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古董商趙從平先生，手把著巴金七封信，自認為奇貨可居，遲遲不肯讓給我。我這廂舍不得亦急不得，常恨文人囊中羞澀。這位趙從平在太原古玩界要算個“錠頭”，平日交友不多。我在圏兒內幾位老友，大都與他不相熟稔，一時間找不到合適中人。譬如棉花巷古玩城雪野，經營老窯瓷，道行不淺，還是個好詩人，與我交情深遠。而我對趙試探說，雪野東西走得好，這位老趙便用鼻子“哼”一聲，繼而說出“如今有幾個人耍真貨”之類的話，還輕蔑地說，老窯瓷我玩得不待玩了！二人顯然不對脾氣。你越說雪野或者誰人東西走得好，這位老兄就越煩惱。背地裏，古玩人給老趙起外號，叫他“趙禿驢”，形容老趙光著個大腦袋，性格倔強。倘若請中人為我遊說這些信，隻怕是越說越亂，價位反而下不來了。要想解開此套，還須他法。
作家是專門琢磨人的，應該從人下手。於是我舉杯對老趙說：這事兒怪了，我叫你老趙，人家叫我老趙，這位黛莉也姓趙，緣分啊！兩位老趙便傻乎乎地笑起來。我懇請他講講，這些信究竟從何而來？你老趙咋會有這種東西？真古董講究傳承有序，好東西都應該說明出處。老趙乘著酒興，道出了這批老信的源頭。
老趙說：凡成大事者，要下苦功夫。盡管他並未成大事，下過苦功夫這個話，他還是要說的。
前頭講，趙從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廠一名下崗工人，為了生計，轉入古董行。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太原市開始大規模拆遷建設。許多古董商，趁老舊房屋拆除之際，搜尋到不少寶貝。在北京城區也常見這種情景：拆房挖溝施工中，旁邊蹲了一溜閑人，專為撿老東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這一天，太原市中心區域解放路，拆除閻錫山時期老院子，“閑人”們來了，蹲邊兒上抽煙。其中一座民國初年三進大院，坡子街0號，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廠高級管理大亨舊址。閻錫山重視“造產救國”，信奉“武力為公道之後盾”，二四七兵工廠百年曆史，亦由此來。其前身曾為西北修造廠，1949年後被政府接管。
趙從平出身這家工廠，知曉院裏住過老總管或者什麽高官。他來到現場，據他說還有其同廠妹夫等親友，協同蹲守，“下苦功夫”。當時，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經抽水兩天兩夜，眾人耐心等待抽幹積水，卻未見任何寶貝，遂漸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時，拆到房頂天花板，發現了油布包裹一個。清晚民初建築，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質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紙質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開看時，內有一捆舊信，應是當年房主暫時存放的物品。根據內容推斷，或是大戶人家一位讀書小姐，不願讓大人們知曉此信此情，臨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豈料世事滄桑，幾十載春秋逝去，這位小姐再也沒機會將信取回。這些信，靜靜地躺在頂棚上，任由塵埃疊落，等待著後人識見。兵工廠老房子轉由市政拆除，廠裏參與勞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廠親友趙從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將這些舊物轉給老趙，看看它們究竟能賣幾多錢。老趙對我說，十幾年了，貴賤沒有賣掉，都快忘記這件事了。不是見著你這個作家，卻也想不起來。這便是這批信的來由了。
古董商販們的存在，是文物保護鏈條中一個重要環節，常可為利，亦可為害，卻不能沒有他們。這一次顯然做了好事。假如僅僅是拆房工人獨家幹活兒，說不定，早將一捆爛信一腳踢飛了。我說，老趙，原先怎麽沒聽你說過？
老趙說：原先是想把信轉給巴金家人，說不定能賣個好價錢。結果，有人發現一個叫什麽沈雁冰的信，轉給人家後，人家寄來五百塊錢，說聲謝謝拉倒，根本不可能掙來大錢。這個思路最不合算。就這樣，放下來了。
我說，那好，原先你沒花什麽本錢，就不該貴賣！他說，好，喝酒，改天我一高興，就白送老弟啦！氣死我也。這家夥，是我見過的晉京兩地古玩商當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貴巴巴地買了他的大立鏡，也沒配上底座，拉回來無用，在雪野店裏放了一段時間，幹脆送給我長治發小了；買了他一隻大號水仙盆，放在家裏沒地兒擱，塞床下，遲早也是送人。要想事有轉機，尚須人心律動。
這位油鹽不進的趙從平先生，年輕時卻是一名崇尚暴力又無比激進的革命戰士。我發現，隻要你一提當年“文化大革命”，說運動風起雲湧，豪雄叱吒三晉，他便正經起來，乃至髙傲摯誠變作另外一個人。恰恰是因為討論山西“文革”史實，在血與火之間，我們找到了共同話題。三年來我寫《犧牲者》，對山西“文革”兩大派武裝鬥爭態勢，也算比較了解。說起太原幾大組織，總站兵團紅聯站，說起晉東南紅字號、聯字號，說起劉格平、張日清、陳永貴、楊承效，說起一仗又一仗，老趙便激動不已。
《犧牲者》裝訂出來，我真誠地送趙從平一冊，不，“借”給他一冊，並且與他約定：巴金這批信不得賣與他人。
人滔滔不絕，切磋頃刻深化，四川話叫做“大擺龍門陣”。原來，這位老趙當年在組織中，是個青工頭頭。他們支持過劉格平造反。
老趙拍著胸脯說，奪權當夜他就在劉格平家中指揮部。劉格平、張日清兩大派分裂後，二四七廠老趙所在組織槍炮精良，占領省城小北門軍體校據點，盤踞作戰，還遠程增援過長治淮海兵工廠同一派紅字號。對於這些戰鬥曆程，我都能一一與他對談，不少史實，如太原“九五事件”、“平遙事件”、長治紅字號苦戰突圍赴省等等大事，我不僅對答如流，而且比他更多地掌握全局，令其大為驚異。起初我向他請教時，他還吹：山西“文化大革命”，你要問我！後來變作我侃他聽，反而向我追尋許多曆史疑案之謎。老趙百思不解：你小子比我還小十來歲，如何知道這麽多？我便也吹：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你還有什麽不明白處，盡管問來。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冊《犧牲者》，表示要細細研讀，“讓咱這個老紅衛兵也學習學習”。
我說，書尚難出，裝訂不多，隻能借給他看，且必須提出幾條寶貴意見作貢獻，否則不借雲雲。
007年初，《犧牲者》裝訂出來，我真誠地送他一冊，不，“借”給他一冊，並且與他約定：巴金這批信不得賣與他人，等我從北京回來再議。
事情正在起變化。老趙和我熟絡了，始知他並不完全是個油滑商人。
008年5月，四川發生極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災區采訪。6月裏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頭趕寫一部《晉人援蜀記》，累得直不起腰來，情緒也不好。空隙間，又去文廟找那趙從平。我實在無法舍棄巴金這些信。
老趙一見我就說，他流著熱淚把《犧牲者》看完了，現在舍不得還我，還想反複看一看，認真想一想。並說另有兩位朋友也急於借讀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隻要將巴金信件給我，咋也行，把這部《犧牲者》送給你都行。旁邊有人幫腔：“這種民間裝訂書，將來也是文物嘛。”
老趙語氣較以前有所變化，說這些信肯定給作家留著，隻要求價格上能多點兒就多給點兒。
我說太貴，上哪兒找那麽多錢？老趙便嚷嚷出一句糊塗話來，使我極為惱火。他說：我在中央台看見你們捐款哩！你們能給災民出那麽多錢，就買不起個這？
我不由大怒：放你媽的屁！你開個破店還敢自比災民？東西老子不要了，你這禿驢留著發橫財吧！
老趙趕緊道歉自己說了錯話。二人談崩，我拂袖而去。
事後，我也覺得罵街不好，自己修養太差了。老趙下崗多年，強在文廟苦撐，嘴上吹得硬，其實並沒發什麽財，要不他早就搬進古玩城去了。對於這些信，他情知主顧難尋，別人並不會癡迷此道，之所以反複不願降價，無非是為著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糾纏，又去找誰索要呢？說到底，還不是咱自家人窮誌短嗎？
到了8月下旬，《晉人援蜀記》寫完，交給出版社。我再次惦記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來。
很快又要去鄂爾多斯出差，然後去北京忙其他事務，一兩個月怕也回不到山西，東西沒了咋辦？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個星期天，我忍不住還是上了文廟。我最後一次站在文廟街二十二號立玄齋的櫃台前。我一言不發，故意繃著麵色。
二人對視良久，老趙同樣沉默著。半天冒出一句話：我知道你就會再來，你這個老趙！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開口講些什麽，隻見趙從平豪邁地一揮大手，製止我開口，然後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張道：一萬！你肯定拿得出來，今天甚也不說了，七封信帶皮兒，歸你，隻當我認你這個兄弟。
成交！我回應他兩個字，再無廢話。
二人相對又笑。老趙將一個硬皮大夾子給我。他早已將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透明紙袋中了。
成交後，我一反常規，取過紙來，寫出一張買賣合同，內容也很簡單。二人使筆簽下名字。老趙說，弄這幹啥？我說，流傳有序吧。
我順便問起那冊《犧牲者》，老趙從鏡片後頭眨巴著小眼睛，
鬼精鬼精地說：很不幸，丟球的啦！我說，物質不滅，丟就丟啦。二趙皆大歡喜。
最後，我要求他鎖起店門，乘我的車，到解放路一帶去，具體指給我看看，哪裏是發現此信的“坡子街0號”，說不定還能找到幾位老住戶，追憶起七十年前誰是這家院子的主人。以期順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趙黛莉小姐的蹤跡。
趙從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來寬的卷閘門，貼著地皮上好鎖子。
二人驅車而去。車上，老趙與我調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還想找到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裏說過趙黛莉十七歲，該是190年生人，活到現在就得九十啦！你上哪兒找去？我鄭重地說：試試看。
我強烈地關切，一位頻頻與巴金通信，向往著革命鬥爭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運後來將會怎樣？她還好嗎？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家族？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七十年間她經曆了哪些事？好奇，探索，想象，思考，追尋，敬畏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經的坡子街本來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小街早已蕩然無存。來到一座大樓門前停車坪，老趙站立一陣，四處張望半天，然後用力跺跺腳，肯定地說：這裏就是坡子街，這裏就是二十號！
我望著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悵然若失。為了探知原先二十號大院曾為誰人所居，我和老趙分頭鑽入錯落的樓區間，前後打問了一個多時辰，沒有問出任何名堂來。想想也是，隔著好幾代人呢。我舉目四望，夕陽西下，陽光照射在一幢幢新式高樓玻璃上，虛光反射千千萬萬，一片迷離，幾多幻影，不辨南北東西，早已淹失了曆史方向。
末了，老趙站在車前，安慰我說：你這個老趙，鹹吃蘿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誰家老院兒，隻要我回到廠裏，到行政處，肯定有房產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說，好主意，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煩老兄先上廠裏查著，過些日子咱們再會，有好酒伺候。
他連說放心，說咱在廠裏算個老人啦，要查問這件事，不難。
二人就此依依話別。
誰能料到，此間一別，老趙很快就出了事……（未完待續）
作家是專門琢磨人的，應該從人下手。於是我舉杯對老趙說：這事兒怪了，我叫你老趙，人家叫我老趙，這位黛莉也姓趙，緣分啊！兩位老趙便傻乎乎地笑起來。我懇請他講講，這些信究竟從何而來？你老趙咋會有這種東西？真古董講究傳承有序，好東西都應該說明出處。老趙乘著酒興，道出了這批老信的源頭。
老趙說：凡成大事者，要下苦功夫。盡管他並未成大事，下過苦功夫這個話，他還是要說的。
前頭講，趙從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廠一名下崗工人，為了生計，轉入古董行。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太原市開始大規模拆遷建設。許多古董商，趁老舊房屋拆除之際，搜尋到不少寶貝。在北京城區也常見這種情景：拆房挖溝施工中，旁邊蹲了一溜閑人，專為撿老東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這一天，太原市中心區域解放路，拆除閻錫山時期老院子，“閑人”們來了，蹲邊兒上抽煙。其中一座民國初年三進大院，坡子街0號，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廠高級管理大亨舊址。閻錫山重視“造產救國”，信奉“武力為公道之後盾”，二四七兵工廠百年曆史，亦由此來。其前身曾為西北修造廠，1949年後被政府接管。
趙從平出身這家工廠，知曉院裏住過老總管或者什麽高官。他來到現場，據他說還有其同廠妹夫等親友，協同蹲守，“下苦功夫”。當時，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經抽水兩天兩夜，眾人耐心等待抽幹積水，卻未見任何寶貝，遂漸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時，拆到房頂天花板，發現了油布包裹一個。清晚民初建築，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質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紙質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開看時，內有一捆舊信，應是當年房主暫時存放的物品。根據內容推斷，或是大戶人家一位讀書小姐，不願讓大人們知曉此信此情，臨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豈料世事滄桑，幾十載春秋逝去，這位小姐再也沒機會將信取回。這些信，靜靜地躺在頂棚上，任由塵埃疊落，等待著後人識見。兵工廠老房子轉由市政拆除，廠裏參與勞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廠親友趙從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將這些舊物轉給老趙，看看它們究竟能賣幾多錢。老趙對我說，十幾年了，貴賤沒有賣掉，都快忘記這件事了。不是見著你這個作家，卻也想不起來。這便是這批信的來由了。
古董商販們的存在，是文物保護鏈條中一個重要環節，常可為利，亦可為害，卻不能沒有他們。這一次顯然做了好事。假如僅僅是拆房工人獨家幹活兒，說不定，早將一捆爛信一腳踢飛了。我說，老趙，原先怎麽沒聽你說過？
老趙說：原先是想把信轉給巴金家人，說不定能賣個好價錢。結果，有人發現一個叫什麽沈雁冰的信，轉給人家後，人家寄來五百塊錢，說聲謝謝拉倒，根本不可能掙來大錢。這個思路最不合算。就這樣，放下來了。
我說，那好，原先你沒花什麽本錢，就不該貴賣！他說，好，喝酒，改天我一高興，就白送老弟啦！氣死我也。這家夥，是我見過的晉京兩地古玩商當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貴巴巴地買了他的大立鏡，也沒配上底座，拉回來無用，在雪野店裏放了一段時間，幹脆送給我長治發小了；買了他一隻大號水仙盆，放在家裏沒地兒擱，塞床下，遲早也是送人。要想事有轉機，尚須人心律動。
這位油鹽不進的趙從平先生，年輕時卻是一名崇尚暴力又無比激進的革命戰士。我發現，隻要你一提當年“文化大革命”，說運動風起雲湧，豪雄叱吒三晉，他便正經起來，乃至髙傲摯誠變作另外一個人。恰恰是因為討論山西“文革”史實，在血與火之間，我們找到了共同話題。三年來我寫《犧牲者》，對山西“文革”兩大派武裝鬥爭態勢，也算比較了解。說起太原幾大組織，總站兵團紅聯站，說起晉東南紅字號、聯字號，說起劉格平、張日清、陳永貴、楊承效，說起一仗又一仗，老趙便激動不已。
《犧牲者》裝訂出來，我真誠地送趙從平一冊，不，“借”給他一冊，並且與他約定：巴金這批信不得賣與他人。
人滔滔不絕，切磋頃刻深化，四川話叫做“大擺龍門陣”。原來，這位老趙當年在組織中，是個青工頭頭。他們支持過劉格平造反。
老趙拍著胸脯說，奪權當夜他就在劉格平家中指揮部。劉格平、張日清兩大派分裂後，二四七廠老趙所在組織槍炮精良，占領省城小北門軍體校據點，盤踞作戰，還遠程增援過長治淮海兵工廠同一派紅字號。對於這些戰鬥曆程，我都能一一與他對談，不少史實，如太原“九五事件”、“平遙事件”、長治紅字號苦戰突圍赴省等等大事，我不僅對答如流，而且比他更多地掌握全局，令其大為驚異。起初我向他請教時，他還吹：山西“文化大革命”，你要問我！後來變作我侃他聽，反而向我追尋許多曆史疑案之謎。老趙百思不解：你小子比我還小十來歲，如何知道這麽多？我便也吹：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你還有什麽不明白處，盡管問來。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冊《犧牲者》，表示要細細研讀，“讓咱這個老紅衛兵也學習學習”。
我說，書尚難出，裝訂不多，隻能借給他看，且必須提出幾條寶貴意見作貢獻，否則不借雲雲。
007年初，《犧牲者》裝訂出來，我真誠地送他一冊，不，“借”給他一冊，並且與他約定：巴金這批信不得賣與他人，等我從北京回來再議。
事情正在起變化。老趙和我熟絡了，始知他並不完全是個油滑商人。
008年5月，四川發生極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災區采訪。6月裏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頭趕寫一部《晉人援蜀記》，累得直不起腰來，情緒也不好。空隙間，又去文廟找那趙從平。我實在無法舍棄巴金這些信。
老趙一見我就說，他流著熱淚把《犧牲者》看完了，現在舍不得還我，還想反複看一看，認真想一想。並說另有兩位朋友也急於借讀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隻要將巴金信件給我，咋也行，把這部《犧牲者》送給你都行。旁邊有人幫腔：“這種民間裝訂書，將來也是文物嘛。”
老趙語氣較以前有所變化，說這些信肯定給作家留著，隻要求價格上能多點兒就多給點兒。
我說太貴，上哪兒找那麽多錢？老趙便嚷嚷出一句糊塗話來，使我極為惱火。他說：我在中央台看見你們捐款哩！你們能給災民出那麽多錢，就買不起個這？
我不由大怒：放你媽的屁！你開個破店還敢自比災民？東西老子不要了，你這禿驢留著發橫財吧！
老趙趕緊道歉自己說了錯話。二人談崩，我拂袖而去。
事後，我也覺得罵街不好，自己修養太差了。老趙下崗多年，強在文廟苦撐，嘴上吹得硬，其實並沒發什麽財，要不他早就搬進古玩城去了。對於這些信，他情知主顧難尋，別人並不會癡迷此道，之所以反複不願降價，無非是為著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糾纏，又去找誰索要呢？說到底，還不是咱自家人窮誌短嗎？
到了8月下旬，《晉人援蜀記》寫完，交給出版社。我再次惦記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來。
很快又要去鄂爾多斯出差，然後去北京忙其他事務，一兩個月怕也回不到山西，東西沒了咋辦？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個星期天，我忍不住還是上了文廟。我最後一次站在文廟街二十二號立玄齋的櫃台前。我一言不發，故意繃著麵色。
二人對視良久，老趙同樣沉默著。半天冒出一句話：我知道你就會再來，你這個老趙！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開口講些什麽，隻見趙從平豪邁地一揮大手，製止我開口，然後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張道：一萬！你肯定拿得出來，今天甚也不說了，七封信帶皮兒，歸你，隻當我認你這個兄弟。
成交！我回應他兩個字，再無廢話。
二人相對又笑。老趙將一個硬皮大夾子給我。他早已將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透明紙袋中了。
成交後，我一反常規，取過紙來，寫出一張買賣合同，內容也很簡單。二人使筆簽下名字。老趙說，弄這幹啥？我說，流傳有序吧。
我順便問起那冊《犧牲者》，老趙從鏡片後頭眨巴著小眼睛，
鬼精鬼精地說：很不幸，丟球的啦！我說，物質不滅，丟就丟啦。二趙皆大歡喜。
最後，我要求他鎖起店門，乘我的車，到解放路一帶去，具體指給我看看，哪裏是發現此信的“坡子街0號”，說不定還能找到幾位老住戶，追憶起七十年前誰是這家院子的主人。以期順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趙黛莉小姐的蹤跡。
趙從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來寬的卷閘門，貼著地皮上好鎖子。
二人驅車而去。車上，老趙與我調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還想找到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裏說過趙黛莉十七歲，該是190年生人，活到現在就得九十啦！你上哪兒找去？我鄭重地說：試試看。
我強烈地關切，一位頻頻與巴金通信，向往著革命鬥爭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運後來將會怎樣？她還好嗎？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家族？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七十年間她經曆了哪些事？好奇，探索，想象，思考，追尋，敬畏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經的坡子街本來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小街早已蕩然無存。來到一座大樓門前停車坪，老趙站立一陣，四處張望半天，然後用力跺跺腳，肯定地說：這裏就是坡子街，這裏就是二十號！
我望著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悵然若失。為了探知原先二十號大院曾為誰人所居，我和老趙分頭鑽入錯落的樓區間，前後打問了一個多時辰，沒有問出任何名堂來。想想也是，隔著好幾代人呢。我舉目四望，夕陽西下，陽光照射在一幢幢新式高樓玻璃上，虛光反射千千萬萬，一片迷離，幾多幻影，不辨南北東西，早已淹失了曆史方向。
末了，老趙站在車前，安慰我說：你這個老趙，鹹吃蘿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誰家老院兒，隻要我回到廠裏，到行政處，肯定有房產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說，好主意，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煩老兄先上廠裏查著，過些日子咱們再會，有好酒伺候。
他連說放心，說咱在廠裏算個老人啦，要查問這件事，不難。
二人就此依依話別。
誰能料到，此間一別，老趙很快就出了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