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故事繼續推進之前，我們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將此信列為第三封，是根據落款所注月日排列的，並無年份。這是兩頁豎排長格紙，左側下方印有“開明800”字樣，顯見為開明書店信箋。信紙質地良好，全信幾無破損缺字處。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頭又一次省略了稱謂，他直接開筆寫道：
應該是我來請您原諒，我接到您兩封信，到現在才來回信，您不怪我辦事遲慢嗎？
你又寄了錢來，我得拿它來買書寄你。您說“把那錢送給那些沒有飯吃的人”，我感謝您的好心腸。我事實上常常把錢來送人，因為我一個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錢用的人又是那麽多。但我不能夠白白地接受您的錢，我想您也需要錢來買書看，所以我以後會隨時買些書寄你。《十年》一冊，那是書店送我的，我有兩三冊，故轉送你一冊。
學校開學了，您想必會忙起來吧。我一天裏還是為著雜事忙，也寫一點文章。天氣不好，人容易生病。這兩天漸漸涼起來，我得在寫作上多用點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寫完，離開上海到別處去走走，多看看社會，多體驗生活。
左拉的小說是長的好，但可惜中國還沒有譯本。他的書我看得很多，但除一兩部外，有許多我簡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覺得怎樣？有空能告訴我一點你的生活情形麽？
寄你一本《滅亡》，因為這是最近改訂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愛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總序；寄你一本《憶》，那可以當作我的自傳看。祝好。
分析下來，此信應該仍成於196年。因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寫完”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於198年春，4月出書。由此可知此信不會產生於198年8月。那麽，有沒有可能寫於兩年之間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從後邊幾封信中涉及的史實加以推斷，二是上海局勢在197年發生了急劇動蕩，巴金信中卻絲毫未見反映。具體情況是：197年8月1日，日寇發動對上海的進攻，一場上海人民保家衛國的救亡運動終於爆發。8月16日，巴金寫出了熱烈的《一點感想》，繼而接連發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給死者》、《上海進行曲》等壯烈詩篇，謳歌上海軍民同敵寇殊死戰鬥的精神，聲討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喚民眾奮起抗日，“把最後一滴血灑在中國的平原”。他堅信祖國不會滅亡，他挺身而出，“為我前方忠勇之將士，後方義憤之民眾，奮其禿筆，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將自己主辦的《文季》社，與王統照主編的《文學》社、黎烈文主編的《中流》社和黃源主編的《譯文》社聯合起來，四位一體，創辦了《呐喊》文藝周刊，出刊兩期，從第三期起，改名《烽火》，於9月5日出刊，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戰。如此說來，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憤地寫作和緊張編撰全國第一冊抗戰期刊。
巴金針對《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義的呼號和血的實錄”；幾乎與此同時，巴金還出任了《救亡時報》編委，該報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主筆，阿英為主編。因此說，巴金不可能在這個炮火連天的“八月卅一日”，給黛莉寫出這樣一封氣定神閑之信，不可能在燃燒著熊熊烈火的抗戰之城，寫出“天氣不好，人容易生病”之類閑話，亦不會有“這兩天漸漸涼起來，我得在寫作上多用點功才行”之雅興。日寇的轟炸機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衝！
此信隻能產生於這一切發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間，巴金先生正在經受著上海文藝界“一個陣線，兩個口號”鬥爭的折磨。左翼作家聯盟於春天解散之後，那年6月複而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和巴金等人沒有加入，卻在同月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讚同和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兩個團隊，另起爐灶，裂痕加深，鬥爭公開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寫信撰文，指責魯迅，攻擊巴金、胡風、黃源、鄭振鐸等一批作家，繼而有戴敦複、靈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對巴金展開辱罵和圍攻。魯迅於8月5日，扶病寫出那封著名長信《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反擊對手，為巴金等人辯護。那年**月間，正是雙方論戰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筆加盟了反擊與論爭。麵對重重責難，巴金心情沉鬱，他描述自己看過徐懋庸文章之後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沒有扭開電燈，亭子間沉落在陰暗裏。我坐在書桌前麵，癡呆地望著那藍色的牆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卻是在這樣一個沉鬱的日子裏寫成。這對於巴金研究來說，或許多了一種別樣的佐證。純情少女遠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語調平靜沉穩，沒有流露出半點焦躁：“我一天裏還是為著雜事忙，也寫一點文章。”他沒有對生活發牢*，隻有對他人更關切：“有空能告訴我一點你的生活情形麽？”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鄭重使用尊稱“您”字，且一連用了八處之多。而在前兩封信中，則始終稱呼“你”，一次也沒有用過“您”。不知這是出於什麽原因。
在這裏，我們無法繞過一個溫馨而又敏感的話題，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是哪一年與巴金開始交往的？事實告訴我們，蕭珊以上海中學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見，與山西女生趙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們相見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個月裏。蕭珊女士原名陳蘊珍，曾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校方開除，回到浙江寧波老家住了一段後，重返上海，進入愛國女校續讀。陳丹晨先生在《巴金全傳》一書中寫道：“有一位叫陳蘊珍的女學生，從196年起與巴金有了通信聯係。那年，她十九歲，是一位熱愛巴金作品的讀者。”而巴金少年時雖然生長於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卻是浙江嘉興，與同鄉蕭珊溝通起來想必容易許多。蕭珊小姐熱情而又真誠，比趙黛莉年長兩歲。她於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幀照片，以利相認，相邀巴金前往南京東路七一九號新雅粵菜館約會，從此開始了他們時日綿長的真情交往。陳丹晨先生認為，巴金先生從這時起“將早年獻身革命、置個人愛情婚姻於事業以外的獨身主義傾向漸漸淡卻，讓位於純潔而又熾烈的愛情了”。
這第三封書信，正是寫成於196年8月1日，即巴金與蕭珊首次約會的同期。我們無法推想，假如趙黛莉不是居住在遙遠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進一步接近巴金那顆正在“漸漸淡卻”著獨身主義立場的心？
如此假設當然沒有實際意義。那一時期，熱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讀者，本來就非常多，她們同樣都很年輕。據記載，巴金那時很少涉足北方，隻到過北平，卻從未去過閉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們從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這位北國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著與她深入交流，繼續交往下去。
巴金給黛莉寄了一本新書一《憶》，說此書“可以當作我的自傳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憶》確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憶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書。
信中提到改訂過的《滅亡》一書，那是巴金早年完成於法國巴黎東部小城的成名作，那個地方被研究者們稱作“沙城”。《滅亡》完成的時間早在198年秋。當時，巴金將書稿寄回國內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開明書店自費印刷出書，卻被索非推薦給主編《小說月報》的大編輯葉聖陶。葉聖陶欣賞和推舉這部作品，《滅亡》遂於次年元月，奇跡般地在《小說月報》連載，一時間轟動文壇。當年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全書彌漫著一個革命者勇於犧牲卻最終失敗的悲劇氣氛。信中提到“這是最近改訂本”，顯見是出了新版《滅亡》。
對於信中提到的“書店送我的”《十年》一書，似為開明書店出版，我茫然無所知嘵。周邊諸友均未聞此著，我亦不知該向何方智者請教。網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數月前，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老友黃賓堂小飲，又無意間言及此惑。賓堂兄當即舉杯與我一碰，竟說：這本書我是知道的。賓堂兄平日言篤，酒後話語卻十分綿密流暢。想不到，經他如數家珍往下一說，眾人止了喧嘩，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話來：開明書店，正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賢葉聖陶在上海創辦了開明書店。幾度風雨奮鬥，到196年，開明書店聲譽日隆，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勢，苦心經營。周邊團結了大批優秀作家。十載春秋，成果斐然，書店決定以一種特殊方式做出紀念。於是，由夏丐尊先生擔綱主編，誠請最出色的當代作家，各獻一篇精美小說，結集出版，答謝讀者，是為《十年》。一時間，應邀作家紛紛奮筆，為開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個個大名如雷貫耳。他們是：魯彥、老舍、張天翼、靳以、王統照、吳祖緗、施蟄存、李健吾、丁玲、淩叔華、蕭乾、蕭軍、蹇先艾、鄭伯奇、艾蕪、沙汀、蘆焚、沈從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蔣牧良等。巴金則以一篇名為《星》的短篇小說加盟。就是這樣一部紀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壇實力派強勢陣容。尚有好幾位當紅作家，交稿遲了，據說曾被列為《十年續集》。總之，《十年》一書，非同小可，而我竟這樣孤陋寡聞。1949年以後，開明書店搬遷北京。
大江東去，疾風驟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國城鄉強力推行公私合營製度，是紅色國家推行公有製理想的重要步驟，大勢所趨，不可抗拒。爆竹聲聲裏，開明不複明，曆史最無情。195年4月1日，開明書店與共青團中央所屬青年出版社合二為一，增加了“中國”二字，定名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同時成立首屆董事會。這位讓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矚目的首任董事長，就是後來做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營者，稱同誌未必合適吧。
賓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語驚四座。
中青社成立後，連續推出《紅岩》、《紅日》、《紅旗譜》，以及《創業史》等多部紅色經典，概稱“三紅一創”，唱響中國。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飆橫掃，當下把個中青社掀翻砸爛，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無論是開明社老編輯，抑或是十七年間新編輯，誰都幹不下去了。整個出版社被迫停業，大夥兒都去“五七”幹校，荷鋤勞作罷。及至“文革”中期，由於毛澤東支持姚雪垠寫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點光，這才逐步恢複業務。苦難的人們，嚐盡了又一個十年之苦。故事還沒有完。先賢葉聖陶之子葉至善先生，熬過劫難，仍在中青社做編審工作。當時中國出版界，苜要一樁急事，就是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藝名著正名，重新出版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結晶，不可能被一場狂暴革命所摧毀。精神焦渴啊！讀者們蜂擁而上搶購“新書”，一時間人人讀書，手不釋卷，如同沙漠行者撲向綠洲甘泉。在這種情勢下，一枇現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們不是牛鬼蛇神。於是，葉至善先生主張重印開明版《十年》一書，並於1984年11月為這部優秀現代作家作品集寫了《重印後記》。此著遂於次年重見天日，成為一個出版社沉甸甸的曆史見證。如今，在賓堂兄的書架上，仍然保留著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書，巴金先生寄給黛莉小姐的《十年》，應是開明書店贈給作者兩三本樣書中的一本。196年，時間也是對的。光陰流逝，又是二十多年過去，此著還在人間。
葉至善先生後來擔任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可能是當代作家葉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賓堂一席話，知曉《十年》書，得來全不費功夫。曆史文化傳承有緒，焉能與之“決裂”？要大革文化之命，隻有瘋子才那麽瘋。
印象中，賓堂兄還說了這樣的話：當年在社裏，時常見到民國年間的出版家和編輯家們，他們講究真才實學，工作極端嚴謹，都是中國文化界、出版界頂級寶貝。可歎身處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愛護。由此我想到，今日寶貝猶存，得到足夠的尊重與愛護了嗎？
對了，巴金先生這封信，使用的正是開明書店稿紙，豎排小格子，透著一種斯文。
從信中可見，黛莉“又寄了錢來”，並說“把那錢送給那些沒有飯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錢來送人”，這說明，理想主義者都將個人錢財看得很輕，深知“我一個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錢用的人又是那麽多”。從另一個角度看，黛莉之家應該相當富有了。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這個樣子。（未完待續）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頭又一次省略了稱謂，他直接開筆寫道：
應該是我來請您原諒，我接到您兩封信，到現在才來回信，您不怪我辦事遲慢嗎？
你又寄了錢來，我得拿它來買書寄你。您說“把那錢送給那些沒有飯吃的人”，我感謝您的好心腸。我事實上常常把錢來送人，因為我一個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錢用的人又是那麽多。但我不能夠白白地接受您的錢，我想您也需要錢來買書看，所以我以後會隨時買些書寄你。《十年》一冊，那是書店送我的，我有兩三冊，故轉送你一冊。
學校開學了，您想必會忙起來吧。我一天裏還是為著雜事忙，也寫一點文章。天氣不好，人容易生病。這兩天漸漸涼起來，我得在寫作上多用點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寫完，離開上海到別處去走走，多看看社會，多體驗生活。
左拉的小說是長的好，但可惜中國還沒有譯本。他的書我看得很多，但除一兩部外，有許多我簡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覺得怎樣？有空能告訴我一點你的生活情形麽？
寄你一本《滅亡》，因為這是最近改訂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愛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總序；寄你一本《憶》，那可以當作我的自傳看。祝好。
分析下來，此信應該仍成於196年。因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寫完”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於198年春，4月出書。由此可知此信不會產生於198年8月。那麽，有沒有可能寫於兩年之間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從後邊幾封信中涉及的史實加以推斷，二是上海局勢在197年發生了急劇動蕩，巴金信中卻絲毫未見反映。具體情況是：197年8月1日，日寇發動對上海的進攻，一場上海人民保家衛國的救亡運動終於爆發。8月16日，巴金寫出了熱烈的《一點感想》，繼而接連發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給死者》、《上海進行曲》等壯烈詩篇，謳歌上海軍民同敵寇殊死戰鬥的精神，聲討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喚民眾奮起抗日，“把最後一滴血灑在中國的平原”。他堅信祖國不會滅亡，他挺身而出，“為我前方忠勇之將士，後方義憤之民眾，奮其禿筆，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將自己主辦的《文季》社，與王統照主編的《文學》社、黎烈文主編的《中流》社和黃源主編的《譯文》社聯合起來，四位一體，創辦了《呐喊》文藝周刊，出刊兩期，從第三期起，改名《烽火》，於9月5日出刊，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戰。如此說來，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憤地寫作和緊張編撰全國第一冊抗戰期刊。
巴金針對《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義的呼號和血的實錄”；幾乎與此同時，巴金還出任了《救亡時報》編委，該報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主筆，阿英為主編。因此說，巴金不可能在這個炮火連天的“八月卅一日”，給黛莉寫出這樣一封氣定神閑之信，不可能在燃燒著熊熊烈火的抗戰之城，寫出“天氣不好，人容易生病”之類閑話，亦不會有“這兩天漸漸涼起來，我得在寫作上多用點功才行”之雅興。日寇的轟炸機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衝！
此信隻能產生於這一切發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間，巴金先生正在經受著上海文藝界“一個陣線，兩個口號”鬥爭的折磨。左翼作家聯盟於春天解散之後，那年6月複而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和巴金等人沒有加入，卻在同月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讚同和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兩個團隊，另起爐灶，裂痕加深，鬥爭公開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寫信撰文，指責魯迅，攻擊巴金、胡風、黃源、鄭振鐸等一批作家，繼而有戴敦複、靈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對巴金展開辱罵和圍攻。魯迅於8月5日，扶病寫出那封著名長信《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反擊對手，為巴金等人辯護。那年**月間，正是雙方論戰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筆加盟了反擊與論爭。麵對重重責難，巴金心情沉鬱，他描述自己看過徐懋庸文章之後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沒有扭開電燈，亭子間沉落在陰暗裏。我坐在書桌前麵，癡呆地望著那藍色的牆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卻是在這樣一個沉鬱的日子裏寫成。這對於巴金研究來說，或許多了一種別樣的佐證。純情少女遠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語調平靜沉穩，沒有流露出半點焦躁：“我一天裏還是為著雜事忙，也寫一點文章。”他沒有對生活發牢*，隻有對他人更關切：“有空能告訴我一點你的生活情形麽？”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鄭重使用尊稱“您”字，且一連用了八處之多。而在前兩封信中，則始終稱呼“你”，一次也沒有用過“您”。不知這是出於什麽原因。
在這裏，我們無法繞過一個溫馨而又敏感的話題，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是哪一年與巴金開始交往的？事實告訴我們，蕭珊以上海中學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見，與山西女生趙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們相見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個月裏。蕭珊女士原名陳蘊珍，曾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校方開除，回到浙江寧波老家住了一段後，重返上海，進入愛國女校續讀。陳丹晨先生在《巴金全傳》一書中寫道：“有一位叫陳蘊珍的女學生，從196年起與巴金有了通信聯係。那年，她十九歲，是一位熱愛巴金作品的讀者。”而巴金少年時雖然生長於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卻是浙江嘉興，與同鄉蕭珊溝通起來想必容易許多。蕭珊小姐熱情而又真誠，比趙黛莉年長兩歲。她於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幀照片，以利相認，相邀巴金前往南京東路七一九號新雅粵菜館約會，從此開始了他們時日綿長的真情交往。陳丹晨先生認為，巴金先生從這時起“將早年獻身革命、置個人愛情婚姻於事業以外的獨身主義傾向漸漸淡卻，讓位於純潔而又熾烈的愛情了”。
這第三封書信，正是寫成於196年8月1日，即巴金與蕭珊首次約會的同期。我們無法推想，假如趙黛莉不是居住在遙遠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進一步接近巴金那顆正在“漸漸淡卻”著獨身主義立場的心？
如此假設當然沒有實際意義。那一時期，熱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讀者，本來就非常多，她們同樣都很年輕。據記載，巴金那時很少涉足北方，隻到過北平，卻從未去過閉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們從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這位北國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著與她深入交流，繼續交往下去。
巴金給黛莉寄了一本新書一《憶》，說此書“可以當作我的自傳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憶》確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憶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書。
信中提到改訂過的《滅亡》一書，那是巴金早年完成於法國巴黎東部小城的成名作，那個地方被研究者們稱作“沙城”。《滅亡》完成的時間早在198年秋。當時，巴金將書稿寄回國內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開明書店自費印刷出書，卻被索非推薦給主編《小說月報》的大編輯葉聖陶。葉聖陶欣賞和推舉這部作品，《滅亡》遂於次年元月，奇跡般地在《小說月報》連載，一時間轟動文壇。當年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全書彌漫著一個革命者勇於犧牲卻最終失敗的悲劇氣氛。信中提到“這是最近改訂本”，顯見是出了新版《滅亡》。
對於信中提到的“書店送我的”《十年》一書，似為開明書店出版，我茫然無所知嘵。周邊諸友均未聞此著，我亦不知該向何方智者請教。網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數月前，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老友黃賓堂小飲，又無意間言及此惑。賓堂兄當即舉杯與我一碰，竟說：這本書我是知道的。賓堂兄平日言篤，酒後話語卻十分綿密流暢。想不到，經他如數家珍往下一說，眾人止了喧嘩，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話來：開明書店，正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賢葉聖陶在上海創辦了開明書店。幾度風雨奮鬥，到196年，開明書店聲譽日隆，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勢，苦心經營。周邊團結了大批優秀作家。十載春秋，成果斐然，書店決定以一種特殊方式做出紀念。於是，由夏丐尊先生擔綱主編，誠請最出色的當代作家，各獻一篇精美小說，結集出版，答謝讀者，是為《十年》。一時間，應邀作家紛紛奮筆，為開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個個大名如雷貫耳。他們是：魯彥、老舍、張天翼、靳以、王統照、吳祖緗、施蟄存、李健吾、丁玲、淩叔華、蕭乾、蕭軍、蹇先艾、鄭伯奇、艾蕪、沙汀、蘆焚、沈從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蔣牧良等。巴金則以一篇名為《星》的短篇小說加盟。就是這樣一部紀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壇實力派強勢陣容。尚有好幾位當紅作家，交稿遲了，據說曾被列為《十年續集》。總之，《十年》一書，非同小可，而我竟這樣孤陋寡聞。1949年以後，開明書店搬遷北京。
大江東去，疾風驟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國城鄉強力推行公私合營製度，是紅色國家推行公有製理想的重要步驟，大勢所趨，不可抗拒。爆竹聲聲裏，開明不複明，曆史最無情。195年4月1日，開明書店與共青團中央所屬青年出版社合二為一，增加了“中國”二字，定名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同時成立首屆董事會。這位讓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矚目的首任董事長，就是後來做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營者，稱同誌未必合適吧。
賓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語驚四座。
中青社成立後，連續推出《紅岩》、《紅日》、《紅旗譜》，以及《創業史》等多部紅色經典，概稱“三紅一創”，唱響中國。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飆橫掃，當下把個中青社掀翻砸爛，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無論是開明社老編輯，抑或是十七年間新編輯，誰都幹不下去了。整個出版社被迫停業，大夥兒都去“五七”幹校，荷鋤勞作罷。及至“文革”中期，由於毛澤東支持姚雪垠寫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點光，這才逐步恢複業務。苦難的人們，嚐盡了又一個十年之苦。故事還沒有完。先賢葉聖陶之子葉至善先生，熬過劫難，仍在中青社做編審工作。當時中國出版界，苜要一樁急事，就是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藝名著正名，重新出版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結晶，不可能被一場狂暴革命所摧毀。精神焦渴啊！讀者們蜂擁而上搶購“新書”，一時間人人讀書，手不釋卷，如同沙漠行者撲向綠洲甘泉。在這種情勢下，一枇現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們不是牛鬼蛇神。於是，葉至善先生主張重印開明版《十年》一書，並於1984年11月為這部優秀現代作家作品集寫了《重印後記》。此著遂於次年重見天日，成為一個出版社沉甸甸的曆史見證。如今，在賓堂兄的書架上，仍然保留著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書，巴金先生寄給黛莉小姐的《十年》，應是開明書店贈給作者兩三本樣書中的一本。196年，時間也是對的。光陰流逝，又是二十多年過去，此著還在人間。
葉至善先生後來擔任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可能是當代作家葉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賓堂一席話，知曉《十年》書，得來全不費功夫。曆史文化傳承有緒，焉能與之“決裂”？要大革文化之命，隻有瘋子才那麽瘋。
印象中，賓堂兄還說了這樣的話：當年在社裏，時常見到民國年間的出版家和編輯家們，他們講究真才實學，工作極端嚴謹，都是中國文化界、出版界頂級寶貝。可歎身處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愛護。由此我想到，今日寶貝猶存，得到足夠的尊重與愛護了嗎？
對了，巴金先生這封信，使用的正是開明書店稿紙，豎排小格子，透著一種斯文。
從信中可見，黛莉“又寄了錢來”，並說“把那錢送給那些沒有飯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錢來送人”，這說明，理想主義者都將個人錢財看得很輕，深知“我一個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錢用的人又是那麽多”。從另一個角度看，黛莉之家應該相當富有了。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這個樣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