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加收攤派收取行政費用，支撐政府運轉，是曆代政治中的一個正常現象，也是低薪製得以維持的基礎。問題是加收多少，攤派多寬，並沒有明文規定，完全是暗箱操作。並且，對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從來沒有建立過有效的會計審計製度。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裏放錢，就像吃飯夾菜一樣容易。這種製度的荒謬，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製度下，要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
問題是，你要甘於貧窮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別人和你一起受窮！
儒家理學所造就的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著中華民族渡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這個神話是個圈套，它告訴人們，一個社會或者一個人達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經為聖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問題是聖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貫徹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如果你還沒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沒有貫徹正確。
幾千年來，中土人就是在試圖通過貫徹聖人之言、達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過的，幾千年了，聖人們許諾的“大同世界”從來沒有降落過人間，“太平盛世”從來隻是戰亂和災荒中的短暫喘息。在聖人之言人人諷頌之時，人們舉目所見，隻有混亂、僵滯和窮困。從來沒有人懷疑聖人之言是否正確，沒有人跳出這個神話的陷阱。人們隻是前赴後繼，一代又一代堅持不懈。
整個中土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執之中，毅力被當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然而，人們越努力，世界就變得越糟糕。
而丁直璜卻仍然對此堅持不懈，他上任之時，山東的稅收本來並不少，但他“一心為民”，到任後便大興“利民工程”，興修水利。1871年，黃河於山東鄆城侯家林決口，交通阻塞，多數州縣被淹。負責治河的大臣建議第二年動工堵築。丁直璜力請即時於水涸時動工，並請命親自督修。不到兩個月竣工，時稱“費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後黃河又在石莊戶決口，河水奪流南下，山東、江蘇、安徽數百裏受災，運河交通廢棄，朝廷上下治水之議莫衷一是。丁直璜又奏請督工堵築，河水專注於大清河入海。
除了興修水利，丁直璜在濟南建尚誌書院，招收各府州縣儒生來院講習，兼收願學天文、地理、算術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協餉攤派過來之後，丁直璜積極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額將協餉交付。他辦的這些事為他贏得了極高的官聲，但山東的財稅收入卻漸漸的變得入不抵出。而丁直璜並沒有去研究這當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範圍內厲行節儉，並親自帶頭做表率，並嚴禁捐勒需索訛詐賣放等弊，“諭各商人，如有此蔽，準其隨時喊稟，立即嚴究。……重則重辦，輕則當堂笞責，……沒有訛索得髒者，立即究返，當堂發還商人，不遷延時刻”。但他的表率雖然做得好，除了他個人的官聲繼續高漲之外，別的卻是一無所有。
但吊詭的是，在官場上被視為另類奇葩的同時，在民間，丁直璜卻已經漸漸成了“神”，成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難的青天大老爺，是揚善懲惡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生活中的丁直璜，一邊享受著小民百姓的崇拜，一邊卻也暗自為財政困窘而苦惱不已。
他的這種苦惱，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說的！
當然，小民百姓之中，也並不是誰都這麽認為的，一些士紳和商人在私下裏就曾發出了“清官亦猛於虎”的哀歎。
“清官”現象其實是中土傳統的“貪黷文化”裏麵必不可少一個的組成部分。幾千年來，一方麵貪官們的奢侈腐化肆無忌憚讓人氣憤填膺，另一方麵，清官也總是清得讓人心疼。他們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計無著，清得觸目驚心。推崇中庸的中土文化其實總是愛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鬼畜”，為中土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其實無處藏身。
山東在丁直璜這個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現出來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財稅收入銳減，和某時空計劃經濟時期大多數人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時候，媒體卻總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來不顧身體不顧家庭最後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先進模範人物，其實如出一轍。
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清官和貪官這兩種極端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清官與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恰恰成了官員們的反麵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清官們都要嚴格遵守國家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製、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裏，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然而起碼不會給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土的清官們卻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煉，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樂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為官場中的“異類”，成為人人討厭的糞坑裏的石頭，如果不能被“同化”，那麽，隻能被“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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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你要甘於貧窮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別人和你一起受窮！
儒家理學所造就的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著中華民族渡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這個神話是個圈套，它告訴人們，一個社會或者一個人達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經為聖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問題是聖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貫徹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如果你還沒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沒有貫徹正確。
幾千年來，中土人就是在試圖通過貫徹聖人之言、達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過的，幾千年了，聖人們許諾的“大同世界”從來沒有降落過人間，“太平盛世”從來隻是戰亂和災荒中的短暫喘息。在聖人之言人人諷頌之時，人們舉目所見，隻有混亂、僵滯和窮困。從來沒有人懷疑聖人之言是否正確，沒有人跳出這個神話的陷阱。人們隻是前赴後繼，一代又一代堅持不懈。
整個中土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執之中，毅力被當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然而，人們越努力，世界就變得越糟糕。
而丁直璜卻仍然對此堅持不懈，他上任之時，山東的稅收本來並不少，但他“一心為民”，到任後便大興“利民工程”，興修水利。1871年，黃河於山東鄆城侯家林決口，交通阻塞，多數州縣被淹。負責治河的大臣建議第二年動工堵築。丁直璜力請即時於水涸時動工，並請命親自督修。不到兩個月竣工，時稱“費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後黃河又在石莊戶決口，河水奪流南下，山東、江蘇、安徽數百裏受災，運河交通廢棄，朝廷上下治水之議莫衷一是。丁直璜又奏請督工堵築，河水專注於大清河入海。
除了興修水利，丁直璜在濟南建尚誌書院，招收各府州縣儒生來院講習，兼收願學天文、地理、算術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協餉攤派過來之後，丁直璜積極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額將協餉交付。他辦的這些事為他贏得了極高的官聲，但山東的財稅收入卻漸漸的變得入不抵出。而丁直璜並沒有去研究這當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範圍內厲行節儉，並親自帶頭做表率，並嚴禁捐勒需索訛詐賣放等弊，“諭各商人，如有此蔽，準其隨時喊稟，立即嚴究。……重則重辦，輕則當堂笞責，……沒有訛索得髒者，立即究返，當堂發還商人，不遷延時刻”。但他的表率雖然做得好，除了他個人的官聲繼續高漲之外，別的卻是一無所有。
但吊詭的是，在官場上被視為另類奇葩的同時，在民間，丁直璜卻已經漸漸成了“神”，成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難的青天大老爺，是揚善懲惡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生活中的丁直璜，一邊享受著小民百姓的崇拜，一邊卻也暗自為財政困窘而苦惱不已。
他的這種苦惱，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說的！
當然，小民百姓之中，也並不是誰都這麽認為的，一些士紳和商人在私下裏就曾發出了“清官亦猛於虎”的哀歎。
“清官”現象其實是中土傳統的“貪黷文化”裏麵必不可少一個的組成部分。幾千年來，一方麵貪官們的奢侈腐化肆無忌憚讓人氣憤填膺，另一方麵，清官也總是清得讓人心疼。他們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計無著，清得觸目驚心。推崇中庸的中土文化其實總是愛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鬼畜”，為中土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其實無處藏身。
山東在丁直璜這個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現出來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財稅收入銳減，和某時空計劃經濟時期大多數人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時候，媒體卻總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來不顧身體不顧家庭最後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先進模範人物，其實如出一轍。
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清官和貪官這兩種極端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清官與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恰恰成了官員們的反麵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清官們都要嚴格遵守國家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製、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裏，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然而起碼不會給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土的清官們卻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煉，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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