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不折騰的終極解釋
，我就賺不到錢，於是潛規則就出來了——如果不想繳那麽多稅，那就包紅包吧，但是盡管我包了紅包，他們還是可以隨時治我的罪，因為我的罪證還在他手裏，我隻有挨宰的份。話再說回娛樂業上來吧，如果國家的法律允許紅燈區，那麽我們以公司的名義來做『色』情業，我們繳的稅是直接入國庫的，而不是進了嚴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們要是敢找麻煩，至少我還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說白了就是——把黑社會浮出水麵，讓媒體讓民眾來監督，讓寬鬆的法律來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會了，頂多是個社團，而結社又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隻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最基本的權利。”
我苦笑道：“南總說得輕巧，不過你這套理念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運行，難免會走樣，不過大方向還是對的，就是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人民，形成民主監督的氛圍。我現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出發點隻能是把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實處，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會民主監督的氛圍，漸進式地改良中國的民主，而之前，蘇聯由上至下的改革，實踐證明是相對失敗的，而台灣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則是相對正確的，但是台灣在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切入的時機相當好，那時正好是在蔣經國治下的強人政治時代，國家的主要權力（類似於中國中央集權屬下的五權，前麵介紹過的五大武器）還沒有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掌控與挾製，這便為台灣實行五權分立營造良好的氛圍，另外台灣的外來族群與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對抗群體，這也為台灣實行兩黨製奠定了基礎，而中國的問題則相對複雜一些。首先，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兩個政治強人時代，都沒有有效地推行政治體製改革，並且社會還保留著危險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並且同時也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農民工。如果中國農民工利益集團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能夠形成天然的利益對抗集團，倒也是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國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這種社會形態雖然打破了帝製的形態，卻沒有打破帝製的結構，於是骨子裏還有遺傳基因，這便導致掌控國家政治經濟命脈的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如果要從根本上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會損害到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關鍵的地方是——他們怕推行民主以後被人民清算，所以他們不惜動用國家權力機關，打著維護穩定的旗幟，對爭取權益的人民進行鎮壓，而更吊詭之處在於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類似於以前的皇權）可能被官僚資產階級架空或者是挾製，那麽中國若在不是政治強人時代冒然推行觸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政治體製改革，其結果就有可能像光緒帝的百日維新那樣的下場，在政治強人時代之後的階段，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似乎成為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如果不聽話，就換掉。在中國的曆史上以皇權對抗體製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換下麵的大臣，可以增設刪減機構，但是他動不了這套體製，他若是貪戀皇權貪圖富貴，甚至還要把這套體製玩得龍飛鳳舞，但是也有一心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們往往是觸怒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
後連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談去推行什麽改革了。所以這也說明了中國為什麽一直都在重複著由秦朝便開始實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這種模式也是造成中國的朝代興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尋找改變這種模式的方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喜歡作秀，現在老百姓強烈要求改革，於是官僚資產階級便開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過的機構增設刪減的舊瓶裝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圖疏導民怨，但是民怨若是這麽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礙改革的關鍵就在於——老百姓越強烈譴責**，**集團就越要用反腐秀來疏導民怨，並且還會祭上幾個大貪官來泄民怨，於是這就陷入了曆史的魔咒——這個國家的道德體係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係之上，總是以道德的譴責作為理順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贖罪和包容的一麵，於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誰都有原罪，誰都有陰暗麵，於是大家都爭奪偽道德的製高點來批判別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誰的社會地位高誰就最有話語權去批判別人甚至是奴役別人的社會陋習。這也是造成中國政治模式層層集權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道德體係的基本麵還是好的，缺的卻是西方的贖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騰，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爭，興許憲法賦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權利就會慢慢地得到真正地體現。等權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構成熟了，再清算他們也不遲。”
這似乎成為了我一個人演講，南總作為一個旁聽者卻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感歎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來a局對我是個威脅啊，你讓我原有的自信心幾乎崩潰，我這個人惜才，若是張局覺得在體製裏呆著不舒服，過來做我的二當家。”
我說：“我也佩服南總的盜亦有道，不過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們做完大事以後，奪回了生意，往後還得憑著良心來做事。”
第二天的工作例會上，我提出與醫科大學醫院的心理門診掛鉤，在工會內設幹部心理治療室的提議，目的是緩解幹部的工作壓力，以及治療心理上的一些疾病。但是何局以經費緊張的借口推脫掉了，我沒有明著與他爭辯，心裏卻好笑——局裏麵光是接待費用，一年就是八百萬，這還不包括一些『亂』七八糟、無中生有、畫蛇添足的行政開支，而心理治理的費用估計一年也用不到兩百萬，但卻能夠化解幹部與領導之間的一些矛盾，排除一些幹部的心理困『惑』，是實實在在用在刀刃上的錢，若是幹部心理健康，估計也不會有人再去燒你何局的車，往你家裏扔汽油瓶啊，甚至極端者還可能拿把槍出來頂著你的腦袋啊！你這車也值五十萬吧，不過你的命似乎更值錢啊，而你何局卻為了顧及單位的麵子而隱瞞不報，不知道這筆賬你是怎麽算的？我忽然領悟到，在這樣的體製內，大部分的經費開支都是在為“領導得實惠“做遮掩，也就是說，充門麵的錢，擺闊的錢，為領導營造舒適環境的錢，利於領導收取回扣的錢，花起來是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的。我甚至還從同僚們偽善的眼神中看出他們不懷好意的微笑，那微笑裏的涵義竟然是——你小子又在想著法子撈回扣了吧，不過何局不看你的數，你小子算是沒戲了。
，我就賺不到錢，於是潛規則就出來了——如果不想繳那麽多稅，那就包紅包吧，但是盡管我包了紅包，他們還是可以隨時治我的罪，因為我的罪證還在他手裏，我隻有挨宰的份。話再說回娛樂業上來吧，如果國家的法律允許紅燈區，那麽我們以公司的名義來做『色』情業，我們繳的稅是直接入國庫的，而不是進了嚴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們要是敢找麻煩，至少我還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說白了就是——把黑社會浮出水麵，讓媒體讓民眾來監督，讓寬鬆的法律來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會了，頂多是個社團，而結社又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隻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最基本的權利。”
我苦笑道：“南總說得輕巧，不過你這套理念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運行，難免會走樣，不過大方向還是對的，就是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人民，形成民主監督的氛圍。我現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出發點隻能是把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實處，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會民主監督的氛圍，漸進式地改良中國的民主，而之前，蘇聯由上至下的改革，實踐證明是相對失敗的，而台灣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則是相對正確的，但是台灣在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切入的時機相當好，那時正好是在蔣經國治下的強人政治時代，國家的主要權力（類似於中國中央集權屬下的五權，前麵介紹過的五大武器）還沒有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掌控與挾製，這便為台灣實行五權分立營造良好的氛圍，另外台灣的外來族群與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對抗群體，這也為台灣實行兩黨製奠定了基礎，而中國的問題則相對複雜一些。首先，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兩個政治強人時代，都沒有有效地推行政治體製改革，並且社會還保留著危險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並且同時也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農民工。如果中國農民工利益集團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能夠形成天然的利益對抗集團，倒也是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國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這種社會形態雖然打破了帝製的形態，卻沒有打破帝製的結構，於是骨子裏還有遺傳基因，這便導致掌控國家政治經濟命脈的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如果要從根本上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會損害到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關鍵的地方是——他們怕推行民主以後被人民清算，所以他們不惜動用國家權力機關，打著維護穩定的旗幟，對爭取權益的人民進行鎮壓，而更吊詭之處在於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類似於以前的皇權）可能被官僚資產階級架空或者是挾製，那麽中國若在不是政治強人時代冒然推行觸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政治體製改革，其結果就有可能像光緒帝的百日維新那樣的下場，在政治強人時代之後的階段，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似乎成為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如果不聽話，就換掉。在中國的曆史上以皇權對抗體製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換下麵的大臣，可以增設刪減機構，但是他動不了這套體製，他若是貪戀皇權貪圖富貴，甚至還要把這套體製玩得龍飛鳳舞，但是也有一心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們往往是觸怒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
後連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談去推行什麽改革了。所以這也說明了中國為什麽一直都在重複著由秦朝便開始實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這種模式也是造成中國的朝代興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尋找改變這種模式的方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喜歡作秀，現在老百姓強烈要求改革，於是官僚資產階級便開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過的機構增設刪減的舊瓶裝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圖疏導民怨，但是民怨若是這麽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礙改革的關鍵就在於——老百姓越強烈譴責**，**集團就越要用反腐秀來疏導民怨，並且還會祭上幾個大貪官來泄民怨，於是這就陷入了曆史的魔咒——這個國家的道德體係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體係之上，總是以道德的譴責作為理順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贖罪和包容的一麵，於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誰都有原罪，誰都有陰暗麵，於是大家都爭奪偽道德的製高點來批判別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誰的社會地位高誰就最有話語權去批判別人甚至是奴役別人的社會陋習。這也是造成中國政治模式層層集權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道德體係的基本麵還是好的，缺的卻是西方的贖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騰，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爭，興許憲法賦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權利就會慢慢地得到真正地體現。等權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構成熟了，再清算他們也不遲。”
這似乎成為了我一個人演講，南總作為一個旁聽者卻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感歎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來a局對我是個威脅啊，你讓我原有的自信心幾乎崩潰，我這個人惜才，若是張局覺得在體製裏呆著不舒服，過來做我的二當家。”
我說：“我也佩服南總的盜亦有道，不過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們做完大事以後，奪回了生意，往後還得憑著良心來做事。”
第二天的工作例會上，我提出與醫科大學醫院的心理門診掛鉤，在工會內設幹部心理治療室的提議，目的是緩解幹部的工作壓力，以及治療心理上的一些疾病。但是何局以經費緊張的借口推脫掉了，我沒有明著與他爭辯，心裏卻好笑——局裏麵光是接待費用，一年就是八百萬，這還不包括一些『亂』七八糟、無中生有、畫蛇添足的行政開支，而心理治理的費用估計一年也用不到兩百萬，但卻能夠化解幹部與領導之間的一些矛盾，排除一些幹部的心理困『惑』，是實實在在用在刀刃上的錢，若是幹部心理健康，估計也不會有人再去燒你何局的車，往你家裏扔汽油瓶啊，甚至極端者還可能拿把槍出來頂著你的腦袋啊！你這車也值五十萬吧，不過你的命似乎更值錢啊，而你何局卻為了顧及單位的麵子而隱瞞不報，不知道這筆賬你是怎麽算的？我忽然領悟到，在這樣的體製內，大部分的經費開支都是在為“領導得實惠“做遮掩，也就是說，充門麵的錢，擺闊的錢，為領導營造舒適環境的錢，利於領導收取回扣的錢，花起來是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的。我甚至還從同僚們偽善的眼神中看出他們不懷好意的微笑，那微笑裏的涵義竟然是——你小子又在想著法子撈回扣了吧，不過何局不看你的數，你小子算是沒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