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鴻升用倭國人打倭國人的法子，其實在現如今的倭國，具有十分便利的社會曆史條件。
可以說，倭國現下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倭國必須解決大貴族與平民、部民、奴隸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若不解決，將危及倭國皇室的統治根本。
在原本的曆史上，倭國通過遣唐使從大唐獲取了先進的規製，進行了大化改新，通過相對緩和一些的手段，解決了這一矛盾。雖然，這過程中也有蘇我氏的血，可相比於“百姓自己來爭取消除這種矛盾”的結果而言，是緩和了不少的。
而現在，夏鴻升其實想要做的，是通過比較激化的手段，去解決倭國社會中的這種矛盾，使之符合大唐現如今的社會環境。而這這個過程中，使大唐成為了“帶給平民、部民和奴隸利益”的人，因而收攏人心。倭國貴族則成了阻礙這些利益的人，於是在大唐的一係列政策的驅使下，讓倭國平民在大唐的領導下對抗倭國貴族，使倭國貴族“陷入人民戰爭的海洋”。同時也可以是大唐在這個過程中，直接瓦解倭國固有的體係，而重新建立大唐的體係，使倭國社會迅速過渡到大唐社會。
這個計劃，因其利用了曆史必定的趨勢，因而必定會成功。
因為這是建立在倭國的社會曆史意義上麵的計劃。
倭國是由幾個大島和若幹小島組成的國家。在古時候，這種島國的特點之一是內部矛盾必須自己來解決，外部勢力很難加以幹涉，大海在那時還是人們與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礙。
公元三世紀以後，日本本州地區出現了一個較大的政權——大和國。大和國原來局限於本州島中部的大和地區。在不斷的擴張中，大和國逐漸占領鄰近地區，領土越來越大。
五世紀時，這個國家已經統一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地區，今天的日本國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天皇。
大和國家在擴張過程中，不斷占有周圍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並將其分配給皇室成員和大貴族。大和國家把土地分為屯倉和田莊兩部分，前者屬於皇室，後者屬於貴族。同時勞動人民也被分成兩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隸，主要用於家內勞動，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於生產勞動。
所謂部民，是在大和國家向外征服的過程中，一些歸順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體安置下來，保留了原來的部落組織，在原有土地上繼續生活，有許多仍保留著原來的原始血緣關係；此外還有一些專門從事專業生產的部，其勞動者也稱作部民。按照分類，從事農業生產的稱作田部、米部，在手工業或其他行業從事生產的總稱作品部，在品部內又按照行業的不同分為衣縫部、鍛冶部等。在大貴族田莊從事特殊勞動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產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財產。主人不得隨意殺害或買賣部民，但可以象對待奴隸一樣把他們作為禮物送給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隸區別不大。
在當時，部民和奴隸大約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貴族和部民之間是大批平民，他們的地位由於財產的變化也在變化，時刻有淪為部民的危險。大和國家在基本上統一了全國之後，失去了繼續向外擴張的地理環境，內部開始了爭奪。一些較大的貴族極力想獨自控製中央政權，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六世紀之前，比較強大的物部氏控製朝政。後來新興的蘇我氏強大起來，打敗了物部氏，奪得了中央的控製權，扶植有利於自己的天皇。
蘇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麵的中小貴族也在瘋狂地兼並土地，殘酷地剝削部民，許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剝奪，土地和財富不斷集中，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奴隸、部民和平民紛紛起來造反，抗稅逃亡。
縱觀眼下這個時代，倭國的整個社會已處於混亂狀態。
倭國的統治階級不得不考慮如何找出更好的統治方法，以取代過時的部民製。於是倭國嚐試吸取別國的改革，尋求一種出路。向中國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就是倭國尋求這種出路的最重要的一個途徑。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倭國的確是找對了方向——當然，這是在原本的曆史上。
但是現在，曆史線改變了。倭國用不著去尋求出路了。因為大唐來了！
夏鴻升就是利用倭國社會的這種混亂，引導倭國平民，將大唐塑造為倭國百姓從大貴族手中奪取一些利益的代表者。從而使倭人中的平民百姓擁戴大唐，可以達到一石三鳥的效果——既使大唐收獲了民心，又達到了驅使倭人對抗倭人的目的，還借助倭國固有體係動亂的時候，建立起符合大唐利益和統治的新社會文化及政治體係。
這不是有現成兒的模板嘛！
原本的曆史線上，十幾年後，倭國國主會同貴族中臣鐮足合謀發動政變，殺死蘇我入鹿，年邁的蘇我蝦夷自殺，大權終於回歸倭國天皇的手中。然後，倭國天皇效仿唐製，頒布了一些列的措施，史稱“大化改新”，終於使倭國進入封建社會，成為了中央集權國家。
隻需要將“大化改新”的內容加以修改，修改成更加符合大唐的利益，更加接近大唐的規製，更加適於大唐控製倭國的措施，頒布出去就行了。雖說仍舊是封建性質的東西，可是比之倭國平民先前卻好了太多。
夏鴻升思索了一路，從李孝恭處到自己住的地方，短短的距離卻走到了大半夜。
回去之後，卻也沒有睡下，而是又讓齊勇多點了幾盞馬燈，放在桌前，然後俯身於案上，鋪開了紙張，提起了炭筆來，想了一下，然後落筆寫下了一行字來——大唐帝國東瀛道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未完待續。)
可以說，倭國現下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倭國必須解決大貴族與平民、部民、奴隸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若不解決，將危及倭國皇室的統治根本。
在原本的曆史上，倭國通過遣唐使從大唐獲取了先進的規製，進行了大化改新，通過相對緩和一些的手段，解決了這一矛盾。雖然，這過程中也有蘇我氏的血，可相比於“百姓自己來爭取消除這種矛盾”的結果而言，是緩和了不少的。
而現在，夏鴻升其實想要做的，是通過比較激化的手段，去解決倭國社會中的這種矛盾，使之符合大唐現如今的社會環境。而這這個過程中，使大唐成為了“帶給平民、部民和奴隸利益”的人，因而收攏人心。倭國貴族則成了阻礙這些利益的人，於是在大唐的一係列政策的驅使下，讓倭國平民在大唐的領導下對抗倭國貴族，使倭國貴族“陷入人民戰爭的海洋”。同時也可以是大唐在這個過程中，直接瓦解倭國固有的體係，而重新建立大唐的體係，使倭國社會迅速過渡到大唐社會。
這個計劃，因其利用了曆史必定的趨勢，因而必定會成功。
因為這是建立在倭國的社會曆史意義上麵的計劃。
倭國是由幾個大島和若幹小島組成的國家。在古時候，這種島國的特點之一是內部矛盾必須自己來解決，外部勢力很難加以幹涉，大海在那時還是人們與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礙。
公元三世紀以後，日本本州地區出現了一個較大的政權——大和國。大和國原來局限於本州島中部的大和地區。在不斷的擴張中，大和國逐漸占領鄰近地區，領土越來越大。
五世紀時，這個國家已經統一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地區，今天的日本國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天皇。
大和國家在擴張過程中，不斷占有周圍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並將其分配給皇室成員和大貴族。大和國家把土地分為屯倉和田莊兩部分，前者屬於皇室，後者屬於貴族。同時勞動人民也被分成兩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隸，主要用於家內勞動，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於生產勞動。
所謂部民，是在大和國家向外征服的過程中，一些歸順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體安置下來，保留了原來的部落組織，在原有土地上繼續生活，有許多仍保留著原來的原始血緣關係；此外還有一些專門從事專業生產的部，其勞動者也稱作部民。按照分類，從事農業生產的稱作田部、米部，在手工業或其他行業從事生產的總稱作品部，在品部內又按照行業的不同分為衣縫部、鍛冶部等。在大貴族田莊從事特殊勞動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產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財產。主人不得隨意殺害或買賣部民，但可以象對待奴隸一樣把他們作為禮物送給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隸區別不大。
在當時，部民和奴隸大約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貴族和部民之間是大批平民，他們的地位由於財產的變化也在變化，時刻有淪為部民的危險。大和國家在基本上統一了全國之後，失去了繼續向外擴張的地理環境，內部開始了爭奪。一些較大的貴族極力想獨自控製中央政權，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六世紀之前，比較強大的物部氏控製朝政。後來新興的蘇我氏強大起來，打敗了物部氏，奪得了中央的控製權，扶植有利於自己的天皇。
蘇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麵的中小貴族也在瘋狂地兼並土地，殘酷地剝削部民，許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剝奪，土地和財富不斷集中，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奴隸、部民和平民紛紛起來造反，抗稅逃亡。
縱觀眼下這個時代，倭國的整個社會已處於混亂狀態。
倭國的統治階級不得不考慮如何找出更好的統治方法，以取代過時的部民製。於是倭國嚐試吸取別國的改革，尋求一種出路。向中國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就是倭國尋求這種出路的最重要的一個途徑。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倭國的確是找對了方向——當然，這是在原本的曆史上。
但是現在，曆史線改變了。倭國用不著去尋求出路了。因為大唐來了！
夏鴻升就是利用倭國社會的這種混亂，引導倭國平民，將大唐塑造為倭國百姓從大貴族手中奪取一些利益的代表者。從而使倭人中的平民百姓擁戴大唐，可以達到一石三鳥的效果——既使大唐收獲了民心，又達到了驅使倭人對抗倭人的目的，還借助倭國固有體係動亂的時候，建立起符合大唐利益和統治的新社會文化及政治體係。
這不是有現成兒的模板嘛！
原本的曆史線上，十幾年後，倭國國主會同貴族中臣鐮足合謀發動政變，殺死蘇我入鹿，年邁的蘇我蝦夷自殺，大權終於回歸倭國天皇的手中。然後，倭國天皇效仿唐製，頒布了一些列的措施，史稱“大化改新”，終於使倭國進入封建社會，成為了中央集權國家。
隻需要將“大化改新”的內容加以修改，修改成更加符合大唐的利益，更加接近大唐的規製，更加適於大唐控製倭國的措施，頒布出去就行了。雖說仍舊是封建性質的東西，可是比之倭國平民先前卻好了太多。
夏鴻升思索了一路，從李孝恭處到自己住的地方，短短的距離卻走到了大半夜。
回去之後，卻也沒有睡下，而是又讓齊勇多點了幾盞馬燈，放在桌前，然後俯身於案上，鋪開了紙張，提起了炭筆來，想了一下，然後落筆寫下了一行字來——大唐帝國東瀛道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