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軍3600人共分三批出發,4月27日“有功丸”搭乘日本新任駐廈門領事福島九成駛往廈門,5春”、“三邦丸”、“明光丸”開往台灣社寮港;
5月18日西鄉從道以“高砂丸”為旗艦,率兵開往台灣。5月21日日軍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擊,22日爆發“石門之役”。當日西鄉從道率艦隊抵達社寮港,隨即展開攻擊。
這場戰役中,高山族人傷亡者合計達70餘名之多,牡丹社酋長父子戰死。日軍傷亡者有20餘名。6月1日日軍發動“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圍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軍攻破牡丹社,並焚毀多社。但高山族進行頑強抵抗,時常從山中出來襲擊。日軍防不勝防,終不能勝,隻得退守龜山,在這裏建造都督府,設醫院,修橋梁,築道路,開荒屯田,作長久之計。時日軍中瘧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軍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對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況後反應遲鈍,措施不力。中國開始對日本的侵略行動一無所知,最先告訴中國消息的還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後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谘報日本興兵赴台灣各節。
總理衙門采取如下對策,“除由臣衙門照會該國外務省切實詰問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時該國動兵與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過急,而事必期於有備,患當杜於方萌,應如何按約據理,相機辯阻,及如何先事籌備,……擬請欽派開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員,帶領輪船,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情形,妥籌辦理。”
而上諭雲:“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
人家已經打上門來了,朝廷還擔心“操之過急”,不過“詰問”而已,並擬“按約據理”、“相機辯阻”,“察看情形”、“相機籌辦”,明顯措施不足。
中國官員對日軍的行動進行了有力的批駁。5月3日,福島九成在廈門會見知府李鍾霖,遞交了西鄉從道致閩浙總督李鶴年的照會。照會一心掩飾侵略,將侵犯剛簽訂《修好條規》不久的與約國,說成是稍示懲罰生番,竟然還恬不知恥地要求中國地方政府將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給日本兵,日本人之虛偽和狡猾可見一斑。
5月11日,閩浙總督李鶴年複函西鄉從道,內稱:“本部堂查台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貴國政府並未與總理衙門商允作何辦理,徑行命將統兵前往,既與萬國公法違背,亦與同治十年所換和約內第一、第三兩條不合。……琉球島,即我屬國中山國疆土,該國世守外藩,甚為恭順,本部堂一視同仁,已嚴檄該地方官,責成生番頭人,趕緊勒限交出首凶議抵。總之台灣在中國,應由中國自辦,毋庸貴國代謀……應請貴中將撤兵回國,以符條約而固邦交可也。”
應當說,李鶴年的回函對琉球漂民事件如何處理作了正麵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據,但是西鄉從道接到複函後,不僅毫無撤兵之意,反而加緊向高山族進攻。
5月11日,總理衙門照會日本外務省進行詰問。照會雲:“查台灣一隅,僻處海島,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繩以法律,故未設立郡縣,即禮記所雲?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實係中國之屬。……此次忽聞貴國欲興師前往台灣,是否的確,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貴國真有是舉,何以未據先行議及,其寄泊廈港兵船,究欲辦理何事,希即見複,是所深盼。”
照會用語軟弱,無強烈抗議之詞,更無針鋒相對之意,對台灣生番所置“向未繩以法律”之詞,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灣的。
日本外務省對照會要求立即見複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複照,且態度極為橫蠻。複照稱日本出兵是根據柳原前光和毛董兩大臣會談之意行事的,真是強詞奪理。
5月28日,日本派駐中國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與柳原前光會麵,進行詰問,要求退兵。
隨著事態的擴大,總理衙門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決問題,準備用兵。5月29日,總署恭親王奕欣在奏折中稱:“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灣,且有登岸情事,必須沈葆楨迅籌辦法,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無隙可乘,庶幾潛消隱患。”
不久上諭準奏,並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福建布政使潘為幫辦。5月31日朝廷接李鶴年奏,報告了西鄉從道的照會及複函情況。6月5日朝廷又接李鶴年奏,稱已向鳳山、澎湖、廈門調兵,並闡述了對日軍策略:“如果倭兵擾入台灣腹地,自當督飭鎮道鼓勵兵團,合力堵剿;若僅以戕殺琉球難民為名,與生番複仇,惟當按約理論,不遽聲罪致討以免釁開自我。”
實際上,這也是朝廷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當之處在於,一是將台灣和生番分論,二是將日軍攻打生番和攻擊台灣腹地分開,並采取差別很大的對策,這就給人造成日本攻擊台灣生番並不是侵略中國的印象,不利於中國依據國際法對日鬥爭使得以後對日談判處於被動境地。
這種政策也顯示出清政府恐懼戰爭的心理。當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開始購船買炮,並請洋教習教授,準備接戰6月9日朝廷再接李鶴年奏,報告日軍與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灣與西鄉從道按約理論的情況。
上諭雲:“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化外遊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楨和潘到達台灣。一方麵同西鄉從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麵招募兵勇,修築炮台,加強軍備。此時清政府也有了進行戰爭的決心。
上諭指示:“沈葆楨等務當與之極力理論,斷不可任其妄為,倘該國悍然不顧,亦當示以兵威,不得稍涉遷就,致誤事機。”
6月22日,潘持沈葆楨致西鄉從道的照會和柳原前光的函會見西鄉從道,與之反複辯論。由於日軍進展並不順利,中國戰爭準備越來越充分,西鄉從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費賠償之意。
日軍在台灣進展不利,而中國備戰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討論“善後策”,作出《出師之議》,決定擴大戰爭,並向陸海軍兩省下達了備戰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諸道征兵,購買兵艦,準備大戰。中國也積極備戰,在澎湖諸島建造炮台,在台廈間敷設海底電纜,向德國購置毛瑟槍,向丹麥訂購鐵甲艦。並不斷向台增兵,“一時兵勇驟增,聲勢頗壯。”
但雙方並未放棄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日本妄圖通過談判獲取勝利果實。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四等出仕田邊太一來華,向柳原前光傳達政府關於對華談判的要領和須知:“談判之要領,在於獲得償金及讓與攻取之地。”“當以此次機會,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開啟朝，鮮自新之門戶。”
清政府因“備未實修,未能遽戰為慮”,“竊計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結番族,轉得固壘深溝,為備我之地”,也想早日解決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鄭永寧到天津會見李鴻章。李鴻章嚴詞駁問,柳原前光則一味抵賴。7月30日,柳原前光到達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總理衙門,與總署大臣會見,以後又多次會見。柳原前光“先遞照會一件,則謂台灣生番,為無主野蠻,本不必問之中國。”
總署大臣“隨責以台灣生番,係中國地方。”“琉球之事,應由該國王清理。”“生番隸台灣版圖,應如何撫綏歸化之處,中國有自主之權,應由中國自行議辦。”雙方相互辯駁,沒有結果。
中日間的談判沒有什麽進展,兩國政府都有些著急。8月5日,日本天皇發布敕語,任命內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來華談判,企圖打開僵局,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達北京。從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間舉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國承認日本進攻台灣是所謂“義舉”,二要中國賠償兵費,開口要價二百萬兩。
清政府隻求日本退兵,而不論是非曲直,甚至“不責日本此舉不是”,可以出錢,但忌諱“賠償”二字。最後,由於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裝,作出破裂姿態,以戰爭相威脅;英國公使威妥瑪又從中串通、哄騙、恫嚇;清政府軟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開戰，中日雙方終於定議。
此中情形,10月31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的奏折講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兩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車之計。威妥瑪來臣衙門,初示關切,繼為恫喝之詞,並謂日本所欲二百萬兩,數並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權衡利害重輕,揣其情勢迫切,若不稍予轉機,不獨日本鋌而走險,事在意中,在我武備未有把握,隨在堪虞,且令威妥瑪無顏而去,轉足堅彼之援,益我之敵。遂告以中國既允撫恤,隻能實辦撫恤,即使加優,數不能逾十萬兩。……再允將該國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為中國之用,給銀四十萬兩,總共不得逾五十萬兩之數,願否聽之。威妥瑪旋至該使臣寓所，議論許久,複稱撫恤等費數目,日本使臣業經應允。嗣經議立結案辦法三條,另立付銀憑單一紙。……今則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不能不姑示羈縻。”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訂《北京專條》,規定:“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消,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會議憑單》詳細規定了付銀辦法。
簽約次日,大久保利通離開北京回國。日本天皇遣使赴台灣,詔敕班師。12月,西鄉從道率兵回國。
……
鬧劇，這一切在吳可看來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鬧劇！
就在日本人找茬的時候，他再次調任兩江總督，執掌兩江軍政大權。
以他的功勳，就算調任京城作為領班軍機都夠了，隻可惜剛滿四十歲的他，年齡實在太小了一點。
經過十來年經營，整個兩廣幾乎被他建成鐵桶一般，換了新任總督沒他的暗中支持根本就玩不轉。所以朝廷的調令到來後，他也沒玩什麽花樣直接應下，而後收拾收拾便趕到金陵赴任。
再任兩江總督，擺在他麵前的頭號任務，便是給身處西北戰場的左宗棠部楚軍籌集軍資糧餉，目前放眼整個大清也隻有他有這個能力，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都得靠邊站。
日本人狼子野心折騰的時候，作為大清有數耕疆大吏吳可也發表了意見，認為朝廷應該強硬以對。按他的說法就是，麵對小小的藩屬國朝廷都沒底氣強硬的話，以後還怎麽麵對列強壓迫？
結果，朝廷再一次讓他失望了，竟然麵對日本這樣的藩屬國時，表現得都那般軟弱可欺？
日本人出兵台灣時，吳可也提請調派兩廣清軍參戰，同時將剛剛恢複了一點元氣的兩廣水師也推了出來，結果朝廷根本不予理會。
吳可也知道這是什麽原因，不過就是擔心讓他再次立下大功，到時賞無可賞朝廷就尷尬了，當然遏製吳可手頭權力和影響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朝廷是這麽個態度，他也就藍度自討沒趣，冷眼旁觀朝廷的蹩腳表演，將本就不多餓麵子在國際社會掉得幹淨。
在這期間，曾國藩怪掉了，李鴻章取代曾某人成了湘淮領軍人物，左宗棠在西北一邊圍剿回亂一邊積極準備殺入新疆平叛。
總之，漢人督撫已經成了維持大清繼續存在下去的基石。關鍵朝堂上慈禧太後的帝後黨與恭親王為首的王公黨鬥得厲害，也沒精力對付各地漢人封疆。
同治十四年發生了三件驚天大事，先是同治皇帝因為玩女人染上天花掛掉，而後慈禧太後舊病複發沒撐住也跟著掛了，主持朝政的恭親王也沒討到好去，雖然沒掛但遇刺身受重傷基本上也失去了對朝堂的直接掌控。
朝堂一下子亂了套，李鴻章這個‘裱糊匠’還沒原本曆史上清末那般牛氣，無論實力還是名氣都震不住場子，要不是吳可顧忌左宗棠此時正在新疆平亂，說不定他早就趁機揭杆而起推翻滿清朝廷了。
和曆史上相同，依舊是光緒小皇帝上位，隻不過此時垂簾聽政的變成了慈安太後，對朝堂的掌控能力一般得很逐漸讓漢人大臣以及封疆坐大。
吳可利用強悍的實力，再次於兩江總督位置上坐了十年之久，二十來年的經營已將兩江，閩浙以及兩廣地區全部掌控在手，成了名副其實的南方土皇帝。
左宗棠接受了吳可的建議，一直坐鎮西北彈壓地方，十年時間足夠其徹底掌握西北軍政大權，成為聲勢不弱於吳可的漢人地方封疆。
隻有李鴻章最為悲催，盡管這廝也一直坐在直奴總督簡北洋大臣位置上，可他要麵對京城裏一幹八旗王公貴族的敵視，以及帝後黨的不斷找茬，日子過得那叫一個‘充實’。
光緒小皇帝初登大寶那幾年，八旗貴族與漢人重臣與封疆的爭鬥到了白熱化階段，隻是八旗貴族已經失勢手頭沒有足夠實力，根本就沒法子與漢人官宦集團相爭。
就在光緒六年的時候，經過多年爭鬥在一幹漢人封疆的努力下，東北提前開放準許漢民開荒屯田，帝後黨的實力被一在壓縮。
也就在這段時間，法國本土緩過氣來，不茬當初被趕出安南的丟臉事兒，於光緒六年抽調兵力悍然發動再次入侵安南戰爭。
吳可則利用抗法契機統合南方軍政權力，不僅將入侵之法國人打得抱頭鼠竄再次可恥失敗，又在年老體衰的左宗棠幫助下逐漸滲透掌握了西北軍政大權，等到光緒八年時慈安太後掛掉之時，吳可已掌握了大半個中國的軍政大權。
到了這時候，就算吳可不想更進一步，手下的弟兄都不安營，於是在統合南方清軍與西北清軍之後，以吳可為領袖的漢人武裝集團悍然發動了推翻滿清統治的政變……
5月18日西鄉從道以“高砂丸”為旗艦,率兵開往台灣。5月21日日軍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擊,22日爆發“石門之役”。當日西鄉從道率艦隊抵達社寮港,隨即展開攻擊。
這場戰役中,高山族人傷亡者合計達70餘名之多,牡丹社酋長父子戰死。日軍傷亡者有20餘名。6月1日日軍發動“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圍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軍攻破牡丹社,並焚毀多社。但高山族進行頑強抵抗,時常從山中出來襲擊。日軍防不勝防,終不能勝,隻得退守龜山,在這裏建造都督府,設醫院,修橋梁,築道路,開荒屯田,作長久之計。時日軍中瘧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軍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對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況後反應遲鈍,措施不力。中國開始對日本的侵略行動一無所知,最先告訴中國消息的還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後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谘報日本興兵赴台灣各節。
總理衙門采取如下對策,“除由臣衙門照會該國外務省切實詰問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時該國動兵與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過急,而事必期於有備,患當杜於方萌,應如何按約據理,相機辯阻,及如何先事籌備,……擬請欽派開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員,帶領輪船,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情形,妥籌辦理。”
而上諭雲:“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
人家已經打上門來了,朝廷還擔心“操之過急”,不過“詰問”而已,並擬“按約據理”、“相機辯阻”,“察看情形”、“相機籌辦”,明顯措施不足。
中國官員對日軍的行動進行了有力的批駁。5月3日,福島九成在廈門會見知府李鍾霖,遞交了西鄉從道致閩浙總督李鶴年的照會。照會一心掩飾侵略,將侵犯剛簽訂《修好條規》不久的與約國,說成是稍示懲罰生番,竟然還恬不知恥地要求中國地方政府將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給日本兵,日本人之虛偽和狡猾可見一斑。
5月11日,閩浙總督李鶴年複函西鄉從道,內稱:“本部堂查台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貴國政府並未與總理衙門商允作何辦理,徑行命將統兵前往,既與萬國公法違背,亦與同治十年所換和約內第一、第三兩條不合。……琉球島,即我屬國中山國疆土,該國世守外藩,甚為恭順,本部堂一視同仁,已嚴檄該地方官,責成生番頭人,趕緊勒限交出首凶議抵。總之台灣在中國,應由中國自辦,毋庸貴國代謀……應請貴中將撤兵回國,以符條約而固邦交可也。”
應當說,李鶴年的回函對琉球漂民事件如何處理作了正麵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據,但是西鄉從道接到複函後,不僅毫無撤兵之意,反而加緊向高山族進攻。
5月11日,總理衙門照會日本外務省進行詰問。照會雲:“查台灣一隅,僻處海島,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繩以法律,故未設立郡縣,即禮記所雲?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實係中國之屬。……此次忽聞貴國欲興師前往台灣,是否的確,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貴國真有是舉,何以未據先行議及,其寄泊廈港兵船,究欲辦理何事,希即見複,是所深盼。”
照會用語軟弱,無強烈抗議之詞,更無針鋒相對之意,對台灣生番所置“向未繩以法律”之詞,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灣的。
日本外務省對照會要求立即見複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複照,且態度極為橫蠻。複照稱日本出兵是根據柳原前光和毛董兩大臣會談之意行事的,真是強詞奪理。
5月28日,日本派駐中國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與柳原前光會麵,進行詰問,要求退兵。
隨著事態的擴大,總理衙門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決問題,準備用兵。5月29日,總署恭親王奕欣在奏折中稱:“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灣,且有登岸情事,必須沈葆楨迅籌辦法,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無隙可乘,庶幾潛消隱患。”
不久上諭準奏,並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福建布政使潘為幫辦。5月31日朝廷接李鶴年奏,報告了西鄉從道的照會及複函情況。6月5日朝廷又接李鶴年奏,稱已向鳳山、澎湖、廈門調兵,並闡述了對日軍策略:“如果倭兵擾入台灣腹地,自當督飭鎮道鼓勵兵團,合力堵剿;若僅以戕殺琉球難民為名,與生番複仇,惟當按約理論,不遽聲罪致討以免釁開自我。”
實際上,這也是朝廷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當之處在於,一是將台灣和生番分論,二是將日軍攻打生番和攻擊台灣腹地分開,並采取差別很大的對策,這就給人造成日本攻擊台灣生番並不是侵略中國的印象,不利於中國依據國際法對日鬥爭使得以後對日談判處於被動境地。
這種政策也顯示出清政府恐懼戰爭的心理。當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開始購船買炮,並請洋教習教授,準備接戰6月9日朝廷再接李鶴年奏,報告日軍與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灣與西鄉從道按約理論的情況。
上諭雲:“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化外遊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楨和潘到達台灣。一方麵同西鄉從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麵招募兵勇,修築炮台,加強軍備。此時清政府也有了進行戰爭的決心。
上諭指示:“沈葆楨等務當與之極力理論,斷不可任其妄為,倘該國悍然不顧,亦當示以兵威,不得稍涉遷就,致誤事機。”
6月22日,潘持沈葆楨致西鄉從道的照會和柳原前光的函會見西鄉從道,與之反複辯論。由於日軍進展並不順利,中國戰爭準備越來越充分,西鄉從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費賠償之意。
日軍在台灣進展不利,而中國備戰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討論“善後策”,作出《出師之議》,決定擴大戰爭,並向陸海軍兩省下達了備戰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諸道征兵,購買兵艦,準備大戰。中國也積極備戰,在澎湖諸島建造炮台,在台廈間敷設海底電纜,向德國購置毛瑟槍,向丹麥訂購鐵甲艦。並不斷向台增兵,“一時兵勇驟增,聲勢頗壯。”
但雙方並未放棄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日本妄圖通過談判獲取勝利果實。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四等出仕田邊太一來華,向柳原前光傳達政府關於對華談判的要領和須知:“談判之要領,在於獲得償金及讓與攻取之地。”“當以此次機會,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開啟朝，鮮自新之門戶。”
清政府因“備未實修,未能遽戰為慮”,“竊計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結番族,轉得固壘深溝,為備我之地”,也想早日解決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鄭永寧到天津會見李鴻章。李鴻章嚴詞駁問,柳原前光則一味抵賴。7月30日,柳原前光到達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總理衙門,與總署大臣會見,以後又多次會見。柳原前光“先遞照會一件,則謂台灣生番,為無主野蠻,本不必問之中國。”
總署大臣“隨責以台灣生番,係中國地方。”“琉球之事,應由該國王清理。”“生番隸台灣版圖,應如何撫綏歸化之處,中國有自主之權,應由中國自行議辦。”雙方相互辯駁,沒有結果。
中日間的談判沒有什麽進展,兩國政府都有些著急。8月5日,日本天皇發布敕語,任命內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來華談判,企圖打開僵局,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達北京。從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間舉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國承認日本進攻台灣是所謂“義舉”,二要中國賠償兵費,開口要價二百萬兩。
清政府隻求日本退兵,而不論是非曲直,甚至“不責日本此舉不是”,可以出錢,但忌諱“賠償”二字。最後,由於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裝,作出破裂姿態,以戰爭相威脅;英國公使威妥瑪又從中串通、哄騙、恫嚇;清政府軟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開戰，中日雙方終於定議。
此中情形,10月31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的奏折講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兩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車之計。威妥瑪來臣衙門,初示關切,繼為恫喝之詞,並謂日本所欲二百萬兩,數並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權衡利害重輕,揣其情勢迫切,若不稍予轉機,不獨日本鋌而走險,事在意中,在我武備未有把握,隨在堪虞,且令威妥瑪無顏而去,轉足堅彼之援,益我之敵。遂告以中國既允撫恤,隻能實辦撫恤,即使加優,數不能逾十萬兩。……再允將該國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為中國之用,給銀四十萬兩,總共不得逾五十萬兩之數,願否聽之。威妥瑪旋至該使臣寓所，議論許久,複稱撫恤等費數目,日本使臣業經應允。嗣經議立結案辦法三條,另立付銀憑單一紙。……今則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不能不姑示羈縻。”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訂《北京專條》,規定:“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消,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會議憑單》詳細規定了付銀辦法。
簽約次日,大久保利通離開北京回國。日本天皇遣使赴台灣,詔敕班師。12月,西鄉從道率兵回國。
……
鬧劇，這一切在吳可看來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鬧劇！
就在日本人找茬的時候，他再次調任兩江總督，執掌兩江軍政大權。
以他的功勳，就算調任京城作為領班軍機都夠了，隻可惜剛滿四十歲的他，年齡實在太小了一點。
經過十來年經營，整個兩廣幾乎被他建成鐵桶一般，換了新任總督沒他的暗中支持根本就玩不轉。所以朝廷的調令到來後，他也沒玩什麽花樣直接應下，而後收拾收拾便趕到金陵赴任。
再任兩江總督，擺在他麵前的頭號任務，便是給身處西北戰場的左宗棠部楚軍籌集軍資糧餉，目前放眼整個大清也隻有他有這個能力，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都得靠邊站。
日本人狼子野心折騰的時候，作為大清有數耕疆大吏吳可也發表了意見，認為朝廷應該強硬以對。按他的說法就是，麵對小小的藩屬國朝廷都沒底氣強硬的話，以後還怎麽麵對列強壓迫？
結果，朝廷再一次讓他失望了，竟然麵對日本這樣的藩屬國時，表現得都那般軟弱可欺？
日本人出兵台灣時，吳可也提請調派兩廣清軍參戰，同時將剛剛恢複了一點元氣的兩廣水師也推了出來，結果朝廷根本不予理會。
吳可也知道這是什麽原因，不過就是擔心讓他再次立下大功，到時賞無可賞朝廷就尷尬了，當然遏製吳可手頭權力和影響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朝廷是這麽個態度，他也就藍度自討沒趣，冷眼旁觀朝廷的蹩腳表演，將本就不多餓麵子在國際社會掉得幹淨。
在這期間，曾國藩怪掉了，李鴻章取代曾某人成了湘淮領軍人物，左宗棠在西北一邊圍剿回亂一邊積極準備殺入新疆平叛。
總之，漢人督撫已經成了維持大清繼續存在下去的基石。關鍵朝堂上慈禧太後的帝後黨與恭親王為首的王公黨鬥得厲害，也沒精力對付各地漢人封疆。
同治十四年發生了三件驚天大事，先是同治皇帝因為玩女人染上天花掛掉，而後慈禧太後舊病複發沒撐住也跟著掛了，主持朝政的恭親王也沒討到好去，雖然沒掛但遇刺身受重傷基本上也失去了對朝堂的直接掌控。
朝堂一下子亂了套，李鴻章這個‘裱糊匠’還沒原本曆史上清末那般牛氣，無論實力還是名氣都震不住場子，要不是吳可顧忌左宗棠此時正在新疆平亂，說不定他早就趁機揭杆而起推翻滿清朝廷了。
和曆史上相同，依舊是光緒小皇帝上位，隻不過此時垂簾聽政的變成了慈安太後，對朝堂的掌控能力一般得很逐漸讓漢人大臣以及封疆坐大。
吳可利用強悍的實力，再次於兩江總督位置上坐了十年之久，二十來年的經營已將兩江，閩浙以及兩廣地區全部掌控在手，成了名副其實的南方土皇帝。
左宗棠接受了吳可的建議，一直坐鎮西北彈壓地方，十年時間足夠其徹底掌握西北軍政大權，成為聲勢不弱於吳可的漢人地方封疆。
隻有李鴻章最為悲催，盡管這廝也一直坐在直奴總督簡北洋大臣位置上，可他要麵對京城裏一幹八旗王公貴族的敵視，以及帝後黨的不斷找茬，日子過得那叫一個‘充實’。
光緒小皇帝初登大寶那幾年，八旗貴族與漢人重臣與封疆的爭鬥到了白熱化階段，隻是八旗貴族已經失勢手頭沒有足夠實力，根本就沒法子與漢人官宦集團相爭。
就在光緒六年的時候，經過多年爭鬥在一幹漢人封疆的努力下，東北提前開放準許漢民開荒屯田，帝後黨的實力被一在壓縮。
也就在這段時間，法國本土緩過氣來，不茬當初被趕出安南的丟臉事兒，於光緒六年抽調兵力悍然發動再次入侵安南戰爭。
吳可則利用抗法契機統合南方軍政權力，不僅將入侵之法國人打得抱頭鼠竄再次可恥失敗，又在年老體衰的左宗棠幫助下逐漸滲透掌握了西北軍政大權，等到光緒八年時慈安太後掛掉之時，吳可已掌握了大半個中國的軍政大權。
到了這時候，就算吳可不想更進一步，手下的弟兄都不安營，於是在統合南方清軍與西北清軍之後，以吳可為領袖的漢人武裝集團悍然發動了推翻滿清統治的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