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31日，愛因斯坦來到了上海。
因為在德國受到了謀殺的威脅，他從七月份開始離開柏林，進行了一趟環球訪問，沿途訪問了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日本。
上海並不在他訪問的城市之列，隻是在前往日本的時候途徑了上海。
愛因斯坦應日本改造社邀請，赴日講學，乘日本船“北野丸”號於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抵達上海。
也就是在這一天，瑞典駐上海總領事通知愛因斯坦獲得了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此後，他在上海“一品香”吃飯，到上海“小世界”聽昆曲，遊覽城隍廟、豫園等地。
下午6時，中國文化教育界畫家王振在家中設宴招待愛因斯坦夫婦。
參加這次宴會的有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哈爾、同濟大學校長德國人斐司德夫婦，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婦，大阪每日新聞社村田。
上海方麵出席這次宴會的除王振外，還有大公報經理曹穀兵、總編張計鸞，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仁、浙江法政學校教務長應拾夫婦及其女兒應惠德等人。
宴會晚上九點結束，淩晨時分，愛因斯坦就離開上海，前往日本。
這次愛因斯坦在上海逗留的時間極短，卻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各家報紙都刊登了愛因斯坦的消息，主要還是因為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林子軒並沒有參與其中，11月13日晚上他去了上海大學教師的聚餐會。
主要原因是這次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是日本改造社邀請的，在上海的行程安排也是日本人主導，林子軒和日本人的關係頗為僵硬，也就沒有去湊熱鬧。
愛因斯坦在日本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也是唯一邀請過愛因斯坦講學的亞洲國家。
日本是以國家元首級的禮節來接待愛因斯坦的，日本的天皇和皇後在皇宮裏隆重接見了愛因斯坦。
他在東京的第一場講座，就有近2500位民眾買票出席，接下來又在多個城市舉辦了講座，幾乎場場爆棚。
日方按照門票的收入給愛因斯坦提成，最後總共給了他2000英鎊的酬薪。
也就是說，愛因斯坦在日本講學五周，共獲得5000美元左右的報酬，可謂是獲利豐厚。
愛因斯坦於12月27日乘坐“榛名丸”號返回歐洲，31日上午11時再次途經上海。
這一次，上海的各國使節和中外學者們更為熱情，邀請愛因斯坦在上海演講，並和中國知識界的精英進行交流。
沒有了日本人的介入，林子軒作為上海的社會名流，也參加了歡迎晚宴。
其實，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賠事先得知愛因斯坦訪日的消息，就通過中國駐德大使館向愛因斯坦正式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順路來北大講學。
1922年6月下旬，蔡元賠收到從中國駐德使館轉來的愛因斯坦的回信，信中愛因斯坦欣然同意訪問日本結束後，到北大做兩個星期的訪問，並提出了很高的酬金要求。蔡元賠通過多種努力終於籌集到了足夠的資金，他和北大這邊熱切盼望著愛因斯坦的到來，並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可是到了1923年元旦這天，蔡元培收到了愛因斯坦12月22日發自日本的信，告知他把計劃訪問中國的時間用在了日本講學，因為下麵還要去西班牙等國訪問，取消了北大之行。愛因斯坦算是放了北京大學的鴿子。
在31日晚上的歡迎晚宴上，上海的學者名流們濟濟一堂，他們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這個話題可以說是科學界的熱點，也是愛因斯坦的重要研究成果。
林子軒不由得在心裏吐槽，就算愛因斯坦講了相對論，在這個時代的科學界，也沒有幾位科學家真正能明白。
就算來自後世，林子軒也不懂相對論，和這位大科學家沒什麽共同語言。
而且，他也不敢和愛因斯坦交流太多。
這可是一位絕頂聰明的科學家，林子軒怕自己說出什麽來影響到這位大科學家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於這種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還是敬而遠之的好。
想想看，萬一因為林子軒和愛因斯坦說了大炸彈的事情，讓德國人先研製出了原子彈，那這個世界如何發展就很難想象了。
所以，他隻是在遠處看著。
此時的愛因斯坦還沒有以後那種瘋狂科學家的造型，看起來較為正常，他才43歲，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正是人生最為風光的時候。
在和中國學者交流的過程中，愛因斯坦思維清晰，談吐得體。
看的出，他似乎不太想談論科學方麵的話題，可能是覺得我就算說了你們也聽不懂，就不太想解釋，反而對中國的事情頗為感興趣，不時詢問上海的民生問題。
但中國學者不願意放過這個了解最先進科學理論的機會，依舊抓住相對論不放。
後來，愛因斯坦在旅行日記中這樣描述在上海的見聞。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特別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
這就是愛因斯坦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印象，也是他對中國知識界的看法。
就算林子軒躲在後麵，還是被人關注到。
林子軒怎麽說也是享譽世界的小說家，在別人看來，這應該是兩個世界級的學者進行一場激烈而有趣的思想辯論，從而擦出思想的火花。
但林子軒一直沉默不語，而愛因斯坦又不願意多談他的科學理論，導致場麵雖然熱鬧，卻有了些尷尬。
終於有人開始想激發大科學家和大文學家之間的化學反應，造就一樁東西方知識精英思想大碰撞的佳話，以供大家日後閑聊的談資。
“林先生，你對相對論怎麽看？”一位報社的主編高聲問道。
因為愛因斯坦在場，為了表示尊重，大家說話用的都是英語，有些喜歡顯擺的還說德語。
這個問題讓在場的學者們安靜下來，等待著林子軒的回答，想看看這位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會有什麽新奇的見解。
還是躲不過去啊！
林子軒不願意在科學的問題上糾纏，但他不乏急智，你講科學，我講科幻好了。
“我是寫小說的，不懂科學。”林子軒聲明道，“愛因斯坦先生，我對一件事非常好奇，當一架飛機的速度超過光速的時候會發生什麽事情？會不會引起時間倒流？我們有沒有可能進行時間旅行？”
因為在德國受到了謀殺的威脅，他從七月份開始離開柏林，進行了一趟環球訪問，沿途訪問了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日本。
上海並不在他訪問的城市之列，隻是在前往日本的時候途徑了上海。
愛因斯坦應日本改造社邀請，赴日講學，乘日本船“北野丸”號於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抵達上海。
也就是在這一天，瑞典駐上海總領事通知愛因斯坦獲得了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此後，他在上海“一品香”吃飯，到上海“小世界”聽昆曲，遊覽城隍廟、豫園等地。
下午6時，中國文化教育界畫家王振在家中設宴招待愛因斯坦夫婦。
參加這次宴會的有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哈爾、同濟大學校長德國人斐司德夫婦，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婦，大阪每日新聞社村田。
上海方麵出席這次宴會的除王振外，還有大公報經理曹穀兵、總編張計鸞，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仁、浙江法政學校教務長應拾夫婦及其女兒應惠德等人。
宴會晚上九點結束，淩晨時分，愛因斯坦就離開上海，前往日本。
這次愛因斯坦在上海逗留的時間極短，卻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各家報紙都刊登了愛因斯坦的消息，主要還是因為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林子軒並沒有參與其中，11月13日晚上他去了上海大學教師的聚餐會。
主要原因是這次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是日本改造社邀請的，在上海的行程安排也是日本人主導，林子軒和日本人的關係頗為僵硬，也就沒有去湊熱鬧。
愛因斯坦在日本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也是唯一邀請過愛因斯坦講學的亞洲國家。
日本是以國家元首級的禮節來接待愛因斯坦的，日本的天皇和皇後在皇宮裏隆重接見了愛因斯坦。
他在東京的第一場講座，就有近2500位民眾買票出席，接下來又在多個城市舉辦了講座，幾乎場場爆棚。
日方按照門票的收入給愛因斯坦提成，最後總共給了他2000英鎊的酬薪。
也就是說，愛因斯坦在日本講學五周，共獲得5000美元左右的報酬，可謂是獲利豐厚。
愛因斯坦於12月27日乘坐“榛名丸”號返回歐洲，31日上午11時再次途經上海。
這一次，上海的各國使節和中外學者們更為熱情，邀請愛因斯坦在上海演講，並和中國知識界的精英進行交流。
沒有了日本人的介入，林子軒作為上海的社會名流，也參加了歡迎晚宴。
其實，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賠事先得知愛因斯坦訪日的消息，就通過中國駐德大使館向愛因斯坦正式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順路來北大講學。
1922年6月下旬，蔡元賠收到從中國駐德使館轉來的愛因斯坦的回信，信中愛因斯坦欣然同意訪問日本結束後，到北大做兩個星期的訪問，並提出了很高的酬金要求。蔡元賠通過多種努力終於籌集到了足夠的資金，他和北大這邊熱切盼望著愛因斯坦的到來，並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可是到了1923年元旦這天，蔡元培收到了愛因斯坦12月22日發自日本的信，告知他把計劃訪問中國的時間用在了日本講學，因為下麵還要去西班牙等國訪問，取消了北大之行。愛因斯坦算是放了北京大學的鴿子。
在31日晚上的歡迎晚宴上，上海的學者名流們濟濟一堂，他們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這個話題可以說是科學界的熱點，也是愛因斯坦的重要研究成果。
林子軒不由得在心裏吐槽，就算愛因斯坦講了相對論，在這個時代的科學界，也沒有幾位科學家真正能明白。
就算來自後世，林子軒也不懂相對論，和這位大科學家沒什麽共同語言。
而且，他也不敢和愛因斯坦交流太多。
這可是一位絕頂聰明的科學家，林子軒怕自己說出什麽來影響到這位大科學家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於這種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還是敬而遠之的好。
想想看，萬一因為林子軒和愛因斯坦說了大炸彈的事情，讓德國人先研製出了原子彈，那這個世界如何發展就很難想象了。
所以，他隻是在遠處看著。
此時的愛因斯坦還沒有以後那種瘋狂科學家的造型，看起來較為正常，他才43歲，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正是人生最為風光的時候。
在和中國學者交流的過程中，愛因斯坦思維清晰，談吐得體。
看的出，他似乎不太想談論科學方麵的話題，可能是覺得我就算說了你們也聽不懂，就不太想解釋，反而對中國的事情頗為感興趣，不時詢問上海的民生問題。
但中國學者不願意放過這個了解最先進科學理論的機會，依舊抓住相對論不放。
後來，愛因斯坦在旅行日記中這樣描述在上海的見聞。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特別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
這就是愛因斯坦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印象，也是他對中國知識界的看法。
就算林子軒躲在後麵，還是被人關注到。
林子軒怎麽說也是享譽世界的小說家，在別人看來，這應該是兩個世界級的學者進行一場激烈而有趣的思想辯論，從而擦出思想的火花。
但林子軒一直沉默不語，而愛因斯坦又不願意多談他的科學理論，導致場麵雖然熱鬧，卻有了些尷尬。
終於有人開始想激發大科學家和大文學家之間的化學反應，造就一樁東西方知識精英思想大碰撞的佳話，以供大家日後閑聊的談資。
“林先生，你對相對論怎麽看？”一位報社的主編高聲問道。
因為愛因斯坦在場，為了表示尊重，大家說話用的都是英語，有些喜歡顯擺的還說德語。
這個問題讓在場的學者們安靜下來，等待著林子軒的回答，想看看這位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會有什麽新奇的見解。
還是躲不過去啊！
林子軒不願意在科學的問題上糾纏，但他不乏急智，你講科學，我講科幻好了。
“我是寫小說的，不懂科學。”林子軒聲明道，“愛因斯坦先生，我對一件事非常好奇，當一架飛機的速度超過光速的時候會發生什麽事情？會不會引起時間倒流？我們有沒有可能進行時間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