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謎，唯有一查到底。009年春節過後，我從晉東南返回省城。張發兄與我住在同一座樓裏。月8日清晨，二人相見，隻說了一個“走”字，便當下發動我那台4500越野車，出太原，赴寧武，要與王樹森先生會合。
昨夜大雪紛飛，城裏人毫不在意。我們駛抵髙速路人口處，方知全路封閉禁行。二人略作商議，決定改走老路08國道，經忻州而下寧武。全程不過二百公裏，平日裏不足為慮。
未料老國道上，天凍路滑司機怯，千百輛汽車，橫扭豎拐，險情萬狀。如果不是張發兄路熟膽壯，又屢次下車疏導，且抄近道而行，當晚還真難以到達。
《寧武關》，老京劇當中一出經典劇目，唱響中國，還是民國四公子一張伯駒先生的最愛。
寧武作家王樹森，人過中年，淳樸厚道。寒風中，他把自己裹嚴實了，獨在城關等候多時。
見麵拜了晚年，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調研細細一說，不由生出許多感慨：
先說那座曾經輝煌的“九進院”，曆經六十多年風雨摧襲，早已煙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如今山西僅存少量巨型民居院落，有幸得以重放異彩。究其存在原因，多在於它們一度成為各級黨政軍駐地之故。比如喬家大院，曾是晉中地委黨校所在地；曹家大院，為公社政權占用；常家大院駐過軍隊，做過療養院。而平遙古城保留完好，則因為當年斯地工業化程度不高，經濟拓展緩慢，城關擴張從未迫在眉睫，人民很窮，縣裏無需花費大筆破城之資，去平息社會矛盾，庸人自擾，這才沒有毀掉古城。其實，山西各處府州縣治，原先多有巍峨古城在，平遙不過百分之一。靈石王家大院、陽城皇城相府，包括河邊閻錫山故居等等古堡大院，則因在土改後搬入整村建製，房產傳承穩定，也就得以保留了。而凡是地處城關內外，為市民雜居者，大多人戶時變，公私無定，改造頻繁，動輒拓占，說拆就拆，故在古城之內，鮮有巨府遺存。
寧武趙家九進院，亂中剩下少許，十分可惜。若問族人後代之命運，那更是淒風苦雨，慘不忍述了。寧武地屬晉綏邊區第六分區。抗戰以後，一場政權大戰，乃至連年階級鬥爭以及殘酷運動，人和人鬥殺不止，你死我活，像趙家這等戶族還會有個好嗎？晉綏土改，是出了名的劇烈。所幸趙家早在1946年夏季即被沒收資產，晉西北大土改尚未狂飆突進，中共晉綏分局在土改前期，還較為斯文地製定過一個《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文件，印成小冊子，意在講究鬥爭政策，“保護中農利益，適當照顧中小地主和富農，注意區別情況，分類指導”。趙家解體，族人星散，各自逃亡而去。可怕的是到了次年月，眾所周知，康生和陳伯達同赴晉西北，新一輪土改鬥爭立即直線升溫。康、陳怒斥晉緩分局指導土改太“右傾”，說那些文件是“害死人的東西”，要“趕快把它燒了”！直至達到“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極“左”地步。當時有口號說：貧雇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即便開明紳士牛友蘭和劉少白等名流，他們大力資助過中共軍隊，牛友蘭的兒子還是主要中共幹部之一，全家都很賢達，一到這時也難逃厄運。劉少白胞弟劉象坤，在鬥爭會上被當場打死，拋屍黃河。還有一說：康生曾經親自下令抓來牛友蘭訓斥道：既然你姓牛，就得像對待牛一樣對待你！實際慘況是：鬥爭會上，打手們用鐵絲將牛友蘭老先生的鼻子穿出血洞，又甩出繩子來，讓他親生的革命兒子牽“牛”遊街！暴虐到人性黑洞最底部了。
不久，頒布《告農民書》向全區公布四大“懲辦”標準，令人不忍相看：
一說“不論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隱瞞了封建、裝窮的地主，化裝成商人、農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不管他是什麽樣的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二說“富農當中，罪大惡極的惡霸、富農，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三說“農民當中，少數的惡霸，敵偽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四說“黨、政、軍、民和其他一切機關都混進了少數階級異己分子，新惡霸、奸偽人員……大家要拿去怎樣鬥，就可以怎樣鬥”。
等於沒標準！
頓時，晉西北大地在日寇肆虐之後，再一次變得血肉模糊起來。假如趙家人此時尚在寧武，其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1947年月18日，中共中央分兩路撒離延安。其中一路由劉少奇、朱德兩書記率隊，4月初東渡黃河，踏上晉西北大地，進入晉察冀老區，於7月初止步於西柏坡。此行期間，劉少奇曾與康生、賀龍、李井泉等人會合在血腥的晉綏土改運動中，一連三天調研切磋種種土改問題。一待立足西柏坡，劉少奇即抓緊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康生和陳伯達帶著滿腹土改經驗赴會，與各大區領導人一起，共同推進全國土改。到10月10日，一部《中國土地法大綱》出台，提出徹底平分土地的口號，同時結合整黨，要從組織上保證土改鬥爭的純潔性。作家胡平曾對此評議道：“在極其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召開這次中共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空前的土地問題的會議，最突出地顯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位置……蔣介石王朝在大陸生存的最後一個機會，其實，是被這次大會給嘩嘩地衝進馬桶的。”
是的，決策者需要借助一個大地壯漢的雙臂，狠狠地擊倒強悍政敵。農民是最可靠的同盟軍，分得土地，參軍參戰，赤貧壯漢隻要吃得飽小米幹飯，便會力大無窮，所向無敵，戰無不勝。可歎“耕者有其田”的古遠追求雖然並沒有錯，對土地進行製度改革乃至重新分配也可以，但是，對於曾經擁有土地的先進農人，又何必去殺他、害他？又何必“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呢？
據《土地改革運動史》披露，晉綏土改中，僅一個小小興縣，就有115人被暴虐地打死，850人被迫自殺，6人凍餓而死，三項相加，總共害死了04人！晉綏土改中被他殺或自殺的農夫不計其數，血濺塞北，那麽，兩條腿尚未被打斷者，便會起而逃生。我們從當年晉綏第五專區的一份報告中可知：懷仁三區，全家及個人被迫逃亡外地的有18戶，甚至包括86戶恐懼的中農;左雲三區則有4戶逃亡，其中中農跑掉9戶……赤貧發展到極端，在摧毀人生和肉體的同時，也摧毀優秀傳統，摧毀鄉村秩序，摧毀道德公義，摧毀文化良知。種種冷酷血腥野蠻之惡，扭曲了國民的心，改變了人的本性，給建立一個現代社會製度埋下了極大隱性障礙。及至“文革”爆發，全民族統統都被自己人暴虐一遍。
有了這樣一個極端殘酷的曆史背景，寧武趙家的破敗肯定無可逃避。試想牛友蘭，為抗日一次獻出000塊大洋，給八路軍10師迅速裝備過一個團的冬裝，劉少白身為合法的晉綏邊區參議會副會長，二人都是毛澤東熱情接見過的一方名士，他們都根本活不下去！那麽，寧武趙家有日偽山西警察頭子之罪，安能躲過“群眾要怎樣懲辦，就怎樣懲辦”的暴風驟雨？
怍家王樹森的調研結果是：
自清初始，趙氏家族發展日盛，到雍正年間，已成殷實大戶。族人以農為主，兼做官、軍、工、商，與寧武南家雙雄並進。趙廷雅祖父“承”字輩，人丁大旺，父係“金”字輩，兄弟八人，其中叔父趙錚隻比趙廷雅大五歲，叔侄二人同赴英國劍橋留學。以下到“廷”字輩，兄弟更多，整個趙家人口上上下下合三百之眾，經營著著名的豐寧公司，商貿遠及省內外。到了土改，風雲突變，趙家主要成員幾無一人留在寧武，全部被那場驚濤駭浪給衝垮、衝散了。前頭說，在相繼而來的殺人高潮期之前，尚有奔逃空隙，趙氏家族向著南北十一個省市漂散而去。如今，可查詢之最遠處，到達海拉爾。土改以後六十餘載，這家人幾乎沒有回來省親探看者。什麽也沒有了，還看什麽？
我們感慨六十年前鄉土中國之激烈變遷。兩大階級的鮮血共同滲透了貧瘠大地。
言及至此，張發兄尚能沉得住氣。我卻有些著急如此說來，寧武之行又將跑空？
不。作家王樹森也是一位懸念大師。他從曆史到現實，既深沉且有趣，待你急躁時，他終於從容相告：趙家人基本跑光了，直到1955年前後，從太原轉回來一個落魄人。他尚且年輕，花了一點錢，購得九進院內兩間小屋，勉強安身度日。此人名叫趙瑾，是趙廷雅七弟之子。少年趙瑾依托二伯父家，在太原上了小學、中學，抗戰後還上過民族革命大學，挺有文化的。1949年以後，中共執政，他一度參加工作，因為出身太複雜無法應對審幹，終被遣返還鄉。趙瑾回到寧武，哪個機關敢收？從此再也沒有正式工作，依靠賣苦力為生。在城關街道和搬運社裏，他甚都幹過。修鞋、修車、拉板車運輸，吃盡了苦頭，人下人哇！
奇特之處在於，“文革”中，文化人王樹森也被打翻在地，恰恰和這位趙瑾混在一起拉板車，一塊兒賣苦力，彼此竟是熟識的。那年頭，當四周無人的時候，倆人私下裏對混亂局麵還悄悄發過牢*，關係比較不錯。
如此說來，王樹森當年和倒盡了大黴的“地、富、反、壞、右”在一起，拉過板車。當時接觸了社會底層，今日尚能發揮作用。樹森兄說：這位趙瑾老人，如今八十好幾了，隻怕是人老體衰，早已動彈不得。咱們可去尋他。他見我，是相認，也是相信的。趙家連年多事，他輕易不與外人道。而他竟是唯一能夠提供線索之人了。
我說如此甚好。諸兄討論一番，覺出趙瑾當和趙黛莉是同一輩人，年輕時又在太原上學，大夥兒便抱了極大希望。
寧武向為軍事重鎮，遠的不說，李自成進京，寧武受阻，農民軍戰死七萬之眾，攻城七天七夜始克。此地曆史上種種禦敵掌故甚多，傳統豪烈，這裏不贅述了。在我的記憶裏，日寇入侵山西，在各市縣殺人最多、慘烈至極的例子，便是寧武慘案。197年秋，日軍逐次攻占陽高、天鎮、朔縣等地後，分別屠殺過1000多人到000人不等。而據記載，在抗戰之初近兩年中，寧武戰地曾經三度失城複城。首次寧武慘案，日軍屠城三日，殺我百姓4800之眾，令日月無光。屠刀不滅英雄氣，塞北處處是刀痕。而趙家偏偏出了兩個名頭不小的漢奸，真讓人憋氣扼腕。
談及這一話題，人皆沉重。王樹森沉吟道，事不盡然，趙家弟兄九人，確有趙廷雅、趙廷英二人在省城從敵事賊。然而，十個指頭不一般齊，趙家更有一位老五，名叫趙廷玉，正是寧武城裏響當當的抗日英雄。趙廷玉殺敵英勇，以身殉家，拚死殉國，故事傳遍寧武城鄉一王樹森主修了寧武縣誌，對於曆史情況吃得深透，慢慢地，引出一段極為悲壯的往事來。同是趙家兄弟漢，人生抉擇不一般。當我們見到唯一的趙家老人之後，故事進一步得到拓展。（未完待續）
昨夜大雪紛飛，城裏人毫不在意。我們駛抵髙速路人口處，方知全路封閉禁行。二人略作商議，決定改走老路08國道，經忻州而下寧武。全程不過二百公裏，平日裏不足為慮。
未料老國道上，天凍路滑司機怯，千百輛汽車，橫扭豎拐，險情萬狀。如果不是張發兄路熟膽壯，又屢次下車疏導，且抄近道而行，當晚還真難以到達。
《寧武關》，老京劇當中一出經典劇目，唱響中國，還是民國四公子一張伯駒先生的最愛。
寧武作家王樹森，人過中年，淳樸厚道。寒風中，他把自己裹嚴實了，獨在城關等候多時。
見麵拜了晚年，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調研細細一說，不由生出許多感慨：
先說那座曾經輝煌的“九進院”，曆經六十多年風雨摧襲，早已煙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如今山西僅存少量巨型民居院落，有幸得以重放異彩。究其存在原因，多在於它們一度成為各級黨政軍駐地之故。比如喬家大院，曾是晉中地委黨校所在地；曹家大院，為公社政權占用；常家大院駐過軍隊，做過療養院。而平遙古城保留完好，則因為當年斯地工業化程度不高，經濟拓展緩慢，城關擴張從未迫在眉睫，人民很窮，縣裏無需花費大筆破城之資，去平息社會矛盾，庸人自擾，這才沒有毀掉古城。其實，山西各處府州縣治，原先多有巍峨古城在，平遙不過百分之一。靈石王家大院、陽城皇城相府，包括河邊閻錫山故居等等古堡大院，則因在土改後搬入整村建製，房產傳承穩定，也就得以保留了。而凡是地處城關內外，為市民雜居者，大多人戶時變，公私無定，改造頻繁，動輒拓占，說拆就拆，故在古城之內，鮮有巨府遺存。
寧武趙家九進院，亂中剩下少許，十分可惜。若問族人後代之命運，那更是淒風苦雨，慘不忍述了。寧武地屬晉綏邊區第六分區。抗戰以後，一場政權大戰，乃至連年階級鬥爭以及殘酷運動，人和人鬥殺不止，你死我活，像趙家這等戶族還會有個好嗎？晉綏土改，是出了名的劇烈。所幸趙家早在1946年夏季即被沒收資產，晉西北大土改尚未狂飆突進，中共晉綏分局在土改前期，還較為斯文地製定過一個《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文件，印成小冊子，意在講究鬥爭政策，“保護中農利益，適當照顧中小地主和富農，注意區別情況，分類指導”。趙家解體，族人星散，各自逃亡而去。可怕的是到了次年月，眾所周知，康生和陳伯達同赴晉西北，新一輪土改鬥爭立即直線升溫。康、陳怒斥晉緩分局指導土改太“右傾”，說那些文件是“害死人的東西”，要“趕快把它燒了”！直至達到“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極“左”地步。當時有口號說：貧雇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即便開明紳士牛友蘭和劉少白等名流，他們大力資助過中共軍隊，牛友蘭的兒子還是主要中共幹部之一，全家都很賢達，一到這時也難逃厄運。劉少白胞弟劉象坤，在鬥爭會上被當場打死，拋屍黃河。還有一說：康生曾經親自下令抓來牛友蘭訓斥道：既然你姓牛，就得像對待牛一樣對待你！實際慘況是：鬥爭會上，打手們用鐵絲將牛友蘭老先生的鼻子穿出血洞，又甩出繩子來，讓他親生的革命兒子牽“牛”遊街！暴虐到人性黑洞最底部了。
不久，頒布《告農民書》向全區公布四大“懲辦”標準，令人不忍相看：
一說“不論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隱瞞了封建、裝窮的地主，化裝成商人、農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不管他是什麽樣的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二說“富農當中，罪大惡極的惡霸、富農，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三說“農民當中，少數的惡霸，敵偽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四說“黨、政、軍、民和其他一切機關都混進了少數階級異己分子，新惡霸、奸偽人員……大家要拿去怎樣鬥，就可以怎樣鬥”。
等於沒標準！
頓時，晉西北大地在日寇肆虐之後，再一次變得血肉模糊起來。假如趙家人此時尚在寧武，其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1947年月18日，中共中央分兩路撒離延安。其中一路由劉少奇、朱德兩書記率隊，4月初東渡黃河，踏上晉西北大地，進入晉察冀老區，於7月初止步於西柏坡。此行期間，劉少奇曾與康生、賀龍、李井泉等人會合在血腥的晉綏土改運動中，一連三天調研切磋種種土改問題。一待立足西柏坡，劉少奇即抓緊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康生和陳伯達帶著滿腹土改經驗赴會，與各大區領導人一起，共同推進全國土改。到10月10日，一部《中國土地法大綱》出台，提出徹底平分土地的口號，同時結合整黨，要從組織上保證土改鬥爭的純潔性。作家胡平曾對此評議道：“在極其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召開這次中共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空前的土地問題的會議，最突出地顯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位置……蔣介石王朝在大陸生存的最後一個機會，其實，是被這次大會給嘩嘩地衝進馬桶的。”
是的，決策者需要借助一個大地壯漢的雙臂，狠狠地擊倒強悍政敵。農民是最可靠的同盟軍，分得土地，參軍參戰，赤貧壯漢隻要吃得飽小米幹飯，便會力大無窮，所向無敵，戰無不勝。可歎“耕者有其田”的古遠追求雖然並沒有錯，對土地進行製度改革乃至重新分配也可以，但是，對於曾經擁有土地的先進農人，又何必去殺他、害他？又何必“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呢？
據《土地改革運動史》披露，晉綏土改中，僅一個小小興縣，就有115人被暴虐地打死，850人被迫自殺，6人凍餓而死，三項相加，總共害死了04人！晉綏土改中被他殺或自殺的農夫不計其數，血濺塞北，那麽，兩條腿尚未被打斷者，便會起而逃生。我們從當年晉綏第五專區的一份報告中可知：懷仁三區，全家及個人被迫逃亡外地的有18戶，甚至包括86戶恐懼的中農;左雲三區則有4戶逃亡，其中中農跑掉9戶……赤貧發展到極端，在摧毀人生和肉體的同時，也摧毀優秀傳統，摧毀鄉村秩序，摧毀道德公義，摧毀文化良知。種種冷酷血腥野蠻之惡，扭曲了國民的心，改變了人的本性，給建立一個現代社會製度埋下了極大隱性障礙。及至“文革”爆發，全民族統統都被自己人暴虐一遍。
有了這樣一個極端殘酷的曆史背景，寧武趙家的破敗肯定無可逃避。試想牛友蘭，為抗日一次獻出000塊大洋，給八路軍10師迅速裝備過一個團的冬裝，劉少白身為合法的晉綏邊區參議會副會長，二人都是毛澤東熱情接見過的一方名士，他們都根本活不下去！那麽，寧武趙家有日偽山西警察頭子之罪，安能躲過“群眾要怎樣懲辦，就怎樣懲辦”的暴風驟雨？
怍家王樹森的調研結果是：
自清初始，趙氏家族發展日盛，到雍正年間，已成殷實大戶。族人以農為主，兼做官、軍、工、商，與寧武南家雙雄並進。趙廷雅祖父“承”字輩，人丁大旺，父係“金”字輩，兄弟八人，其中叔父趙錚隻比趙廷雅大五歲，叔侄二人同赴英國劍橋留學。以下到“廷”字輩，兄弟更多，整個趙家人口上上下下合三百之眾，經營著著名的豐寧公司，商貿遠及省內外。到了土改，風雲突變，趙家主要成員幾無一人留在寧武，全部被那場驚濤駭浪給衝垮、衝散了。前頭說，在相繼而來的殺人高潮期之前，尚有奔逃空隙，趙氏家族向著南北十一個省市漂散而去。如今，可查詢之最遠處，到達海拉爾。土改以後六十餘載，這家人幾乎沒有回來省親探看者。什麽也沒有了，還看什麽？
我們感慨六十年前鄉土中國之激烈變遷。兩大階級的鮮血共同滲透了貧瘠大地。
言及至此，張發兄尚能沉得住氣。我卻有些著急如此說來，寧武之行又將跑空？
不。作家王樹森也是一位懸念大師。他從曆史到現實，既深沉且有趣，待你急躁時，他終於從容相告：趙家人基本跑光了，直到1955年前後，從太原轉回來一個落魄人。他尚且年輕，花了一點錢，購得九進院內兩間小屋，勉強安身度日。此人名叫趙瑾，是趙廷雅七弟之子。少年趙瑾依托二伯父家，在太原上了小學、中學，抗戰後還上過民族革命大學，挺有文化的。1949年以後，中共執政，他一度參加工作，因為出身太複雜無法應對審幹，終被遣返還鄉。趙瑾回到寧武，哪個機關敢收？從此再也沒有正式工作，依靠賣苦力為生。在城關街道和搬運社裏，他甚都幹過。修鞋、修車、拉板車運輸，吃盡了苦頭，人下人哇！
奇特之處在於，“文革”中，文化人王樹森也被打翻在地，恰恰和這位趙瑾混在一起拉板車，一塊兒賣苦力，彼此竟是熟識的。那年頭，當四周無人的時候，倆人私下裏對混亂局麵還悄悄發過牢*，關係比較不錯。
如此說來，王樹森當年和倒盡了大黴的“地、富、反、壞、右”在一起，拉過板車。當時接觸了社會底層，今日尚能發揮作用。樹森兄說：這位趙瑾老人，如今八十好幾了，隻怕是人老體衰，早已動彈不得。咱們可去尋他。他見我，是相認，也是相信的。趙家連年多事，他輕易不與外人道。而他竟是唯一能夠提供線索之人了。
我說如此甚好。諸兄討論一番，覺出趙瑾當和趙黛莉是同一輩人，年輕時又在太原上學，大夥兒便抱了極大希望。
寧武向為軍事重鎮，遠的不說，李自成進京，寧武受阻，農民軍戰死七萬之眾，攻城七天七夜始克。此地曆史上種種禦敵掌故甚多，傳統豪烈，這裏不贅述了。在我的記憶裏，日寇入侵山西，在各市縣殺人最多、慘烈至極的例子，便是寧武慘案。197年秋，日軍逐次攻占陽高、天鎮、朔縣等地後，分別屠殺過1000多人到000人不等。而據記載，在抗戰之初近兩年中，寧武戰地曾經三度失城複城。首次寧武慘案，日軍屠城三日，殺我百姓4800之眾，令日月無光。屠刀不滅英雄氣，塞北處處是刀痕。而趙家偏偏出了兩個名頭不小的漢奸，真讓人憋氣扼腕。
談及這一話題，人皆沉重。王樹森沉吟道，事不盡然，趙家弟兄九人，確有趙廷雅、趙廷英二人在省城從敵事賊。然而，十個指頭不一般齊，趙家更有一位老五，名叫趙廷玉，正是寧武城裏響當當的抗日英雄。趙廷玉殺敵英勇，以身殉家，拚死殉國，故事傳遍寧武城鄉一王樹森主修了寧武縣誌，對於曆史情況吃得深透，慢慢地，引出一段極為悲壯的往事來。同是趙家兄弟漢，人生抉擇不一般。當我們見到唯一的趙家老人之後，故事進一步得到拓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