎？”
黃春明顯得自來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說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請哪些客人，定哪家飯店，點哪些酒菜。當然最後必須由他埋單，決不允許李安浦請客。
阿陶在一邊也說：“李館長，這次你就聽我表叔的吧！”
在穀安，能夠稱得上文化人的，其實並不多。李安浦掰著手指排隊：老畫家米祚之，他的兒子米誠，畫家楊不二，書法家倪府田，《穀安報》記者兼作家文棟，自己也算一個。加上阿陶和黃春明，也就八九個人吧。
席間，大家頻頻舉杯，談笑風生，原有的拘謹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黃春明非常健談，一會兒講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小時候怎麽被視作“問題少年”，後來去美國留學，移民局又怎麽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一會兒講那個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麽多情，又怎麽無情。他所講得這些，對於生活在小城穀安的人來說，顯得新鮮而有趣。
作家文棟喝了幾盅酒，臉頰一下子漲紅了，心裏興奮，話語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將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簽上名，托阿陶送給黃先生，請黃先生多多指教。誰知，黃先生讀了一個多小時，一見麵就說了幾條意見，令他耳目為之一新。
“如果你的視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黃春明思忖片刻，又說，“你再努力一下，兩年後，我可以幫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說集。但必須在兩年以後。”
他沒有說明理由。但是文棟覺得，他肯定是讓自己在這兩年內再努一把力，寫得更成熟些，心裏很是感激。玩了十幾年小說，出書的酸甜苦辣他是嚐夠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後再也不出書了！可是，寫了書沒辦法出版，這樣的作家還有什麽屁用！沒料想，阿陶的這位台灣表叔頗具慧眼，答應幫助自己出書。文棟悄悄地觀察著黃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麽狡詐的成份，一舉一動，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來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會說在兩年以後。
文棟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棟雖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沒有將他當一回事。今天卻不能不對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將滿滿的一杯五糧液傾入喉嚨口。他嘿嘿地笑著，顯得分外豪爽，又有難以掩飾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暢處，黃春明才說出了自己此行的來意。他說，他在台北福州街黃金地段開辦了一家博雅齋畫廊，希望能把諸位畫家的佳作拿去，開一個水墨畫展。
“是博雅齋，不是不雅齋——這名字可不能聽錯啦！嗯，考慮到海峽兩岸的情況不同，加上飛過來飛過去不方便，諸位的作品我隻能在台北裝裱，不管能否賣掉，都拿不回來了。所以，還是一次性買斷，免得有什麽後遺症。至於價格嘛，我們一起商議……”
阿陶插嘴道：“價格總歸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來乍到，對大陸的行情一無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輩，很想聽聽您的高見！”
“其實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說,“我的畫存得不多。這些年政府部門拿了一些，作為對外交往的禮品，給我一些報酬。我本身有工資，所以從不計較……”
米誠聽了，卻喜形於色。他也向父親學畫，卻進步不快，這幾年正漸漸轉向書畫交易，很想去海外開辦一家畫廊，所以比較關注台灣香港等地的畫廊經營情況，曾讀過多本台灣出版的《雄師》美術雜誌。他拉了拉坐在一邊的楊不二的手臂，說：
“我爸爸的畫，特別是江南水鄉題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這一路的，可以給他。我看，我們完全可以出到這個價……”
他在桌子邊伸出手，迅速比劃了一下。
楊不二笑笑，沒有說什麽。
大約在兩個月後，穀安的幾位畫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請柬上這樣印著：“台北博雅齋畫廊定於夏曆八月初十（陽曆9月22日）舉辦大陸江南水鄉水墨畫展，恭請蒞臨指教。備有茶點。”
隨信寄來的，還有一份漂亮的畫折，每一麵都選印了米祚之、米誠、楊不二等幾位畫家的代表作。雖然是拍攝照片後縮小的，並不比原作遜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棟雖然不是畫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棟看見他，歎息一聲說：“可惜台灣海峽還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塹，否則真想去那邊開開眼界！”
李安浦說：“你以後有機會去的。他不是答應你要出書嗎？”
文棟撫摸著手感極好的請柬，端詳著模壓的花紋和燙金的文字，說：“要是在台灣出一本書，也能印得這樣上檔次，就好啦！”
他讀過台灣女作家朱少麟的《傷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於台灣嘉義，輔大外文係畢業後，在政治公關公司工作。這位從未寫過散文和小說的女孩子，第一次寫下的長篇小說，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館工作後，已經很久不讀長篇小說了，這部小說拿到手，卻欲罷不能，竟然在短短兩天內全部讀完，而且覺得頗有收獲。對於台灣一代年輕人在當前社會架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下的質疑心態，確實有了不少了解。
別的不說，光是這位台灣新進女作家以獨特的語言描繪台北的璀燦夜色，就足以讓人震驚：
“一片燈光大海熠熠生輝的壯麗景觀，像一隻閃耀著千萬個金色鱗片的巨獸的，像集合了無數星鬥明滅著無數命運的，像一片碎鑽海洋的，台北。”
隨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說出了更為深刻更為形象的一段話：
“你看這片燈海像不像鑽石？每顆燈代表一個人，每個人代表一堆貨幣，我書讀得不多，但是市場經濟原理我還懂。貨幣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裏有凹洞它們就自動滾向哪裏，滾得越多帶動越大量的貨幣，聰明的人就挖夠大的洞，讓一大片的山坡的貨幣都滾進去……”
形象化的比喻，顯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資訊爆炸、金錢夢爆炸，經濟競爭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態。竭力追求經濟利益，努力出人頭地，是自由經濟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願如此，就勢必流落為社會邊緣人。
“而活著的生命啊，在長存的天地裏是何許的短暫渺小，窮其一生地迸發光亮，以為自己達到了什麽，改變了什麽，事實上連痕跡也不曾留下。人是風中的微塵。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盤之爭，那些自由之爭，即使爭到了，又算什麽呢？人不過是風中的微塵。來自虛無，終於虛無。還有什麽好苦惱執著的呢？就算是什麽也不苦惱執著，結果還是一樣，生命本身，和無生命比起來，一樣地沒有意義。”
女作家借助於主人公馬蒂的語言，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影響台灣的存在主義，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討，並由此展開了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也許在她看來，存在主義的虛無，並不導致悲觀，而是對人生的一種徹底了悟。同時，作家也對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自由”，作了艱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馬蒂為典型的台灣新新人類，走進傷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價，經曆了人生最混亂豐富的過程，看見了人間最浪漫壯麗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獨無情的人、掙紮著尋找生命意義的漫遊者，無可救藥的暗戀者，他們都敢於用生命作賭注，來換取一個出口。即使找到了名為自由的出口，但這自由，仍是那麽微妙。“自由是什麽？”“自由並不存在，這兩個字隻是人類跟自己開的一個玩笑”。“自由像風，隻存在於動態中……”
幾十年來一直構築自由經濟的台灣社會，充滿了激烈競爭。那樣的激烈，或許不是生活在大陸的我們所能體味的。顯然是因為受經濟利益的驅策，台灣人竭力尋找生存的空間，島嶼畢竟太小，向大陸拓展才是一種最佳的選擇。當兩岸的人們超越尋親尋根的起點，衝決一切政治藩籬，大膽地開始民間經濟交往時，必然會造成一股誰也不可阻擋的投資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