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原本曆史中的“俄羅斯人隊”，已經提前數年被弘毅變身為“阿爾巴人牛錄”，徹底從官方文獻中提出了“俄羅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出現在大清軍事建製中的可能性。非但如此，原本曆史中的所謂“阿爾巴津人”，也悄無聲息的被“阿爾巴人”所取代。
千萬不要小看這兩者之間僅僅一個“津”字的差別，這可是本質的不同！阿爾巴西也好，阿爾巴紮也罷，都是達斡爾人的頭領，此人必須算作是中國之人，那就不應該采用俄國化的名稱來指代。
俄語中，“某某津”往往代表這個地方是“某某城塞”的意思，阿爾巴津作為一個地方，就是說是阿爾巴的城塞之意。弘毅自打一開始就有一回避這個“阿爾巴津人”的說法，直接用“阿爾巴人”來代替。如此一來，無論中俄雙方哪一邊，都明白這些人來自何處，為何而來。充其量將來的曆史文獻中，中俄雙方各說各話好了，而不是中國人居然用俄國人的地理名詞來指代自己民族構成中的特定人群。
後世曆史文獻中出現的“阿爾巴津人”，說白了其實就成了“在華俄國人”的指代，很不合理！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後，很多阿爾巴津人的後代居然要去已經在俄國境內的雅克薩村去“尋根問祖”的曆史淵源所在！
不僅如此，由於清代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阿爾巴津人”的問題，造成了東正教堂而皇之的進入中國。貽害延宕到了改革開放時期。
清朝統治者一向把旗人視為“國家根本”，雍正朝之後就嚴禁他們皈依西方“洋教”，卻主要是針對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對俄羅斯歸附而來的旗人的東正教信仰，清代統治者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寬容。
在雅克薩來歸之人中，有一個叫做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於是康熙就把胡家圈胡同內一所關帝廟賜給他作為臨時教堂，還授給列昂季耶夫七品官銜，讓他主持教堂活動。這座教堂稱為尼古拉教堂（後稱俄羅斯“北館”），是北京的第一座東正教教堂。
於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國派遣的第一個傳教士團到達北京。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訂立了《恰克圖界約》，其規定，傳教士團每10年(後改為5年)輪換一次，每次由大約4名神職人員和6名世俗人員組成。該條約還允許俄國東正教會在北京建立新教堂。新教堂地址選定在北京城南部的東江米巷（即後來的東交民巷）。稱“奉獻節教堂”（後稱俄羅斯“南館”）。俄國傳教士團隨即由北館遷入南館。
至此。俄國東正教終於實現了在中國政治中心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傳教據點的願望。俄國政府派遣傳教團到北京。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維持北京俄羅斯人的東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國政府的外交任務。向俄羅斯商隊提供住所和幫助，並多方麵研究中國。
為了減少清廷疑忌，傳教團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國習俗的宣傳方式，如他們把東正教稱為天主教；把東正教堂，對外稱為“廟”（羅刹廟）；把天主稱為“佛”，把教士稱為喇嘛（藏傳佛教的僧人）等等，掩人耳目的做法不一而足。
盡管傳教團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們在北京俄羅斯人（阿爾巴津人）中傳播福音的努力並不順利。大多數阿爾巴津人在定居北京不久之後，就迅速疏遠甚至背離了東正教。他們既不到教堂中領洗，也不到教堂做懺悔、領聖餐，甚至婚禮和葬禮都改行中國傳統方式。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期，俄羅斯人與教會的關係才出現很大轉機。鹹豐八年後，各國教會獲得了在中國自由傳教的特權。北京東正教傳教團在俄羅斯後裔中的傳教活動取得顯著成效。據1892年（光緒十二年）的教徒名冊統計，北京的東正教徒一共有459人，其中俄羅斯後裔149人，中國人310人。
為什麽俄羅斯後裔重新皈依東正教？除了宗教感情外，很大程度上應是一種基於實際生活的選擇。晚清以來，國勢日衰，各種教會因有西方列強做後盾，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迅速擴大。入教之人不僅可得到教會的庇護，在就業、醫療以及子女就學等方麵也有更多機會。在這一點上，北京阿爾巴津人與中國其他教民的選擇如出一轍，也無可厚非。
尤其是進入20世紀後，俄國東正教教會確立了神職人員本土化的發展戰略，首選的仍然是阿爾巴津人。阿爾巴津人後來發展為五大家族，即羅、杜、姚、賀、何等中國姓氏。新中國成立後俄國駐華宗教傳道團離開北京時，北京東正教會改為“中華自治東正教會”，其教會事務就由阿爾巴津人後裔姚福安大主教領導。曾經主持天津教堂的杜立昆也是阿爾巴津人的後裔。
這種情況持續至今，阿爾巴津人成為目前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重新回到曆史的積極支持者。1962年北京的姚福安大主教去世，緊接著1965年上海的西蒙主教也去世，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陷於群龍無首之處境。“文革”期間，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遭到重創，大部分地區的教堂被焚毀或者被拆除。也因為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導致中蘇兩國關係中斷近30年，直至1989年中蘇兩國才恢複正常關係。
但在多年的折騰之後，中華自治東正教會元氣大傷，老一代的神職人員逐漸老去，本來人數不多的老一代教徒死亡大半，人數銳減。隨著中俄關係走向正常化，中華自治東正教會才逐漸恢複生機。此時，阿爾巴津人後裔又成了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重新走向正軌的積極推動者。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代表來華訪問時，他們經常受到邀請作陪。
同時，他們也是在北京重建東正教教堂的積極倡導者和行動者。2005月，他們更是跑到黑龍江對岸今屬俄羅斯的阿爾巴津諾地區尋根祭祖，更是派出子弟到俄羅斯東正教神學院學習。他們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內外呼應，試圖恢複俄國東正教在中國曆史上的輝煌。
你們作為阿爾巴津人的後代，去雅克薩尋根問祖，你們尋得著、問得出嗎？要知道，你們其實絕大部分人的祖先是哥薩克，當年投靠大清，也不過是從俄國的降人變成了中國的俘虜而已。
曆史上，俄國壓根兒更不是你們的祖國，因為無論是沙俄，還是蘇俄，亦或是蘇聯，都沒有把哥薩克當成是自己的“子民”，充其量就是有法律地位的一個公民群體而已！甚至於蘇聯時期，大量的哥薩克被腿上蘇德前線做了炮灰。曆史就是這麽可笑，當年也有相當多的哥薩克警醒了蘇聯的真麵目，順水推舟成了法西斯德國的奴仆，反戈一擊來對付蘇聯紅軍！
所以，在弘毅的心目中，哥薩克民族歧視隨波逐流成了民族共性，誰強大就跟誰混！這正好也說明了改革開放初期大批阿爾巴津人後代“重返”俄羅斯，甚至加入俄國國籍！
一想到後世的“阿爾巴津人”後代熱衷於東正教的傳播擴大問題，弘毅突然打斷了別克托的喜形於色，關切的問道：
“謝爾蓋對莫斯科的大牧首可否敬愛有加？”
怎麽這麽巧？我剛剛才下定決心不去“捯飭”這個有些討厭的謝爾蓋神甫了，小爺卻突然提及，難道他會讀心術？別克托不得不冷靜心緒，小心應對。
如何說呢？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本章待續）
《打油詩一首?藏頭》
讀文閱史隻長息
正說當年有契機
版定圖開皆夙願
去來神秘亦難期
起身百載光陰渡
點盡人間苦與疾
中鎮邊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淚滴(未完待續。。)
千萬不要小看這兩者之間僅僅一個“津”字的差別，這可是本質的不同！阿爾巴西也好，阿爾巴紮也罷，都是達斡爾人的頭領，此人必須算作是中國之人，那就不應該采用俄國化的名稱來指代。
俄語中，“某某津”往往代表這個地方是“某某城塞”的意思，阿爾巴津作為一個地方，就是說是阿爾巴的城塞之意。弘毅自打一開始就有一回避這個“阿爾巴津人”的說法，直接用“阿爾巴人”來代替。如此一來，無論中俄雙方哪一邊，都明白這些人來自何處，為何而來。充其量將來的曆史文獻中，中俄雙方各說各話好了，而不是中國人居然用俄國人的地理名詞來指代自己民族構成中的特定人群。
後世曆史文獻中出現的“阿爾巴津人”，說白了其實就成了“在華俄國人”的指代，很不合理！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後，很多阿爾巴津人的後代居然要去已經在俄國境內的雅克薩村去“尋根問祖”的曆史淵源所在！
不僅如此，由於清代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阿爾巴津人”的問題，造成了東正教堂而皇之的進入中國。貽害延宕到了改革開放時期。
清朝統治者一向把旗人視為“國家根本”，雍正朝之後就嚴禁他們皈依西方“洋教”，卻主要是針對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對俄羅斯歸附而來的旗人的東正教信仰，清代統治者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寬容。
在雅克薩來歸之人中，有一個叫做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於是康熙就把胡家圈胡同內一所關帝廟賜給他作為臨時教堂，還授給列昂季耶夫七品官銜，讓他主持教堂活動。這座教堂稱為尼古拉教堂（後稱俄羅斯“北館”），是北京的第一座東正教教堂。
於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國派遣的第一個傳教士團到達北京。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訂立了《恰克圖界約》，其規定，傳教士團每10年(後改為5年)輪換一次，每次由大約4名神職人員和6名世俗人員組成。該條約還允許俄國東正教會在北京建立新教堂。新教堂地址選定在北京城南部的東江米巷（即後來的東交民巷）。稱“奉獻節教堂”（後稱俄羅斯“南館”）。俄國傳教士團隨即由北館遷入南館。
至此。俄國東正教終於實現了在中國政治中心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傳教據點的願望。俄國政府派遣傳教團到北京。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維持北京俄羅斯人的東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國政府的外交任務。向俄羅斯商隊提供住所和幫助，並多方麵研究中國。
為了減少清廷疑忌，傳教團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國習俗的宣傳方式，如他們把東正教稱為天主教；把東正教堂，對外稱為“廟”（羅刹廟）；把天主稱為“佛”，把教士稱為喇嘛（藏傳佛教的僧人）等等，掩人耳目的做法不一而足。
盡管傳教團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們在北京俄羅斯人（阿爾巴津人）中傳播福音的努力並不順利。大多數阿爾巴津人在定居北京不久之後，就迅速疏遠甚至背離了東正教。他們既不到教堂中領洗，也不到教堂做懺悔、領聖餐，甚至婚禮和葬禮都改行中國傳統方式。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期，俄羅斯人與教會的關係才出現很大轉機。鹹豐八年後，各國教會獲得了在中國自由傳教的特權。北京東正教傳教團在俄羅斯後裔中的傳教活動取得顯著成效。據1892年（光緒十二年）的教徒名冊統計，北京的東正教徒一共有459人，其中俄羅斯後裔149人，中國人310人。
為什麽俄羅斯後裔重新皈依東正教？除了宗教感情外，很大程度上應是一種基於實際生活的選擇。晚清以來，國勢日衰，各種教會因有西方列強做後盾，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迅速擴大。入教之人不僅可得到教會的庇護，在就業、醫療以及子女就學等方麵也有更多機會。在這一點上，北京阿爾巴津人與中國其他教民的選擇如出一轍，也無可厚非。
尤其是進入20世紀後，俄國東正教教會確立了神職人員本土化的發展戰略，首選的仍然是阿爾巴津人。阿爾巴津人後來發展為五大家族，即羅、杜、姚、賀、何等中國姓氏。新中國成立後俄國駐華宗教傳道團離開北京時，北京東正教會改為“中華自治東正教會”，其教會事務就由阿爾巴津人後裔姚福安大主教領導。曾經主持天津教堂的杜立昆也是阿爾巴津人的後裔。
這種情況持續至今，阿爾巴津人成為目前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重新回到曆史的積極支持者。1962年北京的姚福安大主教去世，緊接著1965年上海的西蒙主教也去世，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陷於群龍無首之處境。“文革”期間，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遭到重創，大部分地區的教堂被焚毀或者被拆除。也因為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導致中蘇兩國關係中斷近30年，直至1989年中蘇兩國才恢複正常關係。
但在多年的折騰之後，中華自治東正教會元氣大傷，老一代的神職人員逐漸老去，本來人數不多的老一代教徒死亡大半，人數銳減。隨著中俄關係走向正常化，中華自治東正教會才逐漸恢複生機。此時，阿爾巴津人後裔又成了中華自治東正教會重新走向正軌的積極推動者。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代表來華訪問時，他們經常受到邀請作陪。
同時，他們也是在北京重建東正教教堂的積極倡導者和行動者。2005月，他們更是跑到黑龍江對岸今屬俄羅斯的阿爾巴津諾地區尋根祭祖，更是派出子弟到俄羅斯東正教神學院學習。他們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內外呼應，試圖恢複俄國東正教在中國曆史上的輝煌。
你們作為阿爾巴津人的後代，去雅克薩尋根問祖，你們尋得著、問得出嗎？要知道，你們其實絕大部分人的祖先是哥薩克，當年投靠大清，也不過是從俄國的降人變成了中國的俘虜而已。
曆史上，俄國壓根兒更不是你們的祖國，因為無論是沙俄，還是蘇俄，亦或是蘇聯，都沒有把哥薩克當成是自己的“子民”，充其量就是有法律地位的一個公民群體而已！甚至於蘇聯時期，大量的哥薩克被腿上蘇德前線做了炮灰。曆史就是這麽可笑，當年也有相當多的哥薩克警醒了蘇聯的真麵目，順水推舟成了法西斯德國的奴仆，反戈一擊來對付蘇聯紅軍！
所以，在弘毅的心目中，哥薩克民族歧視隨波逐流成了民族共性，誰強大就跟誰混！這正好也說明了改革開放初期大批阿爾巴津人後代“重返”俄羅斯，甚至加入俄國國籍！
一想到後世的“阿爾巴津人”後代熱衷於東正教的傳播擴大問題，弘毅突然打斷了別克托的喜形於色，關切的問道：
“謝爾蓋對莫斯科的大牧首可否敬愛有加？”
怎麽這麽巧？我剛剛才下定決心不去“捯飭”這個有些討厭的謝爾蓋神甫了，小爺卻突然提及，難道他會讀心術？別克托不得不冷靜心緒，小心應對。
如何說呢？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本章待續）
《打油詩一首?藏頭》
讀文閱史隻長息
正說當年有契機
版定圖開皆夙願
去來神秘亦難期
起身百載光陰渡
點盡人間苦與疾
中鎮邊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淚滴(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