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財政部駐蘭州區金融監理大員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鄉姐妹安置到四明銀行工作，一下子就解決了弱者生存的難題。我們不好揣測，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訪中，我任由老人訴說，並不想打斷她，追問她。我想到，知識女性大都喜靜不喜動。那時一位女作家，名叫沉櫻，山東濰縣人，繼冰心、丁玲之後，曾引人注目。沉櫻在表白自己時，留下這樣一段話，給人印象深刻。“我不找大快樂，因為太難找；我喜歡那些小快樂。像我愛聽音樂，從來沒想到做音樂家；我愛畫畫，從來沒想到做畫家！我愛種花，從來沒想到做園藝家；我愛翻譯，從來沒想到做翻譯家。我對什麽事隻有欣賞的興趣，沒有研究的魄力，更沒有創作的熱情。”
對於這段女性道白，你盡可以把它說成小資情調，我卻感覺親切可信。楊沫寫作《青春之歌》，林道靜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據說原稿中林道靜要溫情許多，真實許多，並非風風火火那個樣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終改成了一幅革命戰士對敵鬥爭宣傳畫。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識女性盡管她們熱烈向往革命，癡心背叛以往，卻很難變成在饑寒交迫中英勇就義的劉胡蘭。（蘭州時期的黛莉）
應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識女性，盡管她們熱烈向往革命，癡心背叛以往，卻很難變成在饑寒交迫中英勇就義的劉胡蘭。因此，沉櫻所做表白，要比宣傳口號式文藝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實。沉櫻女士後來去了台灣。黛莉深愛巴金作品，也受到過革命新思潮的洗禮，卻未必能夠成長為一名紅色革命戰士。她不曾受到過丁玲那樣的血火錘煉。而初任中宣部文藝處長的丁玲女士，剛一進城，就在公開講演中直率地勸導青年們，要洗一洗腦子，不要繼續迷戀冰心、巴金等人的舊作品，這位老共產黨員認為，巴金作品不可能為青年們指引出一條前進的道路。她先是承認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後尖銳而又辛酸地批評道：“那種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中間隻有幾個又像朋友，又像愛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個名堂來。”所以“跟他走不會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
積極督促巴金開赴朝鮮前線，去烈火中改造為宣傳而寫作的，也是這位丁玲女士。事實上，丁玲與巴金私交蠻好。惟其如此，才更讓人感到當年思想鬥爭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說，黛莉等人大多是這樣吧一先是讀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說，結果是“跟他走不會使人更向前走”，當然“革不出一個名堂來”。她們心底深處，很可能與作家沉櫻更加接近。那麽，當年革命家的邏輯是：這些“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隻需要個人精神的自由，隻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們與貧雇農強烈要求激烈鬥爭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難與紅色革命長期保持一致，所以對這一大批人進行“洗腦”、“洗澡”和思想改造，就顯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後，對於“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無情討伐與批判鬥爭，一場接著一場，愈演愈烈，直到他們在煉獄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後進一步與同類群體自相殘殺起來……可能有些扯遠了。
且說黛莉在四明銀行蘭州分行落下腳來。一顆脆弱的心，經曆遙遙千萬裏車馬悸動，漸趨平靜。據記載，日軍飛機很少襲擾蘭州，似乎僅飛來一兩次，損失亦不很大。
遠離戰爭近風月。在不知不覺中，趙黛莉身邊出現了男士身影。這是一位寧波人，姓張，銀行高級職員，說一口海味兒國語，不知道他和主辦銀行的寧波幫是哪一層關係，反正他在蘭州這邊還擔任了職務，做一名副經理。我們不妨管他叫張君好了。
像許多上海男士一樣，這位張君很會體貼人，不僅在銀行業務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藝，能夠吹拉彈唱，演奏手風琴，此外還懂得一些醫學，注重保養。張君長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絕不同於一般的上海小開。
張君出現在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之間，成為少女眼前一道鮮麗彩虹。
張君對黛莉產生了深深愛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場大西北之戀就這樣開始了。這並不意外，人們祝願他們美滿幸福。他們也慶幸自己，在遙遠的陽關外，居然找到了愛情。
遠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這個時期與蕭珊結合於貴州的。
張君和黛莉相互支撐著，共同走完了抗戰勝利之前那段勞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奪取了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他們舉杯歡慶、徹夜不眠，他們在歌聲裏憧憬未來，籌劃告別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榮的上海安家去。
一場悲劇即將來臨。在往昔歲月裏，黛莉曾經痛苦地體驗過顛沛流離是何滋味，誰又能知嘵，更加漫長、艱難的顛沛流離，還在後邊。
1946年，四明銀行總部從重慶遷返上海。張君奉調返滬，榮任新職。
當初，張君孤身一人遠赴蘭州，現在勝利返滬，竟多了嬌妻黛莉，變成了夫婦二人。不，黛莉已經懷孕數月，腹中小生命時呈動態。家子前去上海，應是三口人了。這個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們麵前——話到此處，趙健女士微微苦笑，悵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輾轉車船，鞍馬勞頓。雖說疲累，黛莉依然高興，她從沒有去過大上海，她隻是在八年前，與那裏一位著名怍家有過書信往來。她要對上海高聲說：美麗的黃浦江，我來了！而張君卻一反常態，身心不展，整日裏鬱鬱寡歡，很少言語，仿佛在為生計發愁，又不大像。
不論是喜劇還是悲劇，那大幕遲早總要拉開。
這是一場悲劇，無可救藥。
誰能想得到，張君在上海，竟有一個不可顛覆的家庭存在！說起來，張君從小到大，從讀書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顧。如今，張君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財主”，舅舅自然歡喜，並且心存依賴，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寶貝女兒，已經苦等張君多年。張君心頭似有似無，不到跟前也重視不起來。要說張君長期隱瞞黛莉，似乎也並不公平，因為張君並未與這位“大老婆”生活過一天。張君或許以為，此次返瀘，無非大鬧一場，把那個家族舊婚姻否掉罷了，然而舅舅一家絕不允許他這麽幹。人家早已將生米煮成了熟飯，這不，非但不能離婚，更將弟弟家一名少兒也帶入新居，要一塊過日子。對於黛莉，他們也許覺得，張君不過是領回一位讀書女子，這妮子在上海無根無勢，她能怎麽著？要麽你屈尊做個二房，日子也得過，要麽你卷鋪蓋走人，去當獨立新女性，誰也不會攔著。
麵對這樁難纏婚事，實實將黛莉氣了個半死。繼而，張君抗不過族親舊勢，又表現出種種軟弱來。黛莉欲哭無淚，她萬萬不能料到，自己從小讀新書，思背叛，離家族，爭自由，反男權，求獨立，到頭來，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權中心這汙黑泥潭之中。仰天長嘯，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難上加難。有人會說，這是舊中國特有的女性悲劇。而這種說法太簡單了，此類悲劇僅僅是那時的中國所特有嗎？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將何其漫長。
趙黛莉，這位熟讀巴金怍品的知識女性，此時此刻顯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氣。她絕不會向一個老舊家族低頭妥協，她堅決不做一名衣食無憂的二房太太。
黛莉與張君長談無效，決計離開上海灘，重踏流浪路。盡管她身懷趙健，已經有五個月了。她往哪裏走？她往何處去？
她誰也不熟識，隻能調頭複返來時路，再度投奔甘肅天水姐姐家。
這位張君，情知黛莉腹中懷著自家孩子，那是見證他們曾經相愛的果實，卻拿不出任何辦法來。張君哽咽著表示：你決計要回甘肅，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輾轉車船，鞍馬勞頓。來時全家愛意濃濃，走時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車到天水近黃昏，張君昏頭漲腦住進了旅驛。黛莉獨自一人，向姐姐家中躑躅而去。
姐姐趙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聽一聽悲涼傾訴，當場發出一聲山西女性傳之久遠的淒厲尖叫。她轉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張君，要討個說法：南蠻子，你憑什麽這樣！張君沮喪亂語，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麽。在中國，任何一場由倫理道義、新舊理念引發的爭端事件，初始十分嚴肅，到結尾時，終將演變為某種經濟形式的補償。趙巧生怒斥張君，談判說理，結果也無非如此。雙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費用，末了，張君答應每月補償50塊大洋，給夠五個月拉倒。
趙巧生再索要，張君說，沒了，我手邊隻帶了這麽些錢。以後？那可說不好，看情況盡力吧。
無奈間，張君與黛莉這段姻緣，就此算是了斷。可歎斷了婚姻，卻斷不了永遠的哀痛。黛莉從此終生未嫁。她獨自一人，苦苦把趙健帶大，母女倆至今相依為命。
而趙健本人，一輩子也沒見過親生父親。
可歎斷了婚姻卻斷不了永遠的哀痛。黛莉從此終生未嫁。她獨自一人，苦苦把趙健帶大。
趙健並不是生在天水。當時，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將天水紡織廠的資金轉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趕赴上海，辦理諸多事項。姐姐要遠行，妹妹要生育，卻無人照料。又是無奈間，姐妹倆想到，西安還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趙菊生，生活比較穩定。匆匆忙忙，黛莉跟著姐姐，艱難地去了西安，投奔趙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趙健出生在西安一家醫院裏，堂姐趙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遷往上海時，路經西安，遂將黛莉母女倆帶往上海而去。
怎麽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戰後許多民族資本家紛紛轉往上海發展，並且確實迎來過一段黃金時光。
黛莉始終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為什麽總是離不開太原，西安、甘肅、上海這四個地方？又為什麽，總是離不開家族關係網？這不，巧生、梅生姐妹倆，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寧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麵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銀行新任董事長。拐了這麽大一個彎兒，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銀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幾件舊衣服，領著一個小姑娘，其餘什麽也沒有連最小的房產也沒有，我當然不是資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應該再找張君，算他一筆賬，妹妹黛莉堅決製止，她要依靠自己，勞動生活。
鬥轉星移，風雲輪轉。收音機裏，傳來山西、河北、山東和東北農民們那激昂的口號聲，鬧土改、鬧翻身，一個“鬧”字，便知這口號動靜極大而又殘酷無情，使得趙、南兩家三代人，心魄顫抖，不知所措。緊接著，又相繼傳來中共大軍在華北、東北，在平津以及全國各個戰場上，不斷奪城鏟地，向長江推進，取得大勝的消息。每一天的廣播，都以極其強大的力量，震撼著無數上海資本家們那顆恐懼的心。
四明銀行原本經營法幣，眼下，突然改換成整卡車的金圓券了。要說點票子，任是神仙也點不過來。這分明是遮蓋不住的敗相，大敗相啊。
1949年初夏，從四麵八方傳來隆隆炮聲。中共大軍突破長汪，占領南京。黛莉周邊形形色色的人物，驚恐地高叫：解放軍奉莩鉍而黛莉卻很平靜，她甚至懷有極大欣喜。采訪中，老入擒軍有什麽可怕？他們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軍呀！老人說：當時，我看了《共產黨宣言》，從而知道了，資本家必須有資本，資本大了才叫資本家，資產階級必須有資產，資產大了才會形成階級，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幾件舊衣服，領著一個小姑娘，其餘什麽也沒有，連最小的房產也沒有，我當然不是資本家，肯定不是！我一無所有，我是普通銀行雇員，我怕什麽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細雨中，黛莉和銀行同伴們一起，走上街頭，熱烈歡迎共產黨軍隊開進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時間，黛莉最熱愛的巴金先生，也身處歡迎“共軍”的人群中，同時同地觀看著這支雄奇部隊入城。他們沒有相互遇見對方，或者說，即使相遇，也很難相識。是的，巴金從未見過黛莉，也沒有見過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經成為一名將近三十歲的少婦了。想一想，十幾載春秋逝去，她那說不清道不明的人生曆程，加上家族父輩的所作所為，又怎樣向先生訴說？
人們歡笑著。小趙健三歲了，在人群裏跟著大人唱歌。打開《巴金全傳》，陳丹晨先生寫到了這個場景，“人們用新奇而親切的眼光注視和歡迎這些穿著褪了色的黃軍衣的戰士的身影……巴金和黃裳也在街頭和人們一起觀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軍”。黛莉女士在這歡迎的人群中並不顯眼。這場景使人長思：中國舊勢力曾經萬般強大，現實無比嚴酷，而在幾十年浴血苦鬥中，無政府主義革命者卻顯得軟弱無力。他們，與共產黨人鋼鐵般的組織紀律和不同時期卓有成效的方針戰略，簡直無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分析，“五四”前後蜂起於各地的幾十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因其組織渙散，思想行動不一，先後解散了。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許多人，也逐漸分化轉向，或投靠國民黨，或加入共產黨，或離開政治舞台，少數堅持者退而從事鄉村教育——“對於巴金來說，自己要走的那條本來就模糊虛幻的實際鬥爭道路，在現實中難以走通，執著的信仰和倔強的性格，使他既恥於與國民黨合作，也難以步入治學或經商之道。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種種弱點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願選擇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這是一段頗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願選擇新的革命道路”一語，包涵內容太豐富了。
解放軍挺進上海，民族資本家紛紛退卻。四明銀行原有巨額“官股”，一夜之間，即被新政府收歸公有，不容爭辯。銀行家們開始大量裁員，四明銀行一次辭退雇員六十餘人。這其中，也有普通勞動者趙黛莉。怎麽辦？黛莉老人回憶說：我挺身而出，對大家說，我們不能就這樣散去，要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鬥爭下去。當時，黛莉照著巴金著作，模仿著寫出一份《告全體雇員書》，帶領大家堅持上下班，向資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帶頭領導雇員們前往上海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銀行高層，不得隨意解雇員工。很遺憾，市政府答複說，四明銀行是一家私營銀行，我們暫時不能多管其內務，同時又熱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願意，我們希望吸收你一道參加革命工作，我們可以介紹你到一家新單位去上班，我們很需要你這樣的人！本來，這機會十分難得，黛莉卻考慮到，雇員們尚在困難中，自己豈能隻顧個人，一走了之？她沒有答應這個建議，失去了這一寶貴機會。最後，黛莉領了銀行三個月薪金，人家說是遣散費，再無別的辦法。於是，她帶著小趙健，拖著極度疲累的雙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邊。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絕大部分資產，全部歸公，所剩無幾。
在上海，原有眾多山西老板經營著貿易公司，內中多有趙家老戶，現在，眼看著生意不好做，共產黨打擊投機，管製甚嚴，一俟京滬鐵路恢複通車，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銀包裹，迅速返鄉而去。
―趙家姐妹的“劍橋”父親，隻能留在甘肅，做個老老實實的教書匠，哪裏還敢回到內地來？
寧武老家，隻剩下了趙家老奶奶，最後亦逃往太原，逝於1949年的動蕩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號大院，匆匆轉讓給山西兵工廠。就是在這時，黛莉三哥轉告她，原先留下的許多書籍信件，都統統燒掉了。
趙黛莉二哥，留學日本，眼下也滯留在那裏，一時回不來，直到1954年，通過紅十字會接應，始離日歸國。
一一趙家姐妹無路可走，慌不擇路。匆匆之間，從上海倉皇奔赴北京，暫時投靠南桂馨、傅作義等長輩們，看看怎樣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為標誌，一場巨大變遷，給趙氏家族帶來根本性的動蕩，異常劇烈。歎世態無情，形勢如此，大家夥兒好自為之，各奔前程吧。
話說到這裏，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時無語。趙黛莉，終歸不是林道靜。（未完待續）
對於這段女性道白，你盡可以把它說成小資情調，我卻感覺親切可信。楊沫寫作《青春之歌》，林道靜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據說原稿中林道靜要溫情許多，真實許多，並非風風火火那個樣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終改成了一幅革命戰士對敵鬥爭宣傳畫。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識女性盡管她們熱烈向往革命，癡心背叛以往，卻很難變成在饑寒交迫中英勇就義的劉胡蘭。（蘭州時期的黛莉）
應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識女性，盡管她們熱烈向往革命，癡心背叛以往，卻很難變成在饑寒交迫中英勇就義的劉胡蘭。因此，沉櫻所做表白，要比宣傳口號式文藝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實。沉櫻女士後來去了台灣。黛莉深愛巴金作品，也受到過革命新思潮的洗禮，卻未必能夠成長為一名紅色革命戰士。她不曾受到過丁玲那樣的血火錘煉。而初任中宣部文藝處長的丁玲女士，剛一進城，就在公開講演中直率地勸導青年們，要洗一洗腦子，不要繼續迷戀冰心、巴金等人的舊作品，這位老共產黨員認為，巴金作品不可能為青年們指引出一條前進的道路。她先是承認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後尖銳而又辛酸地批評道：“那種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中間隻有幾個又像朋友，又像愛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個名堂來。”所以“跟他走不會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
積極督促巴金開赴朝鮮前線，去烈火中改造為宣傳而寫作的，也是這位丁玲女士。事實上，丁玲與巴金私交蠻好。惟其如此，才更讓人感到當年思想鬥爭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說，黛莉等人大多是這樣吧一先是讀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說，結果是“跟他走不會使人更向前走”，當然“革不出一個名堂來”。她們心底深處，很可能與作家沉櫻更加接近。那麽，當年革命家的邏輯是：這些“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隻需要個人精神的自由，隻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們與貧雇農強烈要求激烈鬥爭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難與紅色革命長期保持一致，所以對這一大批人進行“洗腦”、“洗澡”和思想改造，就顯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後，對於“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無情討伐與批判鬥爭，一場接著一場，愈演愈烈，直到他們在煉獄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後進一步與同類群體自相殘殺起來……可能有些扯遠了。
且說黛莉在四明銀行蘭州分行落下腳來。一顆脆弱的心，經曆遙遙千萬裏車馬悸動，漸趨平靜。據記載，日軍飛機很少襲擾蘭州，似乎僅飛來一兩次，損失亦不很大。
遠離戰爭近風月。在不知不覺中，趙黛莉身邊出現了男士身影。這是一位寧波人，姓張，銀行高級職員，說一口海味兒國語，不知道他和主辦銀行的寧波幫是哪一層關係，反正他在蘭州這邊還擔任了職務，做一名副經理。我們不妨管他叫張君好了。
像許多上海男士一樣，這位張君很會體貼人，不僅在銀行業務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藝，能夠吹拉彈唱，演奏手風琴，此外還懂得一些醫學，注重保養。張君長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絕不同於一般的上海小開。
張君出現在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之間，成為少女眼前一道鮮麗彩虹。
張君對黛莉產生了深深愛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場大西北之戀就這樣開始了。這並不意外，人們祝願他們美滿幸福。他們也慶幸自己，在遙遠的陽關外，居然找到了愛情。
遠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這個時期與蕭珊結合於貴州的。
張君和黛莉相互支撐著，共同走完了抗戰勝利之前那段勞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奪取了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他們舉杯歡慶、徹夜不眠，他們在歌聲裏憧憬未來，籌劃告別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榮的上海安家去。
一場悲劇即將來臨。在往昔歲月裏，黛莉曾經痛苦地體驗過顛沛流離是何滋味，誰又能知嘵，更加漫長、艱難的顛沛流離，還在後邊。
1946年，四明銀行總部從重慶遷返上海。張君奉調返滬，榮任新職。
當初，張君孤身一人遠赴蘭州，現在勝利返滬，竟多了嬌妻黛莉，變成了夫婦二人。不，黛莉已經懷孕數月，腹中小生命時呈動態。家子前去上海，應是三口人了。這個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們麵前——話到此處，趙健女士微微苦笑，悵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輾轉車船，鞍馬勞頓。雖說疲累，黛莉依然高興，她從沒有去過大上海，她隻是在八年前，與那裏一位著名怍家有過書信往來。她要對上海高聲說：美麗的黃浦江，我來了！而張君卻一反常態，身心不展，整日裏鬱鬱寡歡，很少言語，仿佛在為生計發愁，又不大像。
不論是喜劇還是悲劇，那大幕遲早總要拉開。
這是一場悲劇，無可救藥。
誰能想得到，張君在上海，竟有一個不可顛覆的家庭存在！說起來，張君從小到大，從讀書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顧。如今，張君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財主”，舅舅自然歡喜，並且心存依賴，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寶貝女兒，已經苦等張君多年。張君心頭似有似無，不到跟前也重視不起來。要說張君長期隱瞞黛莉，似乎也並不公平，因為張君並未與這位“大老婆”生活過一天。張君或許以為，此次返瀘，無非大鬧一場，把那個家族舊婚姻否掉罷了，然而舅舅一家絕不允許他這麽幹。人家早已將生米煮成了熟飯，這不，非但不能離婚，更將弟弟家一名少兒也帶入新居，要一塊過日子。對於黛莉，他們也許覺得，張君不過是領回一位讀書女子，這妮子在上海無根無勢，她能怎麽著？要麽你屈尊做個二房，日子也得過，要麽你卷鋪蓋走人，去當獨立新女性，誰也不會攔著。
麵對這樁難纏婚事，實實將黛莉氣了個半死。繼而，張君抗不過族親舊勢，又表現出種種軟弱來。黛莉欲哭無淚，她萬萬不能料到，自己從小讀新書，思背叛，離家族，爭自由，反男權，求獨立，到頭來，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權中心這汙黑泥潭之中。仰天長嘯，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難上加難。有人會說，這是舊中國特有的女性悲劇。而這種說法太簡單了，此類悲劇僅僅是那時的中國所特有嗎？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將何其漫長。
趙黛莉，這位熟讀巴金怍品的知識女性，此時此刻顯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氣。她絕不會向一個老舊家族低頭妥協，她堅決不做一名衣食無憂的二房太太。
黛莉與張君長談無效，決計離開上海灘，重踏流浪路。盡管她身懷趙健，已經有五個月了。她往哪裏走？她往何處去？
她誰也不熟識，隻能調頭複返來時路，再度投奔甘肅天水姐姐家。
這位張君，情知黛莉腹中懷著自家孩子，那是見證他們曾經相愛的果實，卻拿不出任何辦法來。張君哽咽著表示：你決計要回甘肅，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輾轉車船，鞍馬勞頓。來時全家愛意濃濃，走時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車到天水近黃昏，張君昏頭漲腦住進了旅驛。黛莉獨自一人，向姐姐家中躑躅而去。
姐姐趙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聽一聽悲涼傾訴，當場發出一聲山西女性傳之久遠的淒厲尖叫。她轉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張君，要討個說法：南蠻子，你憑什麽這樣！張君沮喪亂語，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麽。在中國，任何一場由倫理道義、新舊理念引發的爭端事件，初始十分嚴肅，到結尾時，終將演變為某種經濟形式的補償。趙巧生怒斥張君，談判說理，結果也無非如此。雙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費用，末了，張君答應每月補償50塊大洋，給夠五個月拉倒。
趙巧生再索要，張君說，沒了，我手邊隻帶了這麽些錢。以後？那可說不好，看情況盡力吧。
無奈間，張君與黛莉這段姻緣，就此算是了斷。可歎斷了婚姻，卻斷不了永遠的哀痛。黛莉從此終生未嫁。她獨自一人，苦苦把趙健帶大，母女倆至今相依為命。
而趙健本人，一輩子也沒見過親生父親。
可歎斷了婚姻卻斷不了永遠的哀痛。黛莉從此終生未嫁。她獨自一人，苦苦把趙健帶大。
趙健並不是生在天水。當時，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將天水紡織廠的資金轉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趕赴上海，辦理諸多事項。姐姐要遠行，妹妹要生育，卻無人照料。又是無奈間，姐妹倆想到，西安還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趙菊生，生活比較穩定。匆匆忙忙，黛莉跟著姐姐，艱難地去了西安，投奔趙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趙健出生在西安一家醫院裏，堂姐趙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遷往上海時，路經西安，遂將黛莉母女倆帶往上海而去。
怎麽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戰後許多民族資本家紛紛轉往上海發展，並且確實迎來過一段黃金時光。
黛莉始終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為什麽總是離不開太原，西安、甘肅、上海這四個地方？又為什麽，總是離不開家族關係網？這不，巧生、梅生姐妹倆，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寧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麵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銀行新任董事長。拐了這麽大一個彎兒，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銀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幾件舊衣服，領著一個小姑娘，其餘什麽也沒有連最小的房產也沒有，我當然不是資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應該再找張君，算他一筆賬，妹妹黛莉堅決製止，她要依靠自己，勞動生活。
鬥轉星移，風雲輪轉。收音機裏，傳來山西、河北、山東和東北農民們那激昂的口號聲，鬧土改、鬧翻身，一個“鬧”字，便知這口號動靜極大而又殘酷無情，使得趙、南兩家三代人，心魄顫抖，不知所措。緊接著，又相繼傳來中共大軍在華北、東北，在平津以及全國各個戰場上，不斷奪城鏟地，向長江推進，取得大勝的消息。每一天的廣播，都以極其強大的力量，震撼著無數上海資本家們那顆恐懼的心。
四明銀行原本經營法幣，眼下，突然改換成整卡車的金圓券了。要說點票子，任是神仙也點不過來。這分明是遮蓋不住的敗相，大敗相啊。
1949年初夏，從四麵八方傳來隆隆炮聲。中共大軍突破長汪，占領南京。黛莉周邊形形色色的人物，驚恐地高叫：解放軍奉莩鉍而黛莉卻很平靜，她甚至懷有極大欣喜。采訪中，老入擒軍有什麽可怕？他們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軍呀！老人說：當時，我看了《共產黨宣言》，從而知道了，資本家必須有資本，資本大了才叫資本家，資產階級必須有資產，資產大了才會形成階級，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幾件舊衣服，領著一個小姑娘，其餘什麽也沒有，連最小的房產也沒有，我當然不是資本家，肯定不是！我一無所有，我是普通銀行雇員，我怕什麽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細雨中，黛莉和銀行同伴們一起，走上街頭，熱烈歡迎共產黨軍隊開進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時間，黛莉最熱愛的巴金先生，也身處歡迎“共軍”的人群中，同時同地觀看著這支雄奇部隊入城。他們沒有相互遇見對方，或者說，即使相遇，也很難相識。是的，巴金從未見過黛莉，也沒有見過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經成為一名將近三十歲的少婦了。想一想，十幾載春秋逝去，她那說不清道不明的人生曆程，加上家族父輩的所作所為，又怎樣向先生訴說？
人們歡笑著。小趙健三歲了，在人群裏跟著大人唱歌。打開《巴金全傳》，陳丹晨先生寫到了這個場景，“人們用新奇而親切的眼光注視和歡迎這些穿著褪了色的黃軍衣的戰士的身影……巴金和黃裳也在街頭和人們一起觀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軍”。黛莉女士在這歡迎的人群中並不顯眼。這場景使人長思：中國舊勢力曾經萬般強大，現實無比嚴酷，而在幾十年浴血苦鬥中，無政府主義革命者卻顯得軟弱無力。他們，與共產黨人鋼鐵般的組織紀律和不同時期卓有成效的方針戰略，簡直無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分析，“五四”前後蜂起於各地的幾十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因其組織渙散，思想行動不一，先後解散了。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許多人，也逐漸分化轉向，或投靠國民黨，或加入共產黨，或離開政治舞台，少數堅持者退而從事鄉村教育——“對於巴金來說，自己要走的那條本來就模糊虛幻的實際鬥爭道路，在現實中難以走通，執著的信仰和倔強的性格，使他既恥於與國民黨合作，也難以步入治學或經商之道。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種種弱點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願選擇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這是一段頗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願選擇新的革命道路”一語，包涵內容太豐富了。
解放軍挺進上海，民族資本家紛紛退卻。四明銀行原有巨額“官股”，一夜之間，即被新政府收歸公有，不容爭辯。銀行家們開始大量裁員，四明銀行一次辭退雇員六十餘人。這其中，也有普通勞動者趙黛莉。怎麽辦？黛莉老人回憶說：我挺身而出，對大家說，我們不能就這樣散去，要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鬥爭下去。當時，黛莉照著巴金著作，模仿著寫出一份《告全體雇員書》，帶領大家堅持上下班，向資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帶頭領導雇員們前往上海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銀行高層，不得隨意解雇員工。很遺憾，市政府答複說，四明銀行是一家私營銀行，我們暫時不能多管其內務，同時又熱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願意，我們希望吸收你一道參加革命工作，我們可以介紹你到一家新單位去上班，我們很需要你這樣的人！本來，這機會十分難得，黛莉卻考慮到，雇員們尚在困難中，自己豈能隻顧個人，一走了之？她沒有答應這個建議，失去了這一寶貴機會。最後，黛莉領了銀行三個月薪金，人家說是遣散費，再無別的辦法。於是，她帶著小趙健，拖著極度疲累的雙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邊。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絕大部分資產，全部歸公，所剩無幾。
在上海，原有眾多山西老板經營著貿易公司，內中多有趙家老戶，現在，眼看著生意不好做，共產黨打擊投機，管製甚嚴，一俟京滬鐵路恢複通車，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銀包裹，迅速返鄉而去。
―趙家姐妹的“劍橋”父親，隻能留在甘肅，做個老老實實的教書匠，哪裏還敢回到內地來？
寧武老家，隻剩下了趙家老奶奶，最後亦逃往太原，逝於1949年的動蕩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號大院，匆匆轉讓給山西兵工廠。就是在這時，黛莉三哥轉告她，原先留下的許多書籍信件，都統統燒掉了。
趙黛莉二哥，留學日本，眼下也滯留在那裏，一時回不來，直到1954年，通過紅十字會接應，始離日歸國。
一一趙家姐妹無路可走，慌不擇路。匆匆之間，從上海倉皇奔赴北京，暫時投靠南桂馨、傅作義等長輩們，看看怎樣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為標誌，一場巨大變遷，給趙氏家族帶來根本性的動蕩，異常劇烈。歎世態無情，形勢如此，大家夥兒好自為之，各奔前程吧。
話說到這裏，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時無語。趙黛莉，終歸不是林道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