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走在長安城的街道上,鄭麗琬靠著窗戶沉吟不語。


    一旁的阿碧不解道:“娘子,明明謝學士已經出了大理寺,再等等他肯定會回來,你何必著急走呢?”


    “走與留有什麽區別嗎?”


    阿碧嘟嘴道:“娘子,你這是口不對心,你明明想見謝學士的……”


    鄭麗琬微微蹙眉,臉上迅速閃過一絲紅暈。


    “娘子是因為杜夫人的緣故?”


    鄭麗琬道:“他們一家子團聚,我們在不合適。”


    “娘子……你為謝學士做了那麽多,甚至有損名節,就這麽走了……至少該留下等謝學士說句謝謝,或者……”阿碧似乎很為自己主人感到不值,而且還有更長遠大膽的想法。


    鄭麗琬輕輕搖頭,如果他真的有心,離開應該比留下更好,不是嗎?


    隻是……


    也不知是想到了某些害羞的事情,還是因為有人念叨的緣故,鄭麗琬隻覺得耳根滾燙……


    ……


    一切突然似乎都平靜下來,李唐皇室在歡慶東宮嫡長孫的誕生。


    馬周負責調查杜伏威一案,有條不紊;而謝逸和孫思邈的牛痘實驗進展也很不錯。


    十名參與實驗的死囚在不斷安撫和照顧下,全部熬過了牛痘發作時的高熱,隻有兩人因為沒管住自己的手,撓破了痘痘,在臉上留下了麻點疤痕,卻無傷大雅。


    這樣的實驗結果,實在喜人,連謝逸都覺得驚訝,即便是後世恐怕也不見得能有如此完美的效果。


    當然了,這是建立在自己和孫思邈悉心周到的照顧醫治。以及完善的衛生條件。


    真的大規模推廣開來,鑒於具體操作的環境和操作者的技術等因素,肯定會有人犧牲。尤其是在最初推廣階段。沒有經驗可循,最容易出現此類問題。難以避免。


    接下來,便是實驗這些人是否如願獲得抗體。


    讓他們在密閉的房間裏接觸天花患者用過的衣服,餐區器皿,甚至是搬運掩埋因天花亡故的死屍。


    十天過後,這些人並無異常!


    孫思邈徹底鬆了口氣,歎道:“謝學士果然奇思妙想,此法可行,往後天下再無天花惡疾。挽救生靈不知幾何,功德無量啊!”


    “哪裏,佛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等普度行善之事實應該的。”話音落地,謝逸訕笑道:“忘了孫神仙信奉三清,提及佛家名言有些不妥當。”


    “嘿嘿,隻要在理,不管是佛陀經文,還是道祖所言,都當遵從提倡。何分彼此?”孫思邈笑道:“佛道兩家都講究慈悲,濟世救人,仁慈行善總是沒錯的。”


    謝逸道:“確實是這個道理。百姓生活不易,能少受些病痛折磨自然最好不過;實驗結果如此,算有療效,先在同州開始推行吧,眼看夏日將至,天氣一旦熱起來,疫情傳播會加劇,須得及早遏製。”


    “好!”孫思邈表示讚同,隨後便通過宰相房玄齡。將實驗結果上報朝廷。


    李世民自然是高興萬分,當即令孫思邈和謝逸向太醫署。戶部調派的醫官教授牛痘之法,令其前往同州與鄰近州縣率先推行。


    三省六部的朝臣們也都鬆了口氣。肆虐的天花總算能夠有效控製,更可以永久滅亡天花之害,意義非常重大。


    不過凡事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人高興,自然也有人不悅。比如李孝恭、李承乾等人,他們隱約期盼,如果牛痘實驗失敗,謝逸剛剛好轉的處境可能會迅速惡化,甚至可以尋機重新給予沉重打擊。


    在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李世民之所以轉變態度,很大程度上與天花有關。


    可惜事與願違,牛痘成功,謝逸等於立下不世奇功,縱然有些小過錯,也可以將功折罪,將功補過。


    更為重要的是,謝逸在大唐君臣乃至百姓麵前表現出其特有的價值和意義。不過一兩年時間,他已經為大唐解決了吃飯和瘟疫問題。


    也許在未來漫長的歲月裏,他那顆靈光異常的腦子裏,又會蹦出許多奇思妙想,又會解決很多麻煩。


    哪怕隻為這樣一個期許,皇帝便絕對舍不得殺了他,隻要他不打算用這些手段來謀逆,顛覆大唐。


    更何況在民間,謝逸的聲望越來越高,“為瑞不宜多”的善舉仍就多有稱讚;這次又搗鼓出牛痘,預防天花這等可怕的瘟神。


    據說在同州當地,有人聞訊後痛哭零涕,朝著長安的方向叩頭感謝謝學士和孫神仙。長安城裏,不再人心惶惶的百姓也對謝學士多有讚許和感激。


    民意難違,這話頗有道理。


    這等情況下,朝廷如果還一意孤行要殺了謝逸,恐怕老百姓都不會答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可是李世民的名言。


    更為重要的是,馬周的調查審理也出結果了。


    根據弘文館與秘書監記錄的檔案文書,並詢問當年的人證,馬周得出結論,當年輔公祏叛唐,身在長安的杜伏威不知情,更不曾參與。


    至於所謂杜伏威幕後主使的說法,馬周篤定是輔公祏為了鼓動江淮軍諸多將領,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濫手段,偽造了所謂的杜伏威“密令”。


    實際上,杜伏威遠在長安,根本不知情。


    後來是輔公祏見大勢已去,向李孝恭誣告,所謂的證據“密令”乃是偽造之物,便是當年欺騙杜伏威義子王雄誕的那封,同時還誣告了從長安返回的闞棱的。


    但馬周詳細調查,得知當時闞棱積極參與平叛,正是因為他的威名,震懾了江淮軍,致其軍心渙散。


    如此行為,怎能是謀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將的證詞,還有當時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國公,並州大都督長史李績作證,真實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認定有罪,除了輔公祏的那份偽造的密令,便是闞棱所謂的謀反。


    現在兩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謀反的說辭還能成立嗎?


    隻是事已至此,誰來為當年的事情負責呢?雖說是有人誣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終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誰敢說這是李淵的錯呢?


    所以啊,這個過錯與罪責似乎隻能有呈報主辦者,當年的趙郡王,今日的河間郡王李孝恭承擔?


    隻是罪名該如何定論,馬周不由有些犯難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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