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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說，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雖不象法律那樣具有明確的必須嚴格遵守的國家保障力，卻也是必須要遵守的，因為道德不單純是一個人的事兒，而是某個集體的成員共同認定的違反了必要受到譴責的一個標準。
前麵的講述曾經提過，在我老家那個閉塞的小地方，標準的形成往往要通過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而非開始就有這樣的標準。
碎話卻是人人都會說的，而且由於大家過多地關注其滑稽性和娛樂性，所以沒人會認為說碎話有什麽不好，千百年來一貫如此。
某一年，用村裏人的話說，“該當有事兒”——支書娶了鄰村最漂亮的一個女人為妻，這確是個人見人愛的女人，尤其是結婚那天經過了一番濃妝豔抹的她更是“了不得”，一句“了不得”就足以道出她當日無法形容的豔麗。
或許出於嫉妒，張半仙卻突然說了句“有什好，這女人一臉克夫相”。
盡管這隻是一句碎話，還是被村裏人悄悄傳了開來。
日子漸久了，為此暗暗操著心的人們卻發現，事實並非如張半仙所言，這個女人除了漂亮之外，與其他女人相比並無任何異樣，而且結婚不到一年就為支書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
於是，村裏人就開始譏諷張半仙，張半仙因此聲譽日下，家裏幾乎要斷了香火。
張半仙破例沒作太多辯駁，隻輕輕地說了句“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就是這麽一句被村裏多數人認為是詛咒的“走著瞧”，居然在二十幾年後也就是我考取民辦教師的當年得到了驗證：不僅支書那個又白又胖的小子居然越長越象一個矮冬瓜一樣的小老頭，而且支書事先沒有任何征兆地就下台了。
支書下台，在我們村可是頭等大事。這怎麽可能呢？幾乎每個人都在這樣說，眼睛裏分明盡是懷疑，可現實卻是支書實實在在地落選了，據說隻得了可憐的一票，盡管投票結束後所有的黨員都在竭力地表明有的甚至對天盟誓說投了支書的票，畢竟這些黨員多數是在他任期內發展起來的，盡管近十幾年他已不再有發展黨員的興趣而沒有再發展一個。
人是必須要有支柱的，喪失了權力支柱的支書仿佛一下子就蒼老了，隻有到這個時候，人們才發現他臉上的皺紋竟已是如是深，連走路居然也有些蹣跚。憶及他領導全村三十年的風光，無疑最容易博得無限的同情。
這同情或許就是人們感覺到必須應有的交待，因為支書在位的三十年間，我們村始終居於全鄉的領先地位，沒有功勞也該有苦勞的。
出於這樣的善意，人們自是不願再把過多的錯誤推給支書，即使那些曾因為他的嚴厲而憤憤不平的人，也極願意把問題歸結於張半仙的那句預言。
那個女人確是個不善的女人，據說支書不少的主意都來自於她，有如此事實為證：
隻要家裏來了客人，她總要斜倚著房門框斜視著客人，客人了解她的秉性總要邀她坐，她卻從來不坐。支書陪客人喝酒，喝多了話就多，她總會在關鍵的時候插上兩句一絲一毫也不會讓支書失態。
你瞧她，半老徐娘，據有心人說身上居然還透著濃濃的狐媚氣，這很容易就會讓人聯想到有了難事隻經過支書點頭肯定是辦不成的，必須首先要有她的允可。
如此看來，支書的下台必不完全因為支書，而是因為這個克夫相的女人！
女人的嘴無疑是伶俐的，少有人能辯得過他，隻要你有求於她，她總能搬出一大堆難辦的理由，而若是見了禮物卻又能夠立馬就眉開眼笑，更可惡的是事後必要拿到街上去說，且總一臉的不屑。人們恨極了她，自要以為是她禍害了支書，就暗暗地叫她“長舌婦”。
“長舌婦”在村裏是最不受歡迎的，若要按照自由從業者的界定，“長舌婦”所說的就是一些碎話，隻不過碎話過了頭就淪為“長舌”。
從此，不說碎話就成為村裏人一個公認的標準，必然地要以此加強對子孫後代的教育。
如此的教育讓我固執地把所有與工作無關的話全部認作了碎話，不僅從不說與工作無關的話，而且隻要別人提及我也會找理由躲開。
人都有從眾的心理，而且必須從眾，否則就與人有了隔閡。
前麵的講述中曾有提及，其時，人們顯然還沒有如此多的碎話，但這並不妨礙因為我的表現而讓我成為與眾不同的人。
與眾不同並不一定就是好事，至少在形式上不會有過命的朋友，往往要顯得孤單了些。
但或許也正因為這個與眾不同，大家就無需擔心碎話外泄，所以總喜歡在我麵前說一些碎話，甚至偶爾也會發發牢騷。
或許已經意識到這些碎話或牢騷的未來的不良反應，人們在說這些話或牢騷時必要再三地叮囑“千萬別外傳”，事實是，越這樣說話的人越容易外傳。
我自不會去外傳，因為我壓根兒就不關心因而也無法弄清這些碎話或牢騷的內容，但問題還是發生了：某一次極小範圍的談話顯然因為外傳而惹得校長大發雷霆，大家自是要盡力地追查泄密源。
人是不該了解太多事情的。我堅定地想，因為大家都在認真地表白自己而獨我不屑這樣做仿佛我就成了泄密源，盡管事實上表白最急的往往最可能就是泄密源。
其中的一位老兄最是嘴碎，經常地嘴裏念念有詞“抬頭老婆低頭漢悶悶地更厲害”，令我甚為反感，所以我就經常躲著他，難道“靠不起我還躲不起嗎”？
我常這樣想，可偏就有這樣的人：你越是躲著他，他卻非要往你身上靠，即使我終於向他動了怒，他仍是不改樣子，我就惡毒地把他的臉皮想象得跟地皮一樣厚。
他確有幾分門道，而且甚為熱心，同事們隻要難事有說出來，即使並非求他，他也會不遺餘力地幫，隻不過幫過之後必要炫耀一番，常常讓人尷尬不已。
這已不是嘴碎的問題，而是典型的口臭，其實目的也簡單，即盡力地貶低別人從而抬高自己。
——畢竟人家幫了你，即使尷尬也不便在麵子上表現出來，哪怕恨的牙癢癢也隻能在心裏痛罵不已。這人就是咱們前麵講述中曾提及的王維。
——人往往越是重視某事越容易受到幹擾，倘若做到置之不理，往往反而能夠多一片安寧。
迫於他顯赫的家境，又鑒於他自動地助阿秀聯係麵粉廠的功勞，我隻好對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策略，居然有明顯的收效。
這說明我所受的教育雖讓我有點兒與眾不同，卻也沒有讓我因此而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除了自我調劑之外，當然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碎話還是謹慎的小心翼翼的，而遠沒有現在這樣放肆。
我猜想，大概就是當時民辦教師居多的原因。
並非因為我曾是民辦教師而在為民辦教師說好話，任誰也不應該否認當年的民辦教師隻拿著微薄的關注卻幹著絲毫不少於公辦教師的活兒，單從學生的學業成績看前幾名的班級往往都是民辦教師任班主任的班級，而且前麵的講述中已經提及，由於對人身份的認同，大家的心態還算平衡，所以碎話仍是少數。
這就是當時的背景。
嚴格地講，碎話雖然是人情緒的一種宣泄，但這種宣泄必是有因由的，也就是說碎話的目的性。
細究起來，當時碎話的唯一指向就是關於人身份的轉變。
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其時雖沒有大麵積的轉正卻已有轉正意向的流露。
按照當時的規則，轉正還是按資排輩的，即必需要一定的工齡和職稱，而職稱則必需要一定的工作業績做基礎。
前兩者相對來說還是客觀的，而後者則有太多的主觀性。所以，後者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常常是碎話的根源。
且不說我之所以沒能轉正很大程度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隻說即使我沒能如願轉正也沒有太多的碎話，盡管當時為我鳴不平的聲音甚為高漲。
並非因為我有過高的風格，除了我所受的教育之外，還有我有所追求的原因。
我們不該否認碎話因無聊而生的事實，追求通常能夠轉移人的注意力而讓人真正忙起來，人隻有當真忙起來，才能最有效地抵製無聊，碎話必少，因為人做事必有目標而且必圍繞著這個目標去思去想去做。
我的表現，除了阿秀之外，不僅沒能贏得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反而讓我與同事之間愈加生分起來。
說起這個生分，當然不是象小孩子那樣隻要意見相左就要對罵甚至動起手來之後便是見了麵視若不見不說話更有甚者相互吐一口痰似乎才能解氣的那種，細品起來頗耐人尋味：他們先是極力地攛掇我去找去鬧，仿佛我的事兒就是他們的深仇大恨似的。
我雖覺得比竇娥還冤，但我抱定了主意不找不鬧，他們就譏笑我傻。
事實上，不要他們攛掇，我也想去鬧去找，而且希望會因此而鬧出個結果來。
現實是，我雖然沒有做出過分之舉，但他們的攛掇無疑已搞亂了我的心神。
在這裏，有必要再提一下我的阿秀，也算是對她的紀念吧：
千萬不要被門當戶對的美夢所迷惑而以為隻有誌同道合的人之間才能成為真正的知己，阿秀沒有多少文化，當我免不了要拿這個問題嘮叨時，她總是柔柔地說，俺不懂，但俺支持你，不管你怎麽決定。說著，就會把頭輕輕地靠向我，幸福地依偎著我。
每當此時，仿佛就會有一股力量從微抖著的她傳向我而讓我充滿了信心。
應該說，我的平靜裏便有她的功勞，或者可以說，若是沒有她，我當真不知自己將會如何度過那一段——人在躊躇未決的時候免不了要嘮叨，這些嘮叨無疑有化解情緒的功效，但嘮叨必要有對象，阿秀就是最好的對象。正是阿秀，讓我總能在最難糾纏的時候安靜下來。
還是廢話少說，且回到咱們的正題，隻說任何話沒完沒了都會惹人反感，我居然會因為反感而與他們生分起來，雖然或許他們是真誠的善意的。這或許便是碎話的又一特點，而且這生分或許隻是我個人的一種感覺。
其實，也算不得感覺，而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人們不再在我麵前坦誠布公地說話，凡有我在場的時候，人們或緘口不言或神秘地壓低聲音。偶爾地由我提起的話題，人們也多是哼哈連聲即使我能夠意識到是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通常也無人接茬，除非談及工作他們才會重又認真且熱情起來。
隻有進入到這樣的境界我才意識到，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的環境居然是最壓抑人的，我很快就無法承受這樣的氣氛，卻又不知如何跟他們交流。
聽人說，喝酒是打破這種僵局的最有效方法，所以我決定請他們喝酒。
對我來說，請人喝酒也是不易的，總算來了三二位，也是抱著探究的目的，原來他們早已把我認作了十足的怪物。因此，來的這三二位也都不說話，隻顧著吃，而且總在敏感地觀察著什麽。
雖說我給人以怪的印象，其實我同樣不缺少熱情。既請人喝酒，就必得勸酒才不失了禮數。這是我們那個地方的規矩。
但任我怎麽勸，大家都不肯端杯，直至從不沾酒的我自斟了一杯並一飲而盡之後，大家才放了開來。
凡人沾了酒必話多，而且許多酒前無法說或者不好意思說的話就會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這就是我請他們喝酒的理論依據。
果然，幾杯酒下肚大家的話就多了起來，其中的某位甚至結結巴巴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其時，學校正禁酒，據說無論誰犯了戒都可能麵臨被辭退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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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說話的這位說著居然又哈哈一笑，頗有點兒滑稽地說道，這下好了，大家都犯了禁，破唇吃麵非（誰）也甭說非（誰）了。
其他人也都醉眼朦朧地相互端量了許久，偏巧大家都是麵子上經不住酒的人臉均已紅的不成樣子，於是相視而笑。
而我則更加不堪，隻覺得天也轉地也轉，似乎每個人的臉都變了形。
正常的人無論怎樣地醜，他也是正常的，倘若變了形，就已是恐怖了。
但絕少醉酒的人終不同於天天必喝的人，即使醉了，心也是清醒的，不會象逢喝必醉的人那樣犯糊塗或者稍有迷糊就會忘事。
正因為此，我能夠清醒地聽到開頭說話的那位的那句“反正都破了禁，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吧”，而且我能夠感覺到他說這話時的心情是放鬆的絲毫沒有通常的破禁之後的恐怖。
我悚然一驚，這人的心態竟然變化如斯！不禁泛起了恍若隔世的感覺，但嘴裏卻不由自主地跟著喊了起來，對，要死大家一起死吧。這時候，人最忌的就是放鬆，稍有放鬆，大腦已是一片空白。
這不是故事，而是我實實在在的一次經曆，無疑反映了當時最常見的一種心態。對於想要深入研究碎話現象的人來說，我認為必須要了解的。這種心理兒居然持續了好長的時間，而且或許現在仍在持續著。但在我們的那個圈子，到我做了副校長之後已有最大的改觀。
當然，所謂的改觀並非因為碎話便少了，而是碎話更加肆無忌憚起來。
其時，所有的民辦教師都已轉了正，而且政策上規定不再招收民辦教師。無論如何，大家都變成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身份，或者說站到了平等的起跑線上。
按照常理，似乎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兒，而且更多數的人都在可敬地默默無聞地工作。
但問題往往會通過隻代表著少數的碎話者反映出來，我曾經因為輕易地就了解到有的人認為教師是最缺少變數而少刺激就會理所當然地乏味的職業而自以為極具做官的天賦。
因此，我就竭力地推動改革企圖以增加變數來滿足大家，但我很快就發覺自己忽視了“最優秀的教師往往不是最優秀的管理者”這樣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反而那些碎話不斷者竟有不少的管理點子，但絕不能讓這樣的人占了上風，這不單純因為我竭力推動的改革的失敗，而且是校長乃至鄉裏領導的一慣觀點。
我就糊塗了，那麽在教育係統內部到底教書者與管理者誰更受歡迎？更多的人自是把目標指向了後者，前者確是經年重複不變的行業，而且業內的人似乎總在繃緊著神經，據有關靈通人士研究，如果拋開謀生的目的，顯然前者是最累的行業，原因就是缺少樂趣，其實更根本的卻是不恰當的期望日益加重了不公平感所致。
天底下哪裏就這麽多公平？當時的學校管理者這樣認為，就否定了我竭力推行的改革，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導致思想混亂的根源竟是我推行的改革的軟弱性，所以製定了更加嚴厲的製度——一個單位必須要有嚴厲的製度並靠製度管人。
然而，製度固然是必須的，但誰去落實呢？倘若不去落實，再好的製度又有啥用？管理者？管理者往往把製定嚴厲的製度作為自己的政績，而我卻認為這是他們在推脫責任，因為凡有責任的誰都不會忽視這樣的事實：
人心既已到了如此的程度，倘若偏遇上敢於跟製度挑戰的人又如何？回答當然容易做出，然而你當真要開除他嗎？他說，扣了我工資，讓我沒飯吃，誰敢？難道他家裏人的都不吃飯？我正懶得做了。
大問題？什麽大問題？現在就沒有大問題，大不了調我另一個鎮，我巴不得多拿工資呢。
製度約束的似乎永遠都是恪盡職守的多數人，遇上了這樣的人還當真讓人束手無策，其實，還有更束手無策的，即出工不出力——這畢竟不是可以用數量計算的體力活，用肉眼看是無法看清的，卻是沒了工作又誤人子弟。
或許你會罵，“這人還有良心嗎？”
他並不缺少辯駁的理由，“大家都不講良心獨叫我講良心嗎？”，似乎他不講良心就對了，最該追究的應該是那些更大的不講良心者。
這理論虧他想得出，而且居然具有如此大的欺騙性，不少的人居然真的信。
王維就是這樣的人，他父親調走的失落顯然完全傳給了他。
我發現，當人發展到不滿於現狀又無所顧忌的時候當真是可怕的。
幸喜出現了咱們前麵講述中所提及的我不得不下台的轉機，接替我做了副校長的他立即就又變得容光煥發起來，叫嚷著落實製度的激情似乎比誰都高漲，事實上碎話最多的他卻從未見他認真地處理過誰，反落了個會幹工作的美名。
難道工作就是如此幹的嗎？我實不解，年終統考全校的三個年級都明顯地已落到了全鄉的後頭，而他居然各類榮譽照拿不誤。你有氣？有啥用？
我曾認真地觀察過他，而他照樣風光，而且竟是麵不改色心不跳。
難道這便是說碎話練出來的功夫嗎？如此看來，說碎話者必須要極為深厚的臉皮功，任是遭到如何明白的現實地辯駁，也必須做到照舊能夠瀟灑自如。
關於我下台的這段經曆前麵的講述已有詳盡的提及，現在隻說人一生最缺最難得的就是象我這種的角色轉換，盡管這種轉換常常給人以致命地打擊，如果沒有麗萍的加入，我也絕不會有如此的轉換。
事情總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拋開了人的承受力，這種轉換無疑是一種財富，因為它能夠讓人更快地成熟。
這似乎也不是咱們今天要說的話題，但如是說卻能夠讓人更容易理解逢有變故常常能夠發生變化的事實，或憤怒而吼或一蹶不振或另圖更有特色的發展，總之連人的秉性也會因之而改變。
至於我的表現，前麵的講述相信已足以讓兄弟們了解了。
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有一點兒我始終未變，那就是我所堅持的碎話的標準，即使到我組織上訪的那陣子，也沒有改變。
我仇視碎話，更不會放任自己去說在我看來根本無甚作用的碎話。人既然有理有據，為什麽就不能把話擺到桌麵上公開地說呢？如此不僅可以讓自己的行為光明正大，而且不致因此而敗壞了自己的道德。
我常以為，自己是一個禁欲主義者，到什麽時候都能夠有效地控製自己而不讓自己所堅持的東西輕易地發生改變。有時候，能夠始終如一地堅持就是難得可貴的品質。
可是，我終沒能堅持住自己的標準開始說碎話了。
那應該是在咱們前麵所提及的****風波之後，****的結果雖說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要求，但現實或許恰如麗萍所說的永遠不可能盡隨人願，況且人原就該有點兒犧牲精神，隻要不超過必要的極限，就不該為了自己去斤斤計較。
既抱了如此的念頭，就不該有說碎話的動機，可我還是說了。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事先沒有任何征兆，我象往常一樣上班。上午十點多鍾的時候，我突然想笑。
笑也不是隨意的，否則必被認作神經質或不懷好意，所以我竭力壓製著自己，總算控製住了，卻又強烈地覺得自己似乎該說點兒什麽，又該說點兒什麽呢？
我實在想不出。隨便吧，隻要說，什麽都行。如此想著，或許看多了官場文學的原因吧，我順著小說的思路毫無目的地隨口就捏造了一個我曾經懷疑與麗萍有染的一個本縣領導被抓的消息。
可以說，由於我們的****行動，大家對於官場的關注明顯多了起來：隻要是官場的消息，無論遠近——事實上這世界仿佛一下子就變小了已無所謂遠近了，連美國似乎也就在眼前——無疑最容易把人聚攏了來，更何況是本縣的領導，而且是從不說碎話的我，加之我特殊的角色，大家肯定是信以為真了，紛紛問我被抓的原因。
這隻不過是我的隨意捏造，但我卻不想掃了大家的興，隻好繼續圓謊：貪汙唄，據說還包養了二十幾個情婦。
其實，這是官場小說和暴露後的一些貪官的通病，編者不難，人也肯信。
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個群體：最容易發現問題，所以通常也是碎話乃至牢騷最多的人群，但同時也是最富正義感的人群。所以，有的人甚至還沒有弄清真相就已憤怒地譴責起來。看著他們義憤填膺的樣子，我暗暗好笑。
卻不料，就這麽一句玩笑話居然說中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報上就登了該同誌被兩規的短消息。
大家以為是麗萍事先暗中透漏的消息就愈加信我的話了，而且希望我能夠經常地透漏一點兒內幕。
其實，麗萍由於我參與****的行為從不向我說她工作上的事兒，關於這個消息，完全是巧合，我從未聽麗萍說過隻字片語，倘若聽過，我或許還不能說呢。即便如此，因了這層關係，我還是跟大家熱絡起來。
這或許隻能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問題的關鍵是有時候想想竟覺得事情發生了就是要憑人去說的，發生都已經發生了說說又何妨，自己何苦要去為自己製造如此多的約束呢？更何況我夫複何求呢？
許多事情總有個窗戶紙一樣的界限，一旦突破了這個界限，我就完全放開了，居然感到了無法抑製的愉悅。
我竟然放棄了自己所長期堅持的東西，思想上的放棄或許比得到更難，偶爾地，我會驀然驚醒：這或許就是自己之所以成為普通人的原因吧。
恐怕隻有聖人才會永不放棄吧。我顯然在為自己的放棄尋找一個恰當的理由。
其實，如果耐心地觀察，世上萬物的存在或消失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
這顯然誇大了碎話的分量，因為我通過麗萍接觸到的政府官員就有不少能夠做到不說碎話，總不至於有那麽多聖人吧。
他們也不是不說碎話，隻是他們的碎話從不沾染是非，而且總讓人覺得幽默，不過太色，色似乎已成為大家共同的信仰，不色豈不是人生理上存在問題？而且色於此時終究少是非，是非太多恐難有瀟灑的那一天了。
我曾經模仿過他們一段，自覺極為相象了，可麗萍仍嫌我嘴濁。
或許他們也算是少數吧，並非一般人能夠模仿——由於他們極重說話的場合所以傳播的麵就窄，而且即使出現了漏洞，也少有人去挑漏洞，並且隻要存在漏洞的必無人去傳播，隻能留給更多的人去說討厭的碎話。
但無論如何，他們相對咱來說也算是不平凡的人了。
我顯然又在為自己找理由了，我實在無法抵製無拘無束給我帶來的快樂，雖然麗萍經常抱怨我給她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事實便如此吧，誰也不應該成為誰的累贅，同樣，誰也不應該妨礙誰的自由。
當然，我所說的自由該是法律範圍內的自由，該負責任的時候誰也不能推脫，必須勇敢地承擔，絕不可因此而否定做人的責任，也沒必要自我去製造一些多餘的責任。
這就是我多年來思考所形成的基本觀點吧。
教授說，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雖不象法律那樣具有明確的必須嚴格遵守的國家保障力，卻也是必須要遵守的，因為道德不單純是一個人的事兒，而是某個集體的成員共同認定的違反了必要受到譴責的一個標準。
前麵的講述曾經提過，在我老家那個閉塞的小地方，標準的形成往往要通過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而非開始就有這樣的標準。
碎話卻是人人都會說的，而且由於大家過多地關注其滑稽性和娛樂性，所以沒人會認為說碎話有什麽不好，千百年來一貫如此。
某一年，用村裏人的話說，“該當有事兒”——支書娶了鄰村最漂亮的一個女人為妻，這確是個人見人愛的女人，尤其是結婚那天經過了一番濃妝豔抹的她更是“了不得”，一句“了不得”就足以道出她當日無法形容的豔麗。
或許出於嫉妒，張半仙卻突然說了句“有什好，這女人一臉克夫相”。
盡管這隻是一句碎話，還是被村裏人悄悄傳了開來。
日子漸久了，為此暗暗操著心的人們卻發現，事實並非如張半仙所言，這個女人除了漂亮之外，與其他女人相比並無任何異樣，而且結婚不到一年就為支書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
於是，村裏人就開始譏諷張半仙，張半仙因此聲譽日下，家裏幾乎要斷了香火。
張半仙破例沒作太多辯駁，隻輕輕地說了句“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就是這麽一句被村裏多數人認為是詛咒的“走著瞧”，居然在二十幾年後也就是我考取民辦教師的當年得到了驗證：不僅支書那個又白又胖的小子居然越長越象一個矮冬瓜一樣的小老頭，而且支書事先沒有任何征兆地就下台了。
支書下台，在我們村可是頭等大事。這怎麽可能呢？幾乎每個人都在這樣說，眼睛裏分明盡是懷疑，可現實卻是支書實實在在地落選了，據說隻得了可憐的一票，盡管投票結束後所有的黨員都在竭力地表明有的甚至對天盟誓說投了支書的票，畢竟這些黨員多數是在他任期內發展起來的，盡管近十幾年他已不再有發展黨員的興趣而沒有再發展一個。
人是必須要有支柱的，喪失了權力支柱的支書仿佛一下子就蒼老了，隻有到這個時候，人們才發現他臉上的皺紋竟已是如是深，連走路居然也有些蹣跚。憶及他領導全村三十年的風光，無疑最容易博得無限的同情。
這同情或許就是人們感覺到必須應有的交待，因為支書在位的三十年間，我們村始終居於全鄉的領先地位，沒有功勞也該有苦勞的。
出於這樣的善意，人們自是不願再把過多的錯誤推給支書，即使那些曾因為他的嚴厲而憤憤不平的人，也極願意把問題歸結於張半仙的那句預言。
那個女人確是個不善的女人，據說支書不少的主意都來自於她，有如此事實為證：
隻要家裏來了客人，她總要斜倚著房門框斜視著客人，客人了解她的秉性總要邀她坐，她卻從來不坐。支書陪客人喝酒，喝多了話就多，她總會在關鍵的時候插上兩句一絲一毫也不會讓支書失態。
你瞧她，半老徐娘，據有心人說身上居然還透著濃濃的狐媚氣，這很容易就會讓人聯想到有了難事隻經過支書點頭肯定是辦不成的，必須首先要有她的允可。
如此看來，支書的下台必不完全因為支書，而是因為這個克夫相的女人！
女人的嘴無疑是伶俐的，少有人能辯得過他，隻要你有求於她，她總能搬出一大堆難辦的理由，而若是見了禮物卻又能夠立馬就眉開眼笑，更可惡的是事後必要拿到街上去說，且總一臉的不屑。人們恨極了她，自要以為是她禍害了支書，就暗暗地叫她“長舌婦”。
“長舌婦”在村裏是最不受歡迎的，若要按照自由從業者的界定，“長舌婦”所說的就是一些碎話，隻不過碎話過了頭就淪為“長舌”。
從此，不說碎話就成為村裏人一個公認的標準，必然地要以此加強對子孫後代的教育。
如此的教育讓我固執地把所有與工作無關的話全部認作了碎話，不僅從不說與工作無關的話，而且隻要別人提及我也會找理由躲開。
人都有從眾的心理，而且必須從眾，否則就與人有了隔閡。
前麵的講述中曾有提及，其時，人們顯然還沒有如此多的碎話，但這並不妨礙因為我的表現而讓我成為與眾不同的人。
與眾不同並不一定就是好事，至少在形式上不會有過命的朋友，往往要顯得孤單了些。
但或許也正因為這個與眾不同，大家就無需擔心碎話外泄，所以總喜歡在我麵前說一些碎話，甚至偶爾也會發發牢騷。
或許已經意識到這些碎話或牢騷的未來的不良反應，人們在說這些話或牢騷時必要再三地叮囑“千萬別外傳”，事實是，越這樣說話的人越容易外傳。
我自不會去外傳，因為我壓根兒就不關心因而也無法弄清這些碎話或牢騷的內容，但問題還是發生了：某一次極小範圍的談話顯然因為外傳而惹得校長大發雷霆，大家自是要盡力地追查泄密源。
人是不該了解太多事情的。我堅定地想，因為大家都在認真地表白自己而獨我不屑這樣做仿佛我就成了泄密源，盡管事實上表白最急的往往最可能就是泄密源。
其中的一位老兄最是嘴碎，經常地嘴裏念念有詞“抬頭老婆低頭漢悶悶地更厲害”，令我甚為反感，所以我就經常躲著他，難道“靠不起我還躲不起嗎”？
我常這樣想，可偏就有這樣的人：你越是躲著他，他卻非要往你身上靠，即使我終於向他動了怒，他仍是不改樣子，我就惡毒地把他的臉皮想象得跟地皮一樣厚。
他確有幾分門道，而且甚為熱心，同事們隻要難事有說出來，即使並非求他，他也會不遺餘力地幫，隻不過幫過之後必要炫耀一番，常常讓人尷尬不已。
這已不是嘴碎的問題，而是典型的口臭，其實目的也簡單，即盡力地貶低別人從而抬高自己。
——畢竟人家幫了你，即使尷尬也不便在麵子上表現出來，哪怕恨的牙癢癢也隻能在心裏痛罵不已。這人就是咱們前麵講述中曾提及的王維。
——人往往越是重視某事越容易受到幹擾，倘若做到置之不理，往往反而能夠多一片安寧。
迫於他顯赫的家境，又鑒於他自動地助阿秀聯係麵粉廠的功勞，我隻好對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策略，居然有明顯的收效。
這說明我所受的教育雖讓我有點兒與眾不同，卻也沒有讓我因此而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除了自我調劑之外，當然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碎話還是謹慎的小心翼翼的，而遠沒有現在這樣放肆。
我猜想，大概就是當時民辦教師居多的原因。
並非因為我曾是民辦教師而在為民辦教師說好話，任誰也不應該否認當年的民辦教師隻拿著微薄的關注卻幹著絲毫不少於公辦教師的活兒，單從學生的學業成績看前幾名的班級往往都是民辦教師任班主任的班級，而且前麵的講述中已經提及，由於對人身份的認同，大家的心態還算平衡，所以碎話仍是少數。
這就是當時的背景。
嚴格地講，碎話雖然是人情緒的一種宣泄，但這種宣泄必是有因由的，也就是說碎話的目的性。
細究起來，當時碎話的唯一指向就是關於人身份的轉變。
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其時雖沒有大麵積的轉正卻已有轉正意向的流露。
按照當時的規則，轉正還是按資排輩的，即必需要一定的工齡和職稱，而職稱則必需要一定的工作業績做基礎。
前兩者相對來說還是客觀的，而後者則有太多的主觀性。所以，後者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常常是碎話的根源。
且不說我之所以沒能轉正很大程度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隻說即使我沒能如願轉正也沒有太多的碎話，盡管當時為我鳴不平的聲音甚為高漲。
並非因為我有過高的風格，除了我所受的教育之外，還有我有所追求的原因。
我們不該否認碎話因無聊而生的事實，追求通常能夠轉移人的注意力而讓人真正忙起來，人隻有當真忙起來，才能最有效地抵製無聊，碎話必少，因為人做事必有目標而且必圍繞著這個目標去思去想去做。
我的表現，除了阿秀之外，不僅沒能贏得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反而讓我與同事之間愈加生分起來。
說起這個生分，當然不是象小孩子那樣隻要意見相左就要對罵甚至動起手來之後便是見了麵視若不見不說話更有甚者相互吐一口痰似乎才能解氣的那種，細品起來頗耐人尋味：他們先是極力地攛掇我去找去鬧，仿佛我的事兒就是他們的深仇大恨似的。
我雖覺得比竇娥還冤，但我抱定了主意不找不鬧，他們就譏笑我傻。
事實上，不要他們攛掇，我也想去鬧去找，而且希望會因此而鬧出個結果來。
現實是，我雖然沒有做出過分之舉，但他們的攛掇無疑已搞亂了我的心神。
在這裏，有必要再提一下我的阿秀，也算是對她的紀念吧：
千萬不要被門當戶對的美夢所迷惑而以為隻有誌同道合的人之間才能成為真正的知己，阿秀沒有多少文化，當我免不了要拿這個問題嘮叨時，她總是柔柔地說，俺不懂，但俺支持你，不管你怎麽決定。說著，就會把頭輕輕地靠向我，幸福地依偎著我。
每當此時，仿佛就會有一股力量從微抖著的她傳向我而讓我充滿了信心。
應該說，我的平靜裏便有她的功勞，或者可以說，若是沒有她，我當真不知自己將會如何度過那一段——人在躊躇未決的時候免不了要嘮叨，這些嘮叨無疑有化解情緒的功效，但嘮叨必要有對象，阿秀就是最好的對象。正是阿秀，讓我總能在最難糾纏的時候安靜下來。
還是廢話少說，且回到咱們的正題，隻說任何話沒完沒了都會惹人反感，我居然會因為反感而與他們生分起來，雖然或許他們是真誠的善意的。這或許便是碎話的又一特點，而且這生分或許隻是我個人的一種感覺。
其實，也算不得感覺，而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人們不再在我麵前坦誠布公地說話，凡有我在場的時候，人們或緘口不言或神秘地壓低聲音。偶爾地由我提起的話題，人們也多是哼哈連聲即使我能夠意識到是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通常也無人接茬，除非談及工作他們才會重又認真且熱情起來。
隻有進入到這樣的境界我才意識到，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的環境居然是最壓抑人的，我很快就無法承受這樣的氣氛，卻又不知如何跟他們交流。
聽人說，喝酒是打破這種僵局的最有效方法，所以我決定請他們喝酒。
對我來說，請人喝酒也是不易的，總算來了三二位，也是抱著探究的目的，原來他們早已把我認作了十足的怪物。因此，來的這三二位也都不說話，隻顧著吃，而且總在敏感地觀察著什麽。
雖說我給人以怪的印象，其實我同樣不缺少熱情。既請人喝酒，就必得勸酒才不失了禮數。這是我們那個地方的規矩。
但任我怎麽勸，大家都不肯端杯，直至從不沾酒的我自斟了一杯並一飲而盡之後，大家才放了開來。
凡人沾了酒必話多，而且許多酒前無法說或者不好意思說的話就會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這就是我請他們喝酒的理論依據。
果然，幾杯酒下肚大家的話就多了起來，其中的某位甚至結結巴巴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其時，學校正禁酒，據說無論誰犯了戒都可能麵臨被辭退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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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說話的這位說著居然又哈哈一笑，頗有點兒滑稽地說道，這下好了，大家都犯了禁，破唇吃麵非（誰）也甭說非（誰）了。
其他人也都醉眼朦朧地相互端量了許久，偏巧大家都是麵子上經不住酒的人臉均已紅的不成樣子，於是相視而笑。
而我則更加不堪，隻覺得天也轉地也轉，似乎每個人的臉都變了形。
正常的人無論怎樣地醜，他也是正常的，倘若變了形，就已是恐怖了。
但絕少醉酒的人終不同於天天必喝的人，即使醉了，心也是清醒的，不會象逢喝必醉的人那樣犯糊塗或者稍有迷糊就會忘事。
正因為此，我能夠清醒地聽到開頭說話的那位的那句“反正都破了禁，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吧”，而且我能夠感覺到他說這話時的心情是放鬆的絲毫沒有通常的破禁之後的恐怖。
我悚然一驚，這人的心態竟然變化如斯！不禁泛起了恍若隔世的感覺，但嘴裏卻不由自主地跟著喊了起來，對，要死大家一起死吧。這時候，人最忌的就是放鬆，稍有放鬆，大腦已是一片空白。
這不是故事，而是我實實在在的一次經曆，無疑反映了當時最常見的一種心態。對於想要深入研究碎話現象的人來說，我認為必須要了解的。這種心理兒居然持續了好長的時間，而且或許現在仍在持續著。但在我們的那個圈子，到我做了副校長之後已有最大的改觀。
當然，所謂的改觀並非因為碎話便少了，而是碎話更加肆無忌憚起來。
其時，所有的民辦教師都已轉了正，而且政策上規定不再招收民辦教師。無論如何，大家都變成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身份，或者說站到了平等的起跑線上。
按照常理，似乎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兒，而且更多數的人都在可敬地默默無聞地工作。
但問題往往會通過隻代表著少數的碎話者反映出來，我曾經因為輕易地就了解到有的人認為教師是最缺少變數而少刺激就會理所當然地乏味的職業而自以為極具做官的天賦。
因此，我就竭力地推動改革企圖以增加變數來滿足大家，但我很快就發覺自己忽視了“最優秀的教師往往不是最優秀的管理者”這樣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反而那些碎話不斷者竟有不少的管理點子，但絕不能讓這樣的人占了上風，這不單純因為我竭力推動的改革的失敗，而且是校長乃至鄉裏領導的一慣觀點。
我就糊塗了，那麽在教育係統內部到底教書者與管理者誰更受歡迎？更多的人自是把目標指向了後者，前者確是經年重複不變的行業，而且業內的人似乎總在繃緊著神經，據有關靈通人士研究，如果拋開謀生的目的，顯然前者是最累的行業，原因就是缺少樂趣，其實更根本的卻是不恰當的期望日益加重了不公平感所致。
天底下哪裏就這麽多公平？當時的學校管理者這樣認為，就否定了我竭力推行的改革，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導致思想混亂的根源竟是我推行的改革的軟弱性，所以製定了更加嚴厲的製度——一個單位必須要有嚴厲的製度並靠製度管人。
然而，製度固然是必須的，但誰去落實呢？倘若不去落實，再好的製度又有啥用？管理者？管理者往往把製定嚴厲的製度作為自己的政績，而我卻認為這是他們在推脫責任，因為凡有責任的誰都不會忽視這樣的事實：
人心既已到了如此的程度，倘若偏遇上敢於跟製度挑戰的人又如何？回答當然容易做出，然而你當真要開除他嗎？他說，扣了我工資，讓我沒飯吃，誰敢？難道他家裏人的都不吃飯？我正懶得做了。
大問題？什麽大問題？現在就沒有大問題，大不了調我另一個鎮，我巴不得多拿工資呢。
製度約束的似乎永遠都是恪盡職守的多數人，遇上了這樣的人還當真讓人束手無策，其實，還有更束手無策的，即出工不出力——這畢竟不是可以用數量計算的體力活，用肉眼看是無法看清的，卻是沒了工作又誤人子弟。
或許你會罵，“這人還有良心嗎？”
他並不缺少辯駁的理由，“大家都不講良心獨叫我講良心嗎？”，似乎他不講良心就對了，最該追究的應該是那些更大的不講良心者。
這理論虧他想得出，而且居然具有如此大的欺騙性，不少的人居然真的信。
王維就是這樣的人，他父親調走的失落顯然完全傳給了他。
我發現，當人發展到不滿於現狀又無所顧忌的時候當真是可怕的。
幸喜出現了咱們前麵講述中所提及的我不得不下台的轉機，接替我做了副校長的他立即就又變得容光煥發起來，叫嚷著落實製度的激情似乎比誰都高漲，事實上碎話最多的他卻從未見他認真地處理過誰，反落了個會幹工作的美名。
難道工作就是如此幹的嗎？我實不解，年終統考全校的三個年級都明顯地已落到了全鄉的後頭，而他居然各類榮譽照拿不誤。你有氣？有啥用？
我曾認真地觀察過他，而他照樣風光，而且竟是麵不改色心不跳。
難道這便是說碎話練出來的功夫嗎？如此看來，說碎話者必須要極為深厚的臉皮功，任是遭到如何明白的現實地辯駁，也必須做到照舊能夠瀟灑自如。
關於我下台的這段經曆前麵的講述已有詳盡的提及，現在隻說人一生最缺最難得的就是象我這種的角色轉換，盡管這種轉換常常給人以致命地打擊，如果沒有麗萍的加入，我也絕不會有如此的轉換。
事情總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拋開了人的承受力，這種轉換無疑是一種財富，因為它能夠讓人更快地成熟。
這似乎也不是咱們今天要說的話題，但如是說卻能夠讓人更容易理解逢有變故常常能夠發生變化的事實，或憤怒而吼或一蹶不振或另圖更有特色的發展，總之連人的秉性也會因之而改變。
至於我的表現，前麵的講述相信已足以讓兄弟們了解了。
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有一點兒我始終未變，那就是我所堅持的碎話的標準，即使到我組織上訪的那陣子，也沒有改變。
我仇視碎話，更不會放任自己去說在我看來根本無甚作用的碎話。人既然有理有據，為什麽就不能把話擺到桌麵上公開地說呢？如此不僅可以讓自己的行為光明正大，而且不致因此而敗壞了自己的道德。
我常以為，自己是一個禁欲主義者，到什麽時候都能夠有效地控製自己而不讓自己所堅持的東西輕易地發生改變。有時候，能夠始終如一地堅持就是難得可貴的品質。
可是，我終沒能堅持住自己的標準開始說碎話了。
那應該是在咱們前麵所提及的****風波之後，****的結果雖說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要求，但現實或許恰如麗萍所說的永遠不可能盡隨人願，況且人原就該有點兒犧牲精神，隻要不超過必要的極限，就不該為了自己去斤斤計較。
既抱了如此的念頭，就不該有說碎話的動機，可我還是說了。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事先沒有任何征兆，我象往常一樣上班。上午十點多鍾的時候，我突然想笑。
笑也不是隨意的，否則必被認作神經質或不懷好意，所以我竭力壓製著自己，總算控製住了，卻又強烈地覺得自己似乎該說點兒什麽，又該說點兒什麽呢？
我實在想不出。隨便吧，隻要說，什麽都行。如此想著，或許看多了官場文學的原因吧，我順著小說的思路毫無目的地隨口就捏造了一個我曾經懷疑與麗萍有染的一個本縣領導被抓的消息。
可以說，由於我們的****行動，大家對於官場的關注明顯多了起來：隻要是官場的消息，無論遠近——事實上這世界仿佛一下子就變小了已無所謂遠近了，連美國似乎也就在眼前——無疑最容易把人聚攏了來，更何況是本縣的領導，而且是從不說碎話的我，加之我特殊的角色，大家肯定是信以為真了，紛紛問我被抓的原因。
這隻不過是我的隨意捏造，但我卻不想掃了大家的興，隻好繼續圓謊：貪汙唄，據說還包養了二十幾個情婦。
其實，這是官場小說和暴露後的一些貪官的通病，編者不難，人也肯信。
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個群體：最容易發現問題，所以通常也是碎話乃至牢騷最多的人群，但同時也是最富正義感的人群。所以，有的人甚至還沒有弄清真相就已憤怒地譴責起來。看著他們義憤填膺的樣子，我暗暗好笑。
卻不料，就這麽一句玩笑話居然說中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報上就登了該同誌被兩規的短消息。
大家以為是麗萍事先暗中透漏的消息就愈加信我的話了，而且希望我能夠經常地透漏一點兒內幕。
其實，麗萍由於我參與****的行為從不向我說她工作上的事兒，關於這個消息，完全是巧合，我從未聽麗萍說過隻字片語，倘若聽過，我或許還不能說呢。即便如此，因了這層關係，我還是跟大家熱絡起來。
這或許隻能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問題的關鍵是有時候想想竟覺得事情發生了就是要憑人去說的，發生都已經發生了說說又何妨，自己何苦要去為自己製造如此多的約束呢？更何況我夫複何求呢？
許多事情總有個窗戶紙一樣的界限，一旦突破了這個界限，我就完全放開了，居然感到了無法抑製的愉悅。
我竟然放棄了自己所長期堅持的東西，思想上的放棄或許比得到更難，偶爾地，我會驀然驚醒：這或許就是自己之所以成為普通人的原因吧。
恐怕隻有聖人才會永不放棄吧。我顯然在為自己的放棄尋找一個恰當的理由。
其實，如果耐心地觀察，世上萬物的存在或消失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
這顯然誇大了碎話的分量，因為我通過麗萍接觸到的政府官員就有不少能夠做到不說碎話，總不至於有那麽多聖人吧。
他們也不是不說碎話，隻是他們的碎話從不沾染是非，而且總讓人覺得幽默，不過太色，色似乎已成為大家共同的信仰，不色豈不是人生理上存在問題？而且色於此時終究少是非，是非太多恐難有瀟灑的那一天了。
我曾經模仿過他們一段，自覺極為相象了，可麗萍仍嫌我嘴濁。
或許他們也算是少數吧，並非一般人能夠模仿——由於他們極重說話的場合所以傳播的麵就窄，而且即使出現了漏洞，也少有人去挑漏洞，並且隻要存在漏洞的必無人去傳播，隻能留給更多的人去說討厭的碎話。
但無論如何，他們相對咱來說也算是不平凡的人了。
我顯然又在為自己找理由了，我實在無法抵製無拘無束給我帶來的快樂，雖然麗萍經常抱怨我給她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事實便如此吧，誰也不應該成為誰的累贅，同樣，誰也不應該妨礙誰的自由。
當然，我所說的自由該是法律範圍內的自由，該負責任的時候誰也不能推脫，必須勇敢地承擔，絕不可因此而否定做人的責任，也沒必要自我去製造一些多餘的責任。
這就是我多年來思考所形成的基本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