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總理親筆批示：“長寧”輪“變臉”
“718工程”在整體計劃中有幾十個分係統。包括由國家海洋局組織大洋靶場調查；第六機械工業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編組調查、測量船隊；由國防科委組織建設測量船隊基地（江陰基地、由有關科研院所設計製造適應大洋環境的通信設備、聲呐設備、無線電設備和海洋儀器設備等等。其中，組織海洋科學考察船遠征大洋，尋找和選擇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的靶場彈著點獲取洲際導彈所必須要的彈著點測量數據，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關鍵性任務。
1970年月剛接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的沈振東接到中央專委“718”辦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專家到湛江，考察一艘遠洋貨輪盼注能。沈振東立即派出國家海洋局“718”辦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陳炳鑫等，風塵仆仆地趕到湛江港。隸屬於交通部遠洋運輸公司廣州遠洋分公司的“長寧”輪正停泊在這裏卸載長臂的龍門吊車像往常一樣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從艙內往碼頭吊裝貨物誰也沒有在意它鋁白色的舷梯上來了什麽人，將會發生什麽事。
國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關人員的引導下，進人“長寧”號的艙內，對船的結構、噸位以及航海設備、動力設備、生活設施進行了詳細的了解和考察，與船長、輪機長進行了充分交流。船長不明底細且又不得不照章辦事地把船上最為先進的幾件設備介紹完後，還不失時機地介紹了一下自己對印度洋、地中海航線的航行經驗。沒想到這位漂洋過海見多識廣的遠洋船長真正地當了一回把自己賣了還替別人點錢的“老實人”。
經了解，這是一艘載重量為15000噸級的遠洋雜貨船，是“中遠”當時性能最好的主力運輸船，主航歐洲航線。1966年由波蘭巴黎公社造船廠建造下水。船上有當時較先進的航海設備、動力設備和生活設施，可以抗擊1級以下的台風，也有寬闊的甲板空間和供多種試驗用的巨大艙容量。
同一時間，陳炳鑫和其他同事還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線上支援坦讚鐵路建設，停靠在廣州港的“耀華”輪。“耀華”輪是一艘遠洋客輪，有良好的艙室布局和生活條件，動力設備也很好，但沒有寬闊的甲板，不便於安裝調查船調查試驗設備；幹舷也太高（水麵距離主甲板麵的高度為幹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學調查作業。後經專家論證，“長寧”輪更符合作為遠洋調查船的基本條件。
1970年5月15日，周總理在國家海洋局送呈的調船請示上親筆批示交通部，將“長寧”輪正式移交國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準備出航西歐的“長寧”輪立即停運卸載，開往指定的廣州船廠碼頭（現在的“廣船國際”號碼頭）。除了船上裝載的貨物以外，廣州遠洋分公司將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屬具原封不動地移交給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員隻有船長、大副、二副、輪機長、大管輪、水手長暫留，其餘全部船。
這時候“長寧輪”的船長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讓自己和他的船員們都“失業”了。
這一天，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廣州船廠碼頭上，沒有簽訂任何法律文書，也未通過任何公證，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輕鬆地把一份價值約為000萬元人民幣的巨額財產接收了下來。一名海軍連職幹部李富華奉命帶著一個保衛班，當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裝更”和一名全船流動的“安全更”，接管了這個當時在廣州船廠還屬於非常現代化的龐然大物。
在當時的交通部看來，這是周總理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臨時調用，海洋局把任務完成後即歸還給交通部，也就無須辦理什麽資產交接手續。實際上從這一刻起，“長寧”輪作為遠洋雜貨商船的曆史使命已經永遠完結了，一份光榮而沉重的曆史使命正往它那寬闊的甲板和巨大的艙容裏加載，一個新的名字一“向陽紅五號”船悄然誕生！
二、南海艦隊授權“組閣”
“長寧”輪船頭兩邊黑色的中英文“長寧”舷號，已經被廣州船廠的工人們用“風槍”切割下來棄之於碼頭的一角。一個新的船名將被焊上。不過這次沒有用英文，字體也迥然不同。與此同時，在海軍的安排下，南海艦隊政治部下達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馬相繼向廣州船廠開進。
1970年10月10日，分屬海軍的獵潛艇74大隊的副政委湯斌和分屬南海艦隊後勤部輔助船大隊“500”船的政委侯華清分別接到南海艦隊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們立即趕到位於廣州的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報到。湯斌所在的部隊駐在汕頭，距離廣州有500多千米，經長途跋涉、幾經輾轉到達廣州，摸到新港西路155號南海分局招待所時，已是深夜了。他累得連腳都抬不起來，進了房間掀開一頂蚊帳倒頭就睡，直到天大亮起來洗漱時，才發現另一張床上的蚊帳裏還有一個人，這人就是侯華清。侯華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親，假期未滿，一封加急電報叫他立即歸隊，便無條件趕了回來。兩人相遇後，彼此的海軍軍裝和相差不多的年齡，使他們很快產生了認同感。兩人寒暄後還發現，他們都是被通知去“向陽紅五號”船報到的，湯斌任命的職務是政委，侯華清是副政委。此時，“向陽紅五號”船還隻是一個在軍內管理高層通過秘密渠道傳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麽船，在哪裏，是個什麽樣子，幹什麽的？為什麽不稱呼為艦，而稱為船？等等，兩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雙雙到南海分局政治部報到後，一輛越野車便立即送他們到了位於廣州市郊白鶴洞的廣州船廠。這時的“向陽紅五號”船空載停靠在船廠號碼頭，幹舷甲板距離碼頭足有七八米高，鋁白色的舷梯從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碼頭，船體在下午時分逆著陽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壓壓一片，讓這兩位剛從小船小艦上懵懂過來的年輕軍官長了見識，也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上到甲板後，他們發現改裝工程已經鋪開，到處都是電纜、鋼板。焊花四濺，煙霧彌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樣。在警衛班的值勤人員帶領下，湯斌和侯華清找到屬於自己的房間，放下簡陋的行李後，還發現各自臥房裏的地板都是淺灰色的羊毛地毯，依牆而立的皮麵沙發被罩上了一層別致的縷絲沙發套，室內辦公桌、衛生用品、臥具、牆上的油畫，掛毯全都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西洋貨，與他們各自手上拿著的行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時間啞然無語，不知所措。
湯斌、侯華清是最先到達“向陽紅五號”船上的管理幹部。
船上有了兩名政委，沒有船長也不像是一條船，更何況這還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長馬榮典當時在海軍登陸艦二大隊任副大隊長，已是大隊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連海校學習深造，當他完成學業準備回到原單位時卻犯了急性闌尾炎，在大連緊急手術。這時調他到“向陽紅五號”船的通知也下來了。他未等身體完全恢複就趕回了原部隊，再輾轉趕到“向陽紅五號”船上時，已經是11月份了。現在我們從已經解密的一份海軍政治部的“機密”文件中得知：馬榮典、湯斌、侯華清、倪樹森（副船長）等17名幹部的調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達的，這份文件就是海政幹字第65號《同意馬榮典等17名幹部調“向陽紅五號”船工作》，除了船長、副船長、政委、副政委外，還有輪機長區庭廣、航海長李勝貴、觀通長蔡萬林、軍醫萬汝瑾、機要員王振春等。海軍調任的這17名幹部就是一艘海軍輔助船舶的管理和技術班子，這些幹部既能使“向陽紅五號”船開得動，也能保障在改裝期間的行政、安全和技術管理。
後來的曆史證明，最初到達“向陽紅五號”船的這批管理幹部，既是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這艘光榮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業中，堅韌頑強的海洋精神的承載者和弘揚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陽紅五號”船。
三、塞北江南調專才
“天”上掉下來的任務，“天”上卻沒有“掉”下來人才。沈振東局長是最早意識到專業人才奇缺的問題。
國家海洋局當年由海軍代管，為了國防任務，從海軍抽調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還是比較簡單的。了不起停航幾艘艦艇也得保證國防任務的需要。
但是要海軍支援水文氣象和靶場選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質科學人才，那就強人所難了。有的專業人才在全國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幾個。
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球物理專業的許時耕開始是分配到杭州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學室工作的。當年為了解決海水淡化問題，國家正在杭州組織大會戰。隻要是大學生，無論是學什麽專業，一律不挑不撿，都派上用場。一個學地球物理專業的學生到化學室搞海水淡化，背離他的專業十萬八千裏。他所學的專業是勘探石油礦產，而國家海洋局根本就沒有探礦找油的技術支撐和職責。這一時期許時耕極為沮喪。
1970年10月，奇跡發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廣州的南海分局報到，執行“向陽紅五號”船的遠洋重力調查任務。
與湯斌、侯華清相比，許時耕到南海分局報到時對“718”工程的認識更加生疏。他不是軍人，在大學學習的地球物理專業也不是像核動力、聲學、長波通信目樣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當他來到“向陽紅五號”船並看到他所承擔的任務後，他的專業素養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機密一洲際彈道導彈的軌道參數，這可是攸關國家安全和航天事業發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興奮而緊張起來了。
這一時期，與許時耕同時上船報到的還有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儀器所、海洋情報所、海洋水文氣象預報總台和解放軍總參謀部水文氣象局的名地質、地球物理、氣象等專業人員，他與他們一起組成了“向陽紅五號”船從事科學考察的重力（專業）組、水文（專業）組和氣象分隊。
廣州船廠接到“向陽紅五號”船的改裝任務時，船廠唯一的一個船塢是為了修造軍艦而設計的。當年我國最大的軍艦還不超過4000噸，遇到“向陽紅五號”船這種大噸位的船，還進不去。但是，在那個年代，廣大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加上強有力的國防科研組織工作，廣州船廠硬是憑著晝夜加班把一個老船塢加寬了十幾米，加長了幾十米。
在“向陽紅五號”船改裝的日子裏，國家海洋局從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島山東海洋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和中國科學院係統的海洋研究所、地質研究所選拔了0多名專業人員上船。船上稱他們為“可下五洋捉鱉”的人。他們帶上船的儀器也被為稱做“捉鱉器”。這些儀器十分普通：深海抓鬥、顛倒采水器、深海拖網等，與海邊漁民的捕撈工具沒太大的區別。搞波浪測量的儀器在外形上稍微複雜一點，也就是多了個探頭和浮標。這些其貌不揚的鋼鐵加玻璃的設備體現了當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國的大洋考察在“向陽紅五號”船之前是曆史空白，儀器設備也是邊幹邊研製。國家海洋局專門在天津成立了一個海洋儀器所，組織論證和研製這些東西，搞出設計方案後就請工人們敲打出來，工藝水平與現在比實在不敢恭維。初次上船的這些“捉鱉器”就是這個所的科研人員根據國外同類儀器的照片，加上科學家們“想像”生產出來的，這也算是那個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從山東海洋學院完成海洋物理學學習後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學到的海洋物理學知識在當時能派得上用場的地方，主要是海邊驗潮站，他原以為一個搞波浪測量的，一輩子肯定在海邊，度過他的青春年華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陽紅五號”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專業調查任務，就是打著機密印章的國防任務。他不是軍人，卻要保守軍事秘密。有很長時間，他感覺自己很幸運，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導彈靶場來的神秘軍官梁鳳森被選調到“向陽紅五號”船時，穿著一身草綠色卡嘰布軍裝，帶著新疆和田解放軍0基地一個導彈靶場的無限神秘出現在甲板上。
梁鳳森1966年畢業於北京氣象學院，個子很高，戴著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視眼鏡，臉色白淨尖下頜，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當時，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經年，是“東風號”運載火箭陸上靶場試驗時的氣象預報主官，時年0歲。調他來是要他上船組建大洋靶場的氣象分隊。
1970年10月一個上午，他接到上“向陽紅五號”船的調令時，他並不知道要去幹什麽，也沒感覺到有什麽特別。解放軍0基地是試驗各種導彈的基地，在西北、西南、東北都有靶場，到哪兒都是領導一句話就走。但這次領導告訴他不是去某個沙漠或者戈壁灘，而是去大城市廣州，從那裏去印度洋建設靶場。
這時，梁鳳森的妻子剛剛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為從新疆的和田調到廣州這麽遠距離、跨兵種調動，怎麽樣也允許陪妻子兩天再走。可是指導員緊跟了一句：“不要遲到，立即動身，先到總參氣象局報到。”看到梁鳳森有些遲疑的樣子，指導員安撫地說“你的家屬坐月子的事我們已請紡織廠領導派人負責照看，你不用考慮，辦好手續立即動身。”梁鳳森預感到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緊急任務。
從和田到烏魯木齊，乘汽車得走8天，他坐支線小飛機轉來轉去到烏魯木齊市時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連夜又乘民航機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氣有問題，隻好轉飛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飛北京，折騰到北京時，已是第8天了。按照調令的指引，他找到了總參氣象局的所在地時，這裏已經擠滿從四麵八方前來報到的人。一打聽，全是“718”的。有一個看起來很年輕，像個大學生的非軍人不知道部隊的規矩，就問起軍官模樣的梁鳳森：“解放軍同誌，718是什麽，是幹什麽的，怎麽一說都是718？”梁風森知道那個學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說不清，軍人有紀律，特別是參加“兩彈一星”工程的軍人，要求更是嚴格。上級沒有說明的，就不要問，知道了的也不能說。更確切一點，問也沒有人跟你解。他對大學生笑了笑，“別問了，你以後會知道的。”
其實，準確的“718工程”的含義，當時別說是梁鳳森這樣的下級軍官，―國家海洋局局這一級，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續）
“718工程”在整體計劃中有幾十個分係統。包括由國家海洋局組織大洋靶場調查；第六機械工業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編組調查、測量船隊；由國防科委組織建設測量船隊基地（江陰基地、由有關科研院所設計製造適應大洋環境的通信設備、聲呐設備、無線電設備和海洋儀器設備等等。其中，組織海洋科學考察船遠征大洋，尋找和選擇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的靶場彈著點獲取洲際導彈所必須要的彈著點測量數據，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關鍵性任務。
1970年月剛接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的沈振東接到中央專委“718”辦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專家到湛江，考察一艘遠洋貨輪盼注能。沈振東立即派出國家海洋局“718”辦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陳炳鑫等，風塵仆仆地趕到湛江港。隸屬於交通部遠洋運輸公司廣州遠洋分公司的“長寧”輪正停泊在這裏卸載長臂的龍門吊車像往常一樣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從艙內往碼頭吊裝貨物誰也沒有在意它鋁白色的舷梯上來了什麽人，將會發生什麽事。
國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關人員的引導下，進人“長寧”號的艙內，對船的結構、噸位以及航海設備、動力設備、生活設施進行了詳細的了解和考察，與船長、輪機長進行了充分交流。船長不明底細且又不得不照章辦事地把船上最為先進的幾件設備介紹完後，還不失時機地介紹了一下自己對印度洋、地中海航線的航行經驗。沒想到這位漂洋過海見多識廣的遠洋船長真正地當了一回把自己賣了還替別人點錢的“老實人”。
經了解，這是一艘載重量為15000噸級的遠洋雜貨船，是“中遠”當時性能最好的主力運輸船，主航歐洲航線。1966年由波蘭巴黎公社造船廠建造下水。船上有當時較先進的航海設備、動力設備和生活設施，可以抗擊1級以下的台風，也有寬闊的甲板空間和供多種試驗用的巨大艙容量。
同一時間，陳炳鑫和其他同事還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線上支援坦讚鐵路建設，停靠在廣州港的“耀華”輪。“耀華”輪是一艘遠洋客輪，有良好的艙室布局和生活條件，動力設備也很好，但沒有寬闊的甲板，不便於安裝調查船調查試驗設備；幹舷也太高（水麵距離主甲板麵的高度為幹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學調查作業。後經專家論證，“長寧”輪更符合作為遠洋調查船的基本條件。
1970年5月15日，周總理在國家海洋局送呈的調船請示上親筆批示交通部，將“長寧”輪正式移交國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準備出航西歐的“長寧”輪立即停運卸載，開往指定的廣州船廠碼頭（現在的“廣船國際”號碼頭）。除了船上裝載的貨物以外，廣州遠洋分公司將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屬具原封不動地移交給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員隻有船長、大副、二副、輪機長、大管輪、水手長暫留，其餘全部船。
這時候“長寧輪”的船長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讓自己和他的船員們都“失業”了。
這一天，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廣州船廠碼頭上，沒有簽訂任何法律文書，也未通過任何公證，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輕鬆地把一份價值約為000萬元人民幣的巨額財產接收了下來。一名海軍連職幹部李富華奉命帶著一個保衛班，當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裝更”和一名全船流動的“安全更”，接管了這個當時在廣州船廠還屬於非常現代化的龐然大物。
在當時的交通部看來，這是周總理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臨時調用，海洋局把任務完成後即歸還給交通部，也就無須辦理什麽資產交接手續。實際上從這一刻起，“長寧”輪作為遠洋雜貨商船的曆史使命已經永遠完結了，一份光榮而沉重的曆史使命正往它那寬闊的甲板和巨大的艙容裏加載，一個新的名字一“向陽紅五號”船悄然誕生！
二、南海艦隊授權“組閣”
“長寧”輪船頭兩邊黑色的中英文“長寧”舷號，已經被廣州船廠的工人們用“風槍”切割下來棄之於碼頭的一角。一個新的船名將被焊上。不過這次沒有用英文，字體也迥然不同。與此同時，在海軍的安排下，南海艦隊政治部下達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馬相繼向廣州船廠開進。
1970年10月10日，分屬海軍的獵潛艇74大隊的副政委湯斌和分屬南海艦隊後勤部輔助船大隊“500”船的政委侯華清分別接到南海艦隊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們立即趕到位於廣州的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報到。湯斌所在的部隊駐在汕頭，距離廣州有500多千米，經長途跋涉、幾經輾轉到達廣州，摸到新港西路155號南海分局招待所時，已是深夜了。他累得連腳都抬不起來，進了房間掀開一頂蚊帳倒頭就睡，直到天大亮起來洗漱時，才發現另一張床上的蚊帳裏還有一個人，這人就是侯華清。侯華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親，假期未滿，一封加急電報叫他立即歸隊，便無條件趕了回來。兩人相遇後，彼此的海軍軍裝和相差不多的年齡，使他們很快產生了認同感。兩人寒暄後還發現，他們都是被通知去“向陽紅五號”船報到的，湯斌任命的職務是政委，侯華清是副政委。此時，“向陽紅五號”船還隻是一個在軍內管理高層通過秘密渠道傳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麽船，在哪裏，是個什麽樣子，幹什麽的？為什麽不稱呼為艦，而稱為船？等等，兩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雙雙到南海分局政治部報到後，一輛越野車便立即送他們到了位於廣州市郊白鶴洞的廣州船廠。這時的“向陽紅五號”船空載停靠在船廠號碼頭，幹舷甲板距離碼頭足有七八米高，鋁白色的舷梯從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碼頭，船體在下午時分逆著陽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壓壓一片，讓這兩位剛從小船小艦上懵懂過來的年輕軍官長了見識，也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上到甲板後，他們發現改裝工程已經鋪開，到處都是電纜、鋼板。焊花四濺，煙霧彌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樣。在警衛班的值勤人員帶領下，湯斌和侯華清找到屬於自己的房間，放下簡陋的行李後，還發現各自臥房裏的地板都是淺灰色的羊毛地毯，依牆而立的皮麵沙發被罩上了一層別致的縷絲沙發套，室內辦公桌、衛生用品、臥具、牆上的油畫，掛毯全都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西洋貨，與他們各自手上拿著的行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時間啞然無語，不知所措。
湯斌、侯華清是最先到達“向陽紅五號”船上的管理幹部。
船上有了兩名政委，沒有船長也不像是一條船，更何況這還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長馬榮典當時在海軍登陸艦二大隊任副大隊長，已是大隊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連海校學習深造，當他完成學業準備回到原單位時卻犯了急性闌尾炎，在大連緊急手術。這時調他到“向陽紅五號”船的通知也下來了。他未等身體完全恢複就趕回了原部隊，再輾轉趕到“向陽紅五號”船上時，已經是11月份了。現在我們從已經解密的一份海軍政治部的“機密”文件中得知：馬榮典、湯斌、侯華清、倪樹森（副船長）等17名幹部的調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達的，這份文件就是海政幹字第65號《同意馬榮典等17名幹部調“向陽紅五號”船工作》，除了船長、副船長、政委、副政委外，還有輪機長區庭廣、航海長李勝貴、觀通長蔡萬林、軍醫萬汝瑾、機要員王振春等。海軍調任的這17名幹部就是一艘海軍輔助船舶的管理和技術班子，這些幹部既能使“向陽紅五號”船開得動，也能保障在改裝期間的行政、安全和技術管理。
後來的曆史證明，最初到達“向陽紅五號”船的這批管理幹部，既是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這艘光榮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業中，堅韌頑強的海洋精神的承載者和弘揚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陽紅五號”船。
三、塞北江南調專才
“天”上掉下來的任務，“天”上卻沒有“掉”下來人才。沈振東局長是最早意識到專業人才奇缺的問題。
國家海洋局當年由海軍代管，為了國防任務，從海軍抽調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還是比較簡單的。了不起停航幾艘艦艇也得保證國防任務的需要。
但是要海軍支援水文氣象和靶場選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質科學人才，那就強人所難了。有的專業人才在全國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幾個。
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球物理專業的許時耕開始是分配到杭州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學室工作的。當年為了解決海水淡化問題，國家正在杭州組織大會戰。隻要是大學生，無論是學什麽專業，一律不挑不撿，都派上用場。一個學地球物理專業的學生到化學室搞海水淡化，背離他的專業十萬八千裏。他所學的專業是勘探石油礦產，而國家海洋局根本就沒有探礦找油的技術支撐和職責。這一時期許時耕極為沮喪。
1970年10月，奇跡發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廣州的南海分局報到，執行“向陽紅五號”船的遠洋重力調查任務。
與湯斌、侯華清相比，許時耕到南海分局報到時對“718”工程的認識更加生疏。他不是軍人，在大學學習的地球物理專業也不是像核動力、聲學、長波通信目樣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當他來到“向陽紅五號”船並看到他所承擔的任務後，他的專業素養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機密一洲際彈道導彈的軌道參數，這可是攸關國家安全和航天事業發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興奮而緊張起來了。
這一時期，與許時耕同時上船報到的還有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儀器所、海洋情報所、海洋水文氣象預報總台和解放軍總參謀部水文氣象局的名地質、地球物理、氣象等專業人員，他與他們一起組成了“向陽紅五號”船從事科學考察的重力（專業）組、水文（專業）組和氣象分隊。
廣州船廠接到“向陽紅五號”船的改裝任務時，船廠唯一的一個船塢是為了修造軍艦而設計的。當年我國最大的軍艦還不超過4000噸，遇到“向陽紅五號”船這種大噸位的船，還進不去。但是，在那個年代，廣大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加上強有力的國防科研組織工作，廣州船廠硬是憑著晝夜加班把一個老船塢加寬了十幾米，加長了幾十米。
在“向陽紅五號”船改裝的日子裏，國家海洋局從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島山東海洋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和中國科學院係統的海洋研究所、地質研究所選拔了0多名專業人員上船。船上稱他們為“可下五洋捉鱉”的人。他們帶上船的儀器也被為稱做“捉鱉器”。這些儀器十分普通：深海抓鬥、顛倒采水器、深海拖網等，與海邊漁民的捕撈工具沒太大的區別。搞波浪測量的儀器在外形上稍微複雜一點，也就是多了個探頭和浮標。這些其貌不揚的鋼鐵加玻璃的設備體現了當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國的大洋考察在“向陽紅五號”船之前是曆史空白，儀器設備也是邊幹邊研製。國家海洋局專門在天津成立了一個海洋儀器所，組織論證和研製這些東西，搞出設計方案後就請工人們敲打出來，工藝水平與現在比實在不敢恭維。初次上船的這些“捉鱉器”就是這個所的科研人員根據國外同類儀器的照片，加上科學家們“想像”生產出來的，這也算是那個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從山東海洋學院完成海洋物理學學習後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學到的海洋物理學知識在當時能派得上用場的地方，主要是海邊驗潮站，他原以為一個搞波浪測量的，一輩子肯定在海邊，度過他的青春年華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陽紅五號”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專業調查任務，就是打著機密印章的國防任務。他不是軍人，卻要保守軍事秘密。有很長時間，他感覺自己很幸運，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導彈靶場來的神秘軍官梁鳳森被選調到“向陽紅五號”船時，穿著一身草綠色卡嘰布軍裝，帶著新疆和田解放軍0基地一個導彈靶場的無限神秘出現在甲板上。
梁鳳森1966年畢業於北京氣象學院，個子很高，戴著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視眼鏡，臉色白淨尖下頜，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當時，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經年，是“東風號”運載火箭陸上靶場試驗時的氣象預報主官，時年0歲。調他來是要他上船組建大洋靶場的氣象分隊。
1970年10月一個上午，他接到上“向陽紅五號”船的調令時，他並不知道要去幹什麽，也沒感覺到有什麽特別。解放軍0基地是試驗各種導彈的基地，在西北、西南、東北都有靶場，到哪兒都是領導一句話就走。但這次領導告訴他不是去某個沙漠或者戈壁灘，而是去大城市廣州，從那裏去印度洋建設靶場。
這時，梁鳳森的妻子剛剛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為從新疆的和田調到廣州這麽遠距離、跨兵種調動，怎麽樣也允許陪妻子兩天再走。可是指導員緊跟了一句：“不要遲到，立即動身，先到總參氣象局報到。”看到梁鳳森有些遲疑的樣子，指導員安撫地說“你的家屬坐月子的事我們已請紡織廠領導派人負責照看，你不用考慮，辦好手續立即動身。”梁鳳森預感到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緊急任務。
從和田到烏魯木齊，乘汽車得走8天，他坐支線小飛機轉來轉去到烏魯木齊市時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連夜又乘民航機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氣有問題，隻好轉飛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飛北京，折騰到北京時，已是第8天了。按照調令的指引，他找到了總參氣象局的所在地時，這裏已經擠滿從四麵八方前來報到的人。一打聽，全是“718”的。有一個看起來很年輕，像個大學生的非軍人不知道部隊的規矩，就問起軍官模樣的梁鳳森：“解放軍同誌，718是什麽，是幹什麽的，怎麽一說都是718？”梁風森知道那個學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說不清，軍人有紀律，特別是參加“兩彈一星”工程的軍人，要求更是嚴格。上級沒有說明的，就不要問，知道了的也不能說。更確切一點，問也沒有人跟你解。他對大學生笑了笑，“別問了，你以後會知道的。”
其實，準確的“718工程”的含義，當時別說是梁鳳森這樣的下級軍官，―國家海洋局局這一級，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