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天，一個收獲的季節。
小山似的棒子秸和金黃的大棒子，滿地都是。
費凡跟幾個車老板子卸完了車，把牛交給飼養員，扛起鞭子回家了。
離家還有幾十步遠，感到驚詫和莫名了。
低矮的柵欄院門，兩匹鞍韂齊備的高頭大馬。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費璋校長被揪出來打倒，費凡在中學“站錯了隊”，費家的門前早已是門可羅雀多年了。
“唉！是不是又來抄家了，抄就抄吧，反正也沒啥了。唉，是不是又讓我去什麽學習班呀，去就去吧。”
費凡在心裏長長歎息了一聲，擺出了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樣子，向前走著。
習慣成自然了！
破帽掩麵，老老實實地種地，這麽多年來，怎麽就沒有一件讓人感覺稍微好受些的好事兒呢？
習慣成自然吧！
五天前，大隊革委會通知一個隻讀過四年小學的人去學校當了一個語文老師。
習慣成自然吧，萬念俱灰的時候，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思考著，猜疑著，腳步沉重著，遲緩著。
“回來了，累了吧，快上屋，看誰來了！”
胡芳早早地從半扇子的窗玻璃裏看到了進院的男人，早早地迎了出去，難得地笑著。
春風拂麵。
費凡有些不知所措，貓一下腰，進了那個比窩棚還窩棚的小屋子。
一個認得，是四十八頃大隊學校的張主任。
一個不認得，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麵色白淨，看上去挺和藹可親，就是不知何方神聖。
“回來了呀，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黑魚泡子學校的劉主任，有事兒跟你說。”
張主任見費凡進屋，屁股從炕沿上出溜下來，指著那個“神聖”，說，笑嗬嗬地。
“我這次來，是想請你去我們學校教學。”
“別的你不用管，公社革委會那裏我去過了，大隊革委會那裏也剛剛跟他們說通了，都沒有什麽問題了，就看你自己了。”
劉主任見費凡滿臉遲疑的樣子，做了進一步的解釋。
“行，我去！”
遲疑了一會兒，費凡答應了，胡芳早已是滿臉的陽光燦爛了。
小屋子裏充滿了陽光，真好！
“我來時，是騎著一匹馬，挎著一匹馬，要是能行的話，我把馬留一匹給你，明天你就去，騎著它，我先走了。”
劉主任的細心，費凡真的不知再說什麽好了。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第二天，臨行前，費凡去見了費璋，這樣的好事兒，怎麽也得與父親分享一下吧，也算是告個別。
費璋安靜地聽著，坐在那裏，沒有講一句支持抑或是告誡的話，隻是從眼神裏流露出一種柔和的目光。
其中，更多的是淒涼。
這個父親是內疚的，他一直為不能給自己的兒女們帶來好運而內疚。
文革前，姓費的這個家族有十數人在做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工作。
他們曾自豪地開玩笑說，他們費家就可以辦一所學校的，而且校長、教師齊全。
文革中，這個家族毀了。
大概，這就是這位父親那複雜眼神的含義吧！
懷疑，害怕，擔心，高興！
大概，如此雜亂的形容詞，也無法形容這位父親的複雜心情吧。
費凡出發了！
“啊！”
費凡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從晾菜樁子上解下馬韁繩，牽著馬，一步一回頭地走出了自己的籬笆院兒。
他深深地打量了一下他那個伸手就可以觸到茅簷的兩間幹打壘土房，在妻子和病病歪歪的大兒子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門。
費凡的大兒子就是費目。
“啊啊呀！”
村頭，騎在馬背上的費凡終於有機會可以大喊一嗓子了，那憋悶了整整六年的眼淚終於可以隨風而飛，如雨！
告別了，告別了一個時代，告別了一個時代強加給這個人的所有屈辱與不幸吧！
哲人說過，世界上原本沒有幸福也沒有痛苦，隻是一種狀況與另一種狀況的比較。
或許吧，哲人是對的。
至少，在那時那刻，這個男人是處於一種幸福的狀態的，他剛剛從別一種狀態中走出來。
如此強烈的對比，實難形容。
費目思考了很久，也無法找到一個或幾個形容詞，形容父親當時的心情。
他想，父親的眼前，當時肯定是打開了兩扇大門。
那兩扇大門，原來是沉重的，黑漆漆的，壓得人喘不上氣的。
一旦打開，就豁然開朗，給點兒陽光就燦爛吧！
籠中的那隻鳥兒，籠門打開了，你就飛吧，能飛多遠就多遠！
費凡雙腳一磕馬肚子，揚長而去了。
黑魚泡子，地如其名，有很多的濕地，有很多的泡子，泡子裏有很多的黑魚。
現在，黑魚泡子早已名不符實了，很多的濕地成了很多的稻田，很多泡子沒了，泡子裏的很多黑魚沒了。
又據說，現在那裏出產的“有機大米”要賣到好幾十塊錢，可那泡子裏的黑魚卻是花多少錢也買不到了。
這樣的一筆賬，怎麽算才是最合適的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黑魚泡子的後代肯定是吃不到黑魚了。
“爺呀，奶呀，我們這裏為什麽叫這麽一個怪名字呀！”
不知，在將來，將來的兒女們向將來的爺爺和奶奶詢問這樣一個問題時，他們又會做何感想！
什麽都沒了，有錢何用！
黑魚泡子距離四十八頃有近百裏地，同屬於一個公社，其間全是起伏連綿的科爾沁沙地在緊緊地依偎著那條蜿蜒曲折的老哈河。
費凡差不多是馬不停蹄地走了一整天，才到。
正式成為了一個民辦教師，月薪是國家每月補五塊，生產隊記三十個工分，每個工分值七毛錢。
總收入是二十五、六塊錢，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了，最起碼比普通莊稼漢多了五塊錢吧。
最起碼，這是一個讓人看得起的職業。
最起碼，在這樣一個“位卑則足羞”的國度裏，可以不再“位卑則足羞”了吧。
這個剛剛當上民辦教師的民辦教師感覺非常的知足。
他至今，還常常跟自己的兒女們講起，他講的第一堂課是《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個讓一個叫魏巍的人成為魏巍的好文章。
現在也是這樣的，隻要唱好一首歌，拍好一部戲，就可以成名成腕兒的，就可以坐吃山空了。
世代教書匠的遺傳基因產生了作用，剛剛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力量使然。
多少年以後，當費目勁兒巴力地當上一名記者時，他明白了父親當時的力量之源！
這在費家，叫“不蒸饅頭爭口氣”的！
費凡找遍了學校所有有關的圖書資料，還費盡腦汁地鼓搗出了一張“鬆穀峰戰役形勢圖”。
課堂上，這個在頭幾天還在趕牛車的高中生憑借著腔調的抑揚，把他的學生們帶進了課本，進入到那硝煙滾滾、殊死搏殺的抗美援朝戰場。
下課的鍾聲響了，這個民辦教師的第一課結束了。
“課上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劉主任的話，費凡知道，第一炮打了出去，打響了。
直到這時，他才知道，他是怎麽當上這個民辦教師的。
原來，這實際上也是一次曆史的機遇。
1972年，是文革史上的“資產階級回潮”階段，有一批從沈陽來的“五七戰士”落戶到老哈河畔。
這些人中，有大學教授，有幹部。
這些人，雖然是被下放下來的，可因為是從高的地方落到低的地方的，說話還是有分量的。
他們說，教學要想提高質量，沒有好教師怎麽行呢？
於是，學校革委會的主任們便扳起手指頭，算起了全公社還有沒有高中生。
隻有費凡一個！
這才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這一段的經曆，深深地留在了費凡的心裏。
2007年，赤城市教育局要費凡編寫《赤城六十年基礎教育史》。
在寫文革十年動亂對基礎教育的摧殘與破壞時，他將1972年作為一個文革插曲的一點曙光寫進初稿中，遭到一位資深老局長的堅決反對。
“文化大革命是絕對錯的，不能寫這樣的事兒。”
領導的一句話，就可以刪掉一段曆史。
曆史啊，你真是人寫的喲！
小山似的棒子秸和金黃的大棒子，滿地都是。
費凡跟幾個車老板子卸完了車，把牛交給飼養員，扛起鞭子回家了。
離家還有幾十步遠，感到驚詫和莫名了。
低矮的柵欄院門，兩匹鞍韂齊備的高頭大馬。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費璋校長被揪出來打倒，費凡在中學“站錯了隊”，費家的門前早已是門可羅雀多年了。
“唉！是不是又來抄家了，抄就抄吧，反正也沒啥了。唉，是不是又讓我去什麽學習班呀，去就去吧。”
費凡在心裏長長歎息了一聲，擺出了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樣子，向前走著。
習慣成自然了！
破帽掩麵，老老實實地種地，這麽多年來，怎麽就沒有一件讓人感覺稍微好受些的好事兒呢？
習慣成自然吧！
五天前，大隊革委會通知一個隻讀過四年小學的人去學校當了一個語文老師。
習慣成自然吧，萬念俱灰的時候，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思考著，猜疑著，腳步沉重著，遲緩著。
“回來了，累了吧，快上屋，看誰來了！”
胡芳早早地從半扇子的窗玻璃裏看到了進院的男人，早早地迎了出去，難得地笑著。
春風拂麵。
費凡有些不知所措，貓一下腰，進了那個比窩棚還窩棚的小屋子。
一個認得，是四十八頃大隊學校的張主任。
一個不認得，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麵色白淨，看上去挺和藹可親，就是不知何方神聖。
“回來了呀，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黑魚泡子學校的劉主任，有事兒跟你說。”
張主任見費凡進屋，屁股從炕沿上出溜下來，指著那個“神聖”，說，笑嗬嗬地。
“我這次來，是想請你去我們學校教學。”
“別的你不用管，公社革委會那裏我去過了，大隊革委會那裏也剛剛跟他們說通了，都沒有什麽問題了，就看你自己了。”
劉主任見費凡滿臉遲疑的樣子，做了進一步的解釋。
“行，我去！”
遲疑了一會兒，費凡答應了，胡芳早已是滿臉的陽光燦爛了。
小屋子裏充滿了陽光，真好！
“我來時，是騎著一匹馬，挎著一匹馬，要是能行的話，我把馬留一匹給你，明天你就去，騎著它，我先走了。”
劉主任的細心，費凡真的不知再說什麽好了。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第二天，臨行前，費凡去見了費璋，這樣的好事兒，怎麽也得與父親分享一下吧，也算是告個別。
費璋安靜地聽著，坐在那裏，沒有講一句支持抑或是告誡的話，隻是從眼神裏流露出一種柔和的目光。
其中，更多的是淒涼。
這個父親是內疚的，他一直為不能給自己的兒女們帶來好運而內疚。
文革前，姓費的這個家族有十數人在做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工作。
他們曾自豪地開玩笑說，他們費家就可以辦一所學校的，而且校長、教師齊全。
文革中，這個家族毀了。
大概，這就是這位父親那複雜眼神的含義吧！
懷疑，害怕，擔心，高興！
大概，如此雜亂的形容詞，也無法形容這位父親的複雜心情吧。
費凡出發了！
“啊！”
費凡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從晾菜樁子上解下馬韁繩，牽著馬，一步一回頭地走出了自己的籬笆院兒。
他深深地打量了一下他那個伸手就可以觸到茅簷的兩間幹打壘土房，在妻子和病病歪歪的大兒子的陪同下，走出了家門。
費凡的大兒子就是費目。
“啊啊呀！”
村頭，騎在馬背上的費凡終於有機會可以大喊一嗓子了，那憋悶了整整六年的眼淚終於可以隨風而飛，如雨！
告別了，告別了一個時代，告別了一個時代強加給這個人的所有屈辱與不幸吧！
哲人說過，世界上原本沒有幸福也沒有痛苦，隻是一種狀況與另一種狀況的比較。
或許吧，哲人是對的。
至少，在那時那刻，這個男人是處於一種幸福的狀態的，他剛剛從別一種狀態中走出來。
如此強烈的對比，實難形容。
費目思考了很久，也無法找到一個或幾個形容詞，形容父親當時的心情。
他想，父親的眼前，當時肯定是打開了兩扇大門。
那兩扇大門，原來是沉重的，黑漆漆的，壓得人喘不上氣的。
一旦打開，就豁然開朗，給點兒陽光就燦爛吧！
籠中的那隻鳥兒，籠門打開了，你就飛吧，能飛多遠就多遠！
費凡雙腳一磕馬肚子，揚長而去了。
黑魚泡子，地如其名，有很多的濕地，有很多的泡子，泡子裏有很多的黑魚。
現在，黑魚泡子早已名不符實了，很多的濕地成了很多的稻田，很多泡子沒了，泡子裏的很多黑魚沒了。
又據說，現在那裏出產的“有機大米”要賣到好幾十塊錢，可那泡子裏的黑魚卻是花多少錢也買不到了。
這樣的一筆賬，怎麽算才是最合適的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黑魚泡子的後代肯定是吃不到黑魚了。
“爺呀，奶呀，我們這裏為什麽叫這麽一個怪名字呀！”
不知，在將來，將來的兒女們向將來的爺爺和奶奶詢問這樣一個問題時，他們又會做何感想！
什麽都沒了，有錢何用！
黑魚泡子距離四十八頃有近百裏地，同屬於一個公社，其間全是起伏連綿的科爾沁沙地在緊緊地依偎著那條蜿蜒曲折的老哈河。
費凡差不多是馬不停蹄地走了一整天，才到。
正式成為了一個民辦教師，月薪是國家每月補五塊，生產隊記三十個工分，每個工分值七毛錢。
總收入是二十五、六塊錢，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了，最起碼比普通莊稼漢多了五塊錢吧。
最起碼，這是一個讓人看得起的職業。
最起碼，在這樣一個“位卑則足羞”的國度裏，可以不再“位卑則足羞”了吧。
這個剛剛當上民辦教師的民辦教師感覺非常的知足。
他至今，還常常跟自己的兒女們講起，他講的第一堂課是《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個讓一個叫魏巍的人成為魏巍的好文章。
現在也是這樣的，隻要唱好一首歌，拍好一部戲，就可以成名成腕兒的，就可以坐吃山空了。
世代教書匠的遺傳基因產生了作用，剛剛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力量使然。
多少年以後，當費目勁兒巴力地當上一名記者時，他明白了父親當時的力量之源！
這在費家，叫“不蒸饅頭爭口氣”的！
費凡找遍了學校所有有關的圖書資料，還費盡腦汁地鼓搗出了一張“鬆穀峰戰役形勢圖”。
課堂上，這個在頭幾天還在趕牛車的高中生憑借著腔調的抑揚，把他的學生們帶進了課本，進入到那硝煙滾滾、殊死搏殺的抗美援朝戰場。
下課的鍾聲響了，這個民辦教師的第一課結束了。
“課上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劉主任的話，費凡知道，第一炮打了出去，打響了。
直到這時，他才知道，他是怎麽當上這個民辦教師的。
原來，這實際上也是一次曆史的機遇。
1972年，是文革史上的“資產階級回潮”階段，有一批從沈陽來的“五七戰士”落戶到老哈河畔。
這些人中，有大學教授，有幹部。
這些人，雖然是被下放下來的，可因為是從高的地方落到低的地方的，說話還是有分量的。
他們說，教學要想提高質量，沒有好教師怎麽行呢？
於是，學校革委會的主任們便扳起手指頭，算起了全公社還有沒有高中生。
隻有費凡一個！
這才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這一段的經曆，深深地留在了費凡的心裏。
2007年，赤城市教育局要費凡編寫《赤城六十年基礎教育史》。
在寫文革十年動亂對基礎教育的摧殘與破壞時，他將1972年作為一個文革插曲的一點曙光寫進初稿中，遭到一位資深老局長的堅決反對。
“文化大革命是絕對錯的，不能寫這樣的事兒。”
領導的一句話，就可以刪掉一段曆史。
曆史啊，你真是人寫的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