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民主的前夜
“你這麽說倒使我想起了唐代的‘牛李黨爭’。”
我看著牆上掛著的一幅仿製的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畫中對那些在夜宴裏縱情聲『色』的賓客們的神情細膩的勾勒讓我的思緒又浸『**』在那奢華糜麗唐風之中。
遊克接過我的話說道：“唐代的牛李黨爭怎麽說還是以兩種不同的政見而劃分出來的黨派之爭，利益次之。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李黨主張革新，牛黨因循守舊，相當於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可我們這裏的鄉黨之爭卻是以霸山頭爭位子搞集團利益為主業。”
“那麽成立校友會也不過是多了一個利益集團與這些鄉黨們抗衡吧，我覺得這樣做會不會使矛盾越來越激化，使政治環境越來越惡劣？”我質問道。
“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其實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去年局裏給我套副主任科員待遇的時候，因名額有限，需要刪去一兩個人，所以隻好由局黨委開會討論。蔣局、何局推薦的都是各自本鄉本土的人，而譚局推薦了我，我與譚局並不深交，但因為大家都是幹部子弟的出身，所以他推薦了我，於是按照所謂的名主集中製的原則，蔣局推薦的兩個人選，何局推薦的一個人選，譚局推薦的一個人選都送上去報批。這就是所謂的黨內民主與一團和氣，我相信他們在選拔副科實職幹部的時候用的也應該是這樣的民主原則，我們俗稱：“分豬肉”。不過最近你們上級部門好像把提拔領導幹部的權利都收了上去，表麵上看是杜絕了下麵的**，其實是變相的**集中化，不過這樣也好，可以節省紀檢監察部門辦案的行政成本，要查就查那幾個實權的上級領導好了，不過查不查得動就見仁見智了。”
我笑著說：“你說的這些現象，我也有些體會，我不反對咱們幹部子弟互相幫助，但狼狽為『奸』就不好了，民主的國家也允許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群體為自己本群體的利益向『政府』進行訴求，而利益群體之間最好的平衡狀就是彼此勢力相當，所以一些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民意支持率懸殊很大又或者全民的投票率下降，這就不是什麽好現象了，因為人民對某黨有偏見或者不太關心政治就意味著互相監督力量的下降，民主開始偏離平衡狀態。當然民意支持率低的黨派會通過調整施政方針的宣傳口號或者攻擊對方軟肋等等手段來獲取民意支持率的上升，這就是一個循環監督、交叉監督、立體監督和自我修複改良的過程，我們不要整天去攻擊別人花了多少人力財力來搞競選，我們應該反省在缺乏有效監督機製下的貪汙**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從經濟學、從社會學、投資學等科學角度來看，我們的行政成本是別人的幾十倍。行政成本的最低化和行政效果的最優化才是我們行政機構改革的主要目標，如果隻是進行硬件上的精簡而不對軟件進行優化升級則無異於雪上加霜。你知道中國封建帝國社會從秦王朝到清王朝上千年來都走不上民主道路的原因嗎？道理其實很簡單，帝王思想下的集權社會難有民主成長的土壤。就拿“民主”風氣比較開放的唐朝來說吧，“牛李黨爭”從民主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好現象，但中國人的本『性』裏有一種很強烈的占有**，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皇帝是個榜樣，大臣們自然很好學，所以牛黨的人當勢，李黨的很多人就被貶官借此把他們驅逐出權利的核心，而李黨的人當權情形則反過來，眼裏容不下他人，就這樣的一個黨爭前後搞了幾十年，在這幾十年裏皇帝老兒的素質也不怎麽樣，誰符合自己的思想迎合自己就用誰，結果前後幾任皇帝因各自的喜好不同讓牛黨與李黨的勢力此消彼漲了幾個來回，怎樣都走不出這種現象的怪圈，放眼整個封建帝國的王朝，聰明的皇帝還知道在大臣裏麵玩平衡術，盡量分化和弱化朋黨的勢力，讓他們不成氣候。但皇帝從來都不懂得約束自己的權利，西方人有上帝中國人有皇帝，西方人做錯了事會向上帝懺悔，中國人做錯了事大可以心安理得，因為皇帝也經常做錯事。好不容易出了個孔子又被皇帝利用了，可悲啊！看來唯物主義不全好，唯心主義不全差。中國的皇帝是實實在在的，他（她）的權力是上天授予的，可皇帝的能力卻良莠不齊，於是帝國的管理就自然有好有壞了。”
這時侍從上了一道菜，美其名曰：三國鼎立。其實不過是三『色』拚盤罷了，但遊克仍然不放過這個借題發揮的機會。我看了看手表，快兩點了，於是拿起酒杯敬向遊克。交杯換盞間我坦言：“我不是什麽正人君子，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實在官場裏混的人都會有各自的出身背景，這就連我們的檔案裏都是要注明的，雖然我個人不是什麽階級成份論者，但主流的官方意識容不得你走出這片樹蔭的庇護，曾幾何時，幹部子弟在領導者的眼裏是讓人放心的下一代，在老百姓眼裏是衣食無憂的政治遺產繼承人。這種頑固意識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國幾千年的門閥製度給國人烙下的幾乎不可改變的思想誤區，但同樣有一句老話說得也很精彩，解鈴還需係鈴人，這個體製的症結是你締造的，也隻有你能夠解開它，改變它，使它更符合社會的發展。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朝代更替，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外族入侵，不管是藩王謀反還是權臣篡位，總是走不出體製的誤區，中國的中庸之道讓中國人總是被動的去接受新鮮的事物，這便是國人的劣根『性』，儒家思想與中央集權聯袂統治的封建王朝，難有製度上的創新，遙想當年的戊戌變法不過是在封建頑固體製內的一次死水微波，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洶湧來襲的民主思想下，在八國聯軍的鐵蹄下的一次斷臂療傷，我們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既是我們民族之魂延續千年的生命之泉，也同時成為了我們大國崛起的主要思想障礙，我們應該允許有“對立麵”的存在，因為它會像一麵鏡子折『射』出我們自身的缺陷，但也不必對這種缺陷進行遮掩，因為人民向『政府』提意見說明人民對這個『政府』還是有希望的，我們的領導層應該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舍生取義’。”
遊克也感歎道：“我雖給人印象遊滑，但卻還是有良心的，可我的思想比你消極，父輩們幾十年庸庸碌碌讓我感覺到官場的險惡和勢力，所以現在能占上父親一點餘蔭，有碗飯吃，也不敢發太多的牢『騷』，至於籌備校友會一事也是受人所托，而且所托之人來頭卻也不小，此公高居省委秘書長這一要職。”
我忍不住『插』話：“你說的是秦秘書長，他不正是我們廳第一任廳長的三公子？他可是我們子弟中學的大師兄啊！不過他可是當年省委陳副書記現在的人大陳主任的利益接班人啊，說到底他還是‘陳派’的人馬。”
“你這麽說倒使我想起了唐代的‘牛李黨爭’。”
我看著牆上掛著的一幅仿製的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畫中對那些在夜宴裏縱情聲『色』的賓客們的神情細膩的勾勒讓我的思緒又浸『**』在那奢華糜麗唐風之中。
遊克接過我的話說道：“唐代的牛李黨爭怎麽說還是以兩種不同的政見而劃分出來的黨派之爭，利益次之。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李黨主張革新，牛黨因循守舊，相當於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可我們這裏的鄉黨之爭卻是以霸山頭爭位子搞集團利益為主業。”
“那麽成立校友會也不過是多了一個利益集團與這些鄉黨們抗衡吧，我覺得這樣做會不會使矛盾越來越激化，使政治環境越來越惡劣？”我質問道。
“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其實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去年局裏給我套副主任科員待遇的時候，因名額有限，需要刪去一兩個人，所以隻好由局黨委開會討論。蔣局、何局推薦的都是各自本鄉本土的人，而譚局推薦了我，我與譚局並不深交，但因為大家都是幹部子弟的出身，所以他推薦了我，於是按照所謂的名主集中製的原則，蔣局推薦的兩個人選，何局推薦的一個人選，譚局推薦的一個人選都送上去報批。這就是所謂的黨內民主與一團和氣，我相信他們在選拔副科實職幹部的時候用的也應該是這樣的民主原則，我們俗稱：“分豬肉”。不過最近你們上級部門好像把提拔領導幹部的權利都收了上去，表麵上看是杜絕了下麵的**，其實是變相的**集中化，不過這樣也好，可以節省紀檢監察部門辦案的行政成本，要查就查那幾個實權的上級領導好了，不過查不查得動就見仁見智了。”
我笑著說：“你說的這些現象，我也有些體會，我不反對咱們幹部子弟互相幫助，但狼狽為『奸』就不好了，民主的國家也允許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群體為自己本群體的利益向『政府』進行訴求，而利益群體之間最好的平衡狀就是彼此勢力相當，所以一些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民意支持率懸殊很大又或者全民的投票率下降，這就不是什麽好現象了，因為人民對某黨有偏見或者不太關心政治就意味著互相監督力量的下降，民主開始偏離平衡狀態。當然民意支持率低的黨派會通過調整施政方針的宣傳口號或者攻擊對方軟肋等等手段來獲取民意支持率的上升，這就是一個循環監督、交叉監督、立體監督和自我修複改良的過程，我們不要整天去攻擊別人花了多少人力財力來搞競選，我們應該反省在缺乏有效監督機製下的貪汙**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從經濟學、從社會學、投資學等科學角度來看，我們的行政成本是別人的幾十倍。行政成本的最低化和行政效果的最優化才是我們行政機構改革的主要目標，如果隻是進行硬件上的精簡而不對軟件進行優化升級則無異於雪上加霜。你知道中國封建帝國社會從秦王朝到清王朝上千年來都走不上民主道路的原因嗎？道理其實很簡單，帝王思想下的集權社會難有民主成長的土壤。就拿“民主”風氣比較開放的唐朝來說吧，“牛李黨爭”從民主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好現象，但中國人的本『性』裏有一種很強烈的占有**，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皇帝是個榜樣，大臣們自然很好學，所以牛黨的人當勢，李黨的很多人就被貶官借此把他們驅逐出權利的核心，而李黨的人當權情形則反過來，眼裏容不下他人，就這樣的一個黨爭前後搞了幾十年，在這幾十年裏皇帝老兒的素質也不怎麽樣，誰符合自己的思想迎合自己就用誰，結果前後幾任皇帝因各自的喜好不同讓牛黨與李黨的勢力此消彼漲了幾個來回，怎樣都走不出這種現象的怪圈，放眼整個封建帝國的王朝，聰明的皇帝還知道在大臣裏麵玩平衡術，盡量分化和弱化朋黨的勢力，讓他們不成氣候。但皇帝從來都不懂得約束自己的權利，西方人有上帝中國人有皇帝，西方人做錯了事會向上帝懺悔，中國人做錯了事大可以心安理得，因為皇帝也經常做錯事。好不容易出了個孔子又被皇帝利用了，可悲啊！看來唯物主義不全好，唯心主義不全差。中國的皇帝是實實在在的，他（她）的權力是上天授予的，可皇帝的能力卻良莠不齊，於是帝國的管理就自然有好有壞了。”
這時侍從上了一道菜，美其名曰：三國鼎立。其實不過是三『色』拚盤罷了，但遊克仍然不放過這個借題發揮的機會。我看了看手表，快兩點了，於是拿起酒杯敬向遊克。交杯換盞間我坦言：“我不是什麽正人君子，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實在官場裏混的人都會有各自的出身背景，這就連我們的檔案裏都是要注明的，雖然我個人不是什麽階級成份論者，但主流的官方意識容不得你走出這片樹蔭的庇護，曾幾何時，幹部子弟在領導者的眼裏是讓人放心的下一代，在老百姓眼裏是衣食無憂的政治遺產繼承人。這種頑固意識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國幾千年的門閥製度給國人烙下的幾乎不可改變的思想誤區，但同樣有一句老話說得也很精彩，解鈴還需係鈴人，這個體製的症結是你締造的，也隻有你能夠解開它，改變它，使它更符合社會的發展。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朝代更替，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外族入侵，不管是藩王謀反還是權臣篡位，總是走不出體製的誤區，中國的中庸之道讓中國人總是被動的去接受新鮮的事物，這便是國人的劣根『性』，儒家思想與中央集權聯袂統治的封建王朝，難有製度上的創新，遙想當年的戊戌變法不過是在封建頑固體製內的一次死水微波，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洶湧來襲的民主思想下，在八國聯軍的鐵蹄下的一次斷臂療傷，我們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既是我們民族之魂延續千年的生命之泉，也同時成為了我們大國崛起的主要思想障礙，我們應該允許有“對立麵”的存在，因為它會像一麵鏡子折『射』出我們自身的缺陷，但也不必對這種缺陷進行遮掩，因為人民向『政府』提意見說明人民對這個『政府』還是有希望的，我們的領導層應該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舍生取義’。”
遊克也感歎道：“我雖給人印象遊滑，但卻還是有良心的，可我的思想比你消極，父輩們幾十年庸庸碌碌讓我感覺到官場的險惡和勢力，所以現在能占上父親一點餘蔭，有碗飯吃，也不敢發太多的牢『騷』，至於籌備校友會一事也是受人所托，而且所托之人來頭卻也不小，此公高居省委秘書長這一要職。”
我忍不住『插』話：“你說的是秦秘書長，他不正是我們廳第一任廳長的三公子？他可是我們子弟中學的大師兄啊！不過他可是當年省委陳副書記現在的人大陳主任的利益接班人啊，說到底他還是‘陳派’的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