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辦？自抗戰勝利後，趙廷雅、趙廷英以及所有趙氏宗族成員，他們逆勢而為，飽受唾罵，深感無可辯解。閻錫山不待見他們，國民黨懲處漢奸，而共產黨這廂，正在倚重各路軍事力量，大舉奪取全國政權。無論怎麽說，好事兒都輪不到這家人頭上。
一句話，趙家處境艱辛，閻錫山、國民黨、共產黨，都不會幫襯這一家族。
黛莉太難了。眼看著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難以為繼，全家竟無立錐之地。於是，趙家上百口親友，向著東南西北11個省市，四麵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帶著小趙健，淒淒惶惶。
思來想去，總要依靠兩隻手，勞動工作度光陰。上海傷心地，北京謀生難，太原不能待，西安怎麽樣？黛莉決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趙菊生。自那年暫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與堂姐情義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著小趙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見堂姐菊生，二人悲從中來，相擁而泣。唔，煢哀苦獨，形影孤淒，幼兒寡母，最是可憐。趙菊生一邊安撫堂妹，一邊拜托各位山西老鄉，要為黛莉母女奔走一個飯碗。
說來頗為奇特。堂姐趙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級老鄉一中共早期大樹特樹的工業勞模趙占魁。說來話長，這位老英模係山西定襄人，抗戰中在延安兵工廠搞鑄造，一個心眼踏實苦幹，為人憨厚樸實。當初，蔣介石號令圍攻陝甘寧邊區，中共猛將賀龍身為邊區聯防總司令，特命所屬溫家溝兵工廠，緊急製造十萬顆手榴彈，裝備部隊禦敵。未料兵工廠工會幹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問題，並反對十小時工作製，說不好就要罷工。狄等要求延安軍政當局給予工人以相應補償，構成中共局部執政時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這還得了！賀龍差一點兒就要槍斃狄德建了。延安軍政一麵嚴懲狄等毫不留情，一麵在工人中樹立典型模範，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樣力量解決複工難題。延安《解放日報》熱烈地報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趙占魁踏實肯幹的事跡。毛澤東當即將這一典型放置到一個戰略性高度予以推廣。農村學習吳滿有，工廠學習趙占魁，太行學習李順達，軍隊學習張思德，幹部學習白求恩。後來，又加上青年學習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少年學習劉文學，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最著名者當然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總之，要以典型帶一般，把人民話語集中起來，把人民思想統一起來，把人民行動組織起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都要樹立一個或幾個乃至多個光輝榜樣，推廣為普通群眾跟黨走的新坐標和參照係。要說總體效果，當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別好。
這一次大敵當前，毛澤東關於學習趙占魁的指示，相當堅決，不留餘地。當時，毛澤東看了《解放日報》報道後，親自給中央職委書記鄧發打電話說：“獎勵趙占魁這件事做得很好，這不是獎勵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邊區和其他根據地提高生產、改進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時我聽你們說，要找斯達漢諾夫，趙占魁同誌就是中國式的斯達漢諾夫。你們要把他的優點總結起來，樹立標兵，推廣到各工廠和生產單位去。”從此，一場“學習趙占魁運動”，在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49年後，趙占魁毫無疑問地成為全國首批勞動模範，並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參加了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曆任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趙占魁榮任西北總工會和陝西省總工會副主席，實職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副部長。直到六十年以後的今天，中華全國總工會評選六十位“新中國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借此助推大型國慶紀念活動，趙占魁依然榮列其中。
趙占魁生於1896年，逝世於197年8月6日。那麽，這麵老資格的“工人旗幟”，與黛莉母女之命運有甚關係？
趙占魁的事跡，當年在西北黨政軍以及社會各界家喻戶曉。但是，人們隻知道他不辭勞苦為黨工作的一麵，卻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於山西民族資本家早期企業，先在山西兵工廠所屬銅圓廠學習翻砂鑄造，技術日趨成熟，又在同蒲鐵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間傳統的忠厚信義，所接受的訓練又屬幹尊師如父理念，常與一些山西資本家打交道。說起來，那時候，廠主與工人之間的關係很好，是相當愉快和諧的。
198年，日軍侵占山西同蒲鐵路，趙占魁逃亡下崗，一直走到延安來。如今，趙占魁既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局擔任實際職務，那麽，山西老鄉趙菊生，並不費太大工夫，便輾轉相托，很快與趙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鄉互動聯係。於是，西北勞動局副局長趙占魁，熱情地介紹小老鄉趙黛莉，到西北勞動局機關上班，做了一名會計，而且待遇不低。其間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難處。
讓我們整理一下思路：趙占魁來到延安時，已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人，他實在算不上一名激進的革命鬥士，隻是遵循廠規，忠厚待人，靠一身技術立足，重在養家糊口，後來做了官員，眼見得山西小老鄉有困難，孤兒寡母，他不會見死不救。一種古老的傳統義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發揮作用，能幫人時，盡量相幫。據趙健回憶，直到近些年，母親與趙占魁親屬仍有相互來往，母親一生都非常感謝趙叔一家人。
這簡直有點兒“階級鬥爭熄滅論”了。是的，所謂階級鬥爭，在中國民間社會裏，並非時時刻刻呈現著尖銳狀態。倘若時時尖銳難當，試問禮儀邦國何在？傳統善德何在？仁者愛人何在？濟貧扶困何在？兩大階級殊死鬥爭千百年，缺失了和諧，這學說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這樣參加了共產黨革命工作。她在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大院裏，上班去勞動局，下班孤身一人，帶著一個小女孩，和那些剛剛打下江山的工農革命家們一道，學文件、吃食堂，竟也有過一段快樂時光。遺憾的是，這位富家小姐，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共黨組織任何訓練，也毫不熟悉黨組織周邊早已集體化、苦難化的火熱鬥爭生活，她的存在，顯得十分另類。比如，革命女同誌常常穿著隊伍裏發下來的灰色服裝，或舊軍衣或“列寧裝”，褲腿肥大，布質粗糙，形式單一，有人腰紮武裝帶，有人帶著小手槍，而黛莉卻常常把旗袍穿了起來，乃至髙跟皮鞋、長筒絲襪、彩色發帶等，時在解放區晴朗的天空下亮相。這不是資產階級，又是什麽階級？加上她那複雜多事的家庭背景，還有她流落南北曾經從業於國統區的人生經曆，這一切，簡直令革命者無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戰士們那戰鬥型審美觀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輩趙占魁介紹來的，如果不是有這位“英雄老鄉”罩護著，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敵人陣營中去了，至少，也打你個“國民黨特務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撤銷。黛莉先後任職於陝西省勞動局、西安交通大學、省交通廳下屬汽車配件公司等單位。
黛莉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她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在那個嚴酷年代，任何人都無法逃脫沒完沒了的政審。據黛莉老人回憶，光她知道和配合過的“寧武外調”，至少有過十八次到二十次。萬幸者，她僅僅在太原讀過書，在寧武並沒有生活過，又從未參加過國民黨或閻錫山的任何組織，因此每次運動，每次審幹，每次調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態勢下，勉強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趙健賴以生存的工資來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級會計之職，每月工資七十元左右。這在許多人看來，一老一小母女倆，掙這個數目的錢，本身就近乎罪惡，許多人把這娘兒倆嫉恨得要死。據女兒趙健說：1965年前後，經濟形勢緩解一些了，母親除了喜歡讀書看報，還喜歡獨自一人穿戴整齊去逛一逛百貨商場，有時當作散步，一逛好長時間。她當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點。這是什麽人才有的習慣？貧下中農和城市貧民們，絕不這樣做！堅決反對這樣做！
一場接一場的大運動，人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與其說是査她政治，不如說是妒她經濟，或者說，在完全公有製的條件下，政治命運和經濟待遇兩者簡直不可分開，幾乎是同一場鬥爭。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殘酷性，總是很自然地側重於政治傾向和幫派集團的鬥爭，更重視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容易忽視經濟利益因素。事實上，運動中兩大派，拚殺到你死我活而絕不罷休，與高度公有製條件下每個人的經濟利益相關至密。誰若輸了，對立派必將扣發工資，你們全家就艱難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發陣容，幹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實經濟補償，而並非糾正什麽“思想路線”。同理，“文革”運動也是公有製條件下的產物，其殘酷程度，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是攪在一起的。
趙黛莉母女倆，在長期運動中，尚且能夠相擁喘息活下來，全憑這份工資了。令人感慨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年輕時不參加任何組織，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事實上，黛莉後來已經被當作真正的“特務嫌疑”而被控製著，這相當可怕。遙想當年，國民黨在貴州、雲南、重慶、湖南、廣西、浙江、福建等統治區，大力推行多項組織活動，高喊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等口號，許多青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三青團”或者“青年軍”組織。這事兒放在1949年以後，隨時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難逃牢獄之災，多年勞動改造更是常見的事。
趙健深有慘痛記憶：同學們集體看罷電影《智取華山》，很快將趙母黛莉當作影片中女特務的翻版。事雖荒唐，卻極痛苦，以至於別人打罵欺負，將其當作特務女兒來對待，仿佛這一切並非聯想，而是現實，而是果真。
長期政審上下歧視，尚且不曾將人揪出來再三批鬥，一旦1966年大風暴席卷而至，則完全撕去了一切麵紗。西安古城，批鬥打砸日趨瘋狂。試想，在那場運動中，千千萬萬老革命，無數根紅苗正之人，尚且難逃厄運，又何況種種“牛鬼蛇神”？批鬥趙黛莉，更是家常便飯，不死也脫三層皮。老人回憶說，某次批鬥會上，有一位挨鬥職員因一點點小事，被暴打在地，連續者三，結果，第三次栽倒後，再也爬不起來，此人被當場活活打死。凶手們迅速將其燒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亂拋撒到西安護城河裏，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鬥中，趙黛莉的宿舍連續被抄多遍，抄出來幾件旗袍或者好一點的衣服，幾條長筒絲襪，兩雙髙跟鞋，還搞了公開的“罪惡”展覽。最後，勉強收回來幾張老照片，早被人用紅筆打了叉，編號為5號、5號，其餘則被糟蹋殆盡。可歎西安紅衛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興、湖南道縣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許多群體虐殺“牛鬼蛇神”的地方來，算是輕的了。深懷仇恨的人們啊，你們到底要幹什麽？
黛莉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夠活下來，實在是個奇跡。
她什麽也不去多想，隻想到自己絕不能死，絕不能胡亂承認各種罪名，因為她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她要為女兒活下去。
黛莉從少女時代起，就心儀自由，向往革命，追求進步''，崇尚獨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一切，竟換來如此悲涼的結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備受淩辱，九死一生。更有許多大小知識分子、優秀作家死於非命。唔，還是那句話：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
屋子裏漸漸暗下來，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時複欷戯，黛莉的人生命運令人心潮難平：七十餘載，風雨摧襲，世事迭變，時運多舛，她孤獨無助，步履維艱，但她不軟弱屈從。她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趙瑜觀賞黛莉章士舊相冊。
她的身上涵蓋著更真切的曆史。
是的，黛莉終生未嫁。趙健也從未見過親生父親。
亂世佳人啊。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舊信，那麽，當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還幸存於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遺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還是向趙家母女提出了這個問題“母女倆在沉默中搖搖頭，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風雨過去，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於巴金研究者們，今後留心吧。
經母女倆同意，我從趙家相冊中抓緊翻拍了一些舊照片。要想把這個故事更完善地講給和平年代的讀者們，還需圖文並茂，以利幹和大家一起，共同尋找巴金的黛莉。
趙徤就職於西安建設銀行，直至退休。西安城裏，河南籍市民不少，趙健年輕時嫁給了一位實實在在的河南人，然後又生一女。這位女兒，我們都沒有見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劇，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別黛莉母女，下得樓來，整個西安古城車流滾滾，華燈萬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邊一個乞討者拉著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調《走進新時代》。燈光繚亂處，行人步如飛。
1964年秋，巴金先生應山西作家邀請，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風遊曆。不知他是否憶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坡子街0號”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經與他往往來來寫了一些信，說了許多話？這一切，竟不可考。
近來有報道說，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顆小行星，正遨遊在浩瀚無拫而朦曨迷茫的宇宙間。我由此聯想，一位中國作家，曆盡苦難，他終幹徹底獲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祝福他們吧，熱愛自由的人們。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續）
一句話，趙家處境艱辛，閻錫山、國民黨、共產黨，都不會幫襯這一家族。
黛莉太難了。眼看著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難以為繼，全家竟無立錐之地。於是，趙家上百口親友，向著東南西北11個省市，四麵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帶著小趙健，淒淒惶惶。
思來想去，總要依靠兩隻手，勞動工作度光陰。上海傷心地，北京謀生難，太原不能待，西安怎麽樣？黛莉決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趙菊生。自那年暫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與堂姐情義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著小趙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見堂姐菊生，二人悲從中來，相擁而泣。唔，煢哀苦獨，形影孤淒，幼兒寡母，最是可憐。趙菊生一邊安撫堂妹，一邊拜托各位山西老鄉，要為黛莉母女奔走一個飯碗。
說來頗為奇特。堂姐趙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級老鄉一中共早期大樹特樹的工業勞模趙占魁。說來話長，這位老英模係山西定襄人，抗戰中在延安兵工廠搞鑄造，一個心眼踏實苦幹，為人憨厚樸實。當初，蔣介石號令圍攻陝甘寧邊區，中共猛將賀龍身為邊區聯防總司令，特命所屬溫家溝兵工廠，緊急製造十萬顆手榴彈，裝備部隊禦敵。未料兵工廠工會幹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問題，並反對十小時工作製，說不好就要罷工。狄等要求延安軍政當局給予工人以相應補償，構成中共局部執政時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這還得了！賀龍差一點兒就要槍斃狄德建了。延安軍政一麵嚴懲狄等毫不留情，一麵在工人中樹立典型模範，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樣力量解決複工難題。延安《解放日報》熱烈地報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趙占魁踏實肯幹的事跡。毛澤東當即將這一典型放置到一個戰略性高度予以推廣。農村學習吳滿有，工廠學習趙占魁，太行學習李順達，軍隊學習張思德，幹部學習白求恩。後來，又加上青年學習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少年學習劉文學，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最著名者當然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總之，要以典型帶一般，把人民話語集中起來，把人民思想統一起來，把人民行動組織起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都要樹立一個或幾個乃至多個光輝榜樣，推廣為普通群眾跟黨走的新坐標和參照係。要說總體效果，當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別好。
這一次大敵當前，毛澤東關於學習趙占魁的指示，相當堅決，不留餘地。當時，毛澤東看了《解放日報》報道後，親自給中央職委書記鄧發打電話說：“獎勵趙占魁這件事做得很好，這不是獎勵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邊區和其他根據地提高生產、改進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時我聽你們說，要找斯達漢諾夫，趙占魁同誌就是中國式的斯達漢諾夫。你們要把他的優點總結起來，樹立標兵，推廣到各工廠和生產單位去。”從此，一場“學習趙占魁運動”，在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49年後，趙占魁毫無疑問地成為全國首批勞動模範，並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參加了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曆任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趙占魁榮任西北總工會和陝西省總工會副主席，實職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副部長。直到六十年以後的今天，中華全國總工會評選六十位“新中國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借此助推大型國慶紀念活動，趙占魁依然榮列其中。
趙占魁生於1896年，逝世於197年8月6日。那麽，這麵老資格的“工人旗幟”，與黛莉母女之命運有甚關係？
趙占魁的事跡，當年在西北黨政軍以及社會各界家喻戶曉。但是，人們隻知道他不辭勞苦為黨工作的一麵，卻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於山西民族資本家早期企業，先在山西兵工廠所屬銅圓廠學習翻砂鑄造，技術日趨成熟，又在同蒲鐵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間傳統的忠厚信義，所接受的訓練又屬幹尊師如父理念，常與一些山西資本家打交道。說起來，那時候，廠主與工人之間的關係很好，是相當愉快和諧的。
198年，日軍侵占山西同蒲鐵路，趙占魁逃亡下崗，一直走到延安來。如今，趙占魁既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局擔任實際職務，那麽，山西老鄉趙菊生，並不費太大工夫，便輾轉相托，很快與趙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鄉互動聯係。於是，西北勞動局副局長趙占魁，熱情地介紹小老鄉趙黛莉，到西北勞動局機關上班，做了一名會計，而且待遇不低。其間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難處。
讓我們整理一下思路：趙占魁來到延安時，已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人，他實在算不上一名激進的革命鬥士，隻是遵循廠規，忠厚待人，靠一身技術立足，重在養家糊口，後來做了官員，眼見得山西小老鄉有困難，孤兒寡母，他不會見死不救。一種古老的傳統義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發揮作用，能幫人時，盡量相幫。據趙健回憶，直到近些年，母親與趙占魁親屬仍有相互來往，母親一生都非常感謝趙叔一家人。
這簡直有點兒“階級鬥爭熄滅論”了。是的，所謂階級鬥爭，在中國民間社會裏，並非時時刻刻呈現著尖銳狀態。倘若時時尖銳難當，試問禮儀邦國何在？傳統善德何在？仁者愛人何在？濟貧扶困何在？兩大階級殊死鬥爭千百年，缺失了和諧，這學說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這樣參加了共產黨革命工作。她在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大院裏，上班去勞動局，下班孤身一人，帶著一個小女孩，和那些剛剛打下江山的工農革命家們一道，學文件、吃食堂，竟也有過一段快樂時光。遺憾的是，這位富家小姐，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共黨組織任何訓練，也毫不熟悉黨組織周邊早已集體化、苦難化的火熱鬥爭生活，她的存在，顯得十分另類。比如，革命女同誌常常穿著隊伍裏發下來的灰色服裝，或舊軍衣或“列寧裝”，褲腿肥大，布質粗糙，形式單一，有人腰紮武裝帶，有人帶著小手槍，而黛莉卻常常把旗袍穿了起來，乃至髙跟皮鞋、長筒絲襪、彩色發帶等，時在解放區晴朗的天空下亮相。這不是資產階級，又是什麽階級？加上她那複雜多事的家庭背景，還有她流落南北曾經從業於國統區的人生經曆，這一切，簡直令革命者無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戰士們那戰鬥型審美觀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輩趙占魁介紹來的，如果不是有這位“英雄老鄉”罩護著，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敵人陣營中去了，至少，也打你個“國民黨特務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撤銷。黛莉先後任職於陝西省勞動局、西安交通大學、省交通廳下屬汽車配件公司等單位。
黛莉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她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在那個嚴酷年代，任何人都無法逃脫沒完沒了的政審。據黛莉老人回憶，光她知道和配合過的“寧武外調”，至少有過十八次到二十次。萬幸者，她僅僅在太原讀過書，在寧武並沒有生活過，又從未參加過國民黨或閻錫山的任何組織，因此每次運動，每次審幹，每次調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態勢下，勉強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趙健賴以生存的工資來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級會計之職，每月工資七十元左右。這在許多人看來，一老一小母女倆，掙這個數目的錢，本身就近乎罪惡，許多人把這娘兒倆嫉恨得要死。據女兒趙健說：1965年前後，經濟形勢緩解一些了，母親除了喜歡讀書看報，還喜歡獨自一人穿戴整齊去逛一逛百貨商場，有時當作散步，一逛好長時間。她當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點。這是什麽人才有的習慣？貧下中農和城市貧民們，絕不這樣做！堅決反對這樣做！
一場接一場的大運動，人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與其說是査她政治，不如說是妒她經濟，或者說，在完全公有製的條件下，政治命運和經濟待遇兩者簡直不可分開，幾乎是同一場鬥爭。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殘酷性，總是很自然地側重於政治傾向和幫派集團的鬥爭，更重視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容易忽視經濟利益因素。事實上，運動中兩大派，拚殺到你死我活而絕不罷休，與高度公有製條件下每個人的經濟利益相關至密。誰若輸了，對立派必將扣發工資，你們全家就艱難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發陣容，幹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實經濟補償，而並非糾正什麽“思想路線”。同理，“文革”運動也是公有製條件下的產物，其殘酷程度，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是攪在一起的。
趙黛莉母女倆，在長期運動中，尚且能夠相擁喘息活下來，全憑這份工資了。令人感慨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年輕時不參加任何組織，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事實上，黛莉後來已經被當作真正的“特務嫌疑”而被控製著，這相當可怕。遙想當年，國民黨在貴州、雲南、重慶、湖南、廣西、浙江、福建等統治區，大力推行多項組織活動，高喊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等口號，許多青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三青團”或者“青年軍”組織。這事兒放在1949年以後，隨時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難逃牢獄之災，多年勞動改造更是常見的事。
趙健深有慘痛記憶：同學們集體看罷電影《智取華山》，很快將趙母黛莉當作影片中女特務的翻版。事雖荒唐，卻極痛苦，以至於別人打罵欺負，將其當作特務女兒來對待，仿佛這一切並非聯想，而是現實，而是果真。
長期政審上下歧視，尚且不曾將人揪出來再三批鬥，一旦1966年大風暴席卷而至，則完全撕去了一切麵紗。西安古城，批鬥打砸日趨瘋狂。試想，在那場運動中，千千萬萬老革命，無數根紅苗正之人，尚且難逃厄運，又何況種種“牛鬼蛇神”？批鬥趙黛莉，更是家常便飯，不死也脫三層皮。老人回憶說，某次批鬥會上，有一位挨鬥職員因一點點小事，被暴打在地，連續者三，結果，第三次栽倒後，再也爬不起來，此人被當場活活打死。凶手們迅速將其燒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亂拋撒到西安護城河裏，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鬥中，趙黛莉的宿舍連續被抄多遍，抄出來幾件旗袍或者好一點的衣服，幾條長筒絲襪，兩雙髙跟鞋，還搞了公開的“罪惡”展覽。最後，勉強收回來幾張老照片，早被人用紅筆打了叉，編號為5號、5號，其餘則被糟蹋殆盡。可歎西安紅衛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興、湖南道縣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許多群體虐殺“牛鬼蛇神”的地方來，算是輕的了。深懷仇恨的人們啊，你們到底要幹什麽？
黛莉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夠活下來，實在是個奇跡。
她什麽也不去多想，隻想到自己絕不能死，絕不能胡亂承認各種罪名，因為她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她要為女兒活下去。
黛莉從少女時代起，就心儀自由，向往革命，追求進步''，崇尚獨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一切，竟換來如此悲涼的結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備受淩辱，九死一生。更有許多大小知識分子、優秀作家死於非命。唔，還是那句話：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
屋子裏漸漸暗下來，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時複欷戯，黛莉的人生命運令人心潮難平：七十餘載，風雨摧襲，世事迭變，時運多舛，她孤獨無助，步履維艱，但她不軟弱屈從。她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趙瑜觀賞黛莉章士舊相冊。
她的身上涵蓋著更真切的曆史。
是的，黛莉終生未嫁。趙健也從未見過親生父親。
亂世佳人啊。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舊信，那麽，當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還幸存於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遺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還是向趙家母女提出了這個問題“母女倆在沉默中搖搖頭，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風雨過去，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於巴金研究者們，今後留心吧。
經母女倆同意，我從趙家相冊中抓緊翻拍了一些舊照片。要想把這個故事更完善地講給和平年代的讀者們，還需圖文並茂，以利幹和大家一起，共同尋找巴金的黛莉。
趙徤就職於西安建設銀行，直至退休。西安城裏，河南籍市民不少，趙健年輕時嫁給了一位實實在在的河南人，然後又生一女。這位女兒，我們都沒有見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劇，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別黛莉母女，下得樓來，整個西安古城車流滾滾，華燈萬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邊一個乞討者拉著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調《走進新時代》。燈光繚亂處，行人步如飛。
1964年秋，巴金先生應山西作家邀請，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風遊曆。不知他是否憶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坡子街0號”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經與他往往來來寫了一些信，說了許多話？這一切，竟不可考。
近來有報道說，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顆小行星，正遨遊在浩瀚無拫而朦曨迷茫的宇宙間。我由此聯想，一位中國作家，曆盡苦難，他終幹徹底獲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祝福他們吧，熱愛自由的人們。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續）